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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借调《历史研究》)

章开沅口述自传(借调《历史研究》)

1、三个“不适当”

1974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需马上动身到北京报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刘丙一找到我,显得很高兴,说通知是中央下达到省里,由省教育厅下达到学校的。他叮嘱我要去一趟省教育厅,并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学校很高兴,你要给学校增光。”

我一听,轻松半截。原先是一个戴罪之身,现在居然可以给学校增光了。我遵照指示,去了一趟省教育厅,见了几位老领导,又听了几句鼓励的话。但对于何以被借调到北京,依然一头雾水。

多年之后,才有人告诉我,原来,我的两个朋友戴逸和苏双碧曾参加最初《历史研究》的复刊筹议。他们看我长期处于被批斗的境地,想拉我一把,于是把我列进名单。

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一“内幕”,但我确实把能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视为一个天大的好机会,高高兴兴地去北京报到。

去了一看,担任编辑工作的,都是从各地高校借调来的,有些认识,更多的则不认识。胡绳武负总责,宁可当副手。与上级联络,主要靠曹青阳。曹青阳是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的,没有历史专业背景,但他是真正的头儿。我注意到,专业人员中,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为能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感到荣幸。除了业务人员,还有“掺沙子”进来的几个工人,我记得有一个老王师傅,来自天津东站,有一个叫做方黎燕的小姑娘,来自北京汽车修配厂,还有一个小王师傅,是从沈阳一家工厂调来的。

报完到不久,我去看望东老。多年不见,历经沧桑,彼此都有些激动。才进门,就听到楼上传来东老浓重的醴陵口音:“开沅同志,你来了!”

一番寒暄之后,我告诉东老,此番来京,是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原本认为东老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他却皱起了眉头,一字一顿地说:“你呀,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一个不适当的单位,参与了一件不适当的工作!”

原来,他和《历史研究》原主编黎澍是同乡,他们私下有机会交换意见,他了解一些“高层”的信息。根据他的判断,复刊后的《历史研究》,将会成为”四人帮”控制的“批林批孔”的工具。

他对当时的史学热门“儒法斗争”非常痛恨,愤愤地对我说:“什么儒法斗争?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连一点常识都没有。你看过‘大参考’没有?连苏联学者都骂我们无知。这是民族的耻辱,我要给总理写信,向中央提意见!”

东老一向温文尔雅,但那一天却显得非常激动,不断拍桌子宣泄怒气。临别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工作,干不久的,干不久的。”

本来认为是天降良机,没想到被东老泼了冷水,连说三个“不适当”。这令我十分困惑,但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2、编辑部与“四人帮”

但《历史研究》和“四人帮“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四人帮”是如何控制《历史研究》的,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历史研究》复刊之后,不归原来的主管单位学部,而是归国务院教科组主管。国务院教科组在1970年成立之后,接管了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是其主要领导成员。有一种说法,迟群主管《历史研究》,曹青阳直接与迟群联系。但曹青阳自己回忆说,他的上司不是迟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组的领导。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迟群到编辑部的记忆。李琦曾任周恩来秘书,水平较高,态度平易近人,从不讲空话。

如果迟群直接主管了《历史研究》,那《历史研究》与“四人帮”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阳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迟群,也还不能排除“四人帮”控制,至少是影响《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文革期间,北京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写作组,叫做“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大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人。迟群是“梁效”的领导者,而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样都要送给“梁效”审查。“四人帮”完全可以通过这一环节对《历史研究》加以控制。

我参加过一次“梁效”的审稿会,是在北大朗润园。那一次主要是给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见。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感觉“梁效”写作组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某某某一人,处在领导地位,显得很自负,颐指气使,大大咧咧。汤一介、周一良、田余庆等人,都还是书生本色。田余庆发言,完全是学者风度,都是从学术本身谈。

还有另外一些信息,显示复刊的《历史研究》与“四人帮”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据胡绳武回忆,有一次江青接见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我想,如果确有此事,大概也是派代表去的吧,因为我实在不记得自己接受过江青的接见。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江青给《历史研究》编辑部送芒果。

编辑部成立之后不久的一天,曹青阳兴高采烈地拎了一篮子芒果回来。说这是外国友人送给毛主席的,主席看大家辛苦,让江青同志转送给大家。我们一听,感动得不行。编辑部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激动万分地品尝毛主席送的芒果。他拿回来的芒果很不少,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我感慨万分。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挨骂挨批,现在终于被当人看待了,还受到毛主席的关心,实在太令人振奋了。一激动,我把芒果核揣进了兜里,珍藏了好久,后来还带回武汉,向亲友们展示。

没有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人想抓我的小辫子,联名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吃了江青送的芒果,是“四人帮”一伙的,至少有投靠嫌疑。记得我当时答复说:“芒果是毛主席的,只是通过江青的手送来的。我吃的是毛主席的芒果,这是我的光荣!”这一答辩大致不差,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可能,“四人帮”是借毛泽东的名义送芒果给编辑部,借以笼络我们,进而控制《历史研究》呢?

类似的事情似乎还有。我记得编辑部不止一次受到“关照”,在正式放映之前去欣赏一些电影,如《闪闪的红星》之类。这是不是也是“四人帮”的笼络手段呢?

另外,复刊之后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不但没有设在学部(先在前门饭店,后在和平宾馆),而且,报到后不久,我们还被曹青阳提醒:“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最好不要和学部的人联络。”如此郑重提醒,似乎也显示,围绕着《历史研究》编辑部,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3、业务点滴

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历史研究》写一篇复刊词。为了我能够写好,编辑部开过一次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或说要破旧立新,或说要有靶子,但未得要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精神,我实在很为难。熬了两个通宵,得了习惯性的偏头痛,好不容易凑成一篇,交上去,不能用。原因很简单:目标不明确,没有战斗力。

其后,撰写复刊词的任务落到了宁可的头上。他大概知道一些内情,或许他撰写的稿子在发表前经过了“梁效”把关修改,反正定稿的发刊词充满了火药味。比如批判文革前的编辑部,用了“群魔乱舞”一类的字眼。这恐怕要令黎澍伤心。宁可是黎澍非常欣赏的,我想他不至于用这种词语。

那时“评法批儒”正在高潮,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要找出典型来,章太炎被定为近代的“法家”。我曾被要求领衔撰写一篇讨论章太炎的“法家思想”的文章。编辑部近代史组的几位同仁,包括负总责的胡绳武在内,私下对于“评法批儒”都持保留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近代无法家。但任务被派到头上来,只能硬着头皮上。

奉命与我一起做这件事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刘耀,他是研究现代史的(那时以1840-1919年为“近代”,以1919-1949年为“现代”),对章太炎没有兴趣;另一个是方黎燕,她是一个工人,只有初中文化,还不到20岁,根本读不懂章太炎的文献。因此,此事只能由我独立承担。

1976年摄。照片中的女士为方黎燕

我不认为章太炎是法家,偏偏又要评论他的“法家思想”,该怎么办?左思右想,决定避重就轻,专门评述他的《訄书》。在拿定主意之前,我还特意去征求东老的意见。东老觉得可行:“这样做,既可以完成任务,又可以回避一些牵强附会,很好。”考虑到《訄书》艰涩难懂,他还特意介绍我去向马宗霍请教。

马宗霍是太炎的及门弟子,在中华书局工作。我去拜访他,他很热情:“我这里有一个没有标点过的本子,你先拿回去,标点一下给我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我拿着标点好的部分《訄书》再去向他请教。他仔细看了一下,说:“你能读得懂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快就都标点出来了呢?”

我说:“我只是根据语气、结构加以标点,毕竟是肤浅的。太炎先生的文章,还有很多很深的意思,希望您能指点。”

马宗霍叹了一口气,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跟着太炎先生学习的,包括在日本时期就跟着太炎的鲁迅,都没有哪一个真正弄得懂先生的奥义。先生的文字太艰深,很少的文字要表达很多意思,领悟不易。中国的文字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只要能够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你放心写吧。”

经马先生这么一打气,我倒是有点勇气了。回去之后,认真研读《訄书》,做了很多笔记,写成了一篇《论〈訄书〉》,在方黎燕、刘耀和我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凑成一个笔名(好像是“黎耀章”)署上,总算交了差。

在编辑部的最主要工作,是做编辑,还要外出组稿。为了组稿,有的同事几乎把全国胜地都跑到了,看遍了祖国大好河山。我的出差地点则非常固定,只有一地,就是武汉。之所以一出差就争取回武汉,主要是家庭的关系。那时妻子健康出了点问题,一度怀疑是乳腺癌,这令我非常担忧。小女儿还小,后来又发现眼睛有点问题,做父亲的当然非常牵挂。

回武汉出差,我既组中国近代史的稿子,也组中国古代史的稿子,还组世界史的稿子。组稿的过程中,大家喜欢问我一些情况,我也就热心介绍一些京师动向。没有想到,待文革结束,华师政史连的几个同事(主要是弄马克思主义的),突然贴了我一张很大的大字报,标题“十问章开沅”,说我是“四人帮”黑线,回武汉组稿时经常传达“四人帮”的黑指示。我在心里叫苦:文革的时候,我被说成是中宣部黑线在桂子山的代理人,批判大会上,给我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文革结束后,我又成了“四人帮”黑线上的人!

因为这张大字报,学校还专门立了案。既然立了案,那就必须调查清楚。学校派了党支部的一个干事前往北京,专门调查我在编辑部时的表现。被调查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以为有人要陷害我,因此对调查者颇不客气。有位朋友在被调查时说:“章开沅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他在编辑部的时候是受批判的,是重点批判对象。他那样子,能成为四人帮的人?”最后查无实据,只有销案了事。

我在编辑部的时候,确实遭到过批判,但也说不上“重点批判”。挨批的起因,是我负责校对的一篇文章,标点错了两处。我自认编辑、校对都很认真,但还是出了纰漏。自古“校书如扫落叶”,要做到滴水不漏,几乎不可能。因此,编辑部的同事们都表示理解。曹青阳也没有摆出要严肃批评的架势。但负责监督我们的“工人杰出代表”中的那位老王师傅,坚持要对我展开批判,于是在编辑部内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我们虽然都称老王为“王师傅”,但他其实不是一般的工人,是党委副书记,有点工人贵族的样子。

老王师傅横眉怒目,带头发炮,说之所以出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安心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好好干,却去为人民出版社写书,出版《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云云。他曾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起来的天津东站写作组负责人,自然要表现得忠心耿耿。

在他之后,有几位党员也不得不说了一些应景的话,但批得有气无力。随同老王来的两位年轻师傅,也没有热烈附和他。由于写《论〈訄书〉》期间方黎燕与我接触较多,萌生了学习文史知识的兴趣,我在业余经常作点辅导,她感觉颇有收获,自然不会批判我。(后来,方黎燕因此遭到老王批评,说她被资产阶级专家“同化”了。)小王师傅很直爽,批判会上没有向我开炮,后来还找机会告诉我,在批判会之前,老王找他们讨论了一下,认为我是编辑部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据小王讲,老王之所以觉得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一则我还不是党员,二则说话“有点随便”,三则我收到家里寄来的零用钱最多,四则我有前科,以前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一听,哑然失笑。胡绳武的工资是每月140元,我的工资是每月120元。他不是“资产阶级”,我却是“资产阶级”!我妻子多给我寄一些钱是有原因的,一则她看我此前数年一直挨批挨整,生活很苦,现在难得在北京放松一下,北京东西贵,还有点应酬,不能太寒碜;二则我的小女儿患眼病,为方便治疗,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北京与我同住,我们是两张口吃饭,花销自然也高点。

4、女儿眼疾

妻子发现雪梅眼睛有问题之后,曾在武汉求医,但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那时武汉还很乱,医院依然是护士当家,因此解决不了问题。我和妻子很着急,但又无计可施。

不久,曹青阳到武汉出差,顺便到我家走走,问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妻子向他讲了这方面的情况。曹青阳回到北京之后,就对我讲:“你干脆把孩子带到北京来治疗吧,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一些。这里有一个同仁医院,它的眼科在全国享有盛名,疑难病都能治。你的孩子未必是什么疑难病,但确诊一下比较好吧。”

有曹青阳这一句话,我就托人把雪梅带到北京来了,与我一起住在和平宾馆。本来,我是和谢本书同住一屋,雪梅到了之后,就有点不方便了。科教组临时派到编辑部管财务的马力是一人住一间,她很慷慨地说:“这个好办,此后我晚上回家睡,你们父女在我房里休息就是了。”于是,住宿的问题也解决了。那真是享福了。浴室里有一个大浴缸,女儿玩得很高兴,说:“真好,还可以游泳!”

雪梅到北京之后,白天和宾馆的女服务员们玩,我可以完全不管。到了晚上,我就陪她在电视房看电视节目。前门宾馆没有电视,和平宾馆也只有一台大电视,彩色的,放在会议室。我在那之前没有看过电视,一看就喜欢上了,原来电视这么好,连怎么刷牙都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看电视是我们父女最美好的时光。

不知何故,那时杨荣国刚好也被安排住在和平宾馆疗养(已患癌症)。因为我40年代在计政班读书的时候,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去拜访过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不过,我一讲计政班的情况,而且几笔就画出他的漫画头像,他就记起来了。他带着一个助手,在生活上照料他。这个助手也姓章,因此我们很快就熟识了。

有一天,章先生看到我身边带着个小孩,就问:“您是不是调过来了?”

我说:“没有调过来,孩子看病。”

他问:“看什么病?”

我说:“眼病。”

他问:“看过了吗?”

我说:“还没有。”

他说:“那太巧了。过些日子,将会有一位眼科专家来给杨老看病。到时候,你把孩子带来,顺便看一下吧。”

我一听,太高兴了。杨荣国跟“四人帮”跟得紧,地位很高,给他看病的,都是专门给中央首长看病的保健医生。没想到雪梅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

专家来的那一天,我请了假,领着雪梅去看病。她没有带太多仪器,只有简单的检测仪。她做了一个临时的暗房,检查了一下,告诉我:“根据我的初步判断,不是大问题,应该就是散光,还不是斜视。不过,为了可靠起见,你还是带孩子到同仁医院的眼科检查一下吧。”她很热情,还为我介绍了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

后来到同仁医院一查,果然只是散光,配上眼镜,没有大碍。

5、抽烟与爱国主义

1975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一个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了。那时“四人帮”的日子已经不那么好过了,邓小平已经主持国务院工作,大家心情都蛮好。黎澍也被启用了,并且亲自参加那次学术讨论会。

出发之前,原《新建设》编辑王庆成提出了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现在物资匮乏,我们要不要带点烟去?”

我看北京到处都有烟卖,估计哈尔滨应该也有吧,因此说:“不用带。你去开会,难道还没有烟供应你?”

其实我并不了解烟的供应情况,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没有想到,几位抽烟的朋友听了这话,都相信了,都没有带什么烟就上路了。

结果,还没有到哈尔滨,还在大庆的时候,他们就“断炊”了。那天晚上住在一个招待所,比较荒野,没有烟。王庆成烟瘾发作,开始抱怨:“就是你说有烟,害我没有带足……”

看着烟民们饱受烟瘾折磨的难受模样,我感到很歉疚,深怪自己不该多话,但也没有办法。好在同行的有一个吉林大学的女工农兵大学生小冷,非常热心,主动提出到外面帮忙买烟。街上的小店早已打烊,她一家一家地敲门,向人求告:“我们这里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大学者,老教授,没有烟抽,很难受……”最后居然买到两条烟,当宝贝似的抱回来了。

烟民们一看烟来了,一下子都涌了过去。小姑娘一看,故意卖关子,抱着烟转身就走,烟民们也马上跟了上去。我看着有趣,又多了一句嘴:“你们这架势,真是好有一比。”

有人接嘴:“你比什么?”

我说:“就像杨子荣拿着联络图,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紧随其后。”

他们听了,不与我争,笑笑就走了。对烟民来说,抽烟要紧。

第二天,终于到了哈尔滨,在北方宾馆安顿下来之后,我正准备看看报,喝点水,有人在我的门口探头探脑。一看,是赵矢元。

他冲着我说:“快,开会开会!”

我问:“开什么会啊?”

他一脸神秘:“重要的会。”

我问:“我怎么事先不知道?”

他说:“临时决定的。非你去不可。”

我不知所以,在他的拖拖曳曳之下,跟着去了。来到一个小会议室一看,烟民们都在,围坐了一圈。待我坐下,就有一人出来主持会议,宣布:“章开沅批判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矢元同志讲话!”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们到了北方宾馆之后,有足够的烟抽了,精神足了,于是谋划召开这么一次“批判会”。为了不惊动我,还让不抽烟的赵矢元去叫我,真是煞费心机,也可见当时大家的心情确实比较愉快。

“批判会”上,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嘻嘻哈哈,颇为热闹。最有水平的一段,我至今记得,可惜忘记是谁说的了:“章开沅,你知道吗,这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这不是开玩笑。我们抽烟,每年给国家大量交税,是爱国主义。你不抽烟,不交税,是卖国主义。你害得我们没烟抽,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罪加一等。你还侮辱我们,说我们是座山雕的手下,敌我不分,颠倒黑白,还要罪加一等!”大家听了,笑得很开心,我也跟着开怀大笑。

“批斗”期间,有一个人在外面偷偷朝里望。我到门口一看,是陈铁健。他没有接到开会通知,因为他和黎澍住在一起,要照顾黎澍起居。

陈铁健问:“你们开的什么会?听说开批判会,怎么又嘻嘻哈哈的?”

我笑道:“大家开玩笑的。”

他说:“黎澍听说开你的批判会,担心你又出了什么事,怕你吃亏,要我来看看。”

6、夜宿镜泊湖

会议结束后,黎澍雄心勃勃,要到大兴安岭中俄边界实地考察一下,指定丁名楠、陈铁健和我三人作陪。由于黎澍属于高级干部,到边界去要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不幸,边界之行的方案未获批准,理由是“不安全”,因为当时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作为补偿,黑龙江省委安排我们到镜泊湖一游,派了一台车,还有一个负责干部作陪。

镜泊湖原先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以水平如镜得名。湖的四周,山峰重叠,林木秀美。50年代,这里修了一批造型各异的俄罗斯风格木屋,与自然景观十分协调。这些别墅,原本是为苏联专家修的,供其度假休养。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改为中央领导人的休养之地,但除刘少奇夫妇以外,其他几位高层领导似乎都没有来过。文革期间,那里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道路破损不堪,有一处木桥都朽坏了,临时找了几根大木头往上面一搭,我们的车子才能通过。

到了那里一看,偌大的度假山庄,只有一个管理员、一个厨师和两个女服务员。我们被安置在刘少奇夫妇住过的那栋大别墅,倒也宽敞、舒适、清洁。黎澍住的,正是刘少奇和王光美住过的主卧室。客厅的墙上,还有大幅庆祝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招贴画。黎澍的住房的墙上,到处都是“打倒刘少奇”一类的大幅标语。

住宿的条件很好,只有一个缺陷:没有水。我们在一个服务员的陪同下到湖边散步,只见无边无际的浓密森林,一片黑幽幽的阴影,偶尔有点点绿光闪烁。

“那是虎狼的眼睛。”女服务员向我们解释。

“真的吗?”

“真的。”

我们不禁毛骨悚然。不过湖水确实清净,在月光下泛出淡淡的银光。因为室内没有水,我们还下到湖里游了一会,洗一洗身子。回到木屋,一觉睡到天亮。鸟声悦耳,松鼠跳到了窗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顿感缩短。

我和丁名楠外出散步,发现有的空房的走廊上,居然有新鲜的野兽粪便。显然,昨天夜里,有猛兽来巡视过自己的领地。

临别时,山庄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与“中央首长”合影留念。我们不敢招摇撞骗,但他们硬是不依。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和他们合了一张影。那位大厨非常激动,照相完毕,还紧紧地与我们握手。

事后我们和黎澍开玩笑:“山庄的工作人员那么强烈要求合影,一定是您长得太像中央首长了。”

黎澍笑道:“不是这样的。大概过去中央首长来这里时,照例都与他们合影留念。在冷落了多年之后,幸而有我们光顾,虽然明知不是高层领导,总算聊胜于无吧。”

镜泊湖之行留影,左起:章开沅、丁名楠、黎澍、陈铁健

借调历史研究编辑部

在整个行程中,黎澍和我们一样,兴致很高。他一路谈笑风生,偶尔还喝一杯白酒助兴。那时邓小平还在中央主持工作,大刀阔斧的整顿开始显出成效,这使人们对前途有了信心,有种多年阴霾一扫而光的感觉。

那时已有将《历史研究》交回学部办理的意向,黎澍正在准备全面接管这一杂志。他有意让我留在编辑部,但我却已经下定决心回武汉,不过尚未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执意回武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据多年的观察,得出了一点感悟:马列主义者越多的地方,斗争越激烈;北京太复杂,离上层太近,我怕自己拙于应付,不小心又被卷进漩涡中去了。

东老对我的决定全力支持。当我离开北京前到他家里道别时,他笑着对我讲:“我早就说过干不久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