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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兵:超越西方,超越传统,营造新的价值体系——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邓正兵:超越西方,超越传统,营造新的价值体系——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世纪之交,中国进入又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的注意。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中国史学研究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二是把国外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入中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最近,他又发起召开了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内外百余位学者聚集一堂,展开了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会议期间,记者就会议主题采访了章先生。

文化革新是社会转型的先导和催化剂

记者: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这不由使人联想到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请问您为何会注意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这一课题?

章开沅: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就近代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的性质、基础、环境机遇与终极目标不同,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又应如何积极而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促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若干有益的东西。同时,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变迁,固有的文化必须革新调适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文化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环境变化,在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何况,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环境,已不再是庸俗社会学者所设定的仅仅是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如果进一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会结构更深的层面。忽略文化转型,便不是完整的社会转型,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成功的社会转型。我们在谈社会转型时关注文化变迁,正是为了突出文化层面的重要,也是为了呼唤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加强对教育文化的重视。

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交替出现的两种趋向

记者:如此看来,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二者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相互协调或扞格,您曾提出在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会出现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请介绍一下好吗?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特别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离异与回归。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又是一种类型。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模仿、学习与趋近西方近代文明;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同化。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记者:在近代中国,离异与回归这两种文化趋向是怎样交替出现,怎样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的呢?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这两种文化趋向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不存在文化回归的现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现的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离异实乃微乎其微,以致很难引起众多的注意。60年代以后,随着维新思想的发展与洋务事业的兴办,出现了同传统文化比较明显的离异。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已经引起旧势力比较强烈的反应,关于同文馆与修建铁路的争论,就是离异引发回归、回归阻止离异的具体表现。但是,真正具有相当规模的回归现象,则出现在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全面展开以后。慈禧太后的政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庚子事变,是对戊戌变法的全面反动。民国建立后,全国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民族生气又有所振作。但是,在顽固守旧势力看来,这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与灾难。他们煽起一股又一股的思想上的复古风潮,并带出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复辟逆流。辛亥革命有限的胜利成果也就逐渐消失殆尽。

记者:如何理解和评价中国近代文化这种离异与回归现象?

章开沅:就东方国家而言,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产生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情况则相当复杂。顽固派的守旧复古,对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种倒退倾向。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则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与同化。这种回归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要适度,即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要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把握和判断文化的价值

记者: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涵义和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也建立了多种不同的体系,请问先生是怎么看的?

章开沅:我想需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地域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汉族文化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长期兼收并蓄,已吸收涵蕴了许多兄弟民族文化及外国文化的因素与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历经沧桑,活力犹存,其漫长的发展诸阶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儒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对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它在不同阶段又与墨、法、道、佛诸家碰撞渗透,形成儒学本身的演化流变。及至鸦片战争后,情况更为复杂,中学与西学既相冲突,又相融合。五四运动以前有进化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入,五四运动后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传入,这些外来思想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并且以不同地位包摄在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只有认真地、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并且与外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获致某些切合实际的有益结论。

记者:对西方文化是否也应作如是观?

章开沅:是的。所谓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内容之广泛与内部差异之悬殊,与中华文化相比较,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美国文明或美国式的文明。美国虽然得天独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它的文明并非西方文明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新大陆的支脉,也是各国移民带去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综合。所谓西方模式,其统一性是相对的,它统一于许多国家的千差万别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把这一模式简单化、绝对化,以致闭塞自己的视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记者:那么,把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经济发展较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归结为“儒学+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看来也有失偏颇。

章开沅:作为亚洲国家,西化最早而又收效最大的当数日本。但日本向西方学习并走向现代化,也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虽然所谓“脱亚论”曾经一度颇具声势,但“和魂洋才”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并未完全脱离东方儒学文化圈。当然,“和魂”并非单纯是已经日本化的儒学,还包括其本土的神道之类。在日本,真正堪称大幅度西化的,是在战败并被盟军占领以后。尽管有人将日本列入“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实际情况却是离开传统儒学文化愈来愈远,特别是青年一代。当然,这并不排除日本仍然保留着不少旧的传统的东西,乃至亚洲人民最痛恨的军国主义的残余。我曾经多次到香港、新加坡等地考察,也曾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广泛求教,试图能多少发现一些儒学对于振兴经济的神奇作用。但是很遗憾,这很难得出儒学导致经济起飞的结论。我的初步认识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起飞,主要取决于机遇、市场、决策与机制,与儒家文化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联。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经济起飞以后才在儒家文化方面寻求理论理解,或者至少是经济起飞为鼓吹其所谓“新儒学”提供了事例根据。

记者:中国大陆有着比这些国家和地区更为深厚的儒学传统,如果儒学有促进经济起飞的神奇作用的话,那么,最先起飞的应该是中国。但是,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呈现不同的特点,这有没有文化层面或国民性方面的原因?

章开沅:中国与日本比较,除地理、自然诸因素外,显然有民族自身的特点,一是泱泱大国的宽阔胸怀,一是文化悠久的稳健凝重。日本却善于模仿而缺乏创造,灵活机警而流于浅薄。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总体而言,中国的情况仍然比日本优越。但是在西方文明强烈的冲击下,日本人的浮躁浅薄转化成随机应变,而中国人的稳健凝重倒成为改革过程中的严重心理障碍。后来日本从妄自菲薄转为企图凌驾世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出闹剧,酿成悲剧。而中国一改稳健凝重为浮躁和急于求成,屡次见异思迁,不断地把众多外国模式先后引进中国,每遇挫折,即思更换,使中国出现了反复争论和多次的改弦易辙,早期现代化进程缺乏连贯性。可见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的历史效应往往是复杂的,它们和历史机遇进行双向选择,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不同的效应,很难用单一的尺度来判断其价值。

记者:过分强调所谓日本和“四小龙”模式中儒家文化的作用,是否说明在文化价值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缺陷?

章开沅:近些年在现代化问题研讨中出现一种倾向,即单纯以经济发展程度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各种文化的价值。而且往往是只注意眼前却不顾及长远,这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不能只注意经济发展水平而忽视其他各个重要方面。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就永远那么先进,社会结构就永远那么合理。对于二战以前的德国、日本和今日的日本、美国,都不应因其兴盛而褒之过高,也不应因其一段时间的衰落而贬之过低。决不能认为日本已经妥善地解决了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生活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的整体结构来孤立地谈论文化,文化可以对经济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但说到底还是经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以强者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记者:既然日本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归功于儒家文化,那么中国的挫折和失误也就不应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在构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时,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和借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作用呢?

章开沅:在研究讨论传统的同时,反思我们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是万不可忽略的。如果把现实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全部归咎于传统文化,那就未免失之偏颇,等于是自己没出息反而怪祖宗不好。传统永远在发展变化,它作为自在之物,无所谓优劣。后人应该以强者(优越者)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肩负传统包袱,而是超越传统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来选择传统中的有用部分,摒弃其消极或有害的部分。按离异和回归的模式来说,离异须抗拒其惰力,回归则须认同其活力。

对于西方文化也有接受者主体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问题。应该用强者(优越者)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即使在两相较量中遭到失败,也要善于利用“失败者的优势”,在精神上转化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者,放手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在两者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整合、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

记者:我们将要建立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究竟有何特征,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章开沅:我觉得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挥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而应该是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为此就必须首先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不应该继续保持那些在半殖民地和农业宗法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畸形心态,而应该以更高的自信与更为宏伟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中国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

记者: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人首先着眼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后现代症”问题,并企图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找药方,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章开沅:对中国人来说,所谓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多少有些像是富人的忧愁,或是超前的时髦与奢侈,中国社会当前主要是苦于现代化不足和物质文明的匮乏,现代化问题至今仍然是海内外亿万华人难以解脱的心结。尽管我们应该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弊端,诸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精神文明堕落等,作为前车之鉴,应有所防范和控制,但绝不可放松作为当务之急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努力。否则,不仅会像营养不良的瘦弱者仿效脑满肠肥的胖汉去减肥一样可笑,还会使中国社会再次出现勉强跨越必经阶段而欲速则不达的状况。

(原载于《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