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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炳三、刘莉:章开沅先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二十年

徐炳三、刘莉:章开沅先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二十年

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是一个集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为一体的著名科研机构。中心以中国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为主要特色,通过建设并开放特藏中国基督教历史文献资源为海内外学者提供研究便利,通过学术会议、讲座报告、访问学人、项目合作等形式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通过招收硕博士研究生、举办讲习班、青年论坛等模式培养跨文化研究人才。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多次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论坛、讲座和讲习班,大批青年学人受其泽惠并在学界崭露头角。这个中心的创始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正是在章先生的扶持和引领下,中心才走过了不平凡的二十年,成为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旗帜和标杆。

一、章开沅先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之缘起

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诞生,源于章开沅先生深刻的学术洞见和宏阔的国际视野。章先生早年曾就读于著名的基督教高等学府金陵大学,在基督教史家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王绳祖、陈恭禄诸教授的指导下接触到纯正的西方文化,为他数十年后的跨文化研究种下了种子。先生在青年时代虽然未能走出国门,但辗转流徙、历经世变,对于时代变迁和中外变局有着深刻的体察,他始终认为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1979年章先生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人访问了美国和日本,1980年代又数度赴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参加学术会议,1990年8月至1994年间则赴美国、法国、韩国、日本、台湾等地访学任教。这些出访活动开阔了先生的视野,重启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跨文化学术追求。

早年的读书经历使章开沅先生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情有独钟。近代西方基督教会先后在华创办了16所教会大学,其中13所隶属新教教会,3所属于天主教会。1950年代这些教会大学并入其它高校,从此在中国大陆绝迹。教会大学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但长期以来因其帝国主义背景而历经挫折。早在1920年代教会大学就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成为众矢之的,1949年以后更是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而长期遭到批判。教会大学研究自然成为一个长期冰封的领域,鲜有学者敢于涉足。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思想日益解放,但因长期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学界主流仍然视教会大学为西方列强的“文化租界”和“反动堡垒”。作为日后学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领路人的章开沅先生,遂成为大陆学界在该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早在1980年代,章开沅先生就萌生了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想法,曾多次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刘子健教授晤谈,探讨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方法。刘教授认为首要任务是深挖藏于大陆各地的教会大学档案。1985年春,刘子健教授与同事威尔逊教授(John Wilson)联袂来访,建议章先生立即开展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其理由有三:一是章先生曾在教会大学创办的金陵大学求学,而且目前工作的学校前身华中大学也属教会背景;二是章先生是历史学家,受过很好的史学训练,应当担此重任;三是章先生时任校长,不仅懂得专业,而且懂得管理,对整个学校的运作又多一点经验。三大理由可谓相当切实,章开沅先生当场同意了这一提议,于是决定从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大学档案入手,争取收回湖北省档案馆所藏华中大学档案全宗。1986年初,经湖北省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综合室正式将这批档案收回保管。这批档案约800卷,包括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及一部分照片、图表,是研究华中大学的珍贵史料。章先生的弟子余子侠和马敏首先整理和利用了这批档案,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若干篇论文。

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刘子健教授等热心于研究教会大学史的友好人士,积极争取北美有关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的支持。1986年夏,刘子健教授的助手林蔚(Arthur Waldron)博士专程来汉,与章开沅先生以及华中师大从事华中大学档案整理的方燕、马敏、刘祖芬等磋商如何整理和利用这批档案。同年10月,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在纽约举行会议,刘子健、林蔚、威尔逊、鲁珍晞(Jessie G. Lutz)等约20名学者应邀参加,讨论了与大陆学者合作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关问题。1987年春,章开沅先生与从美国专程赶来的林蔚,以及来自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的20位中国学者,在四川大学召开一次小型工作会议,计划把国内有志于从事此项研究的学校与学者联络起来,并就如何加强此项研究作了初步规划与协调。1988年,章开沅赴美初步考察了13所教会大学史档案全宗,以及贝德士文献中《基督徒奋进在华五十年》的部分书稿,从而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和设想。

1989年6月,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此次盛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联合承办,林蔚、鲁珍晞、曾鉅生等四十余位海内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意义,表达了共同推进这一研究的心愿。这次研讨会开国内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风气之先,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里程碑。正如林蔚为会议论文集撰序时所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自80年代初勃兴的若干研究趋向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些研究趋向乃是中国与西方世界重新接触的合乎自然的结果。”在章先生的推动和影响下,两岸三地其它学术机构也多次召开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随着相关领域研究热度的增加,章开沅先生认为建立一个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实体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海内外友人和友好单位的帮助下,先生于1992年7月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1]该中心在国内属首创,挂靠于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百所基地之一的历史研究所。不久,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亚联董)向中心赠送了13所教会大学档案的缩微胶卷。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前后给予中心约30万美元资助,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大额捐款。早期研究者虽然只有章开沅、马敏、王奇生、何建明、李亚丹等寥寥几人,但力量非常精干,日后均成为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广泛搜集相关史料,进一步扩大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章开沅先生的引领下和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此后中国教会大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蔚然成风。

及至2001年,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已建成以基督教史研究收藏为特色的文献中心,并与海内外多家学术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推出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声誉。鉴于此,章开沅先生认为有必要将研究主题扩大,关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更为广泛、更为宏大的问题。就在此时,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以此为契机,先生于2001年12月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这一举措得到海内外相关科研单位的鼎力支持。研究中心得益于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优势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为核心,长期致力于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与学术活动。

二、章开沅先生为中心争取学术资源的不懈努力

中心成立后的头等大事是如何争取学术资源。章开沅先生明白,一个跨文化研究机构若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与资料补充,没有良好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互动,很难有效运转。先生为此奔波劳碌,付出艰苦努力。如前所述,美国的一些文化机构曾在资金、资料等方面对中心予以支持,其资助力度在中国相关领域前所未有,但是很少有人了解章先生在争取资助过程中付出的心血。1989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不久,章开沅先生应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联合邀请,赴美合作研究并任教达三年之久。期间先生殚精竭虑,与近代史所同仁筹划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并积极争取外援。

(一)学术资金的募集与争取

章开沅先生认为鲁斯基金会是争取经费支持的首选目标。鲁斯基金会的创始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著名的出版商,曾创办《时代周刊》、《财富》、《生活》三大杂志。他于1936年创办鲁斯基金会,并在1967年去世时将大部分财产捐给了基金会。鲁斯基金会主要拨款给艺术、神学、宗教、女性学等鲁斯家族感兴趣的领域,并长期支持增进亚太地区与美国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项目。先生认为鲁斯基金会的宗旨与中心项目相合,其雄厚的资金也足以支撑这一计划,遂于1992年初嘱咐马敏起草教会大学研究计划建议书。虽然基金会对华中师范大学印象良好,但由于申请资金的竞争者很多,想取得成功并非易事。章先生首先想到寻求亚联董和雅礼协会(Yale-China)的协助,这两个机构在历史上均与中国教会大学关系密切,并且与华中师大已有多年友好交流,其领导人在获悉章先生的新计划后都表示支持,愿意就此向鲁斯基金会大力推荐。该年6月,先生向上述机构口头报告了成立研究中心的设想,并起草文字材料,连同马敏的建议书一并寄给鲁斯基金会。8月先生收到回复,并得到鲁斯基金会主席Armstrong先生的致意。根据基金会建议,章先生要求马敏立即编制三年经费预算、拟定简单的中心报告、准备华中师大校长的批准函,直接寄给基金会副主席、中国项目部主任Terrill E.Lautz先生。章先生在美国交流期间的经费即来自于鲁斯基金会的支持,此前与Armstrong和Lautz两先生已经相识,他们均对章先生的学识和品格极为赞赏。因为中心此时尚未成立,而申请手续又不够完善,需要许多变通的处理办法,章先生为此向基金会作了大量的游说工作。

普林斯顿的林蔚博士对章先生争取鲁斯基金贡献良多。林蔚与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结识,先生1990年赴美前林蔚就热心帮忙安排食宿、讲学等事宜,两人长期合作研究,关系甚洽。得知章先生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向鲁斯基金会申请资助后,他立即从中斡旋,给予大力支持。林蔚曾是鲁斯基金会美方项目主要负责人,他的表态对基金会的决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原计划1993年在四川召开一次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而章先生建议将开会地点改为武汉,并将此次会议与华中师大90周年校庆结合,除讨论教会大学史外,还引入华中师大前校长韦卓民研究并举办校史展览,与此同时宣告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先生还建议邀请亚联董、雅礼协会、鲁斯基金会的负责人以及鲁斯的后人与会,以扩大学校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获取海外资助。林蔚博士欣然接受建议,终于在章开沅先生的主持下,华中师范大学在1993年10月召开“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者二十余人与会,亚联董和鲁斯基金会直接资助了此次会议。随后鲁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终于获批。此后十余年间,章先生创立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陆续获得鲁斯基金会约30万美元的资助,保证了中心的持续健康发展。

亚联董是章开沅为研究中心募集资源而力争援助的又一海外机构。亚联董全称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原系1922年中国的3所教会大学在美国成立的一个联合托事部。1949年这个联合董事会已经与中国13所知名高校建立了联系,但1951年后联系中断,1980年再度恢复。亚联董对中国多所大学的研究项目、人员培训和教师发展提供资助。章先生在美期间多次与亚联董成员沟通协调,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伊始,董事会即向中心捐赠了13所教会大学缩微胶卷档案全宗,这批档案蕴含丰富的资料,为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4年,章开沅先生以中心为平台,发起为期两周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讲习班计划,每期学员数十人。这一计划所需的不菲资金,同样系亚联董资助。这项资助一直延续到2008年,近150名青年学子受益。

欧美学术基金成熟的运作模式给章开沅先生以很大启迪,先生曾思考建立一个类似的公益组织,而华中师大社科处处长石挺和台湾历史学者王成勉也倡议建立一个以章开沅命名的公益组织,以支持中外文化研究与交流项目。先生素来不喜张扬,但出于推动学术发展的考虑,最终同意了这一倡议,“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由此诞生。2001年3月,中心教师何建明、刘家峰拟定基金章程,分别发往荷兰莱顿大学、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美国加尔文大学、韩国汉城长老会神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原大学等海内外联络单位,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与倾力相助。鲁斯基金会总裁和亚联董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致信表示支持,并承诺予以资金支持。同年10月,“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在华中师范大学正式成立,章开沅任名誉主席,裴士丹(Daniel Bays)、王成勉、吴小新等海内外学者为顾问。华中师大社科处首先捐资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章先生夫妇当即也捐资5万元,接着华中师大研究生处、外事处、《教育财会研究》杂志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机构及个人纷纷捐资。在极短的时间内,仅华中师大校内就筹资数十万元。基金成立的消息传开后,海内外许多著名机构、学者、教育界友好人士以及华中师大的一些校友纷纷捐资,十年间基金总额超过200万元。该基金的成立意义重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与基金名称相匹配的考虑。一方面基金为中心的发展提供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基金以中心为依托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活动。基金成立后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每年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华中师大讲学,十余年间邀请了数十位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这些讲座学者全部的学术活动都由研究中心筹备和安排,中心此后的各项重要活动背后也有基金的支持。鉴于基金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基金总额的增长,“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最终于2014年升级为“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这一基金会同样以中心为平台开展工作,为文化交流与研究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海外合作与资料建设

在争取资金的同时,章开沅先生非常重视研究中心与海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以获取其它方面的学术资源。比如成立于1984年的旧金山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该所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资助和文献建设于一体,其领域集中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尤其是早期在华耶稣会史研究。在章开沅先生的倡议与争取下,利玛窦研究所先后邀请中心的两位青年学者到该所访学交流,一位行政秘书到该所学习行政管理经验。该所还多次与中心合作举办学术会议,共同推出学术著作。此外,该所设有奖励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马爱德奖学金,中心每年都有学生获奖。再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这是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基督教研究机构。1995年初章开沅先生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受邀赴崇基学院讲学并展开合作研究,进一步加强了此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术联系,双方的合作走向常规化。此后中心的年轻学者数次应邀到该院访学、参加学术会议,崇基学院的学者也多次到中心访问和讲学。此外,双方还曾几度合作开展研究,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出版研究通讯,并合办2009年以来的4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崇基学院每年长达4周的“暑期学术交流课程”中,几乎每期都有中心学生的身影。除此,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建道神学院、台湾中原大学、台湾宇宙光人文机构、美国耶鲁神学院、英国牛津中华基督教研究院、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海内外著名科研机构均与中心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或联合办会、或相互访学、或资料共享、或学生交换,在章开沅先生的努力下,中心的声望日隆。

学术研究需要丰厚的文献作为基础,章开沅先生自1994年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就格外注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当时大陆该领域的资料尚未得到系统开发,章开沅先生高瞻远瞩,力求建设一个以中国基督教史收藏为特色的文献中心。1990年代先生访美期间,曾用几年时间爬梳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及特藏室的教会大学史档案和贝德士文献,并复印了大批文献装订成册,带回中心收藏。1994年亚联董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缩微胶卷档案全宗的捐赠,则奠定了研究中心初步的史料基础。在鲁斯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心陆续从英美等国购进大批在华基督教差会缩微档案、期刊和书籍。2001年中心的文献资料已经颇具规模,先生遂正式建立“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中心”。此后中心购买中英文著作和原始资料走向常态化,中国基督教史文献数量逐年增长。文献中心还添置了复印机、电脑、缩微胶卷阅读机等设备,为使用者提供便利。二十年间,海内外友人和友好单位也纷纷向文献中心施以援手,比如台湾王成勉教授提供了《真理与生命》、《真光》等重要教会期刊杂志的复印件,上海大学的陶飞亚教授提供了《教务杂志》全套光盘,四川大学的陈建明教授帮助复制了全套的《中国丛报》和《东传福音》,美国的郑国治博士夫妇通过北京溪水边书屋赠送500余册宗教著作,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台湾中原大学宗教所定期向中心寄送《宇宙光》、《汉语基督教学术评论》等期刊,韩国Korea Foundation向中心赠送了数箱韩文书籍……时至今日,文献中心所藏基督宗教为核心的图书达三千余册,期刊百余种,缩微胶卷二千多盒,并建立了网上数据库录入和检阅系统,成为中国大陆教会大学与中国基督教史文献搜集最系统、最集中、最有特色的单位之一。文献中心秉承服务社会的宗旨,自成立以来接待了大量海内外学者,为他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章开沅先生对中心学术研究的推动

中心成立二十余年来,主要贡献之一在于对中国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交流的推动,而这背后最有力的推手仍是章开沅先生。以2001年12月为节点,中心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时期,第二时段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时期。

(一)1992-2001年中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阶段

第一时段是章开沅先生直接参与和策划,以组织学术会议、推动合作研究为特征。这一时期中心承办的大型学术会议共有4次。中心成立后首次举办的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是1993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韦卓民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他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长,一生矢志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教育界、基督教界享有盛誉。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共20余人,包括美国格拉斯大学的鲁珍晞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梓明博士、武汉大学的邓晓芒教授等知名学者,中心教师马敏、李亚丹、周洪宇等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学者们分别从哲学、宗教、教育等方面对韦卓民先生学术思想进行了探讨,他们充分肯定了韦卓民作为基督徒和教育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盛赞他在教育、学术、宗教等方面的卓越贡献。章开沅先生因在台湾访学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但会议的策划、经费争取、具体安排以及后来论文集的出版,都是在先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95年10月,章开沅先生策划召开“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心成立以来第二次学术盛宴。来自美国、日本、台港和中国大陆的120余位学者提交了95篇论文,其中与教会大学和基督教教育相关的论文28篇。比起以往的研究,这些论文更注重实证与个案研究,学者们开始大量采择原始文献和一手数据,并且不再囿于民族主义的革命史框架。会议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如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教会大学的法学、医学教育,教会大学的师资、经费问题,教会大学的建筑特色,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征,教会大学与知识女性的成长等等,两篇论文专门讨论天主教辅仁大学。章开沅先生提交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一文,引起学界对贝德士文献的进一步关注。王奇生、马敏、周洪宇、何建明等中心同仁同样宣读了颇具学术分量的论文。这次会议的与会学者,如杨天宏、陶飞亚、李金强、秦和平、康志杰等等,大都成为此后二十年间跃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

1999年8月,“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这是中心承办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代表40余人参加了会议,著名美国学者鲁珍晞、意大利学者 Michele Fatica、台湾学者林治平以及大陆的罗志田、徐以骅、曾业英、史静寰、虞和平等诸教授莅会发言。章开沅先生和马敏教授主持了会议。传教士与近代科技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是这次学术研讨会中最引入注目的议题。与会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传教士是明清时期西方人来华的主体,他们采取传播科技的方式以达到传教目的,因此既要肯定传教士在科技传播方面的贡献,又不能过分拔高而忽略了其传教特质。以往学界主要是从教育史、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史,这次会议则着重探讨了其在近代科技传播史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角度比较独特新颖。另外,会议再次引发了颇值得哲学界、宗教学界、历史学界、科学界深思的宗教与科学关系问题的讨论,因而受到不同领域的关注。

2001年8月,中心联合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举办“基督宗教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是为中心组织的第四次大型学术会议。全国各地近40名专家学者与会,共发表论文30余篇,涉及“明清天主教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近代教案与保教权问题”、“近代基督教组织的本土化”、“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社会及文化的影响”、“教会教育”、“基督教来华与中国本土化神学之建设”等六大议题。这次会议呈现出三个显着特点:第一,这是首次以基督宗教与中西文化交流为主体的中国学者的聚会,中青年学者为主力军;第二,参会论文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三,参会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突破,经济学、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后现代等学术方法被广泛采用,并对对明清时期的教案和地方信仰提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些特点预示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鉴于此次会议诸多方面突破性的进展,章开沅先生将之誉为“一次高层次的观点碰撞和学术交流”。

(二)2001年以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阶段

第二时段的特征是章先生直接参与与宏观指导并重,以重大研究项目带动学术会议的开展、学术交流的推进和研究水准的提高。2001年,中心首先以章开沅先生的名义申请并获批了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课题旨在通过进行分工协作,更为客观、全面、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研究,排除过去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以及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教会大学的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这一课题是对以往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更注重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角度审视教会大学。

此后,中心的侧重点开始由教会大学史转向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从单纯的基督教教育转向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互动等更宏阔的领域。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是本色化运动的研究,中心在章先生的支持下再次引领潮流,于2004年10月与旧金山利玛窦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联合举办了“离异与融汇: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海内外基督教史研究颇有建树的20位学者,提交论文17篇。学者们围绕“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这两个主题展开讨论,对于深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时期基督教区域史研究也风生水起,因此中心又于2005年10月与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在成都合办了“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40余位学者与会,宣读论文36篇,分别就基督教区域发展、地方基督教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史以及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再次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推进了一步。

鉴于中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的贡献和地位,2003年国家清史工程办公室找到章先生,希望先生承担清史宗教志中《基督教志》的编写工作,并编辑《中国近代基督教史文献初编》。这一工作属于重大项目,非中心的人力可以单独完成。因此在章先生的倡议下,中心于2003年10月在华中师大举办“中国基督教史的编纂:文献与方法研讨会”,讨论编撰的可能性与编撰方法。与会者只有十余人,但聚集了邢福增、徐以骅、胡卫清、陶飞亚、张西平、顾卫民、林金水、李天纲、康志杰等各地基督宗教史研究的精英学者。会议围绕着中国基督教史的编纂、文献与方法这一中心议题,回顾了以往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探讨了编纂中国基督教史多卷本的可行性及问题、中国基督教史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中国基督教史编纂的体例和方法等问题。这次研讨会为编写《基督教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生带领中心团队遂于次年提出立项申请书并迅速获批,此项文献编撰计划正式启动。项目负责人为马敏教授,胡卫清与刘家峰协助具体运营,参与者均为该领域的知名学者。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2009年初《中国近代基督教史文献初编》作为结项成果终于得以问世。这一成果主要是对近代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教会、人物、教案以及统计资料进行汇编和编译,以期对清史编纂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基本资料。这部7卷本共计313万字的洋洋巨著,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项目结项以后,章先生开始思考更为宏大的问题。中、日、韩学界在1990年代建有一个名为“东北亚基督教史学会”的组织,该组织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探讨东亚基督教史的诸问题。受此启发,先生带领中心团队于2005年申请了一个重大项目——“近代东北亚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这一课题意在突破中、日、韩学界仅研究本国基督教的局限,采用跨地域、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期发现中、日、韩三地在近代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呈现基督教在各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地域性特征,揭示基督教在近代东北亚历史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该项目主持者为章先生,共有10位海内外学者参与。在2008年的最终结项成果中,传教路线与方法、基督教教育、文学出版、政教关系等专题创新性强,韩国基督教在山东、三国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比较、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19世纪中日基督教文学、贺川丰彦与中国等专题填补了空白。课题组推出的资料《中日韩基督教史比较年表1807-1945》,则极大地便利了学界的东亚基督教史研究。2009年9月,中心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共同承办了东北亚基督教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主题为“东北亚基督教运动的比较研究”,中、日、韩、美、荷兰等30多位专家莅临大会发表论文。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中、日、韩基督教运动中的传教理念与方法、本土化运动、本地教会发展、政教关系、基督教教育、圣经翻译、宗教跨国交流与互动等问题。目前该项目开启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热点。

基督教跨国比较与互动研究的成功引发中心学者更多的思考,他们开始考虑跨宗教研究的可能性。2009年,刘家峰教授提出了“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与对话”的课题设计,得到章先生的肯定和支持,课题很快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的形式中标。课题由刘家峰教授主持,8位海内外学者参加,2013年项目完成。该课题拟对晚清以来(1807-1949)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遇互动的历史做详尽的梳理与分析,探究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文明在近代中国通过碰撞、交流、最终达致和谐共生的历程与经验。具体研究内容有19世纪欧美教会对伊斯兰世界的宣教及代表人物知味默(Samuel Zwemer)、晚清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以及穆斯林的认识、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对穆斯林的传教运动、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的认识、穆斯林阿訇与传教士之间的对话交流、穆斯林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关系等等。作为项目进展的一部分,2013年10月中心与香港建道神学院、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联合在华中师大举办“本土经验: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相遇和对话学术研讨会”,30余名从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专家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30篇。学者们从历史、宗教、文化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两种宗教交流与互动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 “近代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与对话”课题的开展是及时且必要的,其成果是近年来学界对近代来华基督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之间的相遇与互动过程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填补了宗教和历史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宗教对话的研究也有助于当代宗教和谐体系的建构。

(三)合作研究与学术成果

二十余年间,章先生除了组织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还极其注重与海内外学界同仁分享学术信息、开展合作研究、共推研究成果。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是中心联系最为密切的单位之一,双方于1994年开始互通学术信息,共同推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这份不定期的通讯共发行15期,直到2002年被因特网网站取代,该通讯在那个网络咨询不发达的年代起到了引领学术前沿的作用。再如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长期与中心保持学术往来,提供美国相关领域最新的学术咨询。该中心于1994年建成中国基督教历史文献信息库,为使中国学者充分利用这些资源,1998年5月该所与中心在华中师范大学合办“信息库管理与利用”培训班,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吴小新博士和马克文先生(Mark Mir)亲临指导。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档案馆、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基督教研究所共10位学员参加。通过两天的学习和网上操作,大家已熟练地掌握了信息库的使用方法,并将学习经验分享于所在单位,诸多中国学者受益匪浅。

鉴于内地学者对海外西方著作与档案文献了解的局限,章开沅先生在中心成立不久就开始策划推出一套《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主要翻译亚联董编写的一套关于近代中国各教会大学的英文著作,并辅以少量研究成果。丛书的译者是国内各大科研院所的中青年学者,最终确定的出版机构为珠海出版社。1999年这套丛书的第一批10本终于与读者见面,其中7本是译着,另外3本是国内学者的专着。[3]2005年第二批译着6本问世,除了其中4本亚联董编写的原著外,还有美国两位中年学者的研究成果。[4]正如章先生所言,虽然亚联董的这批著作深度不足,但作者大多为在各大学工作过的当事人,对当时历史情况的描述更符合实际,因此其价值不言而喻。

2000年,章开沅先生偕何建明亲自赴石家庄,再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合作,商定以图文并茂、图文互补的形式,编写一套反映各教会大学历史风采的著作,命名为“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该年4月初,丛书编务会议于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召开,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派学者参加,河北教育出版社也有资深编辑与会。会上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章先生也发表若干重要意见,并对具体编着工作进行分工。同年12月,涉及7所教会大学的7部著作问世,并在此后几年间与读者见面,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5]

为了及时吸纳和推出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优秀的学术成果,章先生策划中心以论文集的形式推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系列著作。从1996年至2004年中心共推出6部论文集,是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系列。[6]《丛刊》旨在推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作者大多为海内外学界在该领域最具知名度的学者,也包括一些极具学术潜质的青年才俊。他们的论文涉及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文化思想、教会史、教会大学史、教会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一些文章重点探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交融。无论从史料论证还是思想观点,这批论文不乏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佳作。

除系列著作外,中心学者也围绕着自身研究的问题推出了诸多科研成果,一部分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重要期刊上,另一部分以专着的形式出版,均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7]中心同仁也编辑出版了若干论文集以及一些译着。[8]另有部分著作已经完稿,有待正式出版。

四、章先生与中心的对外交流及学术网络

除了学术研究,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对外学术交流。一方面,在章开沅先生的策划和主持下,中心多次与海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和合办学术会议,前文对此已有述及;另一方面,中心经常专门邀请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或访问,从而建构起广泛的学术网络,在此举若干事实加以说明。

从2002年起,中心利用章开沅基金的资助,有计划地邀请著名的海外学人来华中师大讲学,这一项目被称之为“章开沅学术讲座”计划。截至2014年,中心共邀请讲座学者17人,其中美国9人,法国2人,比利时、新加坡、英国各1人,台湾2人,香港1人。他们多为世界级的一流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或中外文化交流领域享有盛誉,其演讲题目也大多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这些学者中相当一部分此前就与章先生熟识,并有长期学术交往;一些过去并未直接联系过的学者,也了解并仰慕章先生的学养和人格,愿意为中心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有些讲座学人将讲座酬金转而捐给基金,他们的讲学带有明显的奉献性质。

2002年的第一位讲座学者鲁珍晞教授就是章先生的老友。鲁珍晞是美国极具知名度的教会大学史研究专家,曾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差会在中国》等多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章先生与鲁珍晞相识于1986年亚联董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当他们得知贝德士是他们共同的导师时,双方的距离瞬间拉近了。章先生认为,他与鲁珍晞及其他同行正在继续贝德士未竟的事业,无论是学术研究、文化交流还是构建和谐世界的追求。此后双方往来十分密切,1989年、1993年、1999年,章先生三度邀请鲁珍晞教授来武汉参加学术研讨会,1990-1993年章先生赴美访学期间也多蒙鲁珍晞夫妇的照应。

法国女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和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也与章先生相交多年。白吉尔曾任法国社科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近代史多个领域造诣颇深。章先生与白吉尔相识于1981年武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会议上,其后又在东京辛亥革命讨论会上见面,相同的志趣使双方成为求同存异的学术伙伴。此后白吉尔花费大量时间、财力和精力,帮助章先生搜集法国政府档案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辛亥革命研究价值巨大。1991年白吉尔还邀请章先生赴巴黎讲学。巴斯蒂同样是中国研究的大家,2003年更荣获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头衔。章先生1960年代在北大进修时就与巴斯蒂结识,两人有共同的研究旨趣——张謇研究。1981年,巴斯蒂应邀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并在此后经常来华进行学术交流。1991年章先生到巴黎讲学时,她已出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副校长。白吉尔和巴斯蒂都与章先生经常有书信往来,并且分别作为2006年度和2003年度讲座学者赴中心讲学。

另一位与章先生渊源更深的是2011年度讲座学者周锡瑞教授(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主要致力于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研究,并长期关注中国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的历史。他在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享有极高的盛誉,曾三度获得美国史学大奖。周锡瑞从1969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他在香港和台湾查阅资料和访学期间已经对章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1980年中美外交关系刚刚恢复不久,周锡瑞就专程赶到武汉拜访章先生,受到先生热情的接待。此前章先生不但亲自翻译介绍了他对辛亥革命既往研究成果的批评文章,还认真阅读了他的著作《辛亥革命在两湖》,并且邀请杨慎之先生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极高评价。 1986年中山市召开孙中山国际研讨会,周锡瑞在会上再次遇到章先生。章先生特意将马敏、桑兵两位弟子介绍与他结识,并深入地交换了学术信息,结下了深厚友谊。1990年,周锡瑞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主持中国近现代史讲座。恰好此时章开沅先生先后在普林斯顿与耶鲁进行研究。周锡瑞获悉后立即将先生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期间,章先生与周锡瑞共同开设中国近代史料学课程,并且主讲中国古典文学高级课程。此外,先生还提供了很多学术信息和研究书目,为该校中国学研究的提升作出贡献。

2010年的讲座学者柯白( Robert A. Kapp)和2013年的讲座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也与章先生结识较早,并且相知甚深。柯白在1970年代曾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任教,曾兼任《亚洲研究》杂志主编。1979年秋,柯白联络美国11所著名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共同邀请章先生与武汉大学的萧致治教授赴美访问,堪称“文革”后中美文化学术交流初期的一件盛事。此后柯白离校专门从事中美文化经济交流工作,并长期担任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双方往来中断,直到退休后才又与章先生恢复通信往来。裴宜理教授是美国学界极具盛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政治系,并先后出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及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早在1986年章先生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两人就有通信往来。裴宜理领导的研究中心和学会是美国研究中国最权威的机构,她服务的哈佛燕京学社是直接针对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组织,与有志于推进教会大学研究的章先生在理念上有所交集,这些都为中心讲座学者的顺利邀请埋下伏笔。

章先生与一些港台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有更多往来。比如2005年讲座学者梁元生和2008年讲座学者王成勉分别来自香港和台湾,他们均在1982年的芝加哥会议上与章先生结识。两位学者研究领域宽广,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是他们的共同志趣,并取得过精深的成果。1995年章先生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与梁元生教授共事达半年之久,此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相遇。而王成勉教授后来成为中心最密切的合作伙伴,他数次到华中师大访学交流,为章开沅基金的筹建立下汗马功劳。王成勉教授在中心建设方面也长期提供着无私的援助,捐献大量私人书刊及复印文献。再如2007年的讲座学者王国斌教授,他是美籍华裔学者,长期致力于明清社会史以及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王国斌初识章先生是在1979年秋,当时他正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他苦于论文资料的稀缺,请求章先生帮助他到武汉查阅相关文献,章先生为他提供了鼎力支持,双方的学术关系由此建立。

其他讲座教授或者曾与章先生在学术会议上相识,或者因研究领域相近神交已久,或者是景仰先生的人格学养愿意贡献一份力量。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狄德满博士(R. G. Tiedemann),他与章先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相遇,并与中心有过2个月的合作研究;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教授( Nicolas Standaert)是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锐专家,对先生非常仰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叶文心教授与章先生结识已有三十余年,她的诸多研究领域中涉及教会大学史研究,非常愿意来汉交流。除此,还有美国纽黑文海外布道研究中心荣休主任安德逊(Gerald H. Anderson)先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荣休教授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先生、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宗教理事会理事钟志邦先生、台湾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先生、美国凡萨学院终身教授刘皓明先生等等,都与章先生有长期交往。

这些学者的报告涉及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诸多方面,对于开阔华中师大师生视野、加强海外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章开沅先生用黄遵宪的诗句“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来形容这一学术活动,他认为学术交流本来就属于广义的文化,是一种文化互动和精神境界,正是这些学者不求名利的态度使讲座变成公益事业。章先生对讲座有着更高的期许和愿望,正如他在首次讲座献词中的宣言:“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科技、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严重退化的世界。世界动荡不安,人间仍充满冲突与苦难。举办这个讲座,目的就是为各个国家、各种文明,提供一个平等、友好对话的平台,通过交流为重建中国精神文明与世界文明略尽绵薄。”章先生高瞻远瞩的理念也深得各位学者的支持和称颂。

章开沅基金讲座学者群只是中心众多来访学人的一部分,数年来还有大量海内外学者慕名前来访学或演讲。其中一些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名家,尤其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比如美国加尔文大学中国史专家裴士丹(Daniel Bays)、美国玛利诺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魏扬波(Jean-Paul Wiest)、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东亚系主任唐日安(Ryan Dunch)、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英国牛津中华基督教研究院韩柯(Christopher Hancock)、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研究员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基督教研究所研究员渡边佑子、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李晟文、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林治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邢福增、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教授黄保罗、香港建道神学院教授刘义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黄剑波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从事其它专业的研究或从事其它文化工作,但因与章先生的种种机缘亦专门来中心访问,比如台湾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日本知名反战学者渡边信夫先生、韩国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承会、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杜祖贻、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居蜜女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荣休教授吴兴镛先生、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出版主任林子淳博士等等,他们的报告也为中心提供了很多新的信息,并由此建立起良好的学术往来。除此,中心曾邀请为期1-2个月的访问学人6人,中心举办的中国基督教史暑期研讨班邀请的讲座教授达数十人之多,他们大多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骨干专家。上述学者此前或与章先生有大量交往、或有一面之缘、或慕名而来,他们的来访大多与章先生有着不解之缘,先生几乎与所有的来访者都进行了亲密交谈。

除了邀请大量访问学人,章先生和中心教师也几乎每年都会到海内外科研机构参加学术会议或访学,与海内外学者有着非常广泛的信息交流。仅章先生本人,以中心名义外出参加的中国基督教史领域的会议和交流活动十余次之多。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交流(1995年,香港)、“第四次儒耶对话国际研讨会”(1998年,香港)、“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况研讨会”(2001年,台湾)、“中国基督教的处境化——以现代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荷兰)、“心灵教育——亚洲高等教育的核心研讨会”(2002年,泰国)、“宗教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澳门)、“基督教与东亚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香港)、“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2005年,成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香港)、英国牛津大学中华基督教研究院访问交流(2007年,英国)、“赵紫宸与中西思想交流学术研讨会” (2007年,湖州)“第二届珠澳文化论坛暨韦卓民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究研讨会”(2010年,珠海)、“第七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香港)等等。作为中国教会大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极具影响力的领军学者,章先生在这些活动中大多受邀做主题演讲或发表重要演说,对于加强中心海内外的影响力和内外联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上述种种学术活动,二十年多年来研究中心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学术网络。章开沅基金讲座学者、中心访问学人、讲习班讲座教授、来访专家,加上历次参加中心学术研讨会的诸多学人,基本上囊括了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专家的绝大部分。研究中心能够有如此的发展,离不开章先生已经建立和不断建立的学术关系网的坚实基础;研究中心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能够有如此声势和号召力,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章开沅先生在学界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力。

五、章开沅先生依托中心对后学的教诲与关怀

章开沅先生常常风趣而形象地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忙忙碌碌的老母鸡,“成天到处啄扒”,每每“觅得新的食物”,便招呼弟子这群小鸡前来“会餐”。在开辟教会大学史研究这一领域后,先生即带领和指导弟子马敏、周洪宇、余子侠、何建明等在这块地“深刨”,推出了一系列成果,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赢得良好声誉。

从1996年起,研究中心开始招收中国教会大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截止目前,在中心取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有陈广培、刘家峰、王薇佳、章博、赵广军、陈才俊、徐炳三、张永广、刘继华、王淼、张晓宇11人,另有在读博士生5人。香港的陈广培是章先生在该领域中招收的首位博士生,现今在香港中国基督教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章先生培养的第二位教会大学史方向的博士刘家峰,业已成为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他学生也都在国内各个高校的科研院所任职,长期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生虽频频外出交流,回到校内也事务缠身,但对这些学生总是记挂在怀,常常叮嘱有困惑就与他联系,只要学生前来求教,必定耐心给予指导。先生也记下每位学生的选题,每每发现与哪位学生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都立即相告;凡有学生呈上论文后,常常悉心阅读,提出中肯的建议。中心博士生的论文,从选题、资料、架构、行文都凝聚着章先生和中心及近代史研究所诸教授的心血,论文质量总体上达到较高的水平。中心从2004年起招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历届毕业生达数十人,在读学生也有十余人之多,章先生同样很关心他们的学术成长。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需要阅读大量西文资料,对于硕士研究生压力很大,先生深知此况,抽空到研究中心资料室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自身艰辛的经历,勉励他们耐住寂寞、克服困难、扎实研究。研究中心也为学生的学术发展提供最大的便利,中心的老师经常帮助学生申请校内外的奖助学金、科研项目乃至海外交流项目,并以中心的经费支持他们赴外调研、查阅资料、学术交流,而且有针对性地购进大批对学生研究领域有用的资料。中心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对于中心的科研推进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鼓励华中师范大学全日制研究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2010年“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设立了“章开沅奖学金”。该奖学金面向华中师范大学全体在读硕博士研究生,每年评选出19名从事相关研究的优秀研究生予以奖励,分设1-3等奖。次年6月,第一届“章开沅奖学金”启动仪式暨颁奖典礼在华中师大举行,章先生出席典礼并讲话,亲切地与每位获奖者握手,勉励他们扎扎实实做学问。继颁奖典礼之后,先生还将他与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合着的《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赠送给每位获奖者。同年9月,先生把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奖励费10万元全数捐入“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专门用于“章开沅奖学金”项目。迄至今日,已有近70名研究生获得此项资助。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获奖毕业生,章先生主张“追踪关怀”,多次建议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及校研究生院与他们保持联系,关注他们的发展动态。

为了给研究基督教史的青年学者提供信息与资源服务,为他们搭建一个交流平台, 2004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发起“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讲习班”计划。该班为期两周,招生面向所有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有兴趣的年轻学者,包括正在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从2004年至2008年,该班共举办5期,每期招收20至30名学员,共邀请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和李天纲教授、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和李向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邢福增教授等数十位海内外著名学者围绕主题开展讲座,并负责解答学员在研究过程中的困惑,辅导学员的论文写作或提供建议。每期讲习班由亚联董和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提供资助,为学员承担全部的食宿和交通费,并发放一定额度的研究津贴。自2009年始,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又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当代基督教教学资源中心联合举办了4期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4年)。每期论坛为期4天,招收二年级及以上博士生或青年教师15至20名,以工作坊形式进行,以报告论文为主。无论是在举办暑期讲习班还是举办论坛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中心都为这些青年学者完全开放,让他们充分利用文献中心的收藏。

章开沅先生不顾高龄和酷暑,出席了每期讲习班和论坛并作演讲,给予这些青年学者以巨大的鼓励。章先生声称自己从2001年开始就开始转换角色,既不当教练也不当领队,而是一个拉拉队员。自己虽然没有精力大规模从事中国教会大学研究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但依然会以最充沛的精力参与其中,也相信相关领域的研究会越来越兴旺。早在2004年,章先生就指出当前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形势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因为该领域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国内的青年研究者越来越多,很多受过良好科班训练的欧美留学生也广泛参与进来,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当然,青年学者的学术功底、学术训练、理论方法等方面与西方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章先生愿意做孜孜不倦的幕后推手,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将志同道合的青年学人聚集起来,与其它前辈学者一起帮助青年人成长。中心还与香港和海外一些研究机构建立了更多的平台,可以为青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章先生指出,做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并非一种时髦,更非升官发财的捷径,而是为了学术上和社会上的需要。通过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研究,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接轨,促成一个和谐世界的形成。先生非常理解青年人在考评机制下的种种困境,也对浮躁的种种机制多有批判,但还是希望青年人能够寻求真理和根本,肯于坐冷板凳,不要太功利主义,用扎实的方式创建扎实的未来。章先生也指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非常辛苦,除了要有爬梳故纸堆的苦功,还要有外语、神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理论等多方面的训练,愿意从事这一研究就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和一种情怀的支撑。

章先生以身垂范,其言行对于青年学子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先生在讲习班上多次回顾自己进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历程。这一领域最初生僻且受到怀疑,一度被认为是“险学”,但先生认定其价值和意义,披荆斩棘,不畏苦难艰险,最终开拓一方天空,受到诸多著名研究机构的瞩目和重视。章先生这样一位主流学者进入中国基督教史领域,引发学界从事相关该研究的浪潮,这一过程本身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就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鉴于这种方兴未艾的形势,2002年台湾学者林治平提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已经从“险学”变成“显学”。章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一则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还非常不成熟,学者数量、质量以及成果的深度广度都有巨大欠缺;二则显学多半与官方和社会的功利性需要有关,过分追求显学往往会使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丧失了追求真理的本真。章先生明确指出,过早地宣布基督教史成为显学未必是好事,受到官方的重视和参加的人很多也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学最风光的时候往往也是最沉沦的时候,政府导向下的学术常常会变质。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向何处去的问题,章先生指出该领域研究与中国的历史学各领域研究一样,必须跳出既有范式和模型,走自己的路。先生认为,多年来历史学的诸多范式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中国学界亦步亦趋,在文化与学术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这是最大的悲哀和危险。中国历代史学成就极其辉煌,可以总结出很多优秀的经验,中学与西学兼顾和结合的史学才是有发展的史学。关于基督教史学界颇有争议的内史和外史问题,章先生认为无论研究者信仰基督教与否,都有自身的优势,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章先生甘为人梯,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成为青年学者辐辏的中心,从而建立起新一代的学术网络。目前这9期讲习班和论坛的年轻学者相互间通过各种现代工具仍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交换最新的学术信息和文献资源。其中很多人长期坚持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在学界已经崭露头角,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一定的成就。章先生的深厚学养和对后辈的提携与教诲,使这些年轻人终身难忘。四川师范大学邓杰曾来信致谢说:“讲习班所请的诸位教授非大师即名家,给予我们的学习更多的指导。我相信,这种指导将会使我们在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大受其益。章开沅先生对其基金产生渊源的回顾及对基督教讲习班定调式的演讲,对年轻学者的鼓励支持,对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所谓权威的不折服,对事实的客观态度,对人待物的谦谦风度及优雅风趣的谈吐,让我一睹一代大师的风范!虽然作为一位微不足道的年轻人,我的这些词汇丝毫不能溢其美,增其色,但这确实是他给我——基督教讲习班的一名普通学员——的真实感受。”这也是历届学员的共同心声,章先生和在研究中心度过的短暂时光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珍贵回忆,此后多年很多学员仍与中心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和长久的友谊。

除了这些学员,很多年轻的后学也经常来中心查阅资料,很多也都成为很好的联络伙伴。还有很多学者不时会来信来函或登门向先生请教相关领域的问题,先生尽可能地耐心解答。在自己无法亲力亲为时,则叮嘱相关工作人员给予解答并提供必要的帮助。正是因为先生的声望和品格,研究中心才得以不断积累人脉,建立起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术网络,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重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综观章开沅先生二十余年来的学术活动,我们会发现他在中国教会大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在章先生的积极推动下,这两个研究领域在大陆学界风生水起、学者云集,一度出现繁荣局面。而章先生推动这一学术进程的平台,正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及后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章先生倾一腔心血于研究中心,将中心打造成为中国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研究的品牌。在先生的领导下,中心同仁收集购置了大量专业文献,开展引领前沿的大课题研究,推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以中心为依托开展广泛的学术合作、学术交流和文化互动。正是因为先生的声望和品格,研究中心才得以不断积累人脉,建立起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术网络,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重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章先生的人生经验和治学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来者不断继承和发扬。

本文摘自《章开沅先生九秩华诞纪念文集》

[1] 虽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在1992年7月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但因初期资金、资料、办公设施等方面尚未完备,时至1994年初中心才正式挂牌。

[2] 《中国近代基督教史文献初编》7卷具体内容和负责人为:第一卷,《中国教会人物传记资料》(徐以骅);第二卷《中国教会史四部》(徐以骅);第三卷《传教士与西学东渐文献四种》(吴义雄);第四卷《清季潮惠长老会档案资料选编》(胡卫清);第五卷《清代教案资料选编》(刘天路);第六卷《基督教入华百年史》(刘家峰);第七卷《中国近代基督教调查与统计资料选编》(刘家峰)。

[3] 珠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这套丛书包括:《华中大学》(柯约翰着,马敏、叶桦译)、《齐鲁大学》(郭查理着,陶飞亚、鲁娜译)、《之江大学》(队克勋着,刘家峰译)、《华西协合大学》(黄思礼着,秦和平、何启浩译)、《福建协合大学》(罗德里克·斯科特着,陈建明、姜源译)、《东吴大学》(文乃史着,王国平、杨木武译)、《金陵女子大学》(德本康夫人、蔡路得着,杨天宏译)、《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董黎着)、《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史静寰着)、《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徐以骅着)。

[4] 珠海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这套丛书包括:《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笃会暑期的个案研究》(吴小新着,张晓明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芳卫廉着,刘家峰译)、《沪江大学》(海波士着,王立诚译)、《燕京大学》(艾德敷着,刘天路译)、《华南女子大学》(华惠德着,朱峰、王爱菊译)、《圣约翰大学》(赉玛丽着,王东波译)。

[5]张丽萍、吕重九、杨振华编著:《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影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版;张安明、刘祖芬编著:《华中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孙邦华编著:《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徐以骅、韩信昌编著:《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国平编著:《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谢必震编著:《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孙海英编著:《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6] 《丛刊》由章开沅和马敏主编,除了第4部为个人专着外,其余均为论文集。6部著作分别为《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忠欣着:《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六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 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著作有:章开沅:《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章开沅:《贝德士文献研究》,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马敏:《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文化、教育事业》,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版;马敏:《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刘家峰:《乡村牧区:193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乡建理念的追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1年版;刘家峰、刘天路:《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大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刘家峰:《福音与犁:在华农业传教之研究》,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版;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 代表性的有: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 周洪宇, 方燕主编:《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中际研讨会讨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刘家峰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家峰、陈建明编:《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章开沅、马敏主编:《韦卓民纪念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编:《求索东西: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讲座文集2002-2009》,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刘家峰、刘莉译:《贺川丰彦:爱与社会正义的使徒》,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徐炳三编:《满洲公教月刊》,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