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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五四”的反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热

胡思庸:“五四”的反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热

 

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今天我们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对先驱者的丰功伟绩深表崇敬和感激。当前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新时代,在新的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兴起一股“文化热”。民主和科学的呼声,反传统的呼声,新启蒙的呼声响彻大地,这说明五四运动的不熄火光,至今仍在照耀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

在近来文化热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进行了严肃的科学工作。问题围绕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深入展开,王蒙、罗荣渠、何新、庞朴等同志.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但也有一些论者的意见似乎缺乏建设性。为了讨论的深入,谨就管见所及,提两点建议,敬请指正。

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五四时期,新思潮大量涌现。新思潮的意义是什么?胡适有一个解释:“新思想的根本意义是一个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又解释这种“评判态度”就是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

这个解释,至少对于我,是有启发意义的,我认为对于当前文化热的讨论仍然适用。不过,评判总要有一个价值的尺度和标准。胡适的标准是实验主义,而我们的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实事求是;一句话,是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其他。还可用这种标准反过来检验我们的态度,即从“评判的态度”反过来进行“态度的评判”。

我们纪念五四运动,讨论封建传统与反传统,首先就有一个对五四及其以后70年的历史如何评判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河殇·蔚蓝色》,《光明日报》1988年7月4日。。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彻底地不妥协地冲决封建罗网,难道它的作用等于零吗?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封建买办政权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都被摧垮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作为阶级都被消灭了。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压迫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只要稍具平实态度,就不能不承认它是世所罕见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如果还要“从五四重新开始”,难道这70年的历史是白过一遭,一片空虚,或者是一连串的谬误吗?

至于说到思想文化,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彻底批判、摧陷廓清,并且反复涤荡。五四时期,胡适——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陈独秀愤而言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吾人当悍然废弃之,不当有所顾惜”《四答常乃悳》,《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第678页。。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本没有什么贡献,中国的历史也不见得重要。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还有人主张,为了废除孔学、免得中毒,应该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因为中国书不过是一派妖言,所以要“废灭汉文”,“剿灭”中国文化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学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

在这里,我们丝毫无意苛责前人,因为我们理解那一段历史,他们面对的是封建政权,是封建势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强大统治和残酷压迫。无论如何,他们的呐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何况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内,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反封建的主题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从鲁迅到巴金,一批杰出的大师都以深邃的思想和震撼心灵的艺术感染力,潜移默化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干部乃至广大群众。直到解放以后的多次运动,对封建思想的批判也是很严肃的,且不说“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彻底决裂”、“批林批孔”,尽管那是一场阴谋或闹剧,但须知“孔老二”毕竟是作为“敌我矛盾”对待的,根据宇宙因缘流传的道理,种下的因不会没有果。比起70年以前来,人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道德情操、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早已起了巨大变化。

早在1919年胡适就说:从前的人说妇女的小脚是美,现在是丑了。从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是老古董了。从前士大夫用文言文,现在多数人用白话作文章了。从前孔子无上尊严,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孔教的迷梦了。如果不以人废言,这应该是平易可见的事实。我还要说:

从前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下基本的国民心理,现在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了。

从前《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那一套“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德信条,儒家思想的核心,早已荡然无存了。

从前要女子“三从四德”,现在已从根本上解除。我国妇女解放事业虽然还须要进一步努力,但只要不带偏见,在这方面可以同发达国家相比了。总之,三纲五常的封建文化,从体系上来说,已经被粉碎了。

儒家“尊师重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城乡百姓请客,塾师坐上席,连太平天国的军队中,先生也坐首席。现在的教师无不自惭形秽,欲敬陪末座而不能了。读书无用的思想不胫而走。

儒家的传统观念是鄙薄技艺,现在则重理轻文,甚至重工轻理,已成社会的心理定势。我无意评其是非,但这是事实,说明文化心理已经变迁转化。

经济学家抱怨:儒家重义轻利(虽然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总算儒家的正统观念),妨碍商品经济发展,现在的社会心理已经不耻言利;而见利忘义的拜金主义者已不算太少了。

从前士大夫皓首穷经,背诵如流。现在知识界只有极少数专家还能读得懂儒家典籍,那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不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儒家封建思想最重要的传递媒介早已不绝如缕了。

像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大串,不过仅此已可以说明问题: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迟早是要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五四运动以来的70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充满政治经济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化。时代变了,我们只能够超越五四,而不是复归于五四。

当然,五四先驱者所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目标,仍然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科学水平、科学精神还不够高;我们的民主政治、民主意识还需要加强;我们的社会里也确有封建文化的残渣,但它早已解体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不再是钢筋水泥碉堡,非爆破不可。我们不必张大“敌”势,草木皆兵。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分层次的。雅俗不同,文野不同。我们所惊呼的“封建”,有一些固然是残存于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封建影响,而另有许多是文化太低造成的愚昧现象。这主要是社会发展水平问题,不是什么东西文化先天不同问题。美国到现在还有一种“摩门派”教徒,狂热没有理性,有许多愚昧怪行,并实行多妻制。德国希特勒不讲一点“民主意识”。但这都与儒家传统和东方文化渺不相涉。还有许多僵硬的政治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则主要来自旧的“苏联模式”的影响,似不宜笼统地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所有这些,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健全民主与法制,通过启蒙、发展教育等切实的步骤,在往会文化生活的不断演进中而现代化起来,绝不是天天骂传统、骂祖宗就可以解决的。有人说: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这似乎有点悲观。先人们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他们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懈努力,必能使科学和民主的朝霞,辉映祖国的山山水水。

二树立健全的开放心态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自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明末时西方耶稣会利玛窦来华,带来一张舆地全图,一些士大夫看见地图上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中央,而是偏西偏北,而且占世界的面积不算大,于是引起一片大哗,认为这是对中华上国的诬蔑,是“邪说惑众”魏浚:《利说荒唐惑世》,《圣朝破邪集》卷3。。

在今天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愚昧无知。利玛窦当时就曾说:“这种无知使他们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81页。

利玛窦不幸言中了。清朝末年时,由于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和西方科技的输入,许多中国人开始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在一部分先进的维新派中间,也在所难免。他们由羡慕西方文化进而羡慕白种人。康有为在《大同书》里主张用通婚、迁居等办法改良人种,使黄种人在一百年内都变成白种人《大同书》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唐才常有一篇《通种说》,主张尽快同白人通婚,“能速通黄白之种,则黄人之强可立待也”;如果不愿意通种,那就是自甘居于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地位,那么将来“则黄种之存亡未可知”《唐才常集》,中华书局版,第102页。。当然,不同种族的通婚,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长远趋势,如果说改良、进步,应是包括白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改良进步。不能说同白人通种就迅速富强,否则就要灭亡,这只是一种自卑心态。

人们通常所谓东方文化的种种缺点,西方文化的种种优点,从根本上说那只是封建文化同近代文化的差异,是时间差,而不是人种差;是历史造成的,可能改变的,而不是先天注定的,不可改变的。也许因为我们太爱自己的祖国了,恨铁不成钢,只讲别人的优点,不讲缺点;只讲自己的缺点,不讲优点。懂得历史的明白人还能够理解,但是作为启蒙工作,固然要使大家看到并洗清身上的污物,更要使大家站起来,充满信心地前进。

西方人三四百年以来在世界领先了。他们有些人也像我们过去那样,产生了自大心理,认为西方是世界中心,西方天生注定的就好。美国有一个文化心灵学派,特别强调“文化的心灵结构”,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取决于该民族“先天性思维法则的作用”。参看庄锡昌、孙志民:《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如果按照这一理论,那么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就是由其先天性思维法则所决定,不可改变了。我认为这是文化宿命论。科学精神、民主意识是他们娘胎里就有的吗?

我国封建时代独尊儒术,缺乏学术自由,造成了“大一统”的愚昧。而西欧封建时代在天主教的大一统的统治下,远比我们专制得多。为了控制思想,教皇下令成立了许多宗教法庭,也就是“异端裁判所”,如果谁敢怀疑上帝,或有不利于教会的言行,就被宣布为“异端分子”,严刑拷打,直到处以火刑。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至少迫害了几十万人,处以火刑的至少十多万人。著名科学家布鲁诺因为坚信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就是被意大利的异端裁判所在罗马广场上烧死的。韦萨留斯因为研究人体解剖,被宣布为恶魔,处以死刑。

不幸的是,我们个别同志为了说明西方人的思维天生优于中国,举出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坚信上帝的例证。托马斯认为宇宙间有不动的事物,有运动的事物,凡运动的事物总是受了其他事物的推动,推动其他事物的事物又是受了另一事物推动。如此推想下去,应该有第一个推动者,那就是上帝。个别同志认为这就表现了西方思维的科学的逻辑精神。方励之:《现代宇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而孔子对鬼神的有无一向持存疑态度,《论语》上有多处记载。这是因为孔子反对武断,反对强不知以为知,对知识抱着“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论语·为政》的开明态度。而这位同志抓住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一句话,就说这是“模棱两可”,有害于科学的发展,西方顽固的神学家倒是一种科学精神。但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何况存疑态度并不等于无知,而是一种理性精神。孔子可以有一百个错误,但这种理性的精神是最可贵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点之一。我们中国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长年不断的宗教战争,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异端裁判所。300多年以前,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他就发现:“中国人对宗教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国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284—285页。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是理性的精神,是宽容的精神。在中世纪,我国的科学文化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就是靠的这种精神。近代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绝不是宗教战争,而是由帝国主义的压迫所引起的爱国斗争。

中国传统文化有弱点,也有强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也是这样。近代不少思想家最初激烈地反孔,后来落后了,又回到儒学里去。我们当然不赞成这种倒退。但这种现象一再出现,也值得想一想。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是否传统文化里还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吸引了他。由于他没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观点作为指导,所以才左右两失,找不到出路。

关于批判继承,有一个最简明的提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认为是很好的概括。毛泽东同志早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提出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很宝贵的思想。不过人类的文化遗产很丰富,包括真、善、美各方面的价值,而“民主性的精华”主要限于政治价值,此外还有科学的、美好的东西;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八个字的意蕴更丰富,也更简练,而又同毛泽东提出的原则相一致。

但是有的同志却根本反对这种原则,认为这是“一种机械理论”。他说:

照这种理论看来,知识结构只是各种不同成分的混合与拼凑,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各部分之间没有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没有完整的系统或体系,因而可以进行任意分割和任意取舍。但是,就知识结构的整体、系统或思想体系来说,却不容这样割裂。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8日。

他认为对待传统文比不能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能提“否定”,才是辩证法。

是的,从哲学上讲,否定不是简单地消灭,而是对旧质的扬弃,向新质转化和飞跃。但要知道,否定里面就包含了肯定:肯定或保留旧事物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因素,抛弃或克服不合理成分和消极因素。如果是这样,我看不出它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什么不同。

思想体系和文化遗产是可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借口文化遗产是有机整体而反对去取,那么,我们比较东西文化的异同就毫无意义,只有二者之间全盘反对或全盘接受这两条路,再无选择的余地了,难道我们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也必须把拜金主义和艾滋病都引进来吗?

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指出,五四以来,我们为了追赶西方现代化,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几十年一贯地反复扫荡。主流是好的,但也有盲目的非理性的破坏,例如“文化大革命”等。一味地破坏,这不是五四先驱者的本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就说过:破坏是为了建设,“惟破坏略见成效时,则不可不急急从事建设”《三答常乃悳》,《独秀文存》第666页。。这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也说过:“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太炎文录初编》第2卷。百余年以来,我们的民族服用天雄大黄的猛泻之药够多了,该补一补虚弱之身了,该立一立了。譬如孵小鸡,要给以温暖,假以时日,等它发育成熟,自自然然地破壳而出才好。如果片面强调“不破不立”,先把鸡蛋打碎,能孵出小鸡吗?

我们还有一种“矫枉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哲学。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不能超过了限度,凡事物都有一定的限度,真理也有一定的适用边界。孔予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这是儒家中庸之遭的合理一面。

由于人类文化的高度发展,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愈来愈紧密地联系起来,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一个全球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树立健全的开放心态,建设性的心态。在学习他人优长的时候,自信自立,不要丧失自己民族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没有独立的文化也就没有独立的民族。李大钊有过一个理想:中国人在古代对人类曾有伟大贡献,希望将来能对世界作出“第二次之大贡献”《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61—562页。。我们不会辜负先哲的希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成之日,也就是对人类第二次大贡献的实现之时。

(原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