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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建民:思想者章开沅和杨东莼

卫建民:思想者章开沅和杨东莼

如果要给一位历史学家列一份年表的话,我们在今天悼念章开沅先生,只把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从1954年排列到1974年。在这二十年中,有一个人始终扶植他,他就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翻译者、著名历史学家杨东莼先生。

1954年,杨东莼从广西调到武汉,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是历史学家,在院长任上联系历史系,章开沅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杨发现了章的才华,每有外宾来访,就让章陪同,并让章给他准备发言稿。会谈中碰到近代史分期的问题,杨自己不讲,请章对外宾讲。这些外事活动,锻炼了年轻的章开沅。多年以后,他担任华师大校长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就用上了他跟随杨院长时的经验,并且显得游刃有余。

1956年,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章开沅热情高涨,拼命工作,导致吐血。杨院长知道后,批评他:“年轻人不要霸蛮!”霸蛮是湖南话,意思是干工作不能不要命。据章回忆,杨的话对他影响很大。杨作为一个老教育家,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头,不鼓励青年带病工作,更不把“霸蛮”作为典型来宣传。

1957年,杨东莼离开华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行前,将一箱近代史方面的史料赠送给章。

1963年,杨东莼借调章开沅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为章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们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有专门的厨师,司务长是蔡锷的儿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他们的伙食是:每人一天八毛钱。中晚两餐是两荤两素,四菜一汤。早点是油条豆浆,一样不少。他们在特殊的年代享受特权,连章士钊都跑来蹭饭。更重要的是,杨东莼以他的地位、权力,为章开沅创造了稀有的研究条件。他可以使用两个借书证,可以借他人借不出的书,可以查他人不能查的资料。那时图书馆的设备老旧,需要的资料,雇人来给他们抄。抄写员都是戴帽子的知识分子,据章回忆,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现在已成文物了。

1964年,杨东莼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章开沅又进入这个和自己的专业一致的机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篇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在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上,公然挑战戚本禹!可以说,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显露了作为学者的章开沅的品质。历史学是求真的学术研究活动,为学不作媚时语,章开沅有他坚守的学术情操。如果是他人,稍微打听一下戚本禹的来头,断不敢同当年的权威叫板。

1966年初,为纪念孙中山诞生100周年,杨东莼又把章开沅调到北京,让章协助他处理一些事务。行政事物,还是与他的研究领域紧密相关。

1974年,《历史研究》杂志筹备复刊,章开沅又被调到北京。不过,这次赴京,是他的好友戴逸、苏双碧促成的。他去看望杨东莼,杨的话显示了一个久经历史风云变幻的老人对政治形势的敏锐观察。他对章说:“你是在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不适当的单位从事不适当的工作。”次年,《历史研究》改组,章就坡下驴,及时退身。他到医院向杨辞别,杨得意地对他说:“我早就讲过干不久的,是吧?”杨早就想让章长期在京工作,但看到章在“不适当的时间”脱离高危地区,反而欣慰。杨东莼,这个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早期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西方经典,研究历史,在复杂凶险的政治环境里,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章开沅的言传身教,对一个近代史研究者的扶植,实际塑造了章开沅。稀有的学术研究环境,使得章的近代史研究别开生面;在北京见过大人物,经过大世面,往后担任区区师大校长,真正是牛刀小试啊。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人生和学术道路,有的相近,有的相远,不尽相同。章开沅这些经历,对开拓视野,掌握史料,当然有与众不同的机遇。我读他的书,突出的感受是,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接受记者采访,他一路讲来,都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说自己的话。他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把眼光放到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影响;他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注意为什么首义是在武昌?湖北为什么敢为天下先?他剥离早期那些演义式的说法,特别提出张之洞对湖北的影响。研究近代史,视野不囿于近代史,是章开沅取得重大成就的秘密。他说过,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研究,这是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哲学家保罗•利科说:“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在对外学术交流,了解西方的最新研究动态时,章开沅深悟历史学家的责任。他爱引用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上的一句话:“历史学不是政治的奴婢。”在个人品格和学术道德上,章开沅是独立自主的。当年,他的张謇传稿杀青后投寄上海的出版社,出版社格于形势和世风,认为他对张謇评价太高,让他按形势要求修改。他断然拒绝,要回书稿,宁可不出版,也不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在《史学与政治》中说:“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决不是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摆弄的小玩意儿。”

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逝世了。我们继续读他的书,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