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科:我所认识的名誉馆长

惊悉章先生仙逝,由于人在海外,未能参加告别仪式。乃以在章先生九十大寿时所撰旧文重发,以表哀思与怀念。先生一路走好。

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以章先生为名誉馆长的武昌红楼同喜同贺。红楼在职的员工中,我也许是得识章先生较早和受教较多的人了。我见证过礼聘章先生出任名誉馆长,也追随章先生办过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会务与会刊,当然,更多的,是就我馆的书稿和展览等业务向章先生请益。岁月如梭,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章先生走过红楼的步履,章先生在红楼的嘉言懿行,一幅幅画面,一句句话语,在我的脑海里都鲜明如昨。章先生是知名学者,有成就的大学校长,但在我和红楼人的心目中,则是更具象的名誉馆长。只可惜我笔力不逮,无法完美地传述我所认识的名誉馆长。不过我还是勉力写来,以为章先生九十华诞的纪念。

一、出口成章话红楼

早就听闻章先生善于演讲,出口成章。我是1984年由省博物馆调到红楼工作的。红楼于1981年由省博开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1985年1月正式分设。85年6月26日,省文化厅在红楼礼堂举行隆重的仪式,礼聘章先生为红楼的名誉馆长,同时聘请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正、副秘书长刘望龄教授、吴剑杰教授为客座研究员,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美洲出席颁发聘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述曾、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出席仪式。当时红楼主持工作的是副馆长陈祯琏,他第二年升任馆长。我当时是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陈馆长安排我负责章先生讲话的录音整理。章先生果然名不虚传,那天他坐在主席台上,气度端方,致词是即兴讲的,他演讲从容不迫,声音洪亮,立意高,思路清,大处高屋建瓴,细处幽默睿智,用语遣词精当明白,加上抑扬顿挫的节奏,他的演讲非常具有吸引力,听众的情绪、注意力完全被他所掌控。那天的讲话我随即整理了出来,刊发在同年9月出版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23期。

此后,章先生长期在海外讲学或学术休假,到红楼的机会并不多。除了偶尔陪海外学者到红楼参访,还有的两次在红楼的演讲相隔了7年。一次是1987年2月14日,红楼召开新春座谈会,部分专家学者和领导出席座谈会,章先生以名誉馆长身份出席,第二次在红楼作了长篇演讲。再就是1994年4月7日,红楼举行专题的欢迎章先生海外讲学归来座谈会,章先生在座谈会上作了第三次长篇演讲。

章先生在红楼的三次演讲,前两次是我整理的,第三次的是我和同事严威整理的。三篇文稿均收入我馆1994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这本论文集是我主持编辑的,书名由章先生题写,我给这三篇文稿加了标题,依次为《辛亥革命的意义与纪念馆的建设》、《纪念馆的地位、功能及其发展方向》、《在“三个中心”的道路上迈进》。由标题可以看出,三篇演讲都是着眼红楼的建设与发展的。

最近我重读了这三篇演讲,我以为它们概括地反映了章先生对红楼的看法。章先生在很多场合讲过红楼,但最集中、最概括的是这三次。比如他对红楼的感情,对红楼价值与地位的认识,以及红楼该怎样建设与发展等,讲得情真意切,合理明白,今天读来也会觉得非常亲切和具有现实意义。

章先生对红楼的感情用他演讲的话说,就是不会辞去名誉馆长。这个话题他在三次演讲中讲了两次。他说他有很多兼职,多得自己也记不清楚,但有两个兼职他不会辞掉,一个是红楼的名誉馆长,一个是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的顾问。不辞红楼名誉馆长的理由他在演讲中说了两点,一是红楼开辟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是包括他在内的武汉地区的一些教授学者奔走呼吁的结果,二是辛亥革命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还有一点他没有说,这是我臆度的,他是把博物馆作为社会大学看的,红楼在他看来就是一所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学。早在1982年,他给红楼的题词写道:“办好博物馆,等于办好一所社会大学,所以大家都要关心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自红楼建馆以来,章先生就持续地关心、关注着红楼。不光到红楼,其他一些关涉辛亥革命的场合,他都会想到红楼,说到红楼。近年年事已高,但他还是乐意出席我馆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举办的春秋季学术沙龙。每年,红楼馆长、书记也会到章先生府上或者办公室探望和拜访。章先生是红楼永远的名誉馆长。

关于红楼的地位与价值,章先生的演讲中也是讲得较多的。他认为红楼是湖北武汉的“一大优势,一个宝贝”。他的优势与宝贝论基于两点,一是红楼见证和反映的主题是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后面的这句话是胡yao邦讲的,章先生特别认可和推崇这句话;二是红楼对于宣传湖北武汉,对于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统一,意义重大。应该说,章先生这个时期关于红楼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层面的。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章先生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对辛亥革命和红楼重要性的认识,还要提高到更高的高度。2004年3月,武汉市政府在白玫瑰大酒店召开首义文化园建设方案研讨会,章先生在会上即主张把红楼及其他首义遗址作为文化资源来认识,提出保护和利用好这批文化资源,就是传承和弘扬所在城市的精神与文化。可以看出,章先生提出要从文化的层面来认识红楼。

章先生在演讲中讲得最多、最集中的,或者说主旨性的,还是关于红楼作为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1985年受任名誉馆长的第一次演讲,章先生就提出红楼要成为几个中心,主要是文物的收藏中心、陈列中心、研究中心。后两次又反复讲。第一次听一个大学校长这样讲我非常诧异,他怎么对博物馆的职能了解得这么透彻呢?在他第一次讲后不久,我读到了50年代出任过国家文物局长的王冶秋关于纪念性博物馆性质的讲话,王冶秋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他认为纪念性博物馆具有博物馆性质,所以有研究、宣教、收藏职能,依托纪念物或纪念地而建,所以它又是纪念场所。由此,我发现了学者们学理认识的一致性,大受启发,撰写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的论文,在章先生三个中心的基础上加了一个中心,即纪念中心,提出纪念性博物馆的发展方向是“四个中心”。在现在我馆编印发布的红楼简介里,有这样一句话,“经过3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这里已成为辛亥革命的纪念中心及其史迹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中心、陈列展览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虽说为宣传推介红楼不无自诩,但是表明,30多年来,红楼的建设与发展遵循了名誉馆长章先生的指引。

二、“苦撑颂”

红楼在正式分设建馆并请章先生担任名誉馆长后,逐渐成为武汉地区推进辛亥革命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来按老馆长陈祯琏的初衷,就是通过开门办馆,借重学术界的指导与帮助,提高红楼各项业务工作水平,促进红楼青年人才尽快成长。

然而,此时的文化以及学术界正受到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章先生领衔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也不能幸免。在经历了1991年因为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而带来的短暂辉煌后,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也陷入了困境。由于经费奇缺,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在中华书局连出8期后停了,各省会员单位轮流编印的薄薄十数页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与《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也难以为继,研究会的常规活动几近濒于停顿。领导骨干也已分散,章先生播迁海外,刘望龄教授南调广东,武汉地区经理研究会事务的只剩下严昌洪教授。红楼的人事也已变动,陈馆长1992年去世,继任者91年前两年是林奇馆长,之后是甘骏常务副馆长。

甘馆长还是有志于赓续陈馆长的做法。尽管文化单位和学术界此时一样经费困难,但红楼经请示省文化厅,经接替刘望龄教授出任我馆客座研究员的严昌洪教授和武大吴剑杰教授撮合,红楼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以及由省社科联主管的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共同商定,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原有的《通讯》、《动态》合并改刊,以《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名义重新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与红楼联合主办,由章先生任主编,吴剑杰教授、严昌洪教授和我任执行编委,编辑部设红楼。此时我馆设立了研究室,我任研究室主任,《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的编辑工作由我具体负责。

1993年6月,《动态》第1期刊行。卷首刊发了章先生同年春写于圣地亚哥枫庐的发刊词,发刊词题名《〈辛亥革命研究动态〉创刊感言》,感言的中心词就两个字:苦撑。章先生不是以愁苦的心境写苦撑,而是热情洋溢地唱起了“苦撑颂”。他写道:“我为此事有成而深感庆幸,同时也难免有一种预感,即此刊必然也要有‘苦撑’的精神才能得以延续。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值得献身于此者用自己整个生命来谱写一曲曲‘苦撑颂’。而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多少成大事业者,无不得力于‘苦撑’二字。‘苦撑’来自抱负,来自理想;‘苦撑’需要才智,更需要毅力。‘苦撑’的目的是创造精神财富,而学术长河的绵延不绝则是其结果。伟大哉,‘苦撑’!但愿有一批不慕荣利、甘于冷清的有志者‘苦撑’下去,使辛亥革命史研究得以延续,得以发展,逐步进入更高的学术境界。”不过,在鼓励学者“苦撑”的同时,章先生没有忘记呼吁政府与社会,“不能以冷漠的态度来坐视少数学者仅凭自己微薄的力量‘苦撑’”,“不要忘记这个虽小而又重要的学术角落”,而要“经常给以必要的关怀与支持,使之不断得到发展”。

20多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研究动态》仍然在红楼编辑刊行。到今年夏天章先生九十华诞之时,《动态》将刊行总第88期。1996年11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换届之际,经章先生提议,《动态》主编由研究会理事长担任改为由秘书长担任,从1997年第1期起至今,严昌洪教授和我以正、副秘书长分任《动态》正、副主编。责任编辑倒是换了几茬了,依次有我的同事朱保平、严威、何广等,现在是同事袁磊。我是过来人,《动态》的初期确实有经费问题,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费已经不是问题。《动态》得以延续至今,主要还是得力于章先生倡导的“苦撑”精神。因为学术不只有缺钱的苦,还有冷清的苦。《动态》还要延续,后来者仍需“苦撑”。

三、务实与出新

举凡成就事业者,一定有他过人之处。前述章先生建言红楼要成为几个中心,表明他的学识、眼界与众不同;前述《动态》之刊行,表明他的精神追求不同,别人选择放弃的他会选择苦撑。我和同事们还追随章先生做过一些事情,我发现他做事的作风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务实与出新。这里说两个事例,一个关于书的,一个关于展览的。

书就说《辛亥革命大写真》的编纂。到了2000年筹备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之际,我馆的文物资料收藏尤其是历史图片资料收藏已经相当丰富了,我馆经和湖北美术出版社协商,定于2001年编纂出版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历史图片集。我自1995年起任馆分管业务的副馆长,此时具体负责图片集编纂的筹划工作。2000年底,馆里人事变动,甘骏馆长卸任,梁华平馆长接任,但这没有影响图片集编纂的筹划,他们二人都支持这项工作。我在编写出图片集编纂大纲后,提交给以章先生领衔的编委会讨论,章先生肯定了要出大部头,编委会通过了大纲。

书名是章先生确定的。当时社方还有疑虑,因为影视女星写真泛滥,但是章先生认定可以用。一者“写真”二字是由日语来的,照相术本来也是经由日本传入;二者民元第一本辛亥革命画册也叫《大革命写真画》。我也是赞同用“大写真”的,因为这三个字可以表明这部图片集的特色,这个特色有两点,一是“大”,二是“真”。我主持编纂贯彻的思路即广采博集,再现历史。以原有零散、小型、专题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汇成系统、完整、大型的历史图集,形成有学术、文化价值的积累。

《辛亥革命大写真》出版后,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冯天瑜教授称为“图像史书的巨作”,皮明庥教授称为“写真式的辛亥革命史”。严昌洪教授是编委,他和吴剑杰教授参加过图集审稿,他对《大写真》评价也高。有一次,我听他把《大写真》和也是章先生领衔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辞典》类比,说武汉地区的辛亥革命史学界,辛亥革命70周年、80周年、90周年纪念,代表性的著作分别是《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辞典》、《大写真》。《大写真》的价值,出版以来也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十余年来,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最重要的、大量的图片资料来源,包括有关图书的插图,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拍摄,专题的展览等,大多取材于斯。

2002年,《辛亥革命大写真》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证书上写着章先生和我的名字,我把这个证书送给章先生后,他却托严昌洪教授把证书转给我。我知道,这是章先生大家的风范,这是章先生对我和我的同事们付出劳动的鼓励。

展览就说2013年到2014年我馆改陈的《为天下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2013年11月,我改任馆党委书记,因为我长期分管业务工作,也因为这个展览改陈的前期工作是我负责,所以我继续主持了这个展览的改陈,也有幸多次就相关问题向章先生请益。

这里只说一个章先生支持展览出新的例子,关于展览序厅主题雕塑的选择。序厅是一个展览的窗口,好比一个人的眼睛,所以我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我和我的团队准备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领袖人物群雕,第二个方案则是武昌起义士兵群雕。在有了文本的方案后,我们召开了一次专家会;在有了样稿的方案后,我们又召开了两次专家会。在前两次专家会上,支持第一方案的专家和支持第二方案的专家一半对一半。支持第一方案者理由有二,一是这个方案选取人物有代表性,这些人物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名副其实的主要领导者;二是表现领袖人物符合惯例和传统,何况改陈前2001年制作的《史迹陈列》也是这些人物。支持第二方案者的理由首先是认为第一方案缺乏创新,其次是认为突出革命士兵在武昌起义中的主体作用符合历史真实。章先生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三次的专家会,第一次会上,他是支持第二方案的,当时大家说等出样稿后再定;第三次看到样稿后,他也支持第二方案。这样,我们才把第二方案确定下来。

在出书和举办展览方面,章先生还给予我和我馆很多帮助和指导,包括有求必应的作序、题词等等,这里说不完,也与题旨不合,就不说了。

红楼以章先生为名誉馆长是红楼的缘分,我供职红楼有机会认识章先生也是有幸。今年初,我馆何广副馆长给我一个视频,说是武昌区政府官方拍的,也许地铁上都有播映,叫我务必收藏。我看了几遍,我以为它较好地表现了章先生和红楼的关系。这是一个只有1分钟的视频,有字幕和背景音乐,无旁白,题为“武昌·章开沅”,创意者是想说研究辛亥革命的大家章先生是一位“武昌人”。拍摄的背景只有两个,一是章先生在武昌桂子山的书房,再就是武昌红楼的前院。我看到后半段,才记起这个视频是去年拍的,画面上有严昌洪教授和我陪着章先生。红楼前院的场景拍得很有创意。这是一个秋日的下午,阳光和煦而明亮,红楼绿树掩映,黄菊为主的各色花草摆满回廊前的石阶,院内游人如织,章先生随意地站立在前院的广场上,一侧是严教授,一侧是我,章先生没有说话,只是不自觉地移动脚步和朝向,一会儿面向院门口的十八星旗,一会儿又面向红楼,最后的画面是他的背影,字幕打出“江流贤胜,大成武昌”。当然,看完这个视频,我也觉得与有荣焉。

2015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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