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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恩:求索于“思想”与“时代”之间

何卓恩:求索于“思想”与“时代”之间

【摘要】章开沅先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广摄各个领域,思想领域亦为相当突出的一部分。他不仅探索了大时代与大思潮的关系,而且探讨了时代变迁中思想者的心态演变,还探究了近代思想的当代意义。这些研究体现了章先生对思想与时代关系——时代需要思想、时代产生思想,思想反映时代、思想推进时代——的深邃洞察,更体现了章先生一以贯之的史家风范:唯实,高远,鲜活。

【关键词】章开沅 中国思想史研究 近代中国

历史运动不仅仅是思想推动的,但不能缺少思想的参与。在(经济因素)、力(政治因素)、礼(社会文化因素)、理(思想因素)等构成的历史综合动能中,思想理论或明或暗、或浓或淡,但总是伴随历史行进。章开沅先生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广摄各个领域,思想领域亦为相当突出的一部分。

近代中国的思想变迁进入章先生的研究视野很早,20世纪50~70年代,他就曾发表、出版了《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等著述。新时期以来,章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宏富,除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专著外,还有数十篇学术论文陆续发表。

本文主要以这些成果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论题为线索,来体会章先生研究中国 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路径、问题意识、分 析方法和学术风范。

● 一、大时代与大思潮●

大时代必有大思潮。广义地说,近代中国整体上就是一个文明内新和转型的大时代,这个时代的大思潮包括活跃纵贯于各阶段的“常”、“变”之争,“主义”、“路线”之争。狭义地说,世纪之交的辛亥革命时期,乃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里面的大时代。因为这个时期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卖国与反卖国的斗争,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空前激化;中华民族是上升还是沉沦的课题,挽救国运是凭血气 还是凭智慧的选择,伴随着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 败而空前凸显。在这样的时代,革命 民主思潮的勃兴,顺乎情,合乎理。

章先生在广义的大时代思潮方面,很早就开始进行研究。“文革”前的《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就专门讨论了“同光中兴”时期在边疆危机、洋务新政、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等环境下促成的进步知识分子维新思想,对于他们批评传统轻商观念首重发展工商业,对于他们随之主张议会制度来保障工商业而产生的民主意识,给予了足够的评价。不过章先生考察近代思想史的重点,还是具体放在狭义的大时代思潮方面。其《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出版于“文革”时期,在当时极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中,仍最大限度地坚持自己唯实的学术探索。“文革”结束后,思想禁锢打破了,更有条件继续拓展这一研究。正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章先生主要聚焦辛亥革命整体研究,自然会扩大和深化考察此一时期的社会思潮。

章先生对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此际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和特征。1905年在辛亥社会思潮的形成中具有界标的意义,已成学界“定论”。章先生经过研究,发现1905年的界标意义其实是建立在1903年界标意义之上的,“癸卯年(1903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的一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新觉醒至关重要。章先生指出,这一年“经过‘拒法’、‘拒俄’和《苏报》案三次斗争,人们迅速加快了政治觉醒,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边疆,反对清朝政府出卖领土主权,进而直接反对清朝政府自身”;文明排外观念勃兴;“民权革命的思想仿佛清新的春风一样吹拂着祖国的大地”。1905年革命民主思潮的兴盛,正是这些新觉醒合乎逻辑的发展。“过去,我们比较注意1905年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却不免忽略了1903年国内革命知识分子与维新派的诀别以及对保皇派的批判,也没有明确肯定1905年以后大论战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在1903年已经全部被提出,这样就不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演变进程的内在联系。

章先生不仅在辛亥思潮的界标问题上提出新见,在思潮策源地问题上也独具慧眼。后一方面,以往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运动及其对国内的辐射,不太留心国内自发的思想运动。章先生研究发现,1903年勃兴的辛亥时期社会思潮,起点就在国内,而且江浙地区就是“20世纪初年国内革命思潮最为重要的策源地”,其作用比之中国留日学生毫不逊色。他们创办刊物、举办新式教育、鼓动学潮,“不仅直接为1904年各地革命小团体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也为以后同盟会的建立创造着条件”。

关于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内涵,章先生的研究揭示出三重特征。一是对呼啸而来的新世纪有敏锐明确的判断,充分认识到那是一个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时代,在此时代中国民族危机将更趋严重,但同时他们深信中国将经得起危机的考验,并将趋向于进步。二是对苦难祖国有痛切的认识和剀切的态度,他们爱之深,责之切,一面揭露民族弱点,一面灌注时代精神。三是爱国意识与爱乡意识紧密结合,主张爱国自爱乡始、从治乡走向治国,既激励乡民献身祖国,也提出破除省界共救时难。这种浓厚的乡情意识不仅是怀乡之思的自然流露,而且是新的民族觉醒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是辛亥人物的国魂呼唤和陶铸。章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睿智眼光捕捉到辛亥时期社会思潮中一些特有的关键词,“国魂”即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呼唤荡气回肠。章先生指出,这有其必然性,“它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产物,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因为“革命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而且更需要国魂”。事实上,“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国魂问题的郑重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水平”。以灵魂比喻民族精神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但辛亥志士的国魂讴歌不同于以往,而注入了时代内涵:一则吸收了戊戌时期以来改良派已经提出的“民力、民智、民德”等近代国民精神,一则将这种精神与改良派所力图避免的革命道路和共和国方案结合起来。这就使国魂有了新旧之分。“旧魂,在他们看来,包括奴隶魂、仆妾魂、囚虏魂、倡优魂、饿殍待毙奄奄一息之魂、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总之,无非是反映着已经结成反动文化同盟的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新魂,在他们看来,包括山海魂(探险精神)、军人魂(勇武 精神)、游侠魂 (重然诺,轻生死)、社会魂(经济革命)、魔鬼魂(秘密运动)……总之,是为振兴中华所必需的进取、革新、勇敢精神”。世纪之交呼唤的国魂实质在于摒弃旧魂,张扬新魂。

章先生将时人所谓新国魂的基本精神归结为民族主义,揭示出这种民族主义不是义和团式的,而是既不笼统排外,也与专制不相容的新型民族主义。对于时人铸国魂之法,章先生总结为:结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全局激发使命感和紧迫感;用寻根式的方法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发掘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自信和自豪,增进国民爱国的热肠;把爱乡作为爱国的起点。这就反映出思想精英们将自己取得的社会认知落实到国民觉悟中去的努力。

第三个方面 是“排满”思想的本质与局限。“排满”是“国魂”之外章先生捕捉到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在之前已经被学界注意,并且做过不少评断。章先生的新贡献,是结合客观的历史条件,观察这一口号在当时的不同面相,更有说服力地重新论定了“排满”的精神内涵。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将“排满”笼统贬之为种族主义的倾向,章先生提出,认识“排满”,要看到它是近代中国整体民族运动新阶段的重要表征。世界民族运动有三种形式: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即民族形成过程;东欧民族国家形成后内部发生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非欧洲地区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反对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中国属于第三种。近代中国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面临的殖民主义是以年深日久的封建主义作为社会基础的,“排满”应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求得合理的解释。

章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1900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分界线,在此之前以农民为主体,比较活跃的力量是开明地主阶级和士大夫;之后农民仍为主要社会基础,但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在一切改良方案都破产了、一切善良愿望都遭到冷酷的践踏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推翻“洋人的朝廷”,中国才会复苏生机。资产阶级革命派借久已有之的“排满”旗帜点燃人民推翻清廷的热情,但“排满”的内涵已经与昔日“反清复明”有本质区别,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和图案。革命志士所提出的“排满”口号,一开始就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连接在一起,是穿戴古人衣冠扮演近代角色。“排满”反对的不仅是清廷的统治,而且也是清廷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排满”而非“排外”,是策略的需要。资产阶级革命派无非是“以排满为名”,而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之实。

以上观点在章先生的 《“排满 ”与 民族运动》一文中得到系统发挥,实际上在这一论述中已经将“排满”的精神本质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来了,因而也成功地扭转了“排满”在历史词典上的颜色和地位。但历史学家的研究,从不囿于为历史角色翻案或进行表彰,章先生在阐明“排满”进步内涵的同时,也不放过对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弱点的剖析。他在《“排满”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反满”有效地鼓动了革命,却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这个口号以民族主义取代皇权主义作为革命的精神纽带是合理的,但由于袭用了夏夷之辨的形式,且夹杂着一些陈旧宗法观念,冲淡甚至压倒了必要的民主启蒙教育。革命者固然自始倡导民主主义,但要么由于他们内心旧传统积淀较深,或者担心自由民主妨碍革命纪律;要么由于为了民族革命,他们与改良派陷于内耗抵消了彼此在民主启蒙上的努力,国民中的民主主义文化心理结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成为“五四”及以后民主与科学声浪反复高涨的原因所在。

章先生对历史运动中的思想角色做出了平实的估量。文中多处提到,辛亥思想精英过分看重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忽略了社会群众,过分看重思想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后来革命的失败跟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多少有些关系。但同时,章先生也不同意看低精英的力量和思想作用,强调新知识界的思想努力,“与那些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壮烈场面相比较,可能并不怎么倾动宇内。但正是通过他们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长江大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中也凝聚着这些志士的心血”。

● 时代变迁中的思想者 ●

辛亥思潮属于辛亥时期,但其意义不限于辛亥时期。章先生始终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看做鸦片战争以来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斗争的更高阶段的继续;并且将后来五四思潮的发展看做辛亥思潮延伸——对辛亥思潮半途而废的宗法传统文化批判的延伸。这就连接到章开沅先生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论题,即对近代知识分子尤其思想人物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思想轨迹的考察。

在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过程中,章先生关注到章太炎、孙中山等重要人物文化观的演变。章先生认为章太炎尽管对辛亥革命参与甚 深,总体上 却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在1903年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献中,章太炎明显显示出进化论的立场和除旧布新的文化意识。但经过三年狱中生活,“研诵佛学,晨夜冥思,对宇宙、对社会、对文明、对人生都有了更深一层的看法”,对西方近代文明开始有理性批评。“章太炎对于近世文明弊病的批判尽管有其精粹之处,但其思想体系仍然未能摆脱伦理中心的传统格局,加以他往往习惯于用某些陈旧的道德观念来评判当代事物,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著作中的怀旧情绪与复古色彩。”到辛亥革命后,由于对革命的失望与对现实的不满,更逐步回归到儒家的道德立场。孙中山的人生经历迥异于章太炎,少年时代求学海外,投身革命基本也在海外奔波,传统的包袱很小,但其文化观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早期他主要看重西方文明的优胜处,有全盘西化倾向;伦敦蒙难时期的广交博览使他认识到西方世界并不完美,转向融贯中西文化,注意力也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辛亥革命时回国对国情有了直接了解,且面临传统势力的直接包围,对传统有不少妥协;十月革命后将世界区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类民族,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但民族主义不是最后目的而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基础。而世界大同主义,基本的思想资源就来自传统的儒家思想。晚年的孙中山主张恢复中国传统道德,弘扬王道和大同理想。这些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都经历了由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

章开沅先生认为章太炎、孙中山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过程,不过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认识历程的一个缩影;他们 “从离异到回归”的 趋势,“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的一种粗略的小结”。为此,他 撰写了近20万字的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力图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观的演变逻辑进行系统揭示。

这部重要著作共分十章,最大特点是从文化流动力学的角度出发,运用文化社会学与心理史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离异与回归”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框架,宏观把握中国近代的基本文化现象。文化流动力学的角度,也即从宏观动态的发展角度把握文化变迁的方向、趋势及其内在机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章先生称之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就是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乃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所谓“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就是利用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理论,根据集体的行为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进而推断社会未来的发展。这一个角度、两种方法,结合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史的研究,章先生特别着意的是各种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意识生成的作用,以及从个体思想意识到社会意识现象的衍变进程,在此基础上,论著勾勒出从龚自珍、魏源到冯桂芬、王韬、容闳,到郭嵩焘、徐建寅、盛宣怀,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再到邹容、孙中山、章太炎,这样一个近代文 化观推演谱系。从龚、魏直到孙、章的前期,这一线索的主调都是“离异”,深度所及,连长期生活在旧营垒中的贤淑弱女单士厘,也在短短几年之内与强大的传统决裂,公开表明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倾慕;但到了孙、章的后期,“回归”的趋势开始出现。论著指出,这一态势符合世界文化史上经常出现的“离异—回归”现象。

章先生认为,“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也是文化史研究带有永恒魅力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从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有这两种倾向,但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或为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或为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大体上,西方属于前者,东方属于后者。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的文化离异之路,主要是从中国社会外部驱动的。鸦片战争后魏源的觉醒,最能说明这种离异的发端。不过,魏源之前,呼唤变革风雷的龚自珍已经从中国传统内部发起了离异的运动,并因此被陈旭麓称为代表中国古代“最后”和近代“最初”的但丁式人物(章先生则以“新时代的传令官”来强调其开创性的角色)。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离异也有内部驱动力的参与。在西方刺激为主、中西两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冯桂芬等的策略性努力,通过王韬、容闳等走出国门看世界,文化离异的力道渐次增强。虽然离异实践中的文化惰性非常大,洋务时期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良机因此而坐失,但到甲午战争后维新与革命运动勃兴,离异终于取得突破。而突破实现之日,也正是回归出现之时。在辛亥革命前后,国粹主义、国族论纷纷登场,开始将文化运动朝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向调整,意图补救西方近代文化之不足。

论著架构气象博大,而下手处却具体精微,富于“了解的同情”。例如,在分析文化离异时,章先生很深刻地洞察到民族文化离异力量与惰性力量既冲突又可调适的关系。章先生引证汤因比关于文明受冲击后经常有“狂热主义”和“希洛德主义”两种反应模式的理论,从中解析出各民族文化内部的两种机能:排他性(稳定自有传统)与包容性(适应时代潮流)。两种机能都是文化自我调节机制的一部分,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挥程度有所差异。在他看来,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面貌就处在两大机能同时作用而排他性更强的局面之下。“鸦片战争引发向西方学习,与传统文化开始某些离异,这仅仅是我们民族反

应的一个方面,一个重要而尚非主要的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相当普遍的顽固或保守势力的反应,他们仍然对西方文明采取笼统的排拒态度。如果说,前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或吸收机制,那么后者则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排他性或封闭机制。”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正体现了两个机能的共同作用。这个主张开了洋务派“中

体西用”论的先河,不同的是冯桂芬自始以“富强之术”为重点,而洋务派则越来越倾向于维护中学之“体”(章先生也指出洋务派包括督抚、幕僚、技术官僚、经营管理者四个不同群体,其对中外文化的态度也有所差异)。这场早期现代化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正是由于排他性过强。

文化土壤对外来文化的变异作用,也是论著细心探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太平天国引进基督教文化的分析中,这种观察最为突出。众所周知,来源于基督教的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的基本意识形态,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其基督教色彩

曾经引发一些外国人乃至中国维新思想先驱者的想象,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而且有资格取代顽固保守的清朝的新政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打着基督教旗号凝聚农民力量而建立起来的天朝,“仍然是一个未能摆脱农业宗法模式的守旧王朝”。这个悲剧是怎样造成的呢?章先生分析指出,关键是“橘化为枳”。曾国藩出于策略而夸大其词《讨粤匪檄》,曾使学人过高地估计了太平天国改造旧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革命性质,“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反传统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基督教的上帝在他们那里不仅世俗化了,“而且还把西方的上帝纳入中国的宗法谱系”,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仍为他们主要的精神皈依。章先生对于“橘化为枳”现象的研究,特别具有方法论意义,说明文化的传播绝对不是单向的流动,不能忽略被传播者的具体情境及其反作用功能。这也是后来章先生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大特色。

论著以“从离异到回归”为题,显示“离异”、“回归”是一种继起的关系。不过,章先生从不把它看做一种定型的“模式”。他在分析离异现象时,不忽略考察同时存在的回归;在分析回归现象时,不放过考察同一人身上存在的离异,注意“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的复杂性,这种细腻地把握方式,以及细腻之中体现宏观视野的方法,将晚清70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勾画得神灵活现而又脉络清晰。

●近代思想的当代意义●

历史学家之不同于一般历史工作者,除了高人一筹的洞察力之外,还在于强烈而深邃的时代关怀。历史没有句号,当下仍在延续,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使其本身就是未来学家。

实际上,章先生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都是应时代之脉搏而作。在辛亥思潮研究方面,在为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而作的《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中,章先生将国魂与民族精神问题置于当时亟需解决、海内外学界讨论也最热烈的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这个总问题之下,经过对甲午战争之前、之后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急变,以及戊戌、辛亥时期改良派与革命派国魂问题论述的异中之同和革命派内部同中之异的分析,得出几点对当今十分重要的启示:中国具有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当面临外来文化挑战时民族内部会有不同反应,保守反应增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阻力;国魂问题是长期艰巨的课题,非一两代人可以完成;近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也应采取正确态度;国魂内核要与时俱进。

章先生还从冷战结束后出现 的 “亨 廷 顿 问题”、台湾政治转型后出现的“省籍问题”想到重新认识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议题,发表过《“排满”评议——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再认识》。文章在再次肯定“排满”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类型的民族运动的同时,又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反省其局限,指出:“排满”的历史作用有限,随着清王朝结束而结束;但大汉族主义影子犹在,客观上更有可能被少数民族衍变为“排汉”。所以,“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伤害对手,也可能伤到自己。民族情结与省籍情结一样,都需要引向更广泛的国家认同、区域整合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轻率地反复加以利 用”。文 章发表在台湾学术刊物上,对于操弄省籍矛盾从事政治斗争的一些政治人物,不啻为当头棒喝。

在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变脉络的探讨中,章先生同样贯穿着对于当代思想理论问题的思考。《愤悱·讲画·变力——对外反应与中国近代化》指出,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主题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其间确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但仍难免有侵略与被侵略的印记。面对侵略和霸权,义愤是自然的,但更需要理智的谋划,强力的革新。魏源提出的愤悱、讲画思想,康有为提出的变力思想,都是应对侵略和霸权的宝贵思想财富。今天的形势跟前人已有很大不同,但外部霸权仍然存在,义愤仍然难 免,所以愤悱、讲画、变力问题,仍值得历史借鉴。近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日趋激昂,章先生又写了《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来提示国人正确的爱国之道。论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也是响应时代的节拍而作,在最后的“没有结束的思考”里,总结中国近代文化心态的变迁史,结合日本近代转型的经验教训,也提炼出一些有助于现实的重要思考。如“不能离开社会的整体结构来孤立地谈论文化”,“应该以强者(优越者)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既要广搜博采世界文化中的一切精英,我们更要把新的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等。

章先生关于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和孙中山“王道”思想的分析和升华,对于当今应对世界一体化的挑战,意义也很深远,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探索辛亥时代的大思潮,探讨近代变迁中思想者的心态演变,探究近代思想的当代意义,不过是章开沅先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沧海一粟,但仅此三端即 可略窥他对思想与时代关系——时代需要思想、时代产生思想,思想反映时代、思想推进时代——的深邃洞察,更可体会到章先生一以贯之的史家风范:唯实、高远、鲜活。

唯实,即章开沅先生常讲的“原生态”研究,“回到历史现场”、不为各种“理论”所左右、不为各种“范式”所囿限、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学精神。他经常教诲说,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求实存真,必须以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实证工作为支撑,走近历史的原生态。历史研究要“走进历史,理解历 史”,“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 后人”。

高远,即章开沅先生提倡的进得去、出得来,既见树木、也见森林,能透过历史陈迹的支离表象洞察历史整体面貌的史学境界。章先生颇为欣赏王国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的精辟见解,视之为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一种佳妙境界。他说,历史研究应有“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史识”,用全人类和大史观的理念与方法予以关照。要还原历史的本质,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对逝去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需要历史研究中的“通识”。

鲜活,即章开沅先生反复强调的将历史与现实进行真实的有机连接,发挥历史积累文明的功能,让历史从纵深处服务于现实的史学活力。他这几年总在讲史学的价值,讲“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认为史学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治史者是这桥梁的建设者。历史学者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推动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历史研究要有“关心历史,参与历史”的“史感”,善于把握过去,洞见未来,挖掘历史自身所蕴藏的智慧,贡献于时代。

理论是切身经验的提升,章开沅的史学主张亦然。章开沅先生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这些充满魅力的史家风范,固非一般学者所能及,却是我辈晚学心向往之的典范。

文章来源: 《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