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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学会计)

章开沅口述自传(学会计)

1、进入计政专修班

被九中开除之后,我走投无路,只好去找我的大哥。1937年,大哥和小叔祖一道去了贵州。其后,他们又辗转到了重庆。小叔祖在汽车站就业,管理加油事宜,大哥则转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学习(原为美专肄业)。一别多年,重逢的时候,他是一个在读的公费大学生,我则变成了一个被学校开除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相顾凄然。从此,大哥的宿舍里,多了我这么一个流浪者。

那些学生真的很好。其中有一位,给他们的老师周太玄先生当助教。我去了之后,他就搬到老师的实验室去住,把自己的床位让给我了。那一段时间,一日三餐都在药专“蹭饭”。“蹭饭”的方式可以称为“打游击”。每到吃饭的时间,学生们就去食堂吃饭,我也跟着去。进得食堂,我扫视一下全场,看哪里有空位——那时候似乎总有学生不去食堂用餐的。有时会有人主动招呼我:“小弟弟,这里有空位,来这里坐吧。”我就过去,和他们一起吃。要是没有人叫我,瞄准哪里有空位,约摸着不会有人来了,我也就老脸皮地去坐下蹭饭。

因为我已经读完高三上,哥哥决定资助我报考大学。由于我没有取得高中毕业证,因此只能用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但也必须有高中肄业证。但是,我被开除的时候,连肄业证也没有得到。九中的夏国彦同学伸出了援手。他把自己的肄业证改成了我的名字,还贴上了我的照片,居然蒙混过关,使我获得了同等学力考试资格。那时候是各个大学自己命题招考,因此每报考一所学校都要交一次报名费,并到这所大学去考试一次。大哥财力有限,没法支持我报考很多大学,我记得参加过两三所大学的考试,但都没有考取。没有考取的原因,一个是高三下的课程尚未学完;二则当时的教材都是学校发的,上完了之后要交给学校,因此,我被开除之后,连“温故”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做;另外,对同等学力的考生的要求,比对应届毕业的考生还要高一点。

此路不通,另外设法。大哥打听到有一所“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门槛比大学低,又设法让我进入。但这个专修班是专门为沦陷区学生开设的,除了需要高中肄业证,还要有来自沦陷区的证明。大哥找到小叔祖,托人重新开了一张“沦陷区学生证明”。

大哥对这次考试很重视。他给我规划了一下人生:通过在计政班学习,掌握一技之长,进入银行工作,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考试的时候,他亲自带我去学校,看着我进入考场。

计政班的入学考试比大学入学考试容易得多,我轻松通过了。于是,在1943年10月,我结束了在药专蹭饭的生活,进入计政专修班,重新做起了学生。

2、王家坪记事

“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直属教育部,设在重庆郊外离青木关不远一个叫王家坪的地方。学校设在山上一个原先是土豪的庄园里,庄园的房子也是那种古朴的竹篱茅舍。庄园外面,有高高的厚重的古老寨墙,那是用来防土匪的。庄园往下,到接近山脚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坪。再往下,还有一条小溪环绕。

离庄园不远处有一座庙,那是王家坪唯一的一座砖瓦建筑,里面住着两个和尚。其中一位腿是跛的,有一条腿,走一步绕一圈。我曾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刻画过他,说他走路“像阿基米德一样”,画几何图形。由于计政班设在那里,和尚贩卖一点蚕豆、麻花、白酒之类,有一点收入。但我还是有点为他们感伤:“暮鼓晨钟之中,一年一年过去,没有接班人,将来会如何呢?”

我在读的时候,计政班的主任是张含英。他额头剃得很高,穿中山装,有点国民党党棍的样子。我当时对他印象不好,解放后得知他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才知道他是埋得很深的“亲共”人士。

计政班设两个专业:统计和会计,但课是兼修的。学生人数不多,加在一起百把人的样子。学生中,有像我这样的高中肄业生,也有大学毕业生,还有正式参加过工作的,在银行有很好的职业,可能因为失业了,到这里来过渡一下。我学的是会计。任课教师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的,是哲学家杨荣国,他给我们上《世界经济史》。他平常住在学校,周末步行回重庆,有三十多里地。有一回上课的时候,我三下两下给他画了一幅漫画。文革后期有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我说起此事,并再次把他的漫画像画了一次,问他像不像?他笑道:“像啊。没想到,你当时还会弄这个!”

在计政班,很多知识都是靠自学。我曾经在课余非常认真地学习过货币学和银行学。计政班的图书室建设得不错,买了很多新书,完全能够满足自学和课外阅读的需要。图书管理员是留校的计政班毕业生,四个女生,比我早一批毕业。她们除了管理图书室,还做一些其他行政事务。

计政班的伙食比九中还差。主食还是“八宝饭”,菜有时有,有时没有。没有菜的时候,就舀点米汤,撒点盐,加点辣椒粉。咽不下“八宝饭”的时候,就喝一口这种“神仙汤”,送下去。

课余除了看书,周末偶尔也去大哥那里聚一下。夏天的晚上,则经常到山下的小溪里游泳。我有一个游泳的伙伴,现在只记得他姓孙。孙大哥来自江西瑞金,中等个子,很壮实,话不多,显得很本分。我后来总是想,孙大哥来自瑞金,会不会有什么背景呢?但是,我们一起游泳的时候,我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跟着他一起往前游,谁也不说话。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到水中的月影,甚至水底的鱼儿。游累了,我们就爬上岸休息一会。休息的时候,话也不多,孙大哥经常会唱一唱兴国山歌。总是“哎呀嘞”开头,歌声悠扬,随着溪水飘向远方,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闻长荣(后来改名为闻刚),南京人,父亲为高官开车,家庭条件比较好。休息的时候,他有时会请我到青木关镇上去奢侈一下,买一碗清水面吃吃。那是真正的清水面,加了一点盐,完全没有油,连酱油都没有。不过,这也算是不错的享受了。我与闻刚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后来我在南京上学,还与他有联系。再往后,他去了台湾,在渔会当会计主管,算是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了。

3、又被开除

在计政班,负责学校日常的,是两个军训教官。军训教官在中学也有,每个分部都有一个。我记得中学时碰到的第一个教官年纪很大,身体不好。我经常看到他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注视着远方,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中学时代的另一位教官姓张,是张治中的一个侄子。后来我当兵,他是我所在连的连长。中学时代的教官,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坏印象。他们管的事情也不多,不像计政班的教官,负责学校日常运行,包括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两个教官中,年轻些的那个姓杨,江苏人。他有一段时间对我印象很好,因为我的笔记做得非常有条理,曾经当众表扬我,说我学得好。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关系恶化。他每天早上都吹哨子叫我们起床,这本来就是一件不讨年轻人喜欢的事情。对年轻人而言,早上多睡一会,感觉幸福极了。结果被他一吹,就只能从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跑到操场上去晨练。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对他而言,叫醒学生乃是职责所在。问题是,他每次都先跑去叫女生。把女生宿舍一脚踢开,接着就掀被子,所以女生都很烦他。恰好里面有个女生也是江苏人,他看中了人家,死皮赖脸地要和人家谈恋爱。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也不存在和他抢女朋友的问题,只是觉得他作风不对,不能容忍,因此难免背地里说他的不是,当面见了,也露出不满的神色来。我的这种态度,他很快就感觉到了。

有一天早上,排队晨练的时候,他以我的姿势不对为由,给了我一脚。

我很生气,对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待我。”

他说:“怎么了?部队就是这样子。”

我说:“第一,这不是部队。第二,部队也应该对人有起码的尊重。”

就这样,我与他争了起来。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反正我到后来揭了他的老底:“你能够代表部队吗?部队就可以揭女生的被子吗?!”

被我这么一说,他哑口了。当时僵在那里,下不了台。不过,他没有再和我争下去。他很聪明,知道越争对他越不利。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准备和同学们一道去教室上课,两个教官一起来到了我的寝室,对我说:“你今天先不要去上课,有事找你谈谈。”

待大家都上课去了,杨教官向我宣布:“你被开除了,请马上离开。”

真是霹雳一声!我想要为自己声辩一下,但他正色告诉我:“你不立即走的话,我们就把你送到旁边那个训练班去!”

所谓训练班,是一个由叶青等人组织的集中营,专门关押、改造所谓“思想不纯”、“性行不良”的青年学生的。我早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当然还是不要去的好。于是,我连行李都没能收拾,匆匆离开了计政班,又栖栖遑遑,在外流浪。

其时在1944年春夏之交。计政班的学制是两年,我在此学习不足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