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刚:“走出中国近代史”与走不出的历史——悼念章开沅先生

刚刚过去的五月不仅是忙碌和漫长的,也是非常沉重的。一月之间,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教授、章开沅教授相继逝世。

作为历史学毕业的学生,对两位历史学家的了解更多一些,而由于曾经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博士,对章开沅先生相对又了解得更多一些。知道他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专家,在诸多领域有创见;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做过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而且是有名的校长。为了纪念老人家,利用难得“躺平”的一天,专门阅读了收集章先生各种演讲、谈话、序言、散论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也因此忍不住想抒发一些感慨,表达自己的敬意。但思虑再三,感觉怎么写都难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意思,所以决定主要采取摘录的方式,从担当、学识、风骨三个方面记录一下自己学习的体会。这也是读完全书,自己最大的感受。

担当

翻阅本书,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担当精神扑面而来,这种担当精神体现在作者强烈的使命意识。书中第二篇即题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在文中作者指出:作为知识有生命的载体的知识分子活得太累,“因为他们不自量力,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也背起一个沉重的包袱——历史使命感”。作者并且指出:“这种‘力不胜任’之苦,中国知识分子吃得最多”,因为他们“不仅以文化的传承者自居,而且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作者对知识分子这种自讨苦吃,以至于不时招来惨烈结局的历程和原因做了深刻分析,但结论却并不是要建议知识分子减轻使命,放弃担当。相反,章先生高度赞扬了这种精神,指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具有这样高度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乃是民族的脊梁。正是由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我们的民族与国家才得以繁衍和兴盛,并且在19世纪中叶以后历经劫难而并未丧失自己的生命活力。

读到这样的文字,凡有一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不能不心中汹涌澎湃,眼泪夺眶而出。章先生深情地说:

我非常珍重与珍惜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是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应该反馈社会,对社会承担责任。或许可以说,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是有局限的。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大多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自觉,却难以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与维护人的价值及尊严的强烈诉求。因此,这样的历史使命感,还不能称之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使命感。

是的,他批评了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批评他们缺乏使命感,而是批评他们的使命感还具有局限性。这样有点刺耳,却发自肺腑的批评,又何尝不是他强烈的使命感,强烈的担当意识的展现?但凡读一点书,对社会有一点认知的,读到这样的文字,如何能不反思?如何能不惭愧?

更值得注意的是,章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使命并不局限于某一国,而是着眼于整个人类文明。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现代文明的沉疴痼疾已经使人类处于严重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他呼吁:“重建精神文明,挽狂澜于既倒,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乃是包括历史学家在内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职责。”这是何等的胸怀?!又如何不是全球知识分子都应该关心的问题?

学识

知识分子的担当要依靠学识来实现。如果不学无术,单有满腔热情,是不能有所担当的。虽然不是正式的论文著作,但这本小书还是展现了章先生卓越的学识。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两点。

在我看来,对于史学,章先生第一个重要卓识是强调史学要通。强调史学要通好像不是什么新见,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记录了长达3000年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不涉及,所以才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事实上,本应融通的现代史学却在专业化的口号下高筑壁垒,不仅与其他学科难通,就是本学科内部,也画地为牢,做越来越琐碎的题目,中国与世界不通,古代与近代不通。通的历史被做成了不通的历史学。

深感于这一弊端,章先生在《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提出要“走出中国近代史”。他指出:“为了更好地建设这个学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须走出中国近代史。”所谓走出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上下延伸就是要突破中国近代史80年或者110年的限制,向上延伸到明清史,向下延伸到1949年之后,实质是强调重视历史的连续性。横向会通则意思更为丰富:

就中国近代史本身而言,社会乃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我们可以侧重研究某一部分,但却应该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就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而言,应该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

就当代学术科际整合发展的趋向而言,我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不宜墨守单一的考据实证陈规,妨碍本学科开创新局面。

在强调会通的同时,章先生强调了史学的根本:“考据实证依然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基本功),没有实证作为基础,任何巨大而华丽的史学架构就仿佛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

这是多么开阔的视野,又是多么清醒的认识和学科自信!在我看来,其实不仅研究,就是实际发展,我们也需要跳出中国近代史。章先生强调研究要延伸到当代,恰恰是因为当代是近代的发展,而近代的心路历程还深刻地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心理。

章先生的第二个卓识是强调史学要独立。这种独立既包括独立的学科品格,也包括独立的个体品格。后者是与风骨相关的问题,前者则是在现有国际学术话语格局下中国史学该如何发展的洞见。作者批评中国的史学家有点过分迷信西方史学了。他尖锐地指出:

过去外界批评我们,说我们是靠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某些研究模式。现在我们有些人反过来又把西方学者的甚至二流、三流学者的认知拿来作为教条,当作自己依托的拐杖或华丽的外衣。

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轻视,那只能说明我们有些人没有志气,也是活该。

这是将近20年前作者对当时史学风气的批评,现在我们真的有根本好转吗?不论史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大概正因为积习难改,这种卓见才显得尤为可贵。

风骨

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担当是志向,学识是能力,那么风骨就是保障。章开沅先生本身就是有风骨的,而从这本小书中,可以看出这种风骨由来有自,深深扎根于历史当中,生发自自觉的使命意识当中。

他著有《治学不为媚时语》一文,题目来自当代文学家、翻译家和书法家楚图南在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纪念馆的两句题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风骨的推崇。他不仅用《日知录》“采铜于山”来表达史学研究必须严谨的工作态度,而且特别强调真正的学者要有毅力和胆识。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谈到学术和学者的风骨,离不开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章先生写到:

我认为史学家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追求的学术永恒。

在《史学与政治》一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变成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为某一政策的出台做‘学术’注解。”他明言:“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和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在《头是X姓物》中,他又说:“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就史学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而不应总是‘唯书唯上’。”

章先生这里是讨论史学和史学工作者,但又何尝不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和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呢,或者说是对一个知识分子应有风骨的期待呢?纵使我们知道我们只能惭愧,也要知道何以惭愧的理由以加深自己的惭愧。因为知耻近乎勇。

综观章开沅先生强烈的担当意识,卓越的学识和对知识分子风骨的呼唤,不难看出其动力、智慧和勇气都源自对历史的考察,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优秀的人物在照亮着人类前行的道路。他显然知道,当代知识分子如果努力了,也必然会照亮未来。这样的担当、卓识和风骨源远流长,未来需要也必将绵延不绝。这是一种历史的洞见。正因为有这样的洞见和自觉意识,所以他才能坦然地说:“史学是一种寂寞的事业,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其实真正的科学研究,何尝不都是如此?

2021年6月4日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教授、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