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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惠:守先待后的“究通之言”——疫中读章开沅先生新书《走出中国近代史》有感

罗福惠:守先待后的“究通之言”——疫中读章开沅先生新书《走出中国近代史》有感

学术著作一般都是研究者历经长期苦心孤诣的思索结晶,而读者自以为的会心之悟却可能是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即时感触。

在这场漫长的庚子大疫期间,笔者经历了数月羁旅和多次自我禁足,手边无书也无心读书,终日捧着手机打发光阴,或是和熟识的老少知交煲电话粥。从这些方式接受到的讯息,也使我深感疫情的范围之大和程度之烈,除了造成直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之外,还有和以往灾害的不同之处,即催化了内部认知和思想的分裂,加剧了与外部国家关系的紧张。在诸多重大问题面前,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同行难免流露出无力感,专业研究的动力随之减退,在年事稍高者“健康第一”的彼此叮嘱中,更难免带有把“第一”变成“唯一”的消沉气息。笔者在类似心境中阅读章先生的新书(收录章先生上世纪末至今有关治史的论说和演讲)而任由思绪写成的这篇文字,只能说是读书杂感而不宜视为书评。至于“究通之言”,则是从章先生最爱引用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语浓缩而来。

这种“究通之学”的价值或者说功用,章先生曾引用王国维的理解:“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章开沅《走出中国近代史》,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P132,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章先生更进而认为“历史就是民族的灵魂”,而“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也不仅是讲抽象的什么规律,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智慧宝藏”(P171)。尤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其无尽的地下文物和地面文献,应该能给国人和全体人类贡献足够的各类知识和智慧。

但实事求是地说,从古至今中国的史书可说汗牛充栋,经得起历史长河冲刷的作品毕竟不是太多。在漫长的帝制时代,专制君主自以为天命所归并且无不企望皇统永固,其“帝王术”中就既有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和各种文字狱,也始终有史官的一席之地,有史局为前朝修史,以至纂修四库全书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历代读书人中的治史者,或者曲学阿世以邀荣宠,或者因为不识时务而终老草莱,或因声不中律被污名化之后还遭荼毒。故20世纪初年不约而同提出“史学革命”的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批判传统社会中主流的“正史”及“类正史”,称其为“帝王将相家谱”而“文明史不详”,尤其因为禁毁书籍和禁言时事,使得后世“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

在民族复兴的20世纪中,中国史学也逐步转型并取得巨大进步。唯物史观使人们知道了社会发展变化的机理,革命观取代天命观,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势、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P109),仍会有力地影响到史学工作者的人格养成;历史学科或受重视或遭冷落的地位变化,以及“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过程简单化”的非科学方法,还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因素,也严重地妨碍了历史复杂性的应有彰显”(P122)。

章先生此处所列举的客观因素,有的主要是指官方导向,如意识形态,权势干预等,这种环境条件历来有严重和宽松的变化,犹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的则指社会风气和文化流行态势,如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的物质追求高过精神追求,还有大众娱乐的兴起乃至泛滥,也使得人们对一些严肃与崇高的理论和思想有意回避,“戏说”、“脱口秀”及各种包装华丽而且易于人们“体验”乃至“参与”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而首当其冲受到冷落的就是“故纸堆”。这种风会所趋,在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日本、韩国也几乎一样,非一时或数人之力所可扭转。当然,“金钱诱惑、人际关系”以及“脸谱化、简单化”,还有“正统观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等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史者的主观品格和能力。我们多少受到犬儒主义的濡染,定力不足,思想和方法贫乏,浅薄平庸的应景或交差之作自然没有读者。但是也要看到,即便是在同样的环境中,仍有不少学者能够遮拨华丽话语的笼罩和历史尘埃的浅层覆盖,开出新路或对习以为常的定论作出独到的表达,而这样的研究成果更显珍贵。

为了历史学的繁荣发展,章先生的新书在总结前之优秀史学家和自己治史心得的基础上,陆续提出许多针对性的精辟见解,无疑对后学具有启示意义。诸如:

维护学术的“尊严与良知”。“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P144),只有具备了这种独立品格,养成了弘毅无畏的气度,才能不“唯书唯上”(P113),“不为媚时语”而全副身心“寻真知”(P144)。真实性是历史学的生命所系,也是历史研究的学科品格和历史学家的生命所系。历史研究的学科品格和历史学家的人格乃至“真知”,均只能存在和体现于对历史真相的不懈追求。治史者应能摒弃一切干扰和诱惑,恪守学术规范,花大功夫下大气力,尽可能多地占有充足资料,客观理性地思考分析,排除前人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和虚构,以及因为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造成的偏颇失误,得出科学的新发现新见解。

养成时、空维度方面和学术范围方面的宏阔视野。章先生基于史学“是把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P129)的认知,概括自己《走出中国近代史》一文的主旨说:“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P42)。他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提出“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一百年的展望”,这样才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刻”(P58),这是拓展时间维度的理由。空间维度的拓展,则是指“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应该如此,因为“近代中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更加日趋紧密,中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P40)。而当代史学家的“通识”除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之外,还有科际整合的要求,“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P40),不能以历史学的资历最老而轻视新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现代方法。

当然种种拓展也不能泛滥无归。“考据实证仍然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P40),不能丢掉而只能发扬光大。史学研究仍然要首先关注“重大问题”,不能“把题目做得越来越小”(P183),否则“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P136)。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倡学术交流,提倡向外国学习”,但也不能“老是跟着别人转”(P174)而迷失自我,“以人家的史学潮流为潮流”,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思想”,“自己的独立思考”,“自己的研究特色”,“形成中国风格”(P176)。

除了上述以“求真”来救赎历史学的价值与尊严,以拓展“通识”来炼成史学工作者的功夫这两点之外,由于章先生从世家少年——流亡学生——投入革命的民主青年——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苗子——力行改革的大学校长——主动辞去荣誉和待遇的离休长者的人生经历,以及他重视知行合一的性格特征,新书给人的特殊感受还有两点。这就是由忧患意识而生的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论,和历史学者如何参与现实的经验之谈。

关于前者,先生的忧患意识不能排除章太炎的“善恶俱进”和张謇的“一生忧患”的影响,但更主要的仍在先生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虑。面对新旧世纪之交国内一些人的浮躁乃至虚骄,如“经济学家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政治学家预言中美两国领袖携手引导世界潮流,简直是一种世纪的狂欢,世纪的迷思”。先生却率先直言“新的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新的更大的危机”可能在逼近。不久就有“科索沃战争,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伊拉克战争来了,自然的报复也来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都来了。首先是‘非典’,接着是‘禽流感’,明年又会来一个什么病大家还不清楚”(P171-172)。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世外桃源,任何一件大事都牵涉国际”(P170),“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P151)。

章先生以为人类要客观冷静地看待全球化,“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分享现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们必须分担现代文明的灾难”(P51)。因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仍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其内核还包藏着“霸权主义的挑战与地缘政治的复杂化”(P98),而在主要的表现形式上是经济、科技和贸易的物质性、功利性的追求,指挥棒仍是利益而非人类命运共同的价值标准。后进国家无论被迫纳入还是主动加入全球化,在硬、软实力方面都处于弱势,只能屈从发达国家造成的世界秩序,遵从既成的交往规则,从中分取一杯羹。于是种种的不平等,以及“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依然沿袭着“将近二百年的历史”惯性(P10)。人类不断感受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艾滋病蔓延……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阴影”(P51),直至“战争与恐怖(主义)等凶险警报”的威胁(P49),整个人类的文明始终处于一个接一个的十字路口。

特朗普祭起“美国优先”的旗帜,发动与多国的贸易战及和中国的科技战,同时摆出光荣孤立的姿态,退出或扬言退出多个国际性组织。也有若干国家或为迎合民粹主义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实为争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制造“逆全球化”的舆论和氛围,使本来就有利弊双重特征的全球化也处在十字路口。读章先生的新书,就不难发现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反复声言,“未来的百年,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P60),全球化既然无可回避,就只能以开放的视野和格局处之。而对全球化如何趋利避害,则只有以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才是正道。为此“需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以全球大局为重,从共同利害抉择中求同存异,或曰寻求易于导致趋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P60),合理调适全球化过程中追求人类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交流物质技术与提升人文精神,维护自身利益与相互扶助等等关系。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的提出,应该是来自先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使命感,并受到20世纪欧洲年鉴学派的影响。其立足点仍在历史是把过去、现在及将来连在一起的桥梁,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双向互通。章先生认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P31、P34)。如同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n)所说的对历史“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用自己的现实关怀乃至前瞻性,使因沉默而遭人们冷落的历史鲜活起来,这是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奉献”。另一方面,鲜活的历史百科全书又有助于人们“超物质利益的精神”生活,如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认同感和使命感的培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汲取,以及作为人的良知和智慧的发现养成等等,来参与塑造当代。尤其在社会生活出现问题,甚至人类文明“生病”的时候,不妨像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一样反躬自问:“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历史学家的研究如果能够“增进人类的利益”,也就是“对人类的奉献”(P29、P30)。

而且章先生所说的双向“参与”,更有一层知行关系上学以致用的实践品格。如同布洛赫作为一个拿笔的学者,也曾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参加了“历史的创造”。章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曾经主张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丰富了8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内容。90年代,先生在通过深入发掘“贝德士档案”,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时,不仅参加了“对日索赔会”的活动,还到日本巡回演说,实际参与了日本主张战争反省人士回击右翼势力的斗争。先生更多次在武汉、珠海、南通、湖州和芜湖等地,结合当地的历史事迹和人物言行,如围绕武昌首义、后期洋务新政、早期留洋学生和民族工商业等主题,为建立有关纪念馆和文化遗址设施,地方史志的编写,乃至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订,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建议,引起当地的重视并得到采纳。2004年冬,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P172-173)。这样“把学问写在大地上”的思考和行动,显然也体现了历史参与和参与历史的精神。

今年猝然暴发的病毒疫情“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人们纷纷不同程度地预测世界局势会有巨大变化。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诸说不一,而且对“好”与“坏”的理解也许各不相同。长远地看,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很值得重温。但这种信仰或者说愿望,必须建立在对布洛赫之问,即“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的理解和回答之上。从短期的技术性角度来看,研制对症的特效药物和防疫疫苗,还有中医传统的“治未病”的培本固元,都将有效地保护人们的身体和生命。但从长远的更根本性的人类精神健康而言,历史和现实中关于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协调等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值得人类认真总结记取。

大道明显而大智圆融,闭户读书而出门识途。个人在大疫中除了平安无事之外,读章先生新书的收获更足够受用,故随兴之所至抒发浅见,写与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