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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五十年前的白朗起义

胡思庸:五十年前的白朗起义

 

距今五十年以前,辛亥革命的怒潮席卷全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卖国的清朝政府。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无疑是伟大的,但是由于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第1版。。这样,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篡夺过去。中国的政局,一时呈现着群魔乱舞、乌云乱翻的局面,人民的灾难仍然水深火热。

就在这时,白朗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体现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严重地打击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将革命的星火遍撒于北方广大的土地上。

白朗起义是首倡于河南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关于这样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由于过去反动统治者以及资产阶级历史家的歪曲和抹杀,文献的记载十分贫乏,且又颇多疏漏舛误;相反地,许多真实生动的信史,却在河南父老群众的口碑之中流传未绝。1959年11月,我系部分师生在党的指示和直接领导下,曾到白朗起义的发祥地宝丰、鲁山、临汝一带作了一次实地调查,写成了“白朗起义调查报告”《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1月,历史专号。。谨以这次调查报告为主,结合若干原始文献和1960年4月我系在邓县、新野等地区的补充调查,草成此文,作为白朗起义五十周年的纪念。尚望熟悉此事掌故的同志及史学工作同仁有以教之。

一、白朗起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河南,在清朝就是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区之一,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深重。特别是到了辛丑条约(1901)以后,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编练军队和举办欺骗性的“新政”,更加紧了敲骨吸髓的残酷掠夺;而河南人民所身受的痛苦,比较其他各省尤其突出。连当时河南的官僚也不能不承认:“(河南)近数年来,吏治日就窳败,政务日就废弛;地方凋敝,百弊丛生,亦复为各省之冠。”陈善同:《陈侍御奏稿》卷1,《奏请查办河南盗案折》。宣统六年十二月初四日。仅以捐税增加一项来说,辛丑条约后的赔款摊派(“大赔款”)和地方赔款(“小赔款”),已使河南达到“罗掘俱穷”的地步;据锡良遗稿,第1册,第153页云:河南每年应拨赔款90万两,是指“大赔款”;此外,各地教堂直接向当地人民勒索的“小赔款”,无法计算。再加上假“新政”之名以俱来的新增捐税,实在骇人听闻。例如1903年,河南官厅借口编练军队,实行钱粮改章,较旧的田赋征收办法加重一倍半见宫中奏折,光绪二十九年,卷号64,张人骏奏,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长葛县在辛丑条约后借口开办巡警,每亩增税五文。以后又不断增加,至1910年便加至三十文,较原额增加五倍见《陈侍御奏稿》卷2,《奏参查办长葛民变案件原委折》,宣统二年八月十七日。。此外,还有什么厘金、盐斤加价、上号费、呈词费、戏捐、酒捐、烟税、膏捐……名目繁多,不便一一列举。总之,清朝统治者愈是接近末日,它的剥削也就愈益变本加厉。

如果说,清朝反动统治者在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以后更加倒行逆施,那末与此同时,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也从此更加高涨起来。河南人民在义和团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之下,民气激昂,斗争猛烈。根据可能搜集到的资料统计,在1901—1911年(辛丑条约—白朗起义)间,河南人民武装斗争的次数达100次之多,其中前五年为28次,从1906年到1910年的五年间为40次,1911年一年增加到32次。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河南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前夕河南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资料选集》(手稿),并参照清朝军机处档案和宫中奏折,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陈侍御奏稿》,以及实地调查等资料加以订正补充,综合统计。这个统计绝大部分来自清朝官方的文献,而且一般地只是计算了称得上群众性斗争的事件,原则上不包括“绿林作案”的案件,所以,它是不够完全的。但是,至少从其中可以约略窥见河南人民反抗浪潮愈来愈高涨的迹象。从斗争的范围看:大河南北的全省地区都被席卷在内,其中尤以豫西和豫南最为突出。宣统年间河南官方的奏报,一则曰:“西、南两面,与山、陕、皖、鄂接壤,故河(河南府,即洛阳附近)、陕(陕州)、汝(汝州)道,南阳一府,盗匪最易潜滋,缉捕极形费手。”军机处档,宣统三年,军务类防务项,宝棻奏,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再则曰:“南(阳)、汝(宁)、光(州)、淅(川)及河、陕、汝两道境内最为猖獗……宛、洛一带尤盛。”反动统治者甚至狂吠着说,这些地方是“几于无人不匪,无日不劫”陈善同:《陈侍御奏稿》卷1,《奏请查办河南盗案折》。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恰好反映了这些地区反抗斗争的普遍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正是以后白朗起义的发祥地与活跃地。从斗争的组织形式看:包括仁义会、大刀会有人说仁义会就是大刀会,实误。考大刀会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已流行于鲁、豫、皖地区,而仁义会乃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吴太山、苗金声所创立。清朝历任河南巡抚也向来把河南的“刀匪”和“会匪”严加区别。如宣统元年吴重熹奏:“豫省匪徒,向分刀、会两种。”(宫中奏折,革命战争项)。又外务部主事韩葆谦也把“在青、在红、仁义、大刀”区别为不同的名目。(军机处档)、在园会(即江湖会、英雄会、天地会)、龙华会(在豫南或称弥陀教)、小刀会、老母会。乃至完全没有什么组织形式的纯粹自发的群众运动。

各种各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反洋教、抗款、抗粮、抢粮、均粮、反清的武装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其斗争声势极大,像燎原大火一般遍布于河南各地。豫东会党联合饥民武装起义,猛攻永城、夏邑、考城,并“榜示各村,赈济饥民”《陈侍御奏稿》卷3。;禹县群众“倡言均产”,攻城夺寨河南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前夕河南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资料汇集》(手稿)。;豫西的反抗力量汇合在王天纵周围,豫南的反抗力量汇合在王八老虎(王振铎)周围,这两支力量各有部众数千,被称为“南王北王”。《陈侍御奏稿》卷3。王天纵并且和同盟会早已取得联系,有力地配合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少切实的利益,而且转瞬之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把袁世凯推上了台,替换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袁世凯把河南当作其重要巢穴,任命其表亲张镇芳做河南都督,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仅拿掠夺土地一项而论,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地主,较之旧的封建地主更具有暴力掠夺的性质。袁世凯在彰德(安阳)占有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另在汲县、辉县等处还占有大量土地;官僚徐世昌在辉县掠夺了五十多顷土地;罗山大地主刘楷堂,曾任云贵总督,占有土地二千七百多石,约合二万五千亩。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4—15页。

再具体到白朗起义的发祥地——宝丰、鲁山、临汝一带来看,人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尤为严重。以土地集中的情况而论,当时距宝丰城十余里的马街(村),清末民初之际,共有五百户居民,全村耕地共有五十顷左右,而杨家大地主就占去了二十四五顷,即相当于全部耕地之半;此外,尚有三四家地主,各占三四顷;又有三四家较小地主,亦各占地一二顷。以上各家合计,地主占有耕地约为全村耕地总数的90%。

根据鲁山县一些老人的协同估计,当时全县约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占有。从胡州营(在县城东南二十五里)以下,沿途十五里的所有土地,都为外号“叶半县”的大地主所霸占。好些村庄,如张营、三官庙、杜庄等,全部农民都是叶家的佃户。

农民除了受地主经济的剥削以外,还要受到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而地主则往往身兼高利贷者和商人。高利贷的一般情况是“银三粟五”,即借银一月,索利三分,借粮一季,交息五成。如果一遇灾年,往往借粮一斗,三个月后归还一石。许多农民陷入高利贷中,终生不能自拔,生活的痛苦难以描述。许多农民只好“吃青”(吃未长熟的麦子或高粱等),或以草根、树皮、石头面、雁屎充饥。即使在平常年景,出外逃荒要饭的也很普遍。一遇灾年,便是饿殍横路,炊烟断绝。白朗的故里——宝丰大刘村曾经逃荒要饭的农民,竟占总数的99%!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特别剧烈了。所以到光绪末年(即义和团运动后),一股一股的农民武装已经逐渐形成,一般都采取“夜集明散”的方式,从事打击地主豪绅的斗争。

二、白朗义军的初期斗争及胜利发展

白朗,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村人,乳名陆儿,汉族。1873年生。幼时,曾入塾读书年余,及长,参加农业劳动,很为乡里所称誉。白朗身高五尺余,肩阔体壮,大目奕奕照人。广交游,好打不平,而和易近人。白氏在大刘村门户单弱,该村王姓居多,白朗自幼就常遭王姓地主的欺凌殴打。1908年,因小事与王姓地主口角,遂被诬陷入狱,非刑吊打,受到种种折磨,对封建统治郁积了深沉的仇恨。

在狱中关押年余以后,白朗家中经过多方奔走,才算把他营救出来。白朗出狱后,心中积愤不能平,屡次向他母亲表示:“我们受人欺负,没法站脚,非趟不可!”(趟,宝、鲁方言,意即投身绿林)他母亲再四苦劝,乃止。遂到禹县干了一个短时期的马队。白朗自己带去一匹大青马,马队头目项某见他的马好,强迫与他交换坐骑,大青马换成一匹老红马,还要白朗倒找银钱,白朗一怒而回。但回家不久,连老红马也被地主武装(“小队”)牵走了。

白朗走投无路,便赶着牛车往来于宝丰至会兴头(即今三门峡之会兴镇)的商路上接官盐。他很尚侠义,凡是遇到通行困难的地方,例如道路险峻或土匪出没的地方,自己便当先引路,帮助车队平安通过以后,自己再最后离开。车队出了事情,自己便挺身而出,独当患难。这样,就使他在车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渐渐成为车队的领袖人物。以后,他又回到宝丰冶炼生铁。这时白朗的名声已倾动乡里,不论走到哪里,青年农民都呼之为“大哥”,有“官大哥”(即公众的大哥)之称。群众有事,也往往找他仲裁。

宣统三年(1911),这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随着全国人民斗争的高涨,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已经土崩瓦解。这一年的夏天,宝丰遭受一次巨大的冰雹灾害,小麦和豌豆被打得一片精光,大片地区颗粒无收,饥饿的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投入山林,掀起武装斗争。在这种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白朗便燃起了要求参加斗争的强烈愿望。他母亲又出来阻止,使他苦闷已极,痛哭流涕,直到再也无法阻拦了,只好听任他投身起义。

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资产阶级发动了辛亥革命,清朝的反动统治最后地结束了。资产阶级固然是辛亥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但是如果没有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的英勇斗争,资产阶级是不会取得任何成就的。宝、鲁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就在10月间,即武昌起义的同时,白朗起义的枪声在宝丰打响了。

白朗的一小支义军,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左右,所用的武器除一支“快枪”外,其余尽是“笨炮”(土铳)和大刀,因此当时都叫白朗的人为“笨炮队”;又因为他们的成员衣服破烂,一律穿着破棉袄,所以又称为“袄片队”。——当时,其他各支起事的武装,武器多为快枪,吃穿也较好。而这正可以说明白朗起义在一开始就和一般“绿林好汉”的活动有所区别,白朗起义的起点,是贫苦农民的自发斗争。

这支贫苦农民的武装——袄片队,经过了许多斗争和曲折,再加上其他起事力量的相互声援配合,屡次击溃宝丰、鲁山的官军和地主武装。1912年11月,反动统治者改用毒辣的欺骗伎俩,假意扬言要对各支起事力量“招抚”,用官职来引诱起事的首领们。结果,就有18支起事首领例如杜启斌、秦椒红(他们的势力都比白朗大)等人受了骗,到鲁山城去接受“招抚”。而反动官府背信弃义,将18名起事首领全部逮捕枪毙。这个事件,一方面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狡猾残忍,一方面也说明了绿林动摇反复的恶习,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而白朗光荣地经受了这次考验,坚决拒绝受抚。当官方派人游说他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说:“日他娘,还想骗老子哩!”于是率军东向,攻克禹县的神垕镇,因此得免于官府的暗算。宝丰父老至今仍然流传着一些唱词,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杜启斌受抚泪汪汪,

拜上大哥老白朗。

为弟我年幼,上了官家的当,

困在宝丰难还乡。杜启斌等18人一律被捕杀于鲁山,唱词云宝丰者,有误。

大约着死多活的少,

众家朋友背地作商量。

与大哥修去一封信,

在西门外头劫法场。

但是反动派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害了这批人,“法场”是没有可能劫掉的。但在他们被害之后,各支部众无所归属,纷纷集合在白朗的麾下,白朗的义军从此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根据调查和地方志的记载判断,这个时期白朗的主要活动地区,当在伏牛山以东、京汉路以西的丘陵地带。据开封师院调查报告,白朗此时活动以舞阳为中心,并和刘遂的起事力量结合起来。又据《西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版)卷14,历代兵事:“民国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土匪白狼、刘遂率贼百余,蹂躏出山寨。”(按:出山寨在西平县境西南)

1913年,正是袁世凯加紧独裁统治,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咄咄进逼的时候。这一年的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9月又击溃了“二次革命”,国民党的全部组织也随着分崩离析了。但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却与此相反,以白朗为代表的农民武装方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着袁世凯的统治。起义军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豫、鄂、皖三省,在伏牛山、大别山之间,在京汉路的两侧,展开飙风骤雨般的流动战。

1913年6月间,白朗军打败了刘风同的“独立团”,一举攻克唐县,然后又长驱而北,攻克禹州;沿途宣扬“打富济贫”的口号,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声威大震。紧接着,起义军围鲁山,攻泌阳,扰信阳,打击地主豪商,“殷商富夕,焚掠一空,……裹胁日多,势益盛”重修《信阳县志》卷18,兵事志1,民国兵事。。1913年9月,又出敌不意,突然南下占领鄂北重镇枣阳,焚烧帝国主义的教堂,拘捕美、意等籍洋教士大小8名,但是并未加以杀害,旋即宽大释放。然而帝国主义却乘机大肆诬蔑起义军“杀人放火”、“排外”。驻汉口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召开会议,研究镇压白朗的对策,并向袁政府建议:使用外国飞机“将白朗军全行炸尽”。当然,这只能是中外反动派的妄想。

起义军攻克枣阳后,由于许多破产农民和被裁的兵勇参加了起义,力量更形壮大,队伍扩展到8000人以上。10月间,便主动放弃枣阳,再次回军返豫,打到新野、邓县。当时在新野、邓县正活动着另外一支以孙玉璋为首的农民武装,约有800人,全部加入白朗起义军。据开封师院历史系1960年在邓县、新野的调查报告(手稿)。另外一些贫苦的农民、雇工参加义军者,三三五五,络绎于途。白朗在这里收编1000余人以后,继续向北打,连克方城、卢氏等地,1913年11月,攻克了故乡宝丰县城。袁世凯的爪牙、河南护军使赵倜慌忙带军赶来镇压,但起义军无意在此久留,立即主动转移,赵倜扑了个空。据宝丰父老回忆,起义军此次打回宝丰后,陆续集结在四乡的人马约有一万以上,其中“有邓州人,也有湖北人,说话都听不懂”。“白朗那一次也回来了,住在大刘村,穿一身紫花布衣裤,……像个庄稼人一样。”

白朗在宝丰一带虽然没有久留,但是却在青条岭一战之中,使官军吃了很大的苦头。——青条岭是宝丰、鲁山交界的一个山岭,白朗的军队陆续进入宝丰境后,刘镇华的“灰老鼠”(刘镇华统带的“镇嵩军”,身着灰衣,人民讥之为灰老鼠)便从后面紧紧追来,并将白朗部属尹老波的一支义军围困在青条岭上,情况危急。白朗在大刘村组织反攻,义军四面出动,对镇嵩军展开反包围,里外夹攻,打得“灰老鼠”尸横遍野,狼狈逃窜。

青条岭战斗是白朗的退兵一战,战斗结束后,随即挥师而南,将来追之敌远远甩在后面。1914年1月,便越过京汉路以东,旬日之间,连破光山、潢川、固始、商城、罗山等城,打到安徽去了。

总观以上这个阶段的战争,表现的特点是由北而南,由南而北,往返盘旋。虽然从战役上看,攻克了许多城市,打了许多胜仗,但始终没有站稳脚跟,随得随失。而作战的目的,显然不是在找寻根据地,主要在缴获枪支,打富豪,以及招收战士。这些目的达到以后,白朗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他想打过长江,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系起来共同反袁。

1914年1月下旬,起义军攻克安徽的名城六安,全歼北洋拱卫军一个团,并缴获机枪四挺、大炮两门。由于战士们不会使用大炮,只带走了四挺机枪,乘胜前进,直下霍山。

起义军南进的巨大胜利,使袁世凯震恐万状,他不得不下令将河南都督张镇芳撤职,改派北洋最有力的骨干、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豫督赶到信阳部署“围剿”,集中豫鄂皖三省的兵力,并调拨兵船游弋长江,阴谋把起义军堵在长江以北、大别山以东的六安、霍山、一带,加以歼灭。这时在起义军方面,向南进军本来是为的打过长江,以便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斗争。但是资产阶级在“二次革命”中失败得太惨了,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已被袁世凯完全排除,它的领袖人物也早已逃亡海外,所以“联合斗争”的前景是渺茫的;而反动派“围剿”的兵力眼看已经压来;面对这种形势,为了避敌主力,白朗便在2月间迅速回师西向,取道光山、罗山的南部,打到信阳。北洋军队又慌忙重新集结兵力,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驻华军事头目赶到信阳、商城一带,借所谓“观战”之名指挥围剿,但是,“迨官军得报,驰赴迎击,‘匪’已远扬”重修《信阳县志》卷18,兵事志1,民国兵事。。起义军在信阳南北绕了一个圈,突然穿过大别山,打向鄂北的随州去了。

1914年3月,白朗军乘胜利余威,经过随州继续西进,攻克老河口。老河口一战,打死官军2000名,缴枪2000余支,子弹20万发,大炮2门。义军入城后,立即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人民在城门口及通衢大街摆了许多果品、酒肉犒劳义军。战士们激于对帝国主义的义愤,将英国在老河口的经济、文化侵略机构,如煤油公司、缝刺机器公司、烟草公司、天主堂、医院,等等,尽付一炬。

白朗打到老河口以后,大军万余人本来计划从这里再向西,进入四川,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但由于蜀道险峻,川军防守严密,不利攻取,乃又决定北上陕、甘,从西北进入四川。于是进军李官桥、淅川,打下了河南、陕西、湖北三省咽喉之地的荆紫关,又连破商南、商县等地,昼夜兼行,深入西北。

在进军西北的问题上,白朗军队的内部遇到了很大的思想障碍:许多战士不愿意远离家乡到西北去,许多首领也表示不满。部将宋老年、李鸿宾等人,甚至背着白朗赌咒:“到西北一枪不放,谁要是打一枪就不得好死,叫大炮把头打烂!”因此一路上都是白朗带头冲锋陷阵。袁世凯所派的“剿匪督办”陆建章,纠集北洋各军达20万人,慌忙跟踪入陕,甚至还动用了飞机三队,由沙俄的飞行员驾驶,追剿义军。但是,反动官军跟在后面却不敢打仗,义军西征仍然相当顺利。义军沿着秦岭北麓西进,距西安以南仅数十里,西安戒严。然而义军志在陇蜀,没有攻城。旋克鄠县(今作“户县”)、盩厔,北渡渭水,连破乾县、永寿、邠县,绕道麟游、岐山、陇县,打进甘肃。

起义军进入甘肃以后,便开始遭到较顽强的抵抗。当义军经通渭到达陇西的时候,遭受反动武装的合力围击,部众损失甚多。1914年5月,义军攻克天水,再由天水向南,打到阶州一带,准备入川,但在这里又遭到川军的死力堵击,不得不迂回到洮州、岷州一带,目的仍在于伺机打进四川。

三、起义军的组织纪律、纲领口号及其

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系白朗起义是农民起义,参加的人绝大部分都是破产的农民,也有一些挖煤工人。在宝丰以西、临汝以南、鲁山以北“三不管”的交界山地,向来就是农民武装活动的地区,白朗部队的成员,也多是这一带的人。这是基本力量。以后义军南下,转战豫、鄂、皖边区,当地人民纷纷参加。此外在战斗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变兵游勇,但这不是重要力量。

根据当年白朗的卫士刘绍武所谈,起义军的实际人数约有一万余人,但是由于战斗威力的强大,外间多传说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其组织比较松懈,只是一杆一杆的(但有马队、步队之分),有一百人一杆的,也有几百人、千余人一杆的,每杆各有首领。无论首领或普通战士,对白朗一律称作大哥。每杆直接听从首领指挥。白朗是各杆的总首领,但并无绝对的指挥权。

在行军的时候,则将全军分数批轮流休息。例如:此时此队人睡觉休息,彼队人继续前进;以后又使彼队睡觉休息,此队起而行军,这叫做“长虫倒卷帘”。一天一夜往往行军百余里,常使来追之敌望尘莫及。

起义军是一支贫苦农民的队伍,和一般的绿林流寇不同。至今宝、鲁父老乃至邓县、新野等地群众,只要一提到白朗来,无不众口一辞,连声称赞。他的军队专打大户老财,对穷人则多方体恤,秋毫无犯。严禁“打孽”(即报私仇),严禁奸淫,严禁劫路,违者必定就地正法。白朗又常对队伍说:“老百姓做啥饭,咱吃啥饭,不准要这吃要那吃。”所以无论到哪里,总能受到贫苦人民的拥护。白朗起义转战4年,纵横5省,打了无数的富豪,当这支义军返回河南以后,许多战士除了随身的破布衫以外,别无他物,至今河南父老依然赞不绝口。

起义军在初期就提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这个口号是贯彻始终的。无论走到哪里,只对富商、大地主、当铺、钱庄以及帝国主义的公司、教堂之类加以打击,打开他们的仓库银柜,将银钱、粮食、衣物、首饰撒到街上,号召穷人拾取。宝丰耿庄60多岁的贫农余成说:“白朗每打到一个地方,穷人们就像赶会的一样,往那里走;路上的人可以拧成绳(即络绎不绝之意),背的背,装的装,多得很。白朗打进刘集的时候,我牵着我的瞎了眼的父亲赶去了,没有布袋,就用裤子背回来了一裤子秫秫。”在广大豫鄂皖边境,人民编出歌谣传颂着说:“老白朗,白朗老,打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均了。”所以白朗的大军所过,穷苦人民便如逢节庆,摆上“贺桌”,穿上戏装,打上彩脸,唱着戏迎接白朗。

白朗起义的初期,只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农民起来对封建秩序进行原始的反抗和破坏,“打富济贫”的口号,也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劳苦人民的一些朦胧的愿望。当这支农民起义军逐渐壮大以后,便开始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不使它受到若干影响。所以在进军西北的时候,起义军就正式打出“公民讨贼军”的旗帜,并且提出了“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政府”等政治性的口号。根据乔叙五:《记白狼事》及闲云:《白狼始末记》等文献记载。白朗在豫、皖、鄂一带作战的时候,也曾屡次表示愿意打过长江,接受孙中山的改编,共同反袁。这一愿望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总算说明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白朗联系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根据调查访问再和文献记载对证起来,大致情况是这样:

在物资的援助方面:1914年孙中山曾秘密派人从武昌带着军火接济白朗,那时白朗正在鄂北、豫西南一带活动;但是由于白朗周流盘旋,飘忽不定,加以北洋军队到处跟踪拦截,这次接济大概没有成功。

在人员的联系方面:根据鲁山县74岁老人李镜人所提供的书面回忆,说:白朗军队中最初有一个名叫孙浩的革命党人,在白朗军中做秘书一类的事情,民国二年(1913),白朗围鲁山时,孙浩即随军作战,并进城运动鲁山巡防营起事,结果没有成功,孙浩被杀,云云。

如果将这段回忆资料和历史文献对勘起来,我们认为,它一方面对白朗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贵的线索,但另一方面,由于老人得之当时的传闻,年月长久,所记时间是可能有所出入的。

考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年底,河南同盟会员在开封首次起义失败后,改变计划决定派人到各县就地组织武装起义,然后分东西南北四路齐攻开封省城。后来南路就由一个名叫孙豪的负责,专门联络绿林豪杰,策动起义。文献记载说:

联络绿林,另图进行……一切由孙豪主持。孙与赵伯阶等往来鲁、郑、宝等县,深入山窟,集合枪枝。苦心经营者四十余日,卒成一大部队,孙豪为统带。赵伯阶为参谋。于是督队围攻鲁山县城。(清朝)县令以城小难拒守,因计托县绅十余人,缒城往说孙,请进城商条件,绅等愿以身家担保。孙信之,大喜。以为不伤一卒得一重要县城,以作根据。因与诸绅士相偕入城,竟被县令枪杀。……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947年版,第3篇,第985页。

根据事实情节判断,所谓的孙浩其人,应就是文献上孙豪的音误了;回忆的老人又把时间记错了一年多——孙豪联络绿林攻打鲁山,应是1911年底,而不是1913年。不过文献上只记载了“联络绿林”,没有谈到具体人物。而调查所得的老人回忆资料,告诉我们:河南资产阶级早在辛亥革命时剃,就和白朗有了联系,以后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袁的时候又和白朗建立联系,就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双方曾经合作的渊源。

孙豪被杀害后,1912年,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熊思羽(熊嗣鬻),曾在1912年被袁家私亲、河南都督张镇芳任命为“招安委员”,到鲁山一带“招抚”各支绿林。但熊思羽同情革命,借着这个机会和白朗建立联系。1913年“二次革命”时,白朗就派熊思羽、贾谊二人到汉口和革命党人商谈合作反袁,革命党人就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并派贾谊回河南设法炸毁黄河铁桥,以便阻止袁军南下镇压“二次革命”,不幸被发觉,熊、贾二人同时被害。根据调查报告,并参照《邹永城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号)。这是白朗和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又一次联系和合作。

以上两件事情都是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可以互相印证的史实。又据当年白朗的卫士刘绍武所谈:在以后,孙中山又派了一个“沈参谋”到白朗军队中工作。沈参谋的名字已被忘记,今无可考。他年约40余,蓄有八字胡,白朗对他是言听计从,十分重用。打到南方、入川、远征西北,都是沈参谋的建议。但沈参谋只注意到军事、文牍方面的活动,对于如何从思想上武装这支农民部队,却无能为力。他和战士们很少接触,据白朗的卫士刘绍武谈,那只是写在布告上的文字,每克一要地,沈参谋就忙于写布告,而布告的内容,战士们一无所知。起义军在远征西北的时候,虽然提出了“建立完美政府”之类的纲领口号,但是所谓的“完美政府”,内容空洞,群众难以捉摸。所以,沈参谋在战士们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

此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矛盾现象:“二次革命”以前,固然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白朗,但另外也有一些人反对白朗,镇压白朗。例如本文第二节所提到的刘风同其人,原系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后响应革命,曾是河南奋勇军北伐队的领袖人物之一,光复了南阳。后来,南北议和,资严阶级与袁世凯暂时妥协,他就驻防在桐柏、泌阳一带,任五十九团独立团长。当白朗义军活动到豫西南时,刘风同坚决镇压,“剿捕极力”。但是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他因和黄兴暗通声气,密谋响应,终于被袁世凯的走狗张镇芳派兵包围于鲁山,勒令其全部缴械,风同……被害。重修《正阳县志》卷4,人物志。

总之,或者反对农民,或者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这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所决定的,无足为怪。

四、白朗起义的失败及其历史意义

白朗起义军到了甘肃洮州、岷州以后,遭遇到了严重困难。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和回族、藏族人民的隔阂——这种隔阂是反动统治者长期造成的,而农民队伍本身,没有能力完全消泯这种隔阂。其次,北洋军和地主武装凭险死守,而一些义军首领宋老年、李鸿宾等人又不愿意在这里打仗,白朗亲临前敌,指挥着自己直接统率的队伍作战,损失很重。白朗本人在混战中也被回族的地主武装戳伤。宋、李诸首领闻讯前来看慰,劝白朗休息,白朗说:“兄弟们,你们歇着吧,我还不要紧,明天还能打仗。”宋、李等人感悟流涕,这才齐心合力,打开洮州。

洮州战役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而北洋军追击部队也紧紧赶来,使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往哪里去呢?——进川。然而首领们和许多战士不愿意再远征,他们思乡心切,要求回去。1914年5月,白朗军突围到甘谷县,遭遇到各路敌军的围击,血战一昼夜不能取胜,最后决计返回河南。

这一着铸成大错了。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沿途设伏拦击,后面的追军又紧随不舍,义军全力猛冲,付出重大代价。在陕西武关,北洋军队预先埋伏2万多人,还有地方上的民团(地主武装)。当义军到达武关时,官军两面夹击,义军死伤奇重,部将损失殆尽,军心涣散。据新野、邓县的调查报告(手稿)。因而在6月间进到荆紫关后,义军中的湖北籍战士就自动返回湖北,邓县籍战士就自动返回邓县(例如前面曾提到的邓县孙玉璋的义军,就从此脱离白朗,率残部百余人返回邓县)。沿途星散,不复成军。8月白朗率着残余的义军,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挺进到宝丰、临汝两县交界的虎狼爬岭。各种反动武装——北洋拱卫军、毅军、镇嵩军、地主武装等,尾追截击。当白朗达到虎狼爬岭时,战士已经不满百人了。白朗和这些仅余的战士,坚守在虎狼爬岭,英勇战斗两昼夜,最后,由于水缺粮尽,弹药不继,乃趁夜向南突围,途中与民团相遇,仓猝互击,白朗中弹受伤,旋即英勇牺牲。起义至此失败。

据白朗的亲生长女韩白氏(今年已67岁)说:白朗从陕西回来后,连家门也没入。韩白氏只身去看望,见他手中提着药包,非常瘦弱(当时白朗正患痢疾)。她痛哭着问他是否曾被打伤,白朗安慰女儿说:“没有的事。我在西省好好的,谁说我受了伤?”只谈了片刻的话,就匆忙和弟兄们走了。使人依稀想见其爽朗坚强的英雄气概。

白朗起义虽然在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镇压下遭受失败,但它的历史意义是抹煞不了的。

有些人受到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也许怀疑白朗起义的正义性质。他们觉得,白朗始终没有建立政权,类似绿林行径,因而总不免轻视这次起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抄录一段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

路德维希:……你曾注意到拉仁的人格吗?您对这个“为理想而斗争的强盗”是抱什么态度呢?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始终注意鲍洛特尼科夫、拉仁、普加切夫等等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认为这些人底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表现,是农民反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表现。

无疑的,白朗起义正是一次农民的自发起义。对于这样一次巨大的起义事件,我们应该接受斯大林的启示,把它肯定下来。

当着帝国主义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妄图长久保持罪恶的反革命秩序的时候;当着资产阶级动摇徘徊、终于被反动势力打得七零八散的时候,白朗起义就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斗争坚决性,血战4年,纵横5省,吸引了20万反动军队,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就大大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从而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白朗起义提出“打富济贫”、“逐走袁世凯”等口号,并把这种口号与行动带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激励人民,散布了斗争的火花。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1914年陕西的起事领袖弓富魁即与白朗取得联系,并且使用白朗的旗号《顺天时报》民国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四川起事领袖谢秉奎“自称受白朗职”《时报》民国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这说明白朗起义的影响是广泛的。

白朗起义和中国近代史上已往的农民起义比较起来,有着自己独具的特点: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表明,农民在主观上已经开始在要求某种领导。当然,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没有资格领导农民,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承担。

(原文发表在1961年12月19、20日的《河南日报》上,署名为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白朗起义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