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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校园民运)

章开沅口述自传(校园民运)

1、爝火团契

上大学期间,我被吸收参加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我有青年军背景,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应该给人很正统的感觉,为什么会被吸收到进步学生团体中呢?

这恐怕与我中学的经历有关。邓季宣离开九中之后,去白沙女中当了校长。其后,朱金声老师也去了白沙女中。由于我在九中被开除后漂泊流浪,入伍当兵,耽搁了不少时间。因此,上大学的时候,刚好和朱老师在白沙女中带过的学生同年入学。大概朱老师在课上或课下介绍过我的情况,她们在金大入学以后,主动来找我,一起谈论朱老师,一起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她们逐步了解我,知道我有进步倾向。因此,她们加入爝火团契之后,就把我也介绍进去了。

爝火团契是金大、金女大众多团契中的一个。“团契”本是一个基督教术语,英文名fellowship,多指基督徒和慕道友所举办的聚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教会大学,很多学生团体都打“团契”名号,因此团契不再限于宗教生活。大致而言,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团契,由纯正的基督徒组成,以增进宗教信仰为目的;一种是有政治倾向的,但偏向保守,这种类型的团契不多;第三种是有进步政治倾向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组织打上“团契”的牌子,是一个不错的掩护。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也不太好干预。

在众多有进步倾向的团契中,“爝火”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爝”就是火把。爝火团契的成员,有金大的,也有金女大的,有历史系的,也有别的系的,总共只有十几个成员。爝火团契的活动方式,主要有办墙报和举行读书会,偶尔也有一点增进内部友谊的活动,如1948年秋曾经一起去过栖霞山一次。另外,为配合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我们在1948年春举办了一次“红五月学运历史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当然,当大型学生运动来临,我们团契必定积极参加。这种时候,会有地下党的人员通知团契的负责人,团契负责人再组织本团契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无法知道谁是地下党员。在运动中表面上最活跃的分子大多不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员藏得很深,从不暴露。活跃分子在运动中如果被捕,因确实查不出中共痕迹,也就相对安全。

中共地下组织如何联络团契,发动学生,不得而知。我想,肯定有一个指挥机关,有很多联络员,暗中操作。至于在一线的,则多是中共的同情分子,非常活跃,也很有才干。1947年“五·二〇”游行的时候,在第一线组织工作的是金大自治会的头,叫宁培涛。他是历史系大四的学生,颇有大将风范,组织游行队伍井井有条,精明干练,沉着稳重,我崇拜极了。和军警发生冲突之后,他还指挥队伍基本有序地撤退。撤退之后,马上组织反击,撰写文章,抗议军警特务的暴行。还在当晚举行各种文艺演出,用多种方式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士气很旺盛。

“五·二〇”游行中,除了军警特以外,另一敌视进步运动的群体就是那些来自青年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多半来自西北农村贫苦农家,但对蒋介石父子忠心耿耿。他们说:“你们这些公子哥儿,白天游行,晚上跳舞,你们反什么饥饿?要反饥饿,也应该是老子们反!”他们没法认识历史的潮流,也无法认识到民运学子们虽然多出生于富庶之家,但却代表了贫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和游行队伍也发生冲突。学年结束不久,这些人因成绩不过关被学校清退,我们感觉阻力小多了。

爝火团契的负责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曾宪洛。他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玄孙,进入金陵大学比我晚,才华横溢。平常一副名士派头,有时穿着睡衣、拖鞋在校园漫步。在1948年5月22日举行的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晚会上,他表演朗诵艾青的《火把》,很有感染力,很好地掌控观众情绪,最后全体参加者都跟着朗诵,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点燃,大放光明,欢声沸腾。团契的那次栖霞山之行,也是他组织的。从栖霞山回来,他在他叔父曾昭抡家招待我们。曾昭抡是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名教授,在栖霞山附近租住一座独立的小洋楼,当时恰好去了外地,于是我们有机会见识名教授的优裕生活。在那里,我们品尝了阳澄湖的螃蟹,还第一次从家用冰箱里享用了冰淇淋。

2、墙报诗文

我们的墙报名为“天南星”,我是主要撰稿人。稿子写好之后,一般都是在夜半,与团契里的伙伴一道,抹上浆糊,悄悄贴上学校指定的宣传栏。曾宪洛头脑灵活,为我取了一个笔名:文封湘。“文”对“章”,“封”对“开”,“湘”对“沅”。我现在还能够记得的,是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两篇有点影响的作品。一篇是时评,叫《漫话金圆券》,一篇是诗歌,叫《火车抛锚》。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其目的本是抑制通货膨胀,但事与愿违,发行之后,商品流通瘫痪,社会陷入混乱之中。此事不但关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也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连我们在校学生也感到受了影响。因此,爝火团契的内部读书会就此作了一次专题讨论。由于我们团契中没有经济学系的同学,而我则在计政班多少学了一点,因此大家觉得我的发言比较好,提议由我撰写一篇时评。

接受任务之后,我运用货币学原理,从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物价趋势等等,分析金圆券应该有的储备,并推论说金圆券的实际储备不足。又结合金圆券发行之后以金圆券换取银元,人民不信任纸币,开始囤积粮食等问题,暗示金圆券必然无法长久。通篇都是学理分析,并无一句“国民党腐败”、“朝不保夕”、“立即垮台”之类的话,这样就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没有想到,贴出去之后,第二天就有很多人去看,甚至还有一些经济系的老师也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还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何许人,居然能够运用货币学原理分析金圆券,并且说理还比较中肯。

《火车抛锚》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有模仿,有创造。我当时学马凡陀(袁水拍)的通俗风格,但又没有机械地模仿他。我在课余读了一些英文版的印第安文学作品,其中有一首古老的歌谣名字叫做《大白翅》,其格律被我借用了。火车没有锚,怎么会有抛锚之事?这也是模仿童谣里面的表达:“往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板凳爬上了墙,稻草打破了锅。”板凳自己爬不上墙,稻草更加打不破锅,都是怪事。火车没有锚,却抛锚了,这也是怪事。这首诗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中间很多行都是“火车抛锚,我们前进”,全诗以“我们前进,我们前进”结尾。

这首诗歌贴出去之后也受到欢迎,甚至还被流传到校外,大概与它的旋律和文字都比较清新有关。据曾宪洛说,有音乐系的同学曾经准备为它谱曲,但后来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似乎没有谱成。

3、一箱子书

爝火团契的读书会所读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为了安全起见,在一起讨论的次数并不多,而以自学为主。有一箱公用的书,还有一个公用的笔记本。书箱经常变换收藏地点,由团契的同学轮流保管。团契中人需要看什么书,在上课的时候打个招呼,下一次上课时由保管者带来。读完书有什么心得,就在公用的本子上写几笔,供他人分享。

书箱里的书有三种。一种是莫斯科出的中文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等,印制精美。第二种是中共的文献,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第三种则是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类通俗性、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1948年,我住进了丙字楼。丙字楼是比较好的宿舍,木地板,有专职工人提供服务。衣服不用自己洗,早上还会有人送上热腾腾腾的豆浆。更为重要的是,丙字楼一个宿舍只住三个人。其中王元圣学长早已参加进步学运,虽然和我不是一个团契。另一个室友虽然说不上反动,但思想比较顽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政治上趋近国民党。他在我们宿舍势单力孤,大概也意识到被我们怀疑,不久就搬到别处去住了。这样一来,我们宿舍就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所在。曾宪洛当时是一年级新生,住在旁边一栋宿舍的一楼。他看到我房间条件这么好,提出来此后把书箱交给我保管。我也没有多想,把书箱往床底下一搁,就算是保管了。

据我观察,书箱中的书,流通并不频繁。不过,由我保管之后,我自己读起来倒是很方便。晚上无事的时候,我就把书箱拉出来,一本一本地读。读完了,还在公用笔记本上涂鸦几笔。记得有一回突发奇想,写了一段心得,阐释自己的“唯情论”。大意是说,人生的动力,其实来源于情感的羁绊。凡人都有感情的牵挂,对父母,对兄弟,对姊妹,对爱人,对朋友,为了彼此的感情而活着。这种“唯情论”,显然是违背唯物论的,甚至可以说是唯心论的。好在那个时候,在进入解放区之前,这样说说还无妨。更妙的是,爝火团契中有的同学读了,居然大表赞赏,以为是我学了什么新的马列原理。可见在那个时候,有些参加进步学运的青年知识分子,马列水平并非都有多高。

4、“中国往何处去”

1948年秋,国内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这时,“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也越来越响亮,鼓吹既不走共产党的道路,也不走国民党的道路,而要走一条新的民主之路。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对中国革命而言,是一种阻力。于是,爝火团契联合其他社团,在金大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往何处去”。当时,“第三条道路”的一员干将刘不同先生在南京担任大学教授,我们还特意邀请他来参加讨论。

这次组织似乎有点问题。海报贴了,敌对方的老师也请了,但自己这一方如何发言,则缺乏严密安排,而只是口头说一声:“讨论的时候,发个言吧。”至少我收到的,只是这么一个通知。因此,我一直以为另外安排有主讲人,没有认真准备。

讨论原定在北大楼的一个大教室,能坐百把人,因到会者越来越多,竟达到三四bai人之多,只有临时改在楼前左边草坪上。大家围成一个大圈,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讨论开始,由刘不同先生先发言。刘先生有“刘大炮”之称,很能讲。他的发言,虽滔滔不绝,但语言简洁,洪亮而又雄辩。刘先生讲完之后,有点冷场。因为他侃侃而谈,我们又缺乏精心准备,难免有点紧张。

这个时候,有人用手戳了我一下,说:“章开沅,你先讲。”

这次活动是我们团契领衔组织的,我们有责任讲一讲。我看大家都有点紧张,只好故作镇静,开口讲了起来。“学生挑战教授”,好像很有英雄气概,其实不是这样。我本来站在别人后面,被怂恿出来讲的时候,也没好意思站出来,还是站在别人背后讲的。讲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创造,无非是将《新民主主义论》上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下罢了。

不过,因为我对《新民主主义论》非常熟悉,因此贩卖起来也可以滔滔不绝。在我长篇大论之后,气氛就缓和多了。别的同学看我如此勇敢,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从国际国内各个方面论证“第三条道路”何以走不通。由于我们人多,倒也显得有气场。

不过,辩难之中,刘不同先生始终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很有风度。并且,他也不是完全孤军作战。曾经与我同室的那个基督徒,就和刘先生同一战线,在我发言之后,瓮声瓮气地反复问我一个问题:“章开沅,你说第三条道路走不通,那你说,中国该走什么道路?”看那架势,他就是想逼我明明白白说出“中国应该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也不含糊,你逼我说,我就是不说。在那种场合,如果公开说出“新民主主义道路”,那就会给人留下把柄,遭到迫害。我这点警惕还是有的。因此,话只说到一定的程度,虽不明白说出,但听者脑中自然明白中国该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总之,那次辩论,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这群民运学生,至少在客观上帮了共产党的忙,宣传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与美好前景。也正因为这样,我和其他一些同学,虽然在辩论中有意保护自己,但还是被当局盯上了。于是,我们只好离开金大,逃离南京,投奔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