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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铜梁当兵)

章开沅口述自传(铜梁当兵)

1、军营生活掠影

青年远征军的总司令是罗卓英,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入伍之后,我被编入二○一师六○三团二营五连二排,驻扎在铜梁县城一所小学里。二营共有四、五、六三个连。学校大门朝南,进去之后东、西、北三面都有房子。营部设在大门边,五连营房在北面,四连和六连分别在东西两面。我们的营长姓胡,行伍出身,是个中校,湖南人,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给人很强悍的感觉。连长姓张,少校军衔,张治中的侄子,曾经在九中担任过军训教官。排长姓杨,才从军校毕业。一般部队,是少校当营长,上尉当连长,青年远征军的编制则不同,少校当连长,中校当营长,在编制上比别的部队高一级。因为曾经同在九中,张连长对我和五弟显得特别亲切:“你们两个九中的,都还是我的安徽老乡。”因有这层关系,我们受到他的不少关照。他本来可以有更好前程的,但形象上有点缺陷,兔唇,受限制了。

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但二者又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筑城,在课堂上学就是学科,到野外去做防御工事就是术科了。又比如射击,在课堂上学习射击学,那是学科,练习射击,就是术科了。训练抓得很紧,并且是完全围绕着军事的,党化教育的东西几乎没有,那些仪式化的货色甚至还没有中学多,军官们没有整天卖狗皮膏药似的灌输“蒋委员长伟大”之类的肉麻话。营部和连部没有政工人员,团部有政治部主任,还有些干事。政工人员没有威信,大家都瞧不起他们。我记得那时有一句话专门挖苦他们:“男干事,女干事,男女干事。”

一个星期训练六天,星期天休息。休息日要做勤务。勤务做完了,如果不要值班,可以上街,大家就各显神通,找点乐子。

有一位老兄,浙江人,入伍以前做过小公务员,很会交际。到部队没有多久,就和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娘混熟了。后来老板娘娶儿媳妇,居然把他和同一连的友人都请去了,用大笼粉蒸肉与大曲酒隆重款待。

休假的时候,也有到茶馆喝茶或玩桥牌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吴天牧,入伍前是邮局职员,自认风度翩翩,是个美男子。有一次在茶馆喝茶,看到一群年轻太太打牌,一个个都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有一个穿一身浅绿色旗袍,显得幽静娴雅。吴老兄见了,怦然心动。回去之后,向我们讲起这件事情。军营生活非常枯燥,难得他老兄有这么点新鲜事,我们便决定采取一点行动。

首先经过打听,弄清楚了是哪一家的姨太太。然后给他参谋,帮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爱慕之情。我突然产生恶作剧的冲动,于是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鄙人上唇左侧有黑痣一颗,即以此为相认标志。”写好了,由另一位老兄投入邮筒。结果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有人埋怨我:“就你那一句,把人家吓跑了。黑痣一颗,谁知道多大呢?”

当然,毕竟是知识分子从军,也不尽是胡闹。更多的时候还是有品位的文化休闲,有机会就到书店看书、买书。部队那时也容许闲暇阅读,我记得流行一时的“企鹅丛书”,里面有很多外国名著。这套丛书做成袖珍型,方便我们这些当兵的携带随时阅读。吴天牧读的书很多。他是一个托尔斯泰迷,是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讨论托尔斯泰,思考战争与和平。他的洁癖比我严重,每天都要洗澡。如果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洗。他冬天总是贴身穿一件白色的卫生衫,有时还得意地把衣领翻出来给我看:“雪白的,多干净!”

我们还办了一个团刊。蒋介石侍从室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也在我们连,他们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很好。他们带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因此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忠心耿耿。我曾听他们议论:“委座看着看着头发就白了。”团刊就是他们主办的,显得很活跃。我们入伍在1944年底,1945年元旦团刊就问世了。主编要求大家写稿子,我刚好有在吊脚楼改好的《春的礼赞》,交给了一个姓龚的负责人。他一看,大表欣赏:“哎呀!这个不是一般的稿子!”竟把它放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我也受到鼓舞,在那之后,一有时间就写点与军营生活有关的小散文。不过,团刊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侍从室的从军者,又被紧急调回原岗位,我的那些小散文,到退伍之后,才在《新民报》、《和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干戈”或“章戎”。

我们中有好些高中毕业的,还想将来有机会继续求学。我虽高中没有读完,但也希望退伍以后能够再考大学。因此,订了一种叫做《英语学习》的杂志,并买了一些书——我因为被算作那个仓库的正式职员来当兵,每月寄来的薪水还不算菲薄,买的书更多。这些人当中,我与董务民、陈翘邦、吴天牧等人交往相当密切,董务民痴迷于数学,我也常用休息时间做英语图解练习。后来我和陈翘邦进了金陵大学,董务民进入清华大学,解放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并任《力学学报》编辑,亦曾在新疆多年研究并推广风力发电。吴天牧进了复旦大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将他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住在南京的表妹托我照顾。

1960年与董务民重晤,摄于武汉长江大桥

2、五弟“逃亡”

入伍的时候,五弟和我同被编入第五连,但不在同一个排。我在二排,他在一排。初入伍时,五弟的干劲也很足。他个子高,被排在前面。我个子矮,排在后面。排在前面的是一等兵,排在后面的是二等兵。没想到,排在前面反而出了问题。

原来,训练的时候,排在前面的一等兵要扛迫击炮。有的扛钢管,有的扛炮架。五弟虽然个子很高,但实际上不足入伍年龄,加上原先又很病弱,结果,训练的强度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他的身体吃不消,吐血了。

因为不在同一个排,平时大家训练都很紧张,兄弟两接触很少,我最初并不知情。幸亏一排的排长人不错,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一向爱兵如子,他向张连长反映了。张连长马上找我谈话:“章开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弟弟吐了几次血了。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再拖下去要出大事的。”

我一听,心头一紧,但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说:“那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们的家也不在这里。”

张连长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有条件,还是应该找个亲戚家借住一下,治病第一,生命是最重要的。”

我问:“那么,就让我弟弟请假吧。”

他说:“请假是不可能的。才入伍呢,怎么可能准假!”

那该怎么办呢?

他接着说:“干脆叫他离开部队算了。”

这不是叫我弟弟开小差,当逃兵吗?我越发疑惑了:“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他说:“放心吧,我负责任,并且营长已经同意。”

在那之后,张连长还为我弟弟准备了一套便服,并叮嘱:“出营的时候,一定要穿军服。”

按照张连长的指示,我们利用一个休息的日子,假装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让弟弟把衣服换过来。我当时手上只有一点钱,全部交都给他了,让他去找小叔祖,好好养病,以后生活费也由我负责,可以在仓库薪水中扣付。

那时候真是少不经事啊!怎么能让病中的弟弟一个人走远路呢?从驻地铜梁到重庆未通汽车,必须步行30里才能到达重庆市区,万一路上犯病怎么办呢?但我实在无可奈何。弟弟经过一段调养,体质有所提升,他倒显得信心十足,坚决不让我远送,唯恐引起别人怀疑。我独自站在田野上,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快步急行,连头都没有回,作为唯一见证此情此景的亲人,只有默默祷祝他一路平安。

目送弟弟远去之后,我回到驻地,把军装及所有被褥等物品一律上交。果然,五弟离队后风平浪静,没有引起任何事端。

弟弟到达重庆找到小爷爷(即小叔祖),受到热情照顾与及时治疗,病情迅速好转,真是老天保佑!死神夺去我的弟妹太多,我已经难以承受死别的惨痛。那时没有可能打长途电话,幸好军邮信件畅通快捷,我很快就接到小爷爷的及时平安家书,这才把一颗紧着的心放下。

但是,偏偏爱管闲事的我,自己却鲁莽闯下一场大祸。

3、“闹营”被“禁闭”

1945年夏天,临近我连的四连发生一次“闹营”。“闹营”分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士兵晚上做噩梦,或者梦魇,惊醒后大呼小叫,引发连锁反应,以致造成混乱,这种又叫做“惊营”,一般不会处分当事人。另一种则是人为操纵的,那就是大事,为首者可以枪毙掉。

四连那一次“闹营”的起因,好像是该连有一个军官,带兵的方法是老式的,动辄打人。那天白天,军官打了士兵,士兵不服,到了晚上,相互鼓动,闹事反抗。此事本来与我毫无关系,但一听说军官打了士兵,就非常激动。我连与四连宿舍相接,但五连全连的士兵都睡着不动,就我一个人起床,跑到四连那边,跟着吼叫抗议。

四连的连长经验不足,眼看就控制不住局势。这时,营长只有亲自出马,紧急命令全营集合,断然叫号兵吹集合号。这一招果然灵验,因为入伍已逾半年,大家已经习惯于一切听从号令行动。三个连迅速列队站好,队伍宛如一个“凹”字。

营长对四连闹营予以严厉训斥,这本来也不干我的事。但在末了,营长顺手指了我一下,吼着说:“章开沅,你这个小学生也跟着瞎闹!”

现今想起来,这句话其实是在为我开脱,因为很明显,他说我是“跟着”闹,最多是个从犯,不是主犯。“小学生”者年幼无知也,也属于宽恕之词。但我当时真正是年幼无知,而且太过自尊加自信,觉得“小学生”几个字深深刺痛了自己,竟然出列顶撞:“我是小学生?我还不止是高中生呢!我还读过大专……”

张连长和杨排长一看,赶忙制止:“章开沅,回列!”

我偏偏不肯回列。这一来,营长真的发火了,因为服从乃是军人天职,决不容许下级当面顶撞上级,何况又是正当严重事态之际。

“值班卫兵把章开沅押走,送到团部去,关重禁闭!”营长一声令下,我立即被两个卫兵押送到团部去了。

团部有一个单独的重禁闭室,我就被关到那里面,外面还有卫兵持枪监视。不过,对我也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因为我毕竟不是闹营的头头。后来才知道,四连那个带头闹营的被送到军法处审判,受到更重的处罚,终于病死。

我们团部的重禁闭室是一间很宽敞的房子,高高的,顶上有亮瓦,大概是仓库改的,没有窗子,也没有正式的门,入口处是一个铁栅栏。把你往里面一送,哨兵在外面一站,插翅难飞。

关重禁闭有两件事情不好受。一件是晚上总是点一盏很亮的电灯正照着头部,让人休息不好。不过我瞌睡大,不久之后,在强灯之下,照样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就形成不良习惯,晚上可以开着灯睡觉(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一件是饮食,每餐都是一大碗白米饭,没有菜,连盐都没有。关禁闭久了的人会水肿,就是由于缺盐造成的。我在重禁闭室呆了有个把月,但却没有水肿,那是因为得到了战友的帮助。

我有两个战友,都是南京人,入伍前,一个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做王正炳,一个是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叫倪什么春,中间那个字忘记了。我被关进去不久,他们两个来看我。临走,交给我一个水壶,高声说:“这个水壶留给你,口渴的时候可以喝点水!”我打开一看,一滴水都没有,满水壶的辣椒炒豆豉!他们冲着我狡黠地一笑,走了。那成了我的宝贝!从此,饭也吃得下去了,人也有劲了,不要担心脸变肿了。但一个人坐禁闭,完全失去自由,不准看书阅报,也不许唱歌拉二胡,整日默默无语。房间不见天日,又无钟表,只有看着亮瓦射入的光影转移,才能大致判断时间。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度过,这才是最大的煎熬。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卫兵混熟了。其中有一位对我特别好。他知道我既不是什么政治犯,也不是什么要犯,没有犯什么罪。他居然放我出去走走:“你可以到附近转一转,但不要到大街上去,在偏僻一点的地方遛一遛是可以的。”

我真要出去的时候,他又有些不放心,反复叮嘱:“千万别招摇,小心被长官看见。要被发现,我就要倒霉了!在换岗前一定要回来!”能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真是莫大的幸福,对他的嘱咐我都答应,并且认真遵守承诺。

4、多余的报复

虽然我在重禁闭室的处境并非很坏,但对这种处罚,却有点耿耿于怀。张连长无心害我,我心中清楚。闹营那晚,当我顶撞营长时,杨排长对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是记得的。至于胡营长,就因为我顶撞两句,居然把我关那么久,我也有点难于释怀。

禁闭室的岁月似乎特别悠长,但不知不觉就到了中秋佳节,营里盛大聚餐,庆祝中秋与双十两个节日。官长们实在是非常宽厚,居然还想到我,并且命回营参加晚宴,这对于我真是莫大的喜讯。

聚餐在学校操场举行,每个班坐一桌,挺热闹的。可能是事先安排,杨排长独自端个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到了我们这一桌,别人都站起来与他碰杯。我也站起来了,但当他与我碰杯时,我却把自己的杯子放下来了。

我的战友后来埋怨我:“你这个人真不识抬举!他过来给你敬酒,就已经有示好的意思了。你与他碰一下杯,说一句话,不就从禁闭室回来了吗?!”

我知道经这么一闹,肯定一时半会是回不来了,聚餐之后,自己回到禁闭室报到。在里面又住了些时日,终于奉命离开。

很快,1946年元旦到了。部队不但加餐,而且还举办文艺活动。我们布置了一个游乐室,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我负责制作谜语。我专门为营长设计了一个:“‘胡营长训话’,打一字。”吃过年饭后官兵同乐,很多谜语都被猜中,只有这一条猜不出来。

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谜语很怪,究竟是什么字?”

我说:“这个都不知道啊,就是‘谢谢’的‘谢’字啊。”

“怎么会是‘谢’字呢?”

“寸身言。”我得意地道破玄机。

胡营长很矮,他来训话,不就是“寸身言”吗?我设计这个谜语,内心自以为得意。

他们听了,惊讶说:“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一个老兵皱起眉头,说道:“你以后可能要倒大霉,正式上战场前,你还是开小差走了算了。”

我不解:“为什么?”

老兵说:“你的谜语羞辱了胡营长。如果他记仇,上前线的时候,他可以从后面一枪把你崩了,还说你是逃兵。”战场验尸,要看子弹是从后面还是前面打的。前面打的就是烈士,后面打的就是逃兵。

我听了之后也有点后怕,不过口上却说:“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我们这支青年远征军,没有上过前线,因此那位老兵担心的事情,也无法验证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不过,我相信,即使上前线打仗,胡营长也不会从后面朝我开枪,他一定能够原谅年少无知的我的鲁莽。

现在回想,那时的我真是鲁莽。张连长不消说了,就是胡营长和杨排长,他们也都是不错的。胡营长并没有将我参加闹营一事上纲上线,杨排长对我严厉一点,其实是对我的变相保护。倒是我自己,自以为聪明,心胸狭窄,用小动作报复,想来都很惭愧。几十年过去了,今日之我早已不是昨日之我。但是,今天这个八十多岁的章开沅,还是想代表昨天那个二十岁的章开沅,真诚地向胡营长和杨排长行一个军礼,道一声:“对不起!我已知错,请原谅我吧!”

5、退伍记

1946年欢度元旦之后不久,全团大幅度改编,我们这些高中毕业以上的士兵,集中编入一营一连,我就这样离开了二营五连,告别了胡营长、张连长、杨排长。董务民、陈翘邦等好友也与我一起到了一营一连,接受预备军官教育,并且一律提升为中士待遇。如果不复员,可以在部队当个排长之类的低级军官。但我选择了复员,我所熟识的人也大多选择了复员,这与我们那个连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复员之后,有的就业,有的升学。

选择升学的,在办理退伍手续之后,先进“青年军大学进修班”学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分别在若干地区办有青年军大学进修班。重庆有一个,设在复兴关,叫做“重庆青年军大学进修班”。复兴关本名浮图关,抗战期间,蒋介石将其改为复兴关,寓含复兴中华之意。战时这里是中央训练团所在地,设备很好,房间很多很大,有一个很不错的游泳池。

进修班为期一个月,主题是恶补高中的一些课程,为进入大学学习做准备。所请都是优秀专家,如地理是张其昀教授。也不是系统讲,都是做报告的方式。由于学业荒废已久,加上归心似箭,接受能力很差,很难说那一个月的学习能带来多大进步。

进修期间,每天上午听报告,下午自习。但又没有什么书可读,也没有专门的自修室。于是,大家各自设法消磨时间。我是每天下午都去游泳,还去跳水。以前跳水只能在江边岩石上跳,现在有了正规的跳台,特别过瘾。有一回,玩得过头了,回去倒头就睡,晚饭也没有吃,等到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居然一口气睡了将近20小时。

有一次蒋经国来进修班看望我们。但他比较随便,开大会也没有讲多少大道理,末了还主动说:“我给大家表演节目吧。”大家一听很高兴,但结果只是儿童歌舞《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眼睛,真奇怪,真奇怪。”他一边唱,还一边比划。中年发福,动作笨拙,并不好看。但大家对他印象不错,觉得他没有什么架子,与他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在青年军服役期间,蒋介石曾两次检阅我们那个师。第一次我参加了,远远地看着他训话,声音又尖又拖得很长,怪怪的,不好听。第二次是在我被关重禁闭之后,这回没让我参加,让我帮厨去了,大概对我有所防范,担心我报复,对领袖不利,我也乐得悠闲。

结束进修之后,完全处于休息状态,一心一意等交通工具。虽然抗战胜利已经一年,但尚有大量人员和物资滞留在重庆,依然是千军万马等着东归。等待的日子最难熬,因为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动身。担心走得太晚,影响升学报到。但最主要的是家里亲人已八九年没有见面,现在似乎马上就可以相见,却又偏偏不知道何时能成行,那真是京戏里那段唱腔:“过了一天有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好些人都信口这样反复唱着。闲得无聊的时候,大家就打桥牌。有的人做了很认真的研究,还买来专门的书籍钻研,打牌的水平很高。我也学会了,但牌技甚差,后来很快就丢光了。

有一天突然宣布能走了,得到消息,不知有多高兴。不过,我们走的不是杜甫当年那条路线,“便下襄阳向洛阳”,我们走的是西南公路,最艰苦的一条路,盘山环绕,险象丛生。我们乘的是一辆木炭车,敞篷,行李搁车厢里,人也站在车厢里。那时是八月,天气相当热,没有遮拦,太阳一晒,风一吹,身上都干透了,一身灰。每到一个站,第一件事情就是跳下车去,找水喝,沐浴更衣。我们都是白天走,晚上打尖。在贵州玉屏打尖的时候,我还买了一支箫带回家。

随后就到了湖南衡阳。没有进衡阳城,因为听说城里在闹瘟疫。不过我们还在湘江游了泳。游泳的时候,出了点小事。我从船头跳水,腿碰到了铁锚的尖子,划了好大一道口子,赶忙上岸包扎。包扎了出来,回头一看,诊所门上写的广告词是“专治梅毒”!这让我心里背了包袱,要是染上点什么细菌,那不完了吗?幸好伤口很快就好了,也没留下任何隐患。

从岳阳出发坐船到汉口,入住汉口青年会。由于沿途都有人分道扬镳,到汉口的时候,我的旅伴已经不多。我们的旅行条件较好,由于是军事系统,吃住不用操心。船票早就订好,回家有望,已经不再如同“滚油煎”。但处于“滚油煎”境地的还大有人在。一同住在青年会的,就有一大群影剧界人士,一个个都靓女帅哥,他们不仅苦苦等待,正“滚油煎”,而且连吃都吃不饱。在食物不够的情况下,有的人还要图个嘴上快活:“哎呀,要是在北平就好了!那个大白薯,又香又甜。”

在等船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到江边走走,看看江景。一天下午,临近黄昏,我们站在码头上眺望武昌,一艘载满了日本士兵的船正好到达。我们看到了他们,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我们穿着军便服,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军人,便主动向我们行军礼致敬,我们也依样回敬。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了和平的可贵。战争已经结束了,侵略国的士兵和战胜国的士兵居然擦肩而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回家。

亲人中,我最后一个回到家。复员的时候,我的退伍金很少。买了一口旧皮箱,一块二手表,一把蟒皮二胡,都花完了,却没有想到要买一点东西孝敬一下祖父母、父母。但是,家人相见,还是分外亲切。祖父把我拉到身边,看了又看,把我的胳膊捏了又捏,摸了又摸,简直都不知如何表达高兴之情了。不过,我的蟒皮二胡和玉屏竹箫,在家里的时候,一直都高高挂在墙上,未曾用过。因为姐姐告诉我:“由于长期收不到你的来信,母亲总以为你死在四川,日夜思念,眼泪都快流干了。”竹箫苍凉忧怨,二胡低沉凄切,我唯恐触动母亲的心弦,让她再度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