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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自传(家世叙略)

章开沅口述自传(家世叙略)

章开沅口述自传(家世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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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位祖先

2、东院西院

3、父母的婚姻

4、家庭革命二人组

5、父亲追求自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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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位祖先

我的先祖于明朝末年从浙江绍兴迁到吴兴,在一个叫做荻港的村庄安家落户。荻港因水中芦苇丛生、无边无际得名。章氏在此聚族而居,人丁渐渐兴旺,到第九世时,俨然成为当地望族,开始分成若干祠堂,我家属于清芬堂。

家族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十二世章节文,号实庵。他走出荻港,过上了游幕生活,先后做过陶澍和林则徐的幕僚。他很得林则徐赏识,林曾保举他担任过知县一类地方官,以后曾升迁为山西代州知州,并劳瘁死于任内。我家曾经长期保存林则徐书赠给他的条幅和对联,但都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毁掉。稍感慰籍的是,我至今保留着实庵公的两方印章,一牙质,曰“实斋”;一水晶,曰“率真”。我的书斋名曰“实斋”,就是借用他的斋名。

另一个是实庵公的孙子,也即我的曾祖父,十四世章维藩,字干臣(亦作赣岑)。干臣公是我们家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少年从戎,1876年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西征结束后,随左南返,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曾祖父为人豪爽,生性耿直,但似乎不适合在宦海浮沉,因此仕途并不如意。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教案”的肇事民众处分过重,他很不满,找了个“亲老归养”的理由,辞职了。

19世纪末,中国兴起一股不大不小的兴办实业浪潮,辞官后的曾祖父也想一显身手。他看中了芜湖。芜湖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在19世纪70年代开埠之后,繁华程度又甚于前。曾祖父看中的,是芜湖已经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米市。他想办一家机器面粉厂,加入到米行中去。为了便于原料和成品的集散,他将厂址选在青弋江畔。为了产品有竞争力,他选购世界一流磨面机生产厂家英国亨利西蒙公司生产的最新型号磨面机。在筹办过程中,曾祖遭遇了重重困难,但都一一克服。到1896年,益新面粉公司正式开业。由于设备先进,生产的面粉质量高,因此,益新公司的“鹰牌”面粉很快成为长江两岸甚至华北各埠最受欢迎的品牌,曾祖也因此获利甚丰。

                  维藩公

民国初年,曾祖又投资矿业,成立宝兴铁矿公司,以新法开采安徽当涂凹山(属今马鞍山市)铁矿,所产铁矿石主要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由于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市场上钢铁价格飞涨,宝兴公司也一度效益颇佳。

多元经营的曾祖,还曾投资于当地电力公司,并开设一个家具厂,生产各式宁波家具,行销安徽省内外。

曾祖父在1920年去世,我们家的“辉煌时代”也随之结束。当我于1926年出生时,家道已逐渐中落。

2、东院西院

曾祖父的实业主要有两项,益新面粉公司和宝兴铁矿公司,由祖父章兆奎和叔祖父章兆彬分别负责。益新公司在芜湖,宝兴公司在上海。因为祖父负责益新面粉公司,父母住在芜湖,因此我在芜湖出生。不过,如果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战争来临,我们就会到上海租界去躲避。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在上海常住的地方叫同福里。因为我小时候比较胖,长辈见了我,总喜欢叫我“同福里的小胖子”。

                同福里的小胖子

不过,印象更深的还是芜湖的家。芜湖的家和益新面粉厂连在一块。东面是生产区,西面是生活区。生活区又分为东院西院。祖父带着姨太太,还有他的长孙,也就是我的大哥等住在东院。父母带着其他孩子住在西院,祖母也住西院。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生母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大哥之所以和祖父一起住,是因为我们家有亲自教养长孙的传统。我的父亲就是由我曾祖亲自教养的。

东院西院之间有门相通。祖父“召见”父亲的时候,往往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拖长了声音,叫一声“海儿……”(父亲名叫章学海),父亲听到召唤,不论手头在干什么活,都会立即飞奔而去。和祖父讲话的时候,父亲总是垂手站着。虽然是一个企业主家庭,规矩都还是老的。每逢初一或十五,祖父都会叫人在西院的天井设香案,率领父亲,还有我这一辈的男孩,穿上长袍马褂,焚香烧纸,祭拜祖先。

西院的房子旧,东院的房子新。因为是旧房子,历史积淀比较多。我小时候在楼上找到过很多好玩的东西,如祖母和母亲出嫁时的凤冠,曾祖父做官时得到的万民伞等等。有一种特别的服饰,非绸非布,而是用极细的竹子编织而成,也成了我们小时候的玩具,曾经拿来套在自己身上。其实,那是曾祖为官时,夏天穿在官服里面,贴身穿的,可以隔汗,免得官服沾湿,显得尴尬。

西院房子旧,各种小动物也比较多,尤其是老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到晚上,总能听到楼板上“哗哗哗哗”的老鼠跑动声和打闹声。“哦,老鼠又在嫁女啦!”我常常这样想。

也许是由于曾祖办有家具厂的关系,我们家的家具在当时比较新派,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穿衣镜特别多。在幼小的我看来,房里到处都是镜子。镜子之间互相反射的现象曾经令我非常着迷,经常一个人对着房中各处镜子中反射的事物发呆,朦朦胧胧中萌发关于“无限”的模糊思考。

我们的饭厅,墙上挂了很多由祖母的兄长(前清举人)亲笔写的《朱伯庐治家格言》,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长期耳濡目染,对我还真产生了影响。我至今仍习惯于把碗中的饭吃完,如有饭粒掉到桌子上,总是捡起来吃掉。

客厅非常大,可以容纳几十人。过春节的时候,墙上会挂上历代祖先的肖像,地上也铺着毛毯。此时小孩最高兴,即使在地上打滚嬉闹,大人也不会批评。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一最早到我们家拜年的,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个姓金,一个姓钱。祖父总是很高兴地招待他们,因为“金”来了,“钱”也来了,对生意人来讲,这是多么吉利呀。后来我才知道,金先生和钱先生都是曾祖为官时的幕僚。曾祖“下海”之后,他们随之来芜湖。曾祖在青弋江畔盖起了工厂,他们就在工厂对面搭了个草棚,为工厂里的工人和附近的居民代写家书、状纸,也为需要的人看相算命。

3、父母的婚姻

我的父母的结合,是旧式的包办婚姻。

曾祖父在怀宁当知县时,当地一个叫做徐襄甫的年轻人考中了秀才。按照科举时代的传统,他们之间就算是师生了。曾祖父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与他做了一个约定:“我现在有一个长孙,等你以后有了女儿,就让你的大女儿嫁给我的长孙吧。”

后来,老师“下海”了,学生则官场得意,做了实缺道台,在四川为官,并将家安在成都。因此,我的母亲是在成都长大的,讲四川话。小时候听母亲讲,他们家有一只鹦鹉,当有客人来的时候,会说:“丫鬟倒茶!”这令我有一段时间很想养一只鹦鹉。母亲还曾和我讲,外祖父也曾处死过犯人,但是,每处死一人,他都会连续几天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祖父颇清廉,虽主管过造币厂,但没有聚敛。因此,当他不幸病死在四川的时候,家里连将尸骨运回安徽的费用都拿不出来,还是靠同事好友资助,才得以归葬。

外祖父早逝,他们家就败落了。外祖母不简单,不但将几个孩子拉扯大,还将女儿送到安庆女子师范学校去学习。因此,我母亲受过新式教育,由于日本教员的影响,茶道、插花之类都懂一点。

曾祖父重然诺,并未因徐家败落而毁弃先前的约定。母亲嫁到章家时,嫁妆是曾祖父为她置办的。在安庆办好,再用大木船从长江运到我们家。小时候,曾经听母亲回忆,曾祖父对她非常关切,每当出差回来,总会给她带一些异乡的小吃。当母亲在1919年生下我大哥之后,曾祖父更加高兴了,亲自取名“开平”。虽是包办婚姻,父母的感情也颇不错,属于先结婚后恋爱那种古老模式。母亲本名徐玉卿,父亲觉得“玉卿”二字略显俗气,改为“毓青”,顿显典雅。

4、家庭革命二人组

母亲虽生于官宦之家,但在外祖父去世之后,家庭已经平民化。加上受过新式教育,因此对于章家深宅大院中的一些陈旧规矩颇有微词,尤其不满意于男人娶妾。她经常对父亲说:“你们章家门风不好。”她所批评的章家门风,主要就是纳妾。

在反对纳妾这一点上,母亲有一个志同道合者,那就是我的叔祖母。叔祖母比我母亲大十二岁,都属牛,被称为“老牛和小牛”。叔祖母也受过新式教育,早就对纳妾陋俗深为不满。但是,她未能改变章家这一“门风”,不但她的丈夫纳妾,有一个不肖儿子也纳妾了。因此,她只好将家庭革命的对象改为我父亲,经常与我母亲一唱一和,当我母亲批评章家门风的时候,她就对我父亲说:“海儿,你以后要是敢娶小老婆,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我父亲没有娶妾,与母亲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但未必都是她们“家庭革命”的成果,主要是时代变迁的产物。

              父母(1936年前后于芜湖老宅)

5、父亲追求自立始末

母亲谋求“家庭革命”的另一举动,是鼓励父亲离开大家庭过独立生活。

父亲是由曾祖父亲自抚养大的。曾祖父对父亲有点溺爱,反而把父亲耽搁了。曾祖父出差或应酬,总把父亲带在身边,父亲因此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却耽误了学业。清末民初,风气已开,各级新式学堂都有了,但是,父亲却只读了一点私塾,没有上过正式学堂,缺乏一技之长。曾祖父去世之后,祖父为了锻炼他,将他安排在自家工厂里做文书之类工作。

母亲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她自己对于深宅大院的封闭生活也不满意,因此鼓励父亲去学一门专业,以谋求离开那每晚都有“老鼠嫁女”的老宅子,到外面去独立生活。父亲选择了学会计。那时潘序伦在上海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很有名,父亲报了它的函授班。以自学为主,定期有点辅导。

学完会计之后,父亲先在自己家里牛刀小试。老宅空房子很多,他利用其中几间,养了一大群鸡,但不幸遇上鸡瘟,全死光了。但不久他就被上海一家大银行聘用,并于1932年奉派到汉口,参与筹备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母亲很高兴,终于有机会离开深宅大院了,于是带着哥哥、姐姐和我,随父亲到武汉。

那时候,父亲的同事中带家属的不多,加上母亲性格开朗,我们家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俱乐部。周末的时候,父亲的同事常到我家聚会,吃饭,喝酒,唱京戏,偶尔也打几圈麻将,非常融洽。

但是,好景不长。父亲遭当地某种势力陷害,被作为政治犯投进监狱。我们的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一度要靠当衣服度日。祖父得知后,风风火火地赶到汉口,坐镇花楼街萃仁旅馆,延请律师,几经交涉,终于无罪释放。但经此打击,父亲没有兴趣继续在银行界工作了。

在监狱的时候,父亲认识了贾伯涛,结为异姓兄弟。贾伯涛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资历很老。听说他的婚礼是在飞机上举行的,这在当时很少见。不知何故,他也成了政治犯。他们两人在狱中交往很愉快,竟然成了结拜兄弟,父亲因此取号伯苏。贾伯涛得知父亲有过矿山工作经历,乃约定出去之后共同开发大冶一带的石棉矿。

石棉在当时是军用物资,若能进入这一行业,前途不可限量。父亲也很有干劲,请来矿师,带着仪器,认真勘探。但是,还没有弄出眉目,抗日战争就爆发了。父亲只好回家,不久之后,带着家人,栖栖遑遑,汇入难民潮中,往西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