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业网站
章开沅口述自传(借调北京)

章开沅口述自传(借调北京)

1、想去北大,却去了文史委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我一头扎进了张謇研究之中。1962年,我正在南通阅读张謇的家藏文献,得到消息,作为奖励与补偿,华师给我两年时间外出进修。我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问题是,去哪里进修呢?

我当时最想去北京大学,跟随邵循正先生进修。邵先生出身世家,是郑孝胥的女婿,曾师从法国学者伯希和,学问极好。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期间,我曾向邵先生请教,他教给我很多小窍门。比如说,关于读书,他告诉我:“并非所有书都要精读。该精读的就精读,不该精读的就浏览,更次一些的就翻翻。对有些书,不要说一目十行,一目百行都是可以的。”做历史研究需要海量阅读,如果任何书都精读,确实无法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1959年5月成为全国青联常委之后,我认识了北大的侯仁之。他也是常委,也是历史专业的,而且都有教会大学背景,我们因此走得近。在得到有机会出去进修的消息后,我与侯仁之联系了一下,表达了想跟邵先生进修的愿望。侯仁之向邵先生说了一下,不久之后,邵先生通过秘书告诉我,他同意我到北大进修。

没有想到,华师领导替我做主,另外联系了杨东莼先生。东老50年代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对我早有较多了解。1957年,他被周恩来调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负责文教战线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副秘书长并负责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

东老得知我要外出进修,很是高兴,一口气应承下来,并且,很快以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名义向华师发了借调函,把我借调到他身边,协助征集北洋史料。这样,北大就没法去了。

文史委成立于1959年,分成若干小组,搜集、整理、出版20世纪各重要历史时段的文史资料。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文史委出版了一套《辛亥革命回忆录》,主持其事的,就是东老。

文史委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但并不管事。真正管事的,是两位副主任委员,即在文史委内部称为“两老”的杨东老杨东莼和申伯老申伯纯。两位都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东老常年做桂系“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申老则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办公室主任,参与过西安事变的全盘策划。

我于1963年春到文史委报到。报到的时候,“两老”发生了一点争执。大概申伯老那边也缺人吧,他很主动地说:“你来了正好,和我一起整理西安事变资料吧!”东老一看着急了,说:“那不行。华师派他出来,是希望他研究北洋军阀的,应该以他学校的意见为准。”看两老那架势,我当时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伤了和气。不过还好,“两老”性格耿直,当面争执而不伤和气,以申伯老让步而结束。

2、关于东老

东老是我的恩师。我们的相识,是在他1954年奉调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之后。在与全院教职员的第一次见面会上,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我叫杨东莼,常被叫做杨东專,名字取得不好。”(莼的本字是蓴,“秀才”念字读一边,被念作專了。)他的发言非常风趣,一下子就增进了全院师生对他的亲近感。

大概由于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缘故,历史系是他分工亲自抓的基层单位。他和历史系每个教师都谈过话,并且所谈很有针对性,不是走过场。和我谈话的时候,对我的家世与经历,他都非常清楚,可见他在事先看过我的人事档案。

也许是由于我教中国近现代史,与他的研究领域相近,此后他对我非常关心。每逢接待外国来访历史学者,他必定要我陪同,并为他准备发言稿。遇到“近代史分期”一类的问题,他还会对坐在一侧的我说:“章开沅,这个问题你谈一谈。”我一般情况下只是随侍在侧,不发言,在他点名的时候,才谈一谈。这种陪伺给我很大锻炼,让我较早学会国际学术交流。

1956年“向科学进军”期间,我的工作热情很高,有点忽略了身体。有一次,历史系大三的学生邀请我为他们做“向科学进军”的报告,讲到快结尾时,喉头突然一痒,我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唇,轻轻一咳竟发现唾液中布满血丝。强忍咳嗽结束报告之后,躲进厕所,一咳嗽,竟大口大口吐起血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口吐血,心里有些害怕,回到宿舍稍事休息之后,到医务室看急诊。经诊断,不是肺病,而可能是运动时出力过猛,损伤了肺部若干毛细血管,演讲时又过于激动,以致血管破裂溢血。

这件偶发事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有一天,当我走进昙华林校区大门的时候,遇见了东老。他喊住我,亲切地问:“听说你最近‘失红’?”我点头承认。他没有深究,只是慈祥地叮嘱:“年轻人不要霸蛮。”“霸蛮”一词是拖着湘音说的,听来备感亲切。东老是湖南醴陵人。

东老此举,影响我终生。从他的简洁话语中,我真切地领受了东老的关切与规劝,使我意识到,努力拼搏的同时要时时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更为重要的是,东老作为一个老教育家,对于我的带病工作,未给予任何奖励,更不要说宣传,这是他对青年真正的关爱。“拼命三郎”式的不惜损害健康以追求眼前功利,毕竟不该提倡;如果领导者竟然以这种事情来宣扬自己的“政绩”,那就更是其心可诛。东老此举,确实给我上了极其深刻的一课。

1957年暑假,东老奉调离开华师,去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行之前,虽然很忙,仍嘱人将一箱子常用的中国近代史书籍赠送给我。其中有一本李六如送的《六十年的变迁》,他还特地用毛笔注明书中主人公季交恕就是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的简历。这些细微之处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东老本是中国有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以翻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享誉于进步学界。他参加革命也很早,长年在白区工作。不过,由于一度脱党,因此留有“污点”。虽然后来恢复了党籍,但他在解放后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他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联络人是周恩来。听说周恩来曾私下批评他:“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小了点。”意思是说他胆小怕事,“革命性”不够。这种批评难免使他背上心理包袱,变得更加小心。

政治上的小心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不过,在有的时候也确实保护了他自己。在“大鸣大放”中,他就一如既往谨小慎微,没有发表任何偏激言论。反右阶段有一篇署了他名字的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标题是《何物自由主义》,其实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他儿子杨慎之的代笔。他没有“大鸣大放”,并且及时表态支持中共中央,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并尽力对受到冲击的朋友们伸出援手。

在解放之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首当其冲的都是原来在“白区”工作的。据东老讲,此事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那些“白区”来的人们,平常难见得到面,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聚首,于是物以类聚,坐到了一块。有来自根据地的人看到了,马上说:“你看,那些人坐在一起了。”其实,他们来自根据地的也坐在一起。后来的一系列恩仇记,似乎都可由此看到一点苗头。

1963年,他调我到文史委,当然不是因为我落难,而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后来,1966年再度借调我到北京,则在关心之外,更有一层搭救的意思了。

3、关门抢救,效果不佳

文史委搜集文史资料的方式,主要是征集。文史委成立之后不久,从全国各地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很多都有史料价值。我在文史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读这种稿件。审读结果分为三类,甲类是可以直接出版,乙类是修改后可以出版,丙类是没有价值,不可出版。

除征集之外,还有一种辅助方式:把有关当事人请到文史委,请其回忆当年往事,由别人代笔整理成文。北洋史组就请过曾毓隽、邓汉祥、朱启钤、章士钊等几位。曾毓隽和朱启钤在北洋时代都当过总长,邓汉祥则属于谋略家,周旋于各派各系之间,到处游说,纵横捭阖,兜售自己的军政主张。请到文史委的,一般都是住在外地的,家在北京的一般不请。为了方便这些人起居,请他们到文史委的时候,还允许他们带家人。我记得邓汉祥把女儿带来了,而曾毓隽则带了好几个人。随来的人,除了照顾老人生活,同时也当老人的写手。老人回忆到什么往事,由他们执笔整理。邓汉祥的写手是他女儿,曾毓隽的写手是他女婿,也是他的私人医生,因为他已90多岁,身体衰弱。

北洋史组请来的老人,被安顿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招待所。我在那里与他们同住。由于他们都有“写手”,我虽然要代表东老陪他们,但并不需要帮他们整理口述文献。写好之后交给谁,我也不知道。

这种关起门来“抢救”的方法,成本比较高,收效却未必大。之所以效果不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工作方法不太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把有关文献按人头集中起来,找专门研究的人加以梳理、提炼,制成访问提纲,做正式的口述采访。采访的时候,也应该只让老人回顾事实,而不可先有“定性”。那时文史委虽然也拟定提纲,但比较笼统,并且也不严格执行,北洋老人似乎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愿意谈的时候就谈一点,不愿意谈就不谈,没有什么约束。更为致命的,是在拟提纲的时候,或者举行座谈的时候,往往先定基调:“直系亲英”、“皖系亲美”、“奉系亲日”,要老人们回忆当政时如何“当帝国主义走狗”。“直系亲英”、“皖系亲美”、“奉系亲日”这种见解,是革命时期给北洋各系贴的政治标签,与事实未必符合。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来讲,他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亲英”、“亲日”、“亲美”,作为当时的合法政府,他们应该还是自认代表中国利益的。数十年之后,你硬是要他谈什么“亲英”、“亲日”、“亲美”,说自己当年服务的政府是哪个的走狗,他实在无法谈。并且,在心底,恐怕还会有些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一方面是有些人年纪实在太大,无法回忆起有价值的往事了。比如曾毓隽,当时已经年过九十,连味觉都丧失了,吃饭食而无味,很难从他嘴里掏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记得有一次北洋老人座谈,正经事情没有谈出来多少,却因为曾毓隽说了一句什么话,被另一位口齿伶俐的老人攻击,抖出他年轻时与“小三”幽会的往事:“你还记得当年半夜,怕惊动尊夫人,溜下床去,不敢穿皮鞋,只穿了一双袜子,到……”大家一听,哈哈大笑。曾毓隽也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好像在那一刻,他又恢复了青春一般。这样的座谈也蛮好玩,只是对于还原北洋历史,作用甚微。

有的人,年纪太大的时候,记忆衰退太厉害,并且,大脑做了奇妙筛选,记住的多是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情。北洋老人揭露曾毓隽的风流往事是如此,我在解放初访问一个汉阳兵工厂老工人的情景也是如此。受访时,那位工人已经100多岁。我很希望他能讲点清末时期工厂的情况,但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却对如下事实记得很清楚:“你不要看巡捕那么威风,我们经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街上小便,故意气他。”开展口述采访,抢救史料,必须趁早。60年代做北洋时期的采访,对于有些北洋老人而言,就已经动手太晚。

我这里也讲一则经过我大脑“奇妙筛选”而记住了的小事吧,是关于曾毓隽没有味觉的。不过,它本身也与曾毓隽的“奇妙筛选”有关。有一次,他在座谈会上很深情地回忆起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请他在北京仿膳吃清蒸鲥鱼。看他那神情,那条鲥鱼实在是无上的美味,他讲着讲着,口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后来我向东老讲了这件事情,东老说:“好啊,那我们就到仿膳请他重温鲥鱼的美味。”大家兴致勃勃地跑到仿膳,点了一条鲥鱼,请曾毓隽品尝。没有想到,他动了一筷子,再也不吃了。原来,他的味觉已经完全丧失,鲥鱼和白菜一样,到他嘴里,都是味道全无。可惜,辜负了一条好鲥鱼。

4、行老与蔡端

在社会主义学院,我们有一位专用厨师,并由蔡端专门管伙食。蔡端是蔡锷的儿子,被划过右派,到西北一个瘠苦之地接受劳动改造。他眼看着身边的很多人就像蔫了的庄稼一样,一个个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他想着自己可能也无法离开那个地方了,但没有想到中央领导关照到他了。大概有人认为蔡锷的儿子这样死了不好,于是以治病为由把他调回北京,后来较早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干部待遇,为我们管伙食。

伙食的标准是每人一天八毛钱。物价便宜,蔡端又精明能干,因此吃得很好。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两素,四菜一汤,早点也很丰富,油饼、油条、薄脆、豆浆,一样不少。

蔡端有点苦恼的是行老章士钊,因为行老有时会来“蹭饭”。行老是我远房堂伯章宗祥的北洋同事,又是东老的老师,我对他毕恭毕敬,他能来吃顿饭,我觉得很高兴。但蔡端是办伙食的,他要考虑资金运转问题。他曾对我抱怨说:“行老他也不考虑我们的难处。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这么一个标准。”原来,受文史委北洋史组邀请入住社会主义学院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的,行老是本地的,不在受邀之列。受邀请者及其家属,都享受八毛钱一天的标准伙食,不受邀请的,则没有,又不好对行老明说。

行老每次出现,必定西服笔挺,硬底皮鞋擦得雪亮。个子虽然不高,样子也不是那么伟岸,但气度确实非凡。

有一次进餐的时候,行老说:“你们这儿做得真好吃!”

我问:“行老,您平常没有吃得这么好?”

他说:“哎呀,家里人多口阔,厨艺也不好……”

他说家大口阔,确是事实。那时,行老其实有三个家。一个在上海,原配夫人吴弱男在那里。主体在北京,是奚夫人。香港还有一个金女士,他多少也要管一点。行老在这方面有他的本事,能够维持家庭的和谐,相安无事。他做台湾工作的时候,金女士帮忙甚大。和吴弱男虽然不住一起,但关系也仍较密切。陈旭麓向我讲的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此点。

陈旭麓经常参加上海市政协的活动。有一次,吴弱男在政协会上为我打抱不平,说:“章开沅从小就革命,又很好学,学问很好。他是章宗祥的孙子,就因为这个背了历史包袱,连党都入不了。”我和行老有过交游,但与吴弱男却从未谋面。他关于我的信息,必然来自行老。于此可见,虽然他们不住一块,但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听了陈旭麓所讲的故事,我打心底感谢为我打抱不平的老太太。只是我不能入党,关键因素是自己的“世界观”有问题,和章宗祥没有关系。并且,我是宗祥的堂侄,不是他的孙子。

蔡端比我年长,对我很好。谈起他父亲的时候,我和他实话实说,在我心中,蔡锷是一个好人,一个爱国者,不能简单贴上“立宪派”的标签。(那年头,“立宪派”意味着“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标签。)因此,我们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当他对行老的“蹭饭”行为有点微词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行老来,对我们的工作多少有些帮助。何况,他也吃不了几餐。”

一听说行老来有助于文史委的工作,蔡端也就释怀了。

5、同事溥仪

作为文史专员,溥仪那时每天都到文史委上班。他的工作之一是看各地寄来的文史稿件。有一段时间,我们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的书桌就在我的书桌对面。虽然近在眼前,但没有想到过请他写点字或者和他合张影之类的事情,大概我那时的眼中,帝王将相都是“反动势力”吧。

关于溥仪,有两件小事记忆犹新。

一件是一起参加一个小型会议。

那是一次关于文史资料的会议,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一个角落里,那是北京政协文史委的会议室。溥仪和溥杰兄弟俩都去了。

在路上,溥仪发了一句感叹:“哎呀,这么好的风景啊!”

我当时正好走在他身边,听他这么说,忍不住说了一句:“这里的风景您还没有看够吗?”

没想到他回答说:“我来都没有来过。章先生,你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多自由。”我没有想到,皇帝并不是那么自由,到哪里都有人管着的。另外,好地方也太多了,他确实未必处处都有印象。

会议室里有两排椅子,前面是沙发,后面是硬椅子。由于人不多,大家都往前排沙发上坐,连我这种年轻的都在沙发上坐下了。溥杰进去晚一点,前排本来还有空位,但他因刚释放不久,有点拘谨,在后排找了个地方坐下了。

东老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不会冷落任何人。他看溥杰在后排就坐,马上说:“请到前排就坐。”

溥杰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过来。这时,溥仪讲了一句话:“老弟啊,宫里面的硬木头椅子你还没有坐够啊?”没想到溥仪还蛮幽默的。

另一件事是在小店进早餐时碰见溥仪。

1963年暑假,怀玉带着大女儿明明到北京探亲。一天早晨,我们一家三口走进政协旁边一条小巷里的小店进早餐。一进去,我就看到溥仪一个人坐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边,埋头进餐。我们在靠门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偶一抬头,看到了我。我和他相互笑一下,都没有搭话。

我们很快吃完,结完帐就出来了。没走多远,溥仪赶上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回去之后,我对妻子说:“今天早上和你们握手的是溥仪。”

妻子一听,有点激动:“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我们内部有一个约定,在公共场合不暴露溥仪的身份。”

不暴露溥仪的身份,作为一条工作纪律,这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他才出来的时候,有时不小心暴露了身份,就有人噗通一声跪下去,给他磕头,使他很难堪。北京那时这样的守旧老人还真不少。

不要说溥仪,就是行老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

有一次,我们邀请了行老,一起去看曾毓隽(那时他已离开文史委,回到自己家里)。两位原来是同事,都是北洋政府总长。在曾毓隽家,没有坐多大一会,进来一个人,看到两位老总长,马上打千,一条腿跪下去,毕恭毕敬地说:“向总长请安!”那时曾毓隽不担任任何职务,已是化外之人,对此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行老其时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史馆馆长,因此有点忌讳此举,赶忙说:“现在不能讲这个,不能讲这个。”但他自己有些话语也不合时宜,譬如他有时要我向中共党委汇报,便说成是“向你们党部汇报”。党部是“民国”话语,特别是国民党执政后的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