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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初到武汉)

章开沅口述自传(初到武汉)

1、南下

1949年6月,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当时武汉才解放,南下途中有些地方还不太平,因此,有时坐车,有时行军。整体而言,步行比较少。记得过大别山的时候,是乘的卡车,人都站在车上。大别山是老区,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拥护随处可见。我们经过的时候,两面敲锣打鼓,有人拿着鸡蛋、花生来表示慰问。那种场景,在“新区”开封是看不到的。“新区”的人们虽然也拥护共产党,但毕竟是刚刚解放,感情要淡薄一些。

白天行进,到点吃饭。先行的人已经把饭菜做好,我们不用操心。到了晚上,先行的人已经为我们“号房子”,住也不用担心。“号房子”就是和有关单位或老百姓家打好招呼,什么时候会有部队来借住,并在相关房子上做一个记号。相关部队行军到此“打尖”,根据房子上的记号,就可以安排住宿。

住宿的时候,不能睡百姓家的床铺,只能借门板、凉床,或者借点稻草,在地上铺一下。第二天离开时,必须把门板装回去,把稻草捆好。用了老百姓水缸的水,走之前要把水缸装满。虽是学校迁移,但也和部队一样,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武汉之后,大家传看一本大部头的“武汉介绍”,是内部参考书。原来,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早就将武汉摸得非常清楚,汇集成书,便于解放时顺利接收各单位。武昌千家街有一个很大的汽车修理厂,中原大学被安置在此。但中原大学是个大单位,师生有几千ren,修理厂虽大,但宿舍很少,远远安置不下,因此还借用了旁边的很多中学校舍。记得初到武汉的时候,我就住在善导女中。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女子学校,当时已经是暑假。善导女中条件还算不错,树木繁密,环境很好,只是蚊子多。没有正式的蚊帐,只有一个象征性的纱罩,能把头保护一下。结果,我被蚊子咬得很厉害,还染上了疟疾,享受了住院的待遇,在同济医院住了一阵。老领导们很关心,孟夫唐比我们后到武汉,来了之后还到医院去慰问我们病员。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招生工作非常紧张,我却在医院里享福。

初到武汉时与叔父学澄一家摄于汉口福新面粉厂

南迁武汉之后,中原大学的四个部先后改建成文艺学院、财经学院、教育学院、政法学院。这些学院不久都改建成独立的大学,从中原大学分离出去。到1953年之后,就再没有“中原大学”了。政法学院与经济学院都是由中原大学的一部发展而来,我虽属于一部,但大概因为在金大的专业是历史,被分到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初建时只有政治和历史两个系,后来又增加教育系和外语系(主要是俄语)。那时候的历史系,教学以通史为主,通史又以近代史为主,实际上是以党史为主。没有通史教授,只有请武大唐长孺、吴于厪作为兼任教授,分别主讲中外两门通史。

2、教育调查

1949年底1950年初,新生入校之后,教育学院奉命进行中南地区教育调研工作,将师生分成五个大队,分赴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开展调研。我被分派到河南,负责信阳专区和淮阳专区。信阳靠近湖北,比较富庶,淮阳则比较落后一些,生活最为艰苦。

我那个队有二三十个学员,大多受过高中教育,有些还已经读过一两年大学。他们把革命大学看得很神圣,兴高采烈地报了中大教育学院,也算是参加革命了。没想到,一入学就先从事社会实践,并且还被分到瘠苦地区。

对我而言,那点苦算不了什么。加上革命热情高,因此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左的倾向。我想着自己能跑,大家都是来革命的,应该也能跑,因此从一开始就强调向红军长征学习,一个月内跑了11个县。若在铁路沿线,当然可以坐火车,有的地方则可以坐汽车,但大多数地方只能靠双腿。

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见教育局长,或者主管教育的第一线领导,然后再深入到当地的学校开展调查。由于我们是中南局派来的,又曾经是从河南南下的,因此大家相见,都非常亲切,愿意尽力协助,并提供关照。

但是,毕竟还是辛苦的。对于有些从武汉市来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而言,就更加苦不堪言了。每天要走很多路,吃得也不好,经常要吃粗粮、杂粮,油水也比较少,更不要奢望零食和水果了。白天忙于调查,晚上有时还要加班,整理文献,做小结。他们满怀浪漫地来上革命大学,没想到革命这么辛苦。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们发难了。发难的方式是“清君侧”。大概因为我总是带头工作,吃得苦,又是个“老干部”,因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我,而是指向了我依靠的副队长。副队长也是一名大学生,善于口头表达,会应酬,而我对于应酬还很不习惯,因此在与地方干部交往、开座谈会等时,我都让他来代表发言,为我分劳甚多。发难的时候,大家就重点批评他,指责他脱离群众,爱表现,只做一些门面工作,无视群众疾苦,不能将大家的心声向队长反映等等。

一看这架势,我知道是自己的工作有问题,主要是没有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未能及时了解长途行军造成的若干客观困难。我这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学生也不同于军人,不能因为自己能日行百里,就把大家累坏。在那以后,我对工作方法做了一些调整,把劳动强度减轻一点,把伙食尽量弄好一点。到结束的时候,大家感觉还挺有收获。领导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个队跑的地方最多,生活最为艰苦,但收集的材料最多。大概我是学历史出身,收集材料方面比较擅长吧。

别的队的队长,在调查结束之后,从当地带回一些土特产,送给院长王自申等人,显得很亲切,很有革命感情。买土特产的钱,应该是调查经费的结余吧。我那个队却没有一点结余,我把所有的钱都用到改善学员的生活上去了。不过即使有结余,我恐怕也想不到要带点特产,加深点革命感情。也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却总觉得有点巴结的味道。好在院领导看到我的调查成绩,也都非常高兴,甚至还要发展我入党。

不过,稍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入党一事成为泡影。

3、办学方针之争

教育调查结束之后不久,教育学院举行办学方针大讨论。在南下之前,相关领导就有创办新型大学的设想,现在讨论办学方针,当然也是围绕如何理解新型大学展开。但听领导们做的报告,全都是围绕着“延安精神”展开的。在延安办学方针的指引下,培训了多少干部,培养了多少学生,表现良好,一片光明云云。在这种基调下制定的办学方针,恐怕还是延安式的照搬吧。这引起学校一些中下层干部的担忧。我们认为,延安精神当然是万古不朽的,但延安的那一套办学方式,则基本上是一种党校或干部培训性质,作为正规的新型大学,不当如此。

不久,学校召开办学方针的民主大会。我作为研究室的代表和院学委会的成员出席大会,坐在主席台上。学委会的全称是学习指导委员会,是为了指导全校干部学习马列理论而设立的一个机构。中原大学有学委会,四个学院各有一个学委分会,我就是教育学院学委分会的。那时把政治学习的时间改在早饭之前,六点起床,七点多吃饭,中间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学习。学委会的人要提供必要的指导,并有权检查大家学习的作业、心得。应该说,能够进入学委会,说明院长王自申对我很重视。不过,在教育方针民主大会上,我以代表广大中下层干部的心声自居,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正在受到重视的学院“红人”,发言应该注意分寸,不宜有损领导尊严。我大谈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在办学上,要尽早从党校模式转变到正规大学模式。首要的,就是要减少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的时间,要鼓励学生在专业上有所增长。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经济建设,高校没有必要整天进行政治学习,好像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压倒一切。我还强调,正规大学之“正规”,就在于教育计划要相对稳定,不可时常变动。还有课程比重要合理,应以专业课程为主体。

如此这般,我自认为是代表了学校相当一部分老师心声,贡献了我们在办学方针上的恳挚建议。没想到,我的发言竟被认为是挑战了党的教育方针。会后,王老亲自布署,安排陶军第二天代表学院党总支发言,题目是《为捍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陶军发言我未做记录,现已记不清了,但这个题目就够吓人,我一下就变成中共教育方针路线的反对派。我当时很恼火。因为陶军事先在私下交流的时候,我们意见并无二致,他现在怎么这么发言?后来总算明白,陶军也是身不由己。他的发言,发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党的声音。领导要他代表支部发言,他不敢不言。原来党的纪律这么厉害,但党的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就一定能代表党的方针吗?

不过,我的发言也不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一线工作的四个系的基层干部一起讨论过的。因此,虽然批的是我一个,我们几个同伙也很生气。不过,对我的批判没有持久,很快就由办学方针之争转移到对我实行政治审查。

当时,对我的处境最同情的是高原夫妇。其实,王老对高原也不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也比较爱提不同意见。王老向人说过:“教育学院有两个人个人主义强烈,一个是高原,一个是章开沅。”

高原自己不便出面,便经由他的夫人、教工党支部委员杨健,代表支部找我个别谈话。杨健根本不提教育方针问题,坦率地告诉我,现在已在对我进行政治审查。

她对我说:“你要多想一想,不一定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你想起来自己有其他的问题,如社会关系、个人历史等,一定要赶紧向组织说清楚。”

我说:“我的情况在许昌市委都写清楚了,组织上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预备军官管理局是属于国防部的,你和国防部二厅有没有关系?”

我说:“我们不属于二厅。”

她说:“不属于二厅就好。凡带‘二’字的,都是情报单位。”

有人在怀疑我是国民党特务!我感到非常委屈。我想,难道这些人要在我身上再制造一个“野百合花事件”吗?王实味本是一个老革命,就因为在《野百合花》中揭露中共的等级主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硬是被扣上“托派”、“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帽子,后在行军中遭秘密处死。

反思这一往事,我在进城之后不久,对一个草创阶段的教育学院,提出那么高的要求,显然过于苛求。但是,王老不能容纳批评,也有度量问题。对不同意见的人,在猛批之后继以政治审查,这虽是历史上的一贯做法,但现在历史条件已根本改变,而王老又是一个比较宽厚的长者,我猜想从开封到武汉,总有些人比较“左”倾,学习使不上劲,但开批判会都是上纲上线能手。但这些人是谁呢?

4、与华中大学合并

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做出决定,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名称,将教育学院并入武昌华中大学。两校合并后,改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更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成立之初,有所谓“三元”比较受重视,指高原,常春元,章开沅,意思是说这三个人还有点理论水平。不过,在“办学方针大讨论”之后,我就被边缘化了,和王老疏远了。因此,与华中大学合并的部署、交接,我完全不知道。现在能够忆及的,只是一点表面的情况。

正式合并之前,已经派人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派陶军通过“新教协”与华中大学取得联系,经常到华中大学做政治报告,增进理解,物色骨干,团结朋友。陶军毕业于燕京大学,口才极好,他的大报告在武汉风靡一时。通过陶军的工作,为合并做了一些必要的铺垫。因为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我们把它所在的昙华林、粮道街一带看得很可怕,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认为间谍、特务有一大堆,说不定还会打黑枪。因此,对于进入华大的陶军,有必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小汽车,步行又太危险,于是每次都用一辆马车接送。认为马车多少有点防护。遇到危险的时候,车夫也是个帮手。这位车夫后来成为华师的第一名司机。当然,他本来是会开车的,不过解放前是开消防车。

陶军的演讲对华大的学生影响最大的,大概是“建立思想上的万里长城”一句。因为合并之后,大家经常把这一句挂在嘴上。国歌号召大家“建立血肉的长城”,陶军则号召华大师生“建立思想的长城”,反对、批判,进而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构筑思想上的万里长城。由于有这种出色的前期工作,加上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受影响,因此,合并之后,学生们基本上都是欢天喜地的。做保卫工作、开批判会的时候,学生和原中大教育学院的青年教师,还有原华大地下党团的教师,都被作为依靠对象,是一个阵营的。

教师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一般的中青年教师,好像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似乎没有什么隔阂。中间有一些还是地下党员,那就更不存在隔阂。但教师中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其内心世界如何,就不得而知。

至于以韦卓民先生为代表的领导层,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相互之间还是各有防范。有些领导人工作作风比较简单粗暴,使这种疏隔感进一步加深。那时整个高校只有一个党委,设在武汉大学,书记是徐懋庸。徐懋庸才华横溢,但讲话语言尖刻、刁酸刻薄。有一回他来我们学校讲话,批判韦卓民和那些老华大的人,说:“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投鼠忌器。如果器里面真的有老鼠的话,那就把器砸碎嘛,不然怎么抓得住老鼠呢?”如此简单比喻,实在令人不舒服。

华中大学本来是一所非常有内在凝聚力的学校,韦卓民先生一直致力于把学校办成家庭一样。中共如何将其拆散,将其改造,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惜,我当时完全没有怀着研究的态度来观察。

5、解放时我家人的心态

对于我的家人在解放前后的心态,我倒是可以简单说上两句。当然,当时我与家里完全失去联系,只能是多年以后的间接听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祖父的心态和我母亲以及我兄弟的心态,有明显不同。

祖父继承曾祖的家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他的心境。我们家的铁矿公司在抗战胜利之后遭遇“劫收”,已经不归我家所有。面粉厂则在解放后因无力继续经营,被芜湖市中粮公司收购,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

面粉厂被收购时,章家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祖父那一代人的生活依然相当优裕。但是,他的心情还是比较郁闷,毕竟祖上的家业,是在自己手上弄没了。芜湖已成伤心之地,他去了南京,和他的大女儿一起生活。

他们的住地在一条小巷内,小巷外面是一条大马路,巷子和马路之间有一堵围墙。有一天,祖父在小巷散步的时候,巷子外面正好经过一辆飞奔的马车。马惊失控,马车居然把墙撞倒了,祖父恰好被埋在废墟下面。人们把他救起,送到医院抢救,幸好尚无大碍。在那之后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曰“恨再甦老人”。他常给我父亲写信,最后就是这样署名。

同样处于这样大变局,母亲的心情就大不一样。

我投奔革命之前,在家里留下一本高尔基的《母亲》。母亲看了这本书,很受感动,学伯威尔母亲,想为她自己的儿子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做点什么。渡江战役前夕,我家工厂成为国军江防军营。有一天,有个国民党士兵居然逃到了我家住宅。母亲知道了,赶紧拿出我们兄弟穿过的衣服,让他换上,并且打开住宅后门,让其逃走。

另外,她娘家有个姓芮的侄子正好在安徽学院(现安徽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她也常把我书橱中的进步书籍借给他看,此人以后也参加学运,参加革命,并曾在北京担任机要工作。他多年以后还记得我在书上角下的签名式样。

解放以后,芜湖老家的房子没了,父母先是到重庆北碚姐姐家住,因她在军区图书馆工作,居住条件较好。1954年,母亲和父亲一道来武汉,与我同住,帮我照顾生活。当时学校家属宿舍很少,只有在街道上租住私人住宅。母亲一贯急公好义,讲究清洁卫生,来武汉不久,便当上了我们那个街区居委会的卫生委员。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她恢复了文化学习,经常用小学生的格子本练字,以便填写相关报表,对新社会抱有乐观期望。

我的三哥开诚加入了解放军,随二野到四川的时候,得胃溃疡去世。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可惜那么早就病死在医院。

我的五弟一直与我关系最为亲密。我在重庆当兵,他随我一道当兵。我退伍后办同仁杂志《洪流》,他就为杂志跑“发行”。我投奔共产党,他也相信我,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1947年暑假他和我一道采访过芜湖河南地区一个共产党烈士的家庭,看过一些那个烈士留下的书籍。面对解放,他也欢欣鼓舞。但是,他肺病已重,在战争期间,加上住宅淹水,无法出外就医,一病不起,未能分享到全国解放的喜悦。

五弟病中曾有日记,内有一篇模仿普希金的自撰墓碑文字,临终态度极为安详,最后一句遗言是“好了,我可以走了”。他对自己的健康已经绝望,自觉无从为新社会添砖加瓦,只有尽早离去,免得成为社会负担。当时只有父母在他身边,两老伤心之至,将他埋葬在芜湖名胜赭山,并且在墓碑刻下他自撰的悼词。

我大哥解放前已在上海市卫生局从事医药管理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不愿落在弟妹之后,率先参加抗美援朝,在上海奔走呼号,组织医疗队并亲赴前线组织野战医院,曾荣获三等功奖状,使我非常羡慕。据说他从军期间,蓄须明志,可见态度之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