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天后可拿签证”
1986年是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国内外史学界纷纷举办纪念性的学术会议。仅在10月份，我就先后应邀参加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三处的学术活动。1979年以来，我应邀访问过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旅行一般都比较顺利，有时甚至比国内出差还要简便。但这次前往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却颇经历了一些波折，令人印象深刻。
先是，由于邮程的意外阻隔，菲律宾国立大学的正式邀请函很迟才寄到武汉，要在中国办签证，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得知我先要参加悉尼大学的研讨会后，东道主乃建议我到澳大利亚之后再办理入菲律宾的签证，并热情地事先向该国外交部打了招呼。
与我一道到悉尼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戴逸、金冲及和林家有三位。会议的主题是孙中山与国际关系，但感觉礼仪甚于实质。会后，我们又应邀访问了堪培拉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与澳洲学者继续进行学术交流。
到堪培拉之后，我立即到菲律宾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值班领事热情友好，并告诉我：“三天后可拿到签证。”我很高兴，放松身心去交游。
澳洲之行轻松愉快，以与袋鼠、孔雀合影结束了访问之后，戴逸、金冲及、林家有回国，我则前往菲律宾总领事馆取签证，准备单独前往菲律宾国立大学作短期讲学与访问。
1986年10月于澳大利亚。戴逸喂袋鼠，被戏称“宗亲联谊”。右为金冲及，中为戴逸。
但很不幸，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未能如约提供签证，苦笑着对我讲：“本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总领馆就可以自行决定，可是国内突然发生变故，临时取消了我们自行发放签证的权力，非常抱歉。”他们答应继续与该国外交部联络，并建议我回北京后立即前往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打听消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总领馆的工作人员无可奉告，不想多说。还好，我熟识的美国学者傅因彻（John Fincher）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曾在美国国务院任外事官员多年，与亚洲的一些外交官比较熟悉。经他打听才知道，原来菲律宾出现了政变迹象，国防部长利用阿基诺总统访日之机，召集十万群众大会，猛烈抨击政府，并且派出军事人员控制外交部，未经他们同意外交部不得发出任何指示。像我的签证这样区区小事，自然被搁置一边，无人过问。
没有办法，我只好乘坐澳航班机回国。
2、两手准备
到北京机场时，已是半夜。办完入境手续并过关，到达预定的旅馆房间，已是凌晨三点。实际上，我能用于办理签证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根据菲律宾国立大学预先安排的日程，两天之后我就要开始演讲，而且他们业已通知有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因此，起床之后，我立即赶到距离旅馆较近的近代史研究所，借了一部小车前往国家教委。我向外事局汇报了有关情况，他们都认为比较难办。但仍然热心地为我开了介绍信，并交代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
我拿着介绍信前往菲律宾驻华使馆，受到了热情接待，被告知：“您是我国邀请的第一位中国资深历史学者，我们早已获悉此项邀请，但碍于现时规定，未经我国外交部回复，我们无法给您签证。我们会立即与外交部电传联络，请您下午五点下班前再来等待回音。”
离开使馆之后，我立即驱车前往民航公司购买了两张机票，一张从北京到马尼拉，一张从马尼拉到新加坡，出发时间在同一天，但其间有一小时的差距。我自有计划：如果能拿到菲律宾的签证，可以在马尼拉机场将去新加坡的时间推迟一周；如果拿不到菲律宾的签证，则提前去新加坡，以免逾越在马尼拉机场的法定停留时限。
之所以会有此计划，实在是因为时间已经很紧迫，不允许作更为周详的考虑，也无法再与他人从容磋商，只有自己当机立断。
购买机票之后，我又发电传给菲律宾国立大学，告知飞机的班次和到达时间。
下午5点，我再次进入菲律宾使馆，经办人员说：“我们已经发过几次电传，仍未收到我国外交部的回复。”
这一天正好是周末，他们本已下班，但仍留下一人，陪我等待马尼拉的消息。直到6点多钟，估计菲律宾外交部早已下班，再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便告辞，回到旅馆，打点行装。
没有菲律宾的签证，我只能途经马尼拉，提前去新加坡了。
3、柳暗花明
第二天，我乘民航班机从北京起飞，在广州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受到质疑，因为我的护照上没有菲律宾签证。我赶忙出示从马尼拉到新加坡的当天机票，工作人员一看，确认我是在马尼拉机场转机，而且都是中国民航售出的机票，便放行了。
重新登机之后，我密切注意有无到马尼拉的中国人，正好前排座位有一个菲律宾籍贯的华裔商人。我上去与他寒暄，并问他：“菲律宾国立大学离机场有多远？机场入境处有没有电话？”他说：“大学离机场很远，入境处没有公用电话，必须过关后才能打电话。”
糟糕，我虽将到马尼拉的航班班次和到达时间电传给了国立大学，但并未告诉对方我可能无法入境，必须直接去新加坡。入境处又没有电话，那该怎么办呢？我只好匆匆写下国立大学历史系的联系电话，交给那位华裔商人，请他回家后转告：“章先生已经由马尼拉机场前往新加坡。”
到达马尼拉机场之后，我无法办理入境手续，便坐在转机休息室等候。明明知道没有签证不能入境，但还是存有一丝幻想。或许非常时期会有非常手段，我还有入境的机会？至少，国立大学历史系来接机的人员，或许会到转机休息室来找我，可以和他们见一面吧。我当时这样想。
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寻找，我便到新航窗口办理登机手续，并托运了行李，然后又坐下休息。
就在这时，有两位菲律宾女士从远处跑来，并用英语高呼：“章教授来了没有？”
我连忙迎上前去，原来正是菲律宾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丘吉尔（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和卡玛佳（Maria Luisa T. Camagay）教授。她们在入境处等了半个小时，没有看到我的踪影，于是赶来转机处寻找。
她们问清情况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我向新航取回行李，并且把去新加坡机票行期推迟一周。然后也顾不上向我多作解释，便一起直接到入境处的办公室，交给值班官员一张纸条。官员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便让我入境了，既未做过关检查，也未在护照上盖签证印章或作任何注明。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国防部支持阿基诺的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的信笺，而此人后来也担任过菲律宾总统，他就是拉莫斯。
4、政局波动的影响
入境之后，在前往国立大学的途中，丘吉尔提出来：“应该到中国使馆报个到。”但使馆大门紧闭，冷冷清清。经通报后，文化处官员把我们从侧门引入，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先生怎么这个时候来马尼拉，我们连大门都不敢出了。”
我笑道：“本人信奉‘言必信，行必果’，已经答应的事情一定努力办到。”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两位菲律宾女士似乎是使馆的常客，随手拿了几本画报之类的宣传品，便与我一起告辞了。
其实马尼拉的局势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但也可能是最紧张的危机时刻已经过去了。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经常堵成长龙，花花绿绿的“吉普尼”（Jeepney，利用二战期间美军遗留的废旧吉普车改装成的简易交通工具）屁股后面冒着滚滚浓烟，卖烟、卖糖的大群小贩穿梭奔跑在各种车辆之间，不时把手伸进车窗大声叫卖，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
两位女士把我送到国立大学的宾馆，并陪我共进晚餐。她们以葡萄酒为我压惊，并告诉我：“有人打电话，说章先生已经到新加坡了。”
我说：“有惊无险，太缺乏刺激，不过我倒是想写一篇小说。”
她们连忙问：“您想写一篇什么小说？”
我说：“题目叫做‘两个女人援救一个男人’。”
她们一听，开怀大笑，大家像老朋友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开门便看见有佩枪警卫坐在正对面，据说昨晚马尼拉市区仍有枪声。早餐后，我到附近山间小路散步，感到后面一直有人跟随，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服装整洁的青年，互道早安之后便结伴而行。他肯定是大学保安人员，不过我也懒得捅穿，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聊一番，语言倒也不俗，显得较有教养。
我的讲演如期举行，讲题是《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听众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大概偶发的政局波动多少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菲律宾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一般人，包括许多中青年学者和教授根本不知道孙中山是谁，也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宫崎滔天兄弟是什么角色。我很后悔带来这么一篇讲稿，如果改成《1896年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或《孙中山与彭西》（彭西是菲律宾革命志士），也许会引起较多人的兴趣。
菲律宾的历史学科不大景气，几乎全靠女学者支撑，听说“男人都做生意赚钱去了”。由于国策需要，比较受重视的是东南亚研究。因此，我讲演以后无从展开讨论，倒是很多人要求我介绍当代中国大陆，这样才有了可谈的话题。
丘吉尔等东道主始终热情洋溢，利用各种方式把我介绍给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士，并且设法让我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名胜古迹参观访问，热情可感。
菲律宾之行结束之后，我即前往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这次旅行倒是轻松愉快，因为菲律宾国立大学各系、所有一批教授（约20余人）与我同行。在机场候机时，我发现自己如同厕身女儿国，因为这些教授除三四位男性外，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反而显得势单力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