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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参加土改)

章开沅口述自传(参加土改)

1、改造土地,也改造学校

与华中大学合并之后不久,全校师生在1951年秋天被全部拉到下面去参加土改运动。这固然是农村变革的需要,但同时也还有另一用意:改造学校。才解放时,中共认为旧大学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比较“泛滥”,有必要在一些运动中加以改造。尤其是教会大学,更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

教会大学之所以会让中共觉得如此可怕,必须好好改造,原因其实很简单: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创办的,是“宗教侵略”、“文化侵略”的重镇。另外,斯大林的特使尤金1950年中国之行似乎也加深了中共对教会大学的看法。

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时候,向斯大林建议派一个特使来中国了解情况。当时哲学家尤金刚好在座,毛泽东说:“就派他吧。”斯大林果然派尤金于1950年来中国。到中国之后,尤金在很多城市发表演讲,举行座谈。在杭州组织的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出席的多是教授、学者,有教会大学背景的占有相当比重。尤金态度傲慢,杭州的学者们与他针锋相对地做了一些讨论。这件事情令尤金感到不满,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杭州这次座谈会,教授很反动,而且多半是从教会大学来的。这样,教会大学就倒霉了,要多接受一点改造。

华中大学虽然已经与教育学院合并,但大家认为还要从体制上、结构上尤其是思想上进行改造,才能完成向新型大学的转变。刚好,土改运动来了,那就将师生全部拉下去,在土改中接受一些锻炼,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做铺垫。1951年秋到1952年初,学校完全不上课,在外面参加“土改”。“思想改造”得怎么样不知道,但1952年和1953年毕业的学生,学业肯定因此大受影响。

每个土改队并不需要很多人,因此,教育学院的师生出去土改,分布地方相当广,武汉近郊、新洲、孝感都有。我被分到青山,大队部设在火官乡的一个地主家大院里。

土改,首先要扎根串联,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摸清情况,把农民发动起来,然后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地。很遗憾,这些具体的工作,我未能参加,错过了最宝贵的锻炼机会,原因就是我被任命为土改大队秘书。

青山当时是武昌县的一个区。一个区是一个土改大队,区委书记任大队长。大学下去参加土改的干部,不论以前级别多高,都只能担任副大队长等副职或秘书。大队部设三个秘书,一个管总务,一个负责安保,一个负责宣传教育,我就是负责宣教的秘书。教育系的朱辕亦为原中原大学南下干部,负责总务。武汉市委来的老喻负责安保。一个土改大队分成几个片,每个片有片长。片下分组,也有若干干部。

作为负责宣教的秘书,我花精力最多的事情,是编辑一份青山土改简报。我是主编,底下有两个记者,全大队跑,收集稿子,进行采访。这两位,一个来自物理系,一个来自教育系,都是年轻老师。我还有一个很得力的小助手,是刚入学不久的本科生,但却是老革命,广西人,很小就参加东江纵队,在部队里学会刻钢板。现在协助我,为土改报纸刻钢板,有时也能帮忙编排。

2、和平土改的失误

按照规定,本地干部为正职,学校下去的干部为副职,其用意十分明显,土改要以当地干部为主,外来干部为辅。但是,实践中,却存在“洋包子俘虏土包子”的现象。

我们的大队长是个河北人,年轻的老革命,十多岁就参军,打过仗,身体很棒,武艺高强,但行伍出身,级别不高。大学下去的干部,资历老,级别高,能说会道。要说土改,他们也有资格说话,因为有些人在老区的时候就参加过。因此,土改一开始,就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副职头头是道,正职沉默寡言。

大概大学的领导们受了邓子恢的影响。邓子恢强调政策的严肃性,主张稳当扎实,反对暴风骤雨。他是中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之一,具体负责抓土地改革。我们进行土改,每次开会,都以学校去的领导为主,开会程序大体与学校相同,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别人的工作如何开展,我不大清楚。作为负责宣传教育的秘书,我按照要求,除了在简报上做些宣传之外,还亲自对农民和地主双方都做了一点政策性的宣传教育。

对地主,我奉命主持过“地主学习班”,向他们训话,主要是讲解土改政策,介绍中共阶级路线,要他们认清前途,配合土改。不过,这种学习班也许太和风细雨,地主们似乎并不当回事。这也是人之常情,有谁愿意轻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交出来,分给大家呢?

对农民,更是教育为主。我应邀向他们宣讲过土改后的好处,告诉他们,土改后将会走苏联的道路,实行合作化,建设集体农庄,康拜因在大田野里开,物资丰富,生活幸福,云云。这种宣传能有多大效果,我心里也没有底。唯一能够证明我的宣传还有点影响的,是物理系一个学生,扎根在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姑娘,听了我的宣讲之后,特别激动,非要那个学生带着来见我,说她很崇拜我。我说:“崇拜我什么啊?”她说:“你讲的‘新农村的前途’和‘土改与合作化’,太美好了。”大概我的宣讲,还能燃起部分青年农民的激情?

我们那种土改方式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分不下去。扎根也扎了,串联也串了,宣传教育轰轰烈烈,但群众还是发动不起来,只有极少数积极分子围着我们转,其余多数人都在观望。相反,地主富农的态度还有点强硬。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法“斗地主”,分田地。

3、一次扭转偏向的会议

记得有一天,大队部的主要领导都出去开会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队部留守。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一接,是市里面打来的,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李书记今天要到你们大队来。”并告诉我,李书记会自己在外面吃饭,不需要为他准备晚饭;明天要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今晚就在这里过夜,要给他准备一间房休息。

放下电话,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属于武汉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书记是德高望重的李尔重。李尔重要来,是件大事。但领导们都不在,我该如何准备呢?一时又理不出头绪,只有把队部一间闲置房间稍微整理一下,并且烧一瓶开水。

傍晚时分,我看到远远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循着田埂朝大队部走来了。上前一问,果然是李尔重。我赶紧把他迎进来,在卧房安顿好。

他笑着说:“小章,你不用管我,也不要去通知别人。我要休息一下,准备一下明天的会议。”

为了便于他了解我们大队的土改情况,我清理了一套完整的青山土改简报送给他。进门时,看到他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似乎正在认真思索着什么。卧室里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我瞌睡大,将尔重同志(当时都这样称呼)安顿完毕,自己就躺下睡着了。队里领导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之后是否和李尔重见过面,又是如何通知全大队干部来开会的等等,我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饭之后就开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小组长以上的干部,把很大一个会议室坐满了。我很惊奇,他们是怎么把分散在四方八面的大小干部这么快召集到一起的。

会议一宣布开始,就请尔重同志讲话。开头几句还比较客气,讲着讲着语气就严峻起来了。他对我们未能将群众发动起来很生气:“你们这哪是群众运动,你们这是运动群众!”他说我们的土改是“牵着牛鼻子演戏”,效果很差。他说:“你看,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地还分不下去,老百姓眼巴巴地等着,贫下中农过春节连饺子都吃不上!”他是北方人,强调春节吃饺子的重要性。

为什么会出现土地分不下去的情况?李尔重归结为没有好好清匪反霸,土匪恶霸势力未受沉重打击。因此,要重新发动群众,必须补上这一课,必须“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他的声音很轻柔,但语气却极为沉重,给我们这些基层土改队员造成很大震动。以前我们相信大队部一套土改方法是理所当然,现在被上级党委全盘否定了。

条分缕析,追根求源,严词纠偏以后,他又缓和了一下语气,安抚我们一下:“当然,不是说你们没有做工作。大家很辛苦,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这是不能否定的。”

说完,他把手边的一摞土改简报拿起来晃了晃,说:“看,这个小报就编得很好啊。”我一听,心里还有点小小安慰。这是那次会上,唯一得到尔重同志表扬的工作。

不过,从整体而言,我们队的工作是被全面否定掉了。因此,在那之后,马上改变了工作方式,真正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让他们放手工作,大学下去的书生领导们真的成为副职了。

4、杀一儆百的效果

具体是如何“关一批,管一批”,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清晰记忆。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是“杀一批”的一点情况。至少有四个人被杀,其中有一个老年地主,显然是被错杀了(其他三人的情况我不清楚,据说有一个曾是土匪头目)。此事我一辈子记得,并且颇怀内疚。

这个地主,大概有六七十岁,瘦高身材,银须拂胸,骨相清奇,透出几分儒雅。他有一个儿子,早年离家参加革命,解放后留在东北工作。家里有很多书,都是他儿子留下来的进步书刊,他把它们当宝贝一样收存着,我还曾经到他家里翻阅过。据他自己讲,因为非常相信自己的儿子,他做过一些保护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家失火了。他从里往外跑,大声叫人救火。火被扑灭了,他不久也被逮捕了。理由是,起火的时候,他是由里往外跑。但据他自己讲,是自己老眼昏花,不小心把油灯泼了,首先把蚊帐烧着,他想扑灭,但年纪大了,水缸又正好缺水,只好往外跑,喊邻人帮助灭火。

他自己的陈述没起作用。我根据自己平时和他的接触,认为他不是纵火,曾向大队领导私下反映,但我人微言轻,未蒙采纳。连他自己的儿子为了与他“划清界限”,也不敢设法援救。结果,他被作为反面典型抓去受审。形式上虽是公开审判,但公检法和党政合为一体,区委的组织部长既是检察长,又是审判官。那种体制,当然难以体现法治精神。

同时受审的有四个人。大会宣布判决之后,很快就被拖到刑场枪毙。那个老地主,在被押送刑场时,还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大概他临死都觉得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底下这班人太胡来。押送军警连忙用毛巾塞住他的嘴,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我不知道同时被枪毙的另外三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恶行劣迹,但至少这一个老地主,我觉得是无辜的。

通过“杀一批”,同时还有“关一批,管一批”,地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真正的反动势力也立时收敛。这样一来,农民也就好发动了。分田地,分浮财,对贫下中农而言,土改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以前他们不是不想,只是不敢,现在地主蔫了,他们当然公开热烈拥护土改了。因此,很快,土地分下去了,浮财也及时分发,终于可以保证贫下中农过一个祥和春节了。

土改结束之后,土改工作队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被撤回武汉市集训。集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土地虽然分下去了,但还需巩固提高,需要加强干部水平,在春节后展开一系列后续工作;一个是春节期间,分到了田地的农民可能会为了表示感激而请工作队人员吃喝,形成变相扰民。

因为集训,春节的时候,大队部与各片只剩下很少几个留守人员,我是其中之一。偶尔到外面走走,就能感受到分到了田地的农民们的喜气洋洋。很多人家临时在屋子外面搭个灶,摊豆皮、做糍粑、炸“翻散”(一种面食小吃),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我们才弄好的豆皮,你们尝一尝吧。”“请你们吃我们家的糍粑。”我们走在外面,总能受到热情款待。但土改纪律非常严格,我们也只能略作示意而已。

不过我们留守人员春节过得也很愉快,各片轮流做东,有酒有肉有不同流派的饺子,大家自得其乐。但外松内紧,唯恐春节期间敌人反扑酿成事端。特别是大队部只留下我一人(因我当时是单身),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领导,却要暂时负全面责任,除定期召集各片留守人员集中汇报外,还要不时深入各片了解基层情况。

5、人声灯影

就在春节期间,发生了“情况”,引起人心惶惶。

有一天,天兴洲片派人跑来告诉我:“最近每天晚上在天兴洲一带都有很多灯光闪烁,人声嘈杂,不知是什么情况?”

我一听,难免心中一惊。天兴洲在长江中间,地形比较复杂,向来是宵小藏身之地。土改还未最后结束,是不是被专政的地主阶级反攻倒算,与匪徒勾结,想要发动事变?不过,在来人面前,我还是镇定地说:“你先回去,我们设法具体了解一下。”

春节期间,大队部里也没有什么人可派,只有自己去了解情况。但我一直在学校工作,没有武器自卫。正好大队部临时来了一个人,以前是在市府做人事工作的,他倒有一支手枪。我去找他商量,希望借用一下。他知道我会使枪,很爽快地同意了,并给了我一匣子弹。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嘱咐,带枪便负有责任,不能随便使用;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我原来当过兵,这些道理都懂。装上子弹,把枪往裤腰一掖,步行往天兴洲方向去了。

天兴洲四面环水,必须乘小船进入。我到的时候已是午后,刚好那天很晴朗,视线不错。我沿着江边观察,别处都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唯独一处有一些木排。或许,灯光和人声都与此有关?

到了晚上,在木排那一片,果然出现了灯光和人声。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张起耳朵仔细听了又听,依稀听到有关木排行情的话。于是,我能够确认,那些闪烁的灯光和嘈杂的人声并非来自地富反坏分子,而只是一些放排的人,春节期间在天兴洲靠岸,就地休息饮酒嬉闹发出来的。

这样,令我高度紧张的“人声灯影”事件,最终只是一场虚惊。我如释重负,转身摸黑赶回大队部,随即将枪和子弹完璧归赵。这是土改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