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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与章开沅先生交往的一些点滴回忆

王笛:与章开沅先生交往的一些点滴回忆

5月28日上午,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贴,说是章开沅先生在当日早晨去世,简直不敢相信,便立刻发信息给老朋友马敏和朱英,想证实那是误传,但是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复,便已经从正式渠道确认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对章先生的离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就在章先生去世的前两天,华中师大的副校长彭南生还在澳门大学访问,也没有提及章先生病重的事情。先生的突然离去,让我感到十分悲痛,和章先生交往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最后一次见到章先生,也是和先生的最长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是2017年12月初,和章先生、黄师母以及马敏等几位华中师大章门的几位弟子们,一起到章先生的家乡湖州,有机会了解章先生成长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环境。

当时章先生已经91岁了,但是头脑清晰,精神很好,不过据马敏兄说,这次章先生回湖州,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先生年事已高,不适合长途旅行了。能够成为除他弟子之外陪同先生返乡的几个学人之一,我万分荣幸!在几天的时间里,去了狄港、南浔等地方,有许多机会向先生讨教,听先生的回忆往事,包括他的家庭、家族的故事,他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听他对学术和时事的见解,留下了永不磨灭记忆。

和章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我的硕士导师隗瀛涛先生是章先生和林增平先生主持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的分册主编,在认识章先生之前,隗先生便经常讲他们的交往和学术故事,那个时候我还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可以说是以章先生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学者,是我熟悉的第一个学术圈子,即读他们的著述,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了解他们的为人,这些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都影响巨大。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关于孙中山的外交思想)以及后来的硕士论文(清末新政),都与辛亥革命有关,那时《辛亥革命史稿》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学术标杆,在研究和写作的时候随时放在手边查阅和学习。

图片拍摄于2017年11月

记得1984年夏天,隗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几个弟子,从重庆乘船,顺长江而下,过三峡到武汉,第一次拜访了章先生,还在他家里做客,第一次见到和蔼可亲的黄师母。从那个时候开始,由于导师是朋友,加上共同的研究兴趣,我和章先生的弟子马敏、朱英等熟悉起来,并成为了终身的朋友。可以这么说,华中师大应该是我在国内学术界最熟悉、朋友最多、关系最密切的学术单位,有两位华师的后起之秀也曾到我在美国任教的得克萨斯A&M大学访学一年。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得到章先生的提携。记得那在1990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就是通过马敏兄找章先生给我写推荐信,得到章先生的全力支持,并获得了首届青年基金的资助,用于出版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

1998年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得到了得克萨斯A&M大学的教职,并在大学城买了房,不久,便在偏僻的得州小城先后接待了马敏和章先生。章先生到我家做客,也是机缘巧合。章先生女婿的博士学位便是从我任教的得克萨斯A&M大学获得的,毕业后便在达拉斯工作,章先生到达拉斯去看他女儿,他女婿便顺便带章先生来参观他的母校,所以我得以有机会在新家接待珍贵的客人,记得当时招待他们的是四川火锅,这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待客菜肴。

跨入新世纪后,我接着几个夏天都到华中师大访学和讲学,有了更多的机会见到章先生。记得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聊到我正在写作的茶馆那本书,章先生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抗战时期他在四川江津的经历以及对茶馆的美好记忆。他告诉我,作为一个年轻学生,虽然穷,但是喜欢上茶馆,有时候没有钱买茶,就喝白开水,当时称为“玻璃”。如果他们要出去游泳或者其他活动,把茶碗留在桌子上,几个小时以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喝。

他还记得看到那些生意人在茶馆里做交易,双方把手放在袖子里面,用手指而不是语言讲价,哪怕坐在身边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买卖价格是多少,真是非常生动的回忆!后来这场谈话我写在了《茶馆》那本书中。2010年中文翻译出版以后,我委托出版社直接寄了一本给章先生,不久我再次见到章先生的时候,他对这本书夸奖甚多,给予我极大的鼓励。

虽然我没能有幸成为章先生直接的授业弟子,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也是他不在编的学生,与以他首的学术共同体中,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过去20年来,有关章先生的祝寿活动,我两次受邀参加,2006年出版章先生80诞辰记念论文集,我也应邀写文章。对于这些活动,我总是热情参加,哪怕专门从美国到汉,也乐此不疲,以表达对章先生的敬仰之情。

章先生创立了第一个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的博士点,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现在活跃在中国近现代史最前沿的学术领头人和领导人,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他的弟子,或者是再传弟子,还有更多的是像我这样受到他提携的或者受到他学术影响的学者。以我的观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没有任何一位(包括去世和在世的)像章先生那样培养了好几代人的学者,这种影响,将会是非常深远的。

最后我想说,章先生对我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章先生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情怀,虽然从校长职位退下来许多年了,但是他始终关心教育问题和现实问题,提出他独到的和冷静的见解,不断引发我对学术乃至更大的问题更广泛的思考,而且他所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和寻求它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