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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福:忆章开沅先生

郑永福:忆章开沅先生

1981年,在湖南长沙市举行了一次全国辛亥革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2012年,为纪念这次会议,在广东中山市举行了一次题为“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研究与承传”学术研讨会,1981年长沙与会的部分师友再聚会。我提交会议的文章题为《“长沙会议”三十年摭忆》,其中有一段是写的与章开沅先生交往的回忆。会议开幕当天晚止,我来到章开沅先生与夫人的房间拜访。章先生很高兴,说,我看了你写的文章了,你写的都是真的。我当年在中原大学校报上发表的文章,早已找不到了,谢谢你费心找到,还将扫描件送给我!会议结束后,章开沅先生和夫人要乘车离开宾馆,我到宾馆大门前送先生,章先生开玩笑对我说:郑州市政府应该请你当代言人,郑永福,郑州永远幸福!接着又笑着说:这回你又有的写了。下面将2012年我提交的文章中一段回忆文摘录在下边,以表达对章开沅先生深切的怀念:

章开沅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1981年长沙会议后,我在研习中国近代史过程中,从章先生的言谈和著述中,受益极大,看过下面的回忆,便知这决非虚言。

我生性怯懦,加之学识浅陋,与专家学者说话很发怵。1981年长沙会上见到章先生,感觉先生不仅学问精深,为人也和蔼可亲。1983年12月15日,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学术年会,主题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研究。章开沅先生、张磊先生、刘望龄老师等与会。期间在中州影院看电影,我恰好和章先生坐在相邻的座位上。当时电影是“跑片子”——一个影院演完一本再送到下一个影院上演。我们坐在影院里,片子尚未来到,但灯已熄灭,黑乎乎的。章先生对我说:我们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够细,日本学者就比较细。如,关于卢梭民权学说怎样从西方传到日本的,传到日本后有哪些改造,有什么影响,日本人都有较详细的研究。我听了大受启发。电影结束后,我又陪章先生在附近的街道上转了转,边走边听章先生“讲学”。还清楚记得章先生在一家店铺买了只烧鸡,我说这家烧鸡味道不错,您可多买两只。先生说,一只就够了,家里人口少,多了也吃不了。

回到开封后,我反复思考章先生在电影院的训导,决定先从《天演论》做起。我借来了1948年英文版的赫胥黎文集,与严译《天演论》一一对照,着重探讨严复对赫胥黎原著的改造。1984年9月山东威海《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恰好有一天我们在一个组,便向章先生等做了汇报。章先生还夸了我一句,说:什么叫聪明人,你这就叫聪明人。我说个题目或思路,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是有想法的。但说出来并不是说我要做,因为我要做的事太多了。我和章先生及在场的丁守和先生说,经过中英文本对照,我发现严复对原著有重要改造,写了篇论文,寄给《近代史研究》。编辑说文章还有点意思,但不拟采用。章先生和丁先生说,不是有点意思,是很有意义。我不知章先生或丁先生是否和编辑部的先生通了气,反正是第二天与会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夏良才老师找到我,问了问我还发表过什么文章后说,你回河南后立即将天演论那篇文章修改后寄给我,我们给你发表。1985年文章发表了,高兴之余,我能不发自内心的感谢章先生吗?写了几篇关于天演论的小文章后,我又着手写关于卢梭民权学说传到中国来的问题,先发表了一篇《卢梭民权学说与晚清思想界》,以后想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但因有别的任务,就搁下了。

那次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甲午战争与严复》,但会上谈的是我关于历史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大意是谈恩格斯致布洛赫信中所论历史合力问题。恩格斯认为历史是由若干平行四边形组成的,历史的发展系由历史的合力所致,历史结局是参与其中各种力作用的结果,又都不是各种力所期望的结果。由此我认为,戊戌维新既是资产阶级维新又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而考察其间各种力的较量,得出结论是那拉氏对变法是支持起码是默许的。之所以镇压变法,是因为历史进程危及到了她本人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私利,不仅是对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也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悖。我还胡思乱想,认为力有三个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有朝一日经过学者的努力,可以通过对各种力分解合成,在坐标上画出个轨迹,展示出某历史阶段发展的趋势曲线。章先生说,国外学界有“社会力学”一说,你可以继续思索下去。当天午餐后我又与孔祥吉兄交换了意见,得到了他的鼓励。返回开封后,我立即着手把会上说的主要想法写成一篇文章,《晚清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论纲》,于次年发表。后继续思考,在北京戊戌维新百年学术大会上提交了《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戊戌变法性质的再认识》一文,得到学界肯定,认为有创新。

2000年“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报到当天晚上,我去章先生的房间问安。因当时房间内没有旁人,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胆子也大点了,就多坐了一会。期间我谈了一些对“邪教”的看法,认为:长时间内,我国学界重视研究农民起义,且给予极高评价。但对农民战争中“邪教”的破坏性及对人们思想的毒化、奴化揭露分析不够。对中国社会中至今存在“邪教”滋生、流行的土壤考察研究不够。我还说,封建迷信要反对,其实,任何类型的迷信都应该反对,因为本质上迷信都是一样的。章先生鼓励我继续思索下去,我很高兴。

每次我见章先生时都有些拘谨,但往往章先生一两句风趣的话,就会使我放松许多。比如,有一次我见到章先生说,我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为研究课题,是受了章先生的影响(指受了章先生著述的启发)。章先生说,受了哪个Zhang先生的影响?是张謇吧?一句话把我和在坐的都逗乐了,气氛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又有一次在武汉开会,报到时见章先生坐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就走上前说:章先生您好!我是郑州大学的郑永福。章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章开沅老到连你郑永福都不认识了吗?一句玩笑话,让我脸红了,但也完全放松了。

2003年起,我先后应邀到韩国某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当2006年长沙会议时再见到章先生,感到分外亲切。次日随章先生等去毛泽东主席故居和刘少奇主席故居参观,一路聆听先生高见,兴奋莫名,受益颇多。

还要补充一点。研究生毕业两年后的1984年,恩师胡思庸先生希望我到章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并说愿意向章先生推荐我。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惜吾妻吕美颐当时得了场大病,两个孩子又小,只好放弃了读博的念头。如果,唉,没有如果了。

令人欣喜的是,前年我主持做《民国时期河南珍稀短刊断刊目录》时,发现在中原大学(范文澜先生曾任校长)校刊委员会编的《改造》杂志中,有章先生读大学时写的两篇文章。其一是《改造》第一卷第九期(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五日出版)上刊登的《二十队墙报工作总结》,署名是学生会干事章开沅执笔。一篇是《改造》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刊登的《一个孤儿找到了‘娘’》,署名章开沅。很可能华中师大章先生的门生早已见到过该文,但恐不为更多的人所识,特扫描书影,以飨“长沙帮”诸师友及感兴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