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言椒的建议
和平宾馆位于王府井金鱼胡同，地理位置非常好，因此，《历史研究》编辑部成为同行聚会的一个场所。作者、读者、学界老友，经常在此欢晤。人民出版社也相距不远，因此，该社编辑林言椒经常来聊天。外地一些作者找他，他也会经常带到我们那里去。《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不善待客，也没有自己掌握的招待费，到了吃饭的时间往往没有供餐表示。但只要林言椒在场，必定会利用他的交际费，邀请大家一起下馆子，为我们做了不少弥补工作，并促进了一些正当的学术交往。
他有时候也会约编辑部的人写稿子，《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就是他约我写的。作为“学点历史”丛书的一种，有很多框框，要强调路线斗争，还要强调“儒法斗争”。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强调革命路线，一方强调改良路线，因此，说是路线斗争当然没有问题，但我对“儒法斗争”本来就有保留，内心并不觉得两派的论争是儒法之争，因此写得有点辛苦。稿子交上去之后，出版社觉得我的“儒法斗争”写得弱了，“帮忙”做了一番“穿鞋戴帽”的功夫，加了不少“儒法斗争”的言论，才印出来。
1975年秋天，我回武汉之前，林言椒为我饯行。席间，他问我：“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什么规划？”
我说：“没有。”
他问：“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出面组织一些学者来写一部大书？”
“写什么大书？”我一脸狐疑。
“辛亥革命史。”
那时候，邓小平还在主持工作，大刀阔斧地整顿，各行各业都想有所作为。林言椒之所以会提出撰写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的设想，恐怕与此有关。我当时虽然对前路依然有些迷茫，但也有“想做点事”的冲动。听到林言椒的建议之后，脑海中又浮现起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关于将来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讲话。心想：林言椒的这一建议，不就是撰写一部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吗？我心头一热，应承下来。
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在搭建班子方面，我很担心仅仅依靠武汉的学者，恐怕不够。林言椒说：“我们可以‘联省自治’，联合中南数省的学者，通力合作。”
不久，他提出一个人选名单，包括湖南的林增平，四川的隗瀛涛，河南的王天奖，贵州的吴雁南等。隗瀛涛长年从事保路运动研究，王天奖从事白朗起义研究，都已学有专长。特别是林增平，早就出过一本《辛亥革命》的小册子，又撰写过上下册的《中国近代史》，富有科研和写作经验，并且已经是副教授，我还只是讲师，要是他能与我一起担任主编，那是最好不过。但他那时还没有获得解放，在一个茶场接受“改造”，我们只能等待机会。
在林言椒所提名单的基础上，我建议增加一个人，那就是林家有。此前，我与林家有已有接触。他性格直爽，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历史研究所派性斗争严重，他的个性很强，因此处境不甚理想。他那时已决定离开历史研究所，回到中山大学。我看过他写的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的文章，于是邀请他撰写这一部分内容，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2、“三结合”写作班子
与林言椒在北京初步商定之后，我便回了武汉，立即又陷入日常教学之中，对于编写《辛亥革命史》，一时并无行动。倒是林言椒动作麻利，他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很快就和除林增平以外的各方学者联络上了，并且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开始进入正式搭建写作班子的阶段。
那时依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这一制度使搭建写作班子一事变得复杂，使我们被迫做了不少“虚功”。
党支部好解决，当时华师的领导机构是革委会和临时党委，党委书记为本校教师能主持编写这么一套由国家最高一级出版社出面组织的著作感到高兴，表示鼎力支持。
“工农兵”的问题不好解决。不是找不到工农兵，而是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经历使我明白，工农兵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大多很低。他们进来之后该如何开展写作？
在武汉可以联系的企业很多，我们最后决定找武昌造船厂，因为据了解，武船的技术人员里，有一些是清华大学或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文化素质较高，而且正下放车间劳动，已经拥有工人师傅身份。我请善于公关的林言椒出面联系。果然，武船一看是人民出版社的重点出版计划，马上答应，派了好几个上过大学的“工人”，并答应在他们那里举行编写组的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于1976年夏秋之间举行，除林增平之外，编写组的重要成员都参加了。大家做了一个大致分工，决定回去之后就动手写作。但随着编写组工作的开展，我越来越感到有必要请林增平出山，请他和我一道主持工作。
我将此意和林言椒说了，他马上行动，跑到湖南，居然说服了省委宣传部，同意林增平立刻出来工作。林增平第一次来参加编写组会议时，还穿着带有尘土的劳动服装，并与我们谈炒茶经验，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和他治学的态度一模一样。从那以后，《辛亥革命史》便有了两个主编，我与增平从此密切合作，开始了“林章配”。
“三结合”模式维持了一段时间，我们在湖南和贵州也都找过合作的工厂，吸收了一些工人到写作组。这些所谓的“工人”大都文化水平相当高，不过没有受过历史学训练。我们为他们办过学习班，试图使他们能够真正如专业人员一样做研究。但效果不佳，他们后来写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连修改的基础都没有。
唯一的特例是冯祖贻，后来真的进入到写作班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贵州平坝有一个飞机场，冯祖贻就是从那里“结合”进来的。他是学历史出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随何兹全读了研究生，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后来下放贵州平坝飞机场劳动，因为文化素质甚高，被安排在子弟学校教书。因此，他可称“冒牌”工人，我们也很快就发现他已具有独立执笔写作的能力。
这种“三结合”的体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慢慢自然结束，我们的撰写工作，也才慢慢走上正轨。
3、克服“左”的影响
在进入专业人员写作的阶段之后，也出现一些必须克服的问题。
那时大家做科研的硬件普遍很差，写作过程中要克服不少困难。以我自己为例，全家只有两间房，并且不是在同一个套间里，而是在相邻的两个套间里各让出一间，因此我家两间卧室旁边都是公用的厨房和厕所，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对于写作而言，实为不利。并且，我们家住的是西头顶楼，又不通风，夏天就像一个蒸笼，酷热难耐，连晚上都无法睡觉，遑论写作。因此，一放暑假，我们家就只有搬到一号教学楼我的备课室“避暑”。晚上全家在过道地上铺席子睡觉，虽没有风扇，非常热，但比自己家里还是要强一点。我白天就在那里写作。我爱出汗，只有用毛巾把手腕包起来，以免稿纸被汗浸湿。旁边另有毛巾一块，随时擦拭头上的汗，以免滴下的汗水打湿了稿纸。书稿中分配给我的“同盟会”和“论战”两章，还有好几篇重点论文，都是在这一环境下写出来的。我的条件如此，别人的条件恐怕好不到哪里去。
家里的条件不好，各单位的条件也有限。我们出差开会，都是坐火车。为了节约开支，一般是硬座。有时运气不好，还只能买到站票。有一次在贵阳师范学院开编写组会议，该校条件很差，无法招待我们住。在附近找了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乃是劳改局为犯人家属探亲设立的招待所，也颇简陋。又有一次，在广州开编写组会议，会后参观相关历史遗址，但没有车子可用。多亏张磊本事大，硬是通过公安厅的熟人，借来了一台囚车。大家一涌而上，透过囚车上防止犯人逃跑的铁栅栏，饱览广州市容。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这个编写组是一个“乘囚车住劳改所的编写组”。
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左”的干扰。“四人帮”才下台，文革的遗毒还很深，很多人的思想一时解放不了，“左”的干扰非常大。
开会讨论的时候，仍然有人提出，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一定要“立足于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思维”。如果对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一定要“批”字当头，那我们的书就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
有人提出，要强调工农群众的作用，甚至说工农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是主体乃至主导作用。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才是那场革命领导者的观点不对，是“资产阶级高明论”。这也是一种“文革思维”。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怎么可能是革命的领导者呢？
在人物评价上，有人按照文革后期的“路线斗争”逻辑，简单地给人贴上“好”与“坏”的标签，不但无法正确评价立宪派的历史作用，就是在革命派内部，也只看到孙中山的作用，而把与孙中山有过分歧的，都视为另一条“路线”，或者把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功绩归到孙中山的头上，把孙中山的过错归到黄兴等人的头上。似乎只有这样，才最符合“革命逻辑”。
在对待国外势力的问题上，有人仍然坚持文革遗留下来的盲目排外倾向，认为凡是介入中国革命的外国人，都是“别有用心”，一切外来力量，都是“侵略势力”。在这种思维之下，是无法准确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的。
诸如此类的“左”的干扰，明里暗里给我们的编写工作造成很大困扰。我们当时解脱的办法，是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开门讨论”。也就是说，开编写组会议的时候，不限于编写组的人员参加，同时邀请编写组以外的已经“思想解放”了的专家学者来讨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不但能够更有效地消除编写组中“左”的倾向，并且能较好避免编写组内部出现无谓争吵。积极参加讨论的“编外”人员有陈旭麓、陈庆华、戴逸等人，其中尤其是陈旭麓，几乎每会必到，为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议。
1976年编写组长沙会议后，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与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右为林言椒，后排中为戴逸。
为了统一编写组的认识，形成共识，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我撰写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作为编写组共同秉承的指导思想。不过，总还有个别人，在反复辩论之后，始终不肯放弃“左”的成见，离开了编写组。
4、修改定稿
1979年秋天，初稿接近全部完成。这时，我和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结束在美国的交流之后，萧致治回国，我又接受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联合邀请，前往日本交流。这次出访前后将近两个月，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因为正是在文革劫难期间，北美、西欧、日本乃至我国港、台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迅速发展，俨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大大拉开了国内外研究水平的差距。通过这次出访，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距离，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信息与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定稿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出访的收获，因而增进了国际视野与学术水准。
定稿工作从1980年开始。此前，我们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借用学生宿舍和教室作为住宿与办公地点，定稿就在这里。听从林言椒的合理建议，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将上册定稿。交来的稿件大都基础不错，但也有个别作者写得比较粗糙，有的甚至还未全部写成，只好由我与林公动手续写。统稿期间，我开始患高血压，走路有的时候都只能摸着墙壁和树木走，睡觉不能躺下去，只能靠着，很是辛苦。
不过，大家精诚团结，倒也苦中有乐。两个主编常驻北京，其他作者轮流进京，会合定稿。因此，有的时候，宿舍里住着四个人，但有的时候，则只有我和林增平两个。这使我们有机会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增平大智若愚，外朴内秀，平常埋头工作，话语不多。但到了临睡的时候，他常常会不知从何处摸出来一把花生，有时还有半瓶剩酒，自斟自饮，自得其乐。有时也会赠我半杯，聊以相伴。这个时候，他的谈兴渐浓，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语速较慢，如潺潺流水。
除了核对原始档案、校订清稿一类的工作，还由我执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请她为我们题写书名，居然获得了成功，横竖各写了两幅供选择。她的题名给我们的书大增光彩。这样，上册在1980年出版问世。
上册花的时间比较多，进行得比较从容，也走了一些弯路。到后面两册，就有点匆忙赶工了，因为1981年要召开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必须在此之前将书出齐。好在有了上册定稿经验，加上后面的稿子基本上是清稿，需要大量修改的部分比较少，尤其是第三册王天奖的稿子，分量很重，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几乎都不需要动笔改，为我们节约了大量时间，因此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定稿工作。我花较多时间主要是外文资料的补充与注释，因为这大多是原稿所欠缺的。定稿的后期，刘望龄和冯祖贻两位出力甚多。他们年轻，复印、校对、编索引、配插图等繁琐工作，都是他们完成的。
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还缺少出版一部全面的通史规格的辛亥革命史大著作的必要基础。”当初稿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有点蓬头垢面，不好见人。但没有想到，经过定稿这一道工序，理个发，洗个澡，修修面，打扮一下，印刷出来，也还有模有样。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当我们将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赠送给国内外学者的时候，竟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夸赞。其后，海外学界朋友写读后的感受，说此书是“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
5、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在编写《辛亥革命史》期间，还成立了一个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应该是1978年，当编写组的林增平、萧致治、刘望龄和我在北京的时候，张磊刚好到北京出差，见面的时候，他提出来：“太平天国已经成立了一个研究会，辛亥革命也创建一个吧。”我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表示认可，并公推张磊向有关单位汇报。
成立研究会，总要起草一个章程。章程如何起草？张磊说：“这个容易，我来办。”
没过多久，他真的就拿来了一份章程，还是打印的。我看了一下，有模有样，很像那么回事。
我很好奇：“怎么这么快？”
他说：“抄的。把太平天国研究会的章程拿来，将‘太平天国’换成‘辛亥革命’，就完成一大半了。”
下一步是征求意见。这也是张磊亲自做的。他去近代史研究所，和刘大年、黎澍等几位谈了一下。刘大年表示支持，黎澍则说：“一开始就弄全国性的研究会，可能有点难。”那时候，太平天国研究会内部已经有些问题，大概黎澍有所察觉，因此建议我们：“不如先弄一个地区性的算了。”
我们听了黎澍的建议，决定以编写组为基础，将范围限定在中南地区，实行单位会员制，研究会的名字就确定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1978年底，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在中山召开，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河南、四川的相关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学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理事长，林增平、张磊被选为副理事长。
我提出，研究会有一个中心，两个阵地。一个中心就是研究，两个阵地就是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会议决定，要编辑《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作为研究会的刊物，并定于1979年11月举办第一次学术会议。
会后组织了学术考察。南海有一座西樵山，是康有为隐居读书之处。我们在游览完康有为故居之后，也到西樵山一游。西樵山某处有一洞，很狭小，只能爬行通过，洞口写着三个字：“回头看。”大家以为回头看能有什么好景致，因此鱼贯过去之后，一个一个都回头看看，结果看到的是另外三个字：“钻狗洞。”才知道上了当。不过大家兴致很好，看后都哈哈一笑。
1979年底，学术会议如期召开，那就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不但有大陆的学者，香港的王德昭、赵令扬，日本的森时彦夫妇等都参加了。我那时才从日本访学回来，未及回家就直奔会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我对德昭先生仰慕已久，他见到我也特别高兴，特地拿出他大学时代最爱喝的贵州董酒，与我单独浅酌细品。会后，大家公认这是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春天的第一个燕子。
同一年，《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发行；1980年，《辛亥革命史丛刊》创刊；不久，《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也问世了。学会呈现出一派活跃场面。我们还开创性地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青年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评定等次，以促进青年学者更快成长。
由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们交流的平台很少，因此，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在那段时间里，在促进学术交流、繁荣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后，学者们交流的平台越来越多，研究会的作用就逐渐变小了。年会也开不起来了，“丛刊”的稿源也不足了，“通讯”和“动态”也只有靠“苦撑”才能办下去，后来就合并成为《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了。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对社团的管理却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严苛，令人疲于应付。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1980年部分理事合影（开沅左侧为林增平）
不过，不管将来如何，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毕竟有过自己的辉煌，为热衷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外学者提供过若干小小的展示自己的舞台。
6、革命性质问题
辛亥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说它是“国民革命”者有之，说它是“绅士革命”者有之，说它是“全民革命”者有之，说它是“工农革命”者亦有之。我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我与张玉法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而我则坚持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大概那次辩论在学术界产生了一点影响，而更重要的，则是我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的影响，曾几何时，我成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论的代表。到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听说有一些自称是辛亥志士后裔的人，居然在网上向我与我的弟子挑战，说就是因为我坚持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使他们的祖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要我放弃这一学说，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云云。
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显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后裔，对于学术界研究辛亥革命的历程完全不了解。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凡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谁不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在50年代，围绕着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术界就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大家发现，这两种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都直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显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就包含了辛亥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含义。世界上哪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民主革命？
在“文革史学”中，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基调是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我们在文革后期动议编写《辛亥革命史》，受到这种“左”的干扰比较大。我们对于“立足于批”的做法是不满的，并且努力克服这一倾向，在我们的书里，对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的。后裔们认为《辛亥革命史》标榜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贬低了他们的祖先，显然有误会。当然，我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挑战而放弃自己的见解。
中国大陆以外的学术界，较少有人认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至今也还有很多人在认真探讨，将来肯定也还会有人继续探讨下去。我也没有准备因为新见解的出现而放弃自己的观点。
有人批评道，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带有很大的预设性。诚然如此。但任何研究，都有一个预设的问题。胡适说做研究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子，无论做什么研究，都会有假设，然后求证，在求证的基础上，重新假设，再求证。假设与求证，对学术研究而言，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完全没有假设的研究，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带有预设性，其实，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或“绅士革命”的观点同样带有预设性。有人提出，孙中山说过，辛亥革命是一场“国民革命”，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他的提法。当然可以用，但同样也要论证，因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说法本身也是一个假设。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假设，而在于经过假设与求证的循环往复，最后的研究成果能否揭示历史的真实。
因为官方给辛亥革命的定性是“资产阶级革命”，我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也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有人据此说我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中共官方的学者。我想提醒注意的是，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尚在中国肆虐的时候开启编写工作的，那时要客观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都难，遑论挑战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定论！可以说《辛亥革命史》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官方学者。而且，资产阶级革命一说的源头，并非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学者早已说过，而且我个人的根据也都来自非马克思学派的社会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编写出来的《辛亥革命史》，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撰写《辛亥革命史》，也会带着新的时代烙印。这是很正常的，一点也不奇怪。
因此，当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辛亥革命史》被列入“中国文库”，有机会再版的时候，我决定只删除一些早已过时的赘语，改正若干明显的错字和史实错误，而不作根本的修改。这么做，能真实地保留一个学术文本，同时，也是对编写组成员劳动的尊重。
岁月催人老。再版的时候，当年一起争论一起拼搏的编写组成员，大都已经凋零。我很怀念这一群老友。
[1]插入照片，1976年编写组长沙会议后，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与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右为林言椒，后排中为戴逸。
[2]研究会部分理事1980年合影，我的左侧为林增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