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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

胡思庸:古代经学的发展与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

康有为这个人,中学历史课本上讲,大学的中国近代史也讲。在中学和大学课本里,主要讲他的变法思想。他的世界观是变易进化的世界观,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运用在政治上,就是要变法救亡,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他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他要求的“全变”,说到底就是要把封建专制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像康有为诸如此类的思想言论,大家已经反复学过了。我们这里不再讲了。我们只想讲一讲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他的学术思想,是他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讲一下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对大家将来教书或进一步搞研究都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说清楚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先要对清代以前的经学的发展,作一历史的回顾。

一、古代经学发展的回顾

大家在中学里学历史,可能就知道康有为“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到大学,学中国近代史,又学了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还有汉学、宋学这一套。但是我曾经问过个别同学,到底什么是汉宋之争?汉宋之争为什么又出来个经今文学?经今文学经古文学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说不上来。我们的一般教材上也写经今文学这一套,但同学们看了还是模模糊糊,讲思想史,光就事论事是不行的。总得有一个历史的观念。一个学说、一个学派是怎么发生发展的?怎么提出来的?把它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讲,才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所以我不得不在这里大致讲一下,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得很细,划个粗线条吧。

中国的旧学问,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经学”。经学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互相争鸣,地位是平等的,谁也不是什么“经”。如果说有经,各家有各家的经。比如墨家学派有人家墨家学派的经,《墨子》一书,到现在还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几篇,道家学派有《道德经》。这一派的经,那一派不承认。各学派是平等的。那时候无所谓经学。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概打倒,实行愚民政策,也无所谓经学。秦亡汉兴,汉惠帝废挟书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了五经博士,把孔子整理过的古代文献《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时《乐经》已亡)尊奉为《经》,共五经,能通一经的给官做,对其他各家的书,研究得再好,也不给官做,其他各家的书叫“子”,只有儒家那五种典籍,才叫经。从此以后,读书人只读儒经,通经才叫有学问,其他的知识都从属于经学,中国的学问,就基本上围绕着五经打圈子,进入了“经学时代”。从西汉起,一直到清朝,2000多年,都是经学时代。汉代是五经,到了唐代,加上《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共十三经。

经学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也有发展变化。分成三大派:一是今文经学;二是古文经学;三是宋学。

今文经学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汉朝兴起以后,废除了秦始皇的挟书令,民间就开始有人传授儒家经典。最初都是口耳相传的。例如田何传《易》,伏生传《书》,申培传《诗》,等等,全凭记忆力相传,学生就用当时的隶书记下来,叫今文经。不过,这并不保险。则传经的人,记性再好,也总有记漏的可能;再者,五经上许多是上古的语言,尤其是《书经》,是保存商周以来的古代文献。那里面的语言同西汉的语言差距很大,让老头子凭记忆背诵,学生记笔记,能不出错误吗?(我现在给大家讲课,大家的笔记就记得那么准确?我就不信。另一方面,我讲的就不出错?大家也不信)汉文帝时让晁错跟伏生学《书经》。据《史记·儒林传》记载:“孝文帝时,欲求能《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授之。”伏生90多岁,牙都掉完了,他是山东济南人,晁错是河南人,口音又不同,记的笔记能不出错吗?但是这五经,以后这么整理成书,就成了天经地义,不能怀疑。几千年来,这就是学问。有些句子,讲不通,你一个讲法,我一个讲法,他一个讲法,互相打官司,脑力都耗费在这里面了。

有经就有“传”,“传”是解释经的。例如《春秋》有颜(安乐)、严(彭祖);《诗》有齐(辕固生)、鲁(申培)、韩(婴)三家;《书》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家派不同,传授的方法不同,经义的解释也不同。所以一种经不只设一个博士。西汉五经共14个博士。不过这14个博士全是搞今文经的。

后来在各处又陆续发现一些儒经,都是用籀文(篆)写的,叫古文经。例如,拿《书经》来说,据《史记·儒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以后兵荒马乱,伏生也流亡在外,汉平定天下后,扒开墙找,丢了几十篇,只找到二十九篇。他口授弟子,弟子用今文记下来,就是今文尚书。后来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以后孔安国(孔子后人)得到了这批古文尚书,同今文一对勘,“以考廿九篇,多得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了传,但未被立于学官(西晋以后古文尚书失传了)。在鲁恭王坏壁里,还得到古文《逸礼》,比今文礼经(仪礼)多得39篇。春秋、公羊传是今文经,左传是古文经。诗经古文有毛诗(河间献王博士毛苌传),易经古文有费(直)氏、高(相)氏。

古文经陆续发现以后,要求立博士,但原14位博士全是今文,他们反对古文经,说古文经是假的,双方引起长期争论。

龚自珍云:“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太誓答问第二十四》。古文经同今文经的区别,主要不是文字不同。因为治古文经者在教授学生时,也要用汉隶写定。区别是两者篇目有不同(古文经多一些),字句有不同,解释不同,学派的见解不同。比如拿《春秋》来说,经文一样,但传文完全不同。今文经的公羊传不解释《春秋》经里所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光讲微言大义。《春秋》上第一句话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意思很简单,只是说,周历的正月,王是周天子。因为鲁国是周所封的诸侯国,用周的历法(即所谓的正朔)。周历建子,以冬至月(相当于夏历十一月)为岁首;殷历建丑,以冬至后一月(相当于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夏历建寅,以今农历正月为岁首。“元年春王正月”,是说鲁隐公元年的周历一月。可是公羊微言大义,讲成大一统。此外还讲什么“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很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再加上今文经师同阴阳、五行、灾异、迷信结合起来,讲起来很灵活,可以随便附会,怎么说怎么有理,为西汉政权服务很得力。而古文经的左传,比较朴实,就事讲事,把历史事实讲清楚,不讲微言大义,因此对汉朝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不那么直接,所以西汉皇帝偏袒今文经,古文经不能立为博士,只能在民间流传。

到了西汉末年,刘歆(校领秘书)再一次要求将古文经立于学官,又遭到博士们的反对。刘歆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谴责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妒真”,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后来,由于王莽支持古文经,终于立了5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博士对抗。王莽为什么要支持古文经呢?原来,王莽为了夺取政权,想解决土地集中问题,依托《周礼》上的一些说法,提出“王田”的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周礼》是古文经,因此便提高古文经的地位。顺便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一些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往往喜欢从《周礼》上找根据,龚自珍《农宗》、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样。

到了东汉光武帝以后,又废古文,提倡今文。因为今文经学这时不但讲阴阳五行灾异,而且讲“谶纬”,谶是方士的预言,纬是假托孔子所作解释经书的。比如图谶上说“刘秀当为天子”,这很符合当权者的心愿。这样,今文经学又压倒了古文经学。不过,今文经学在长期的官学地位中,从内部生长了衰亡的因素。主要表现就是烦琐主义恶性发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秦近君约为西汉末平帝及王莽时的人,是王莽时新设的官,名为讲学大夫。《尚书》第一篇《尧典》的篇名,意为“尧之资料”。博士秦近君讲这2个字,竟用了10余万言。《尧典》的第一句话是“曰若稽古”,曰、若都是发语词,稽是考的意思,考察古代怎么怎么样。秦近君解释这4个字又用3万言。所以一部经书的注释,多至百余万字。《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成了没有用处的东西。一个学派到这种地步,非灭亡不可。魏源论今文经学衰落时云:“今文之敝,非尽东汉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尧典’、‘若稽古’有何奥难,而漫衍至是三万言、十万言之多,盖后世之制艺、讲章也”,“故以马融之贪肆而公诋欧阳生为俗儒,犹今之淹博词章有诋业科举之士为俗儒也。以彼今文家皆利禄之徒,而古文家为高材博学之徒矣。夫欧阳、夏侯(按:指传习伏胜书经之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不敝,而诸生习其支叶甘为利禄者敝之”。魏源说东汉之今文博士是“忘其本教而稗贩圣经以博衣食”《书古微·例言中》。。

古文经则没有今文经这些毛病。所以到东汉末年,古文学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今文经没有人愿意学了。古文经学家给古文经全部作了注释,学古文的越来越多。后来大学者郑玄又打破今古文的家法,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遍注群经。一般人都读郑玄的注,今文经学被推倒了。经过汉末黄巾起义、三国纷争和“五胡乱华”,今文经便逐渐失传,基本上只剩下一部《公羊传》算是没有失传。但读书人都是读《左传》(古文),很少有人读《公羊传》了。此后一直到隋唐,开始产生了科举制度,科举考试题目出自五经,但所用的经书都是古文经,所根据的训诂章句,都是古文经学。

当然,两汉今文经学极盛,魏晋以后衰落,除因其烦琐教条之外,还有社会原因。杜恕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三国志·魏书·杜畿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的君主为了富国强兵,遂用商韩刑名之术,废弃儒家学说。这是经学衰落的政治原因。当然,首先是烦琐的今文经学受到打击。

到了宋朝,中国经学史又起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程朱理学兴起了,也就是“宋学”兴起了。宋学是把儒家思想同佛教、道教的思想结合起来,加以批判吸收、总结提高,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宋学同今文经学不同,不讲微言大义,也不讲谶纬迷信;同古文经学也不同,不注重典章制度的训诂考据,不遵守古文经学的家法。而主要是讨论“理”、“气”、“心”、“性”等哲学问题,讨论“纲常名教”等封建道德问题。程朱用他们的观点遍注群经,把儒家的五经四书重新作了注,加以解释,独树一帜,在中国经学史上成为后来居上的学派——宋学学派。宋学兴起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提倡,很快统治了学术思想界,代替了古文经学。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宋学家遍注群经,经书的底本还是古文经的经书(今文经已失传)。从使用的经书底本说,是古文经;从对经书的解释说,不是古文经学,而是宋学。这一点要明确。

宋学经过元明清三个朝代,大约四五百年的光景,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在明朝,王阳明学派盛极一时,但他可以算作宋学的支流,不算宋学的正统。正统是程朱理学。朝廷科举考试,作八股文,必须以四书朱注为标准,拿程朱理学作为划一思想的工具。元朝初年的一个理学家许衡曾说:“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元史》卷164。元朝皇室很赞赏这个话。其实,历代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拼命抬高宋学的地位。因此“宋学”号称“正学”,也就是官方承认的正统学问。

二、清代汉宋并立与今文经学的兴起

明亡以后,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痛定思痛,总结了明亡的教训,批判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要求“拨乱反正”顾炎武:《日知录》卷18,“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主张,就是呼吁知识界摆脱理学的羁绊、歪曲,踏踏实实研究经书,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和根本精神(古人总是用一个权威来对抗另一个权威,顾炎武用孔子对抗程朱,正像洪秀全用上帝对抗孔子一样)。什么是孔子的根本精神呢?炎武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又《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他们提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口号,要求不谈空理,踏踏实实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做事。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音学五书》。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每下一个结论,都要搜集广泛的材料作为证书,使结论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以后考据学的方法。“孤证不立”,有“本证”还要有旁证,都是顾炎武创立的。

在这种学风指导下,发展起了以后的“汉学”(亦即所谓的朴学、考据学)学派。为什么叫“汉学”?就是抛弃宋明理学空谈道理的毛病,不要宋学强加于孔孟的东西,读经时不用程朱的注解,要寻求经书的本来涵义。可是五经离清朝已经几千年,语言变化很大。经书上某一句话到底怎么讲?汉朝人有注释,汉朝离古代比宋朝近,汉朝人的训诂总比宋朝人的注释近真。以汉朝人的训诂为基础,再广泛收集古代文献资料,加以对比、分析、综合,考证古代典章制度、文字音韵,寻求五经的本来涵义,寻求历史的真相。

汉学一派尊重汉朝人的训诂,但我们知道,西汉的今文经训诂基本上都失传了,保存下来的都是东汉末年马融、郑玄的古文经学。所以,汉学是属于古文经学这一派的。

汉学学派在最初很有生气,人才辈出,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舆地、历算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例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在学术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

所谓古文尚书,可不是指西汉鲁恭王坏孔子壁所得到的古文尚书。我们已经讲过,今文尚书原是伏生口授,残缺了,只有29篇。鲁恭王坏孔子壁得到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了16篇,后来由孔安国作了传,但没有立于学官,以后这16篇就失传了。到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忽然宣布,他发现了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并且献给晋元帝,比今文尚书增多25篇。以后这25篇古文尚书就和今文合刻为一种书,大家没有人怀疑。1000多年,都当成圣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科举考试也把它作为考试的内容。小孩子读书,背诵五经,把这25篇伪古文也同样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程朱陆王,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当作孔门心法、十六字真言,认为这是孔子的真传,成天讲这个。其实这句话乃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朱熹曾经怀疑过伪古文,他只是觉得古文应比今文还难懂些,为什么这些古文比今文还通俗易懂?不过他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根据,而且十六字真言他还照样讲。以后伪古文尚书照样被看作神圣经典。阎若璩经过厨密论证,找出了128条论据,证明所谓古文尚书乃东晋所伪造,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宋儒最津津乐道的十六字真言一下子破产了,大大动摇了宋学的基础。梁启超说:“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9页。过去2000年,读书人对于五经只许背诵引证、照办,现在阎若璩把书经加以考证,揭露了其中有不少冒牌货,神圣的东西不那么神圣了,这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很大的。

同时代还有一个胡渭,著《易图观辨》,考证了太极图、河图洛书(《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出龙马,洛出神龟驮了图、书,给人以启示)。这太极图、河图洛书,是宋儒周敦颐、邵雍、朱熹最津津乐道的,以为是圣人的真传,成为宋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胡渭考证的结果,证明这河图洛书是从道士陈抟那里偷来的。一下子又揭了宋学的老底,对宋学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此后,程朱理学在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就不是那么不可侵犯的了。汉学家的训诂考据成了时髦的学问。清朝科举考试,作文章必须用四书朱注,八股文,熟读四书朱注。但一旦考上,就不再读这些东西。程朱理学那一套成了纯粹的敲门砖,敲开做官的大门以后,还搞考据。这样,到了乾嘉年间,汉学便达到极盛阶段。

不过,乾嘉时期的汉学,在治学精神上已经同它的开山祖师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大不相同了。顾炎武、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救民水火,乾嘉汉学不问政治,脱离实际。顾、黄这些人高风亮节,骨头很硬。后来的汉学家许多人只知道沽名钓誉、富贵利禄。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在明末是东林党人,是复社的骨干,反对魏忠贤的阉党,不要荣华富贵,不怕政治压迫。清兵入关,占领江南后,他起兵守吴江,经过战斗,失败了。他九死一生,幸而逃脱,流浪在山西、陕西一带不回家,一方面从事反清活动,一方面读书著书。顾的母亲王氏,也是一个奇女子,她从小受父母之命,同顾炎武伯父顾同吉定婚。尚未出嫁,17岁,丈夫死了,她到顾家守节,不再嫁人。她父母都不愿意,婆家也劝她再嫁,可她非守节不可。以后顾家把侄儿过继给她,这就是顾炎武。她一手把顾炎武抱大,顾炎武很崇拜他这位过继的母亲。清兵占领了昆山、常熟,他母亲王氏从此绝食,15天粒米不进饿死自己,临死遗言说自己“与国俱亡”,要求顾炎武不做清朝的官《亭林全集·先妣王硕人行状》。。顾炎武记住他母亲的话,一辈子不做官。他学问大,威望高,清政府想拉拢他。康熙年间,开博学鸿儒科,北京一些大官都劝他出山应考,他说:“刀绳俱在,无速我死!”黄梨洲(浙江余姚人)也讲究气节,清兵占领江南后,他在浙江起兵抗清失败,以后又和张煌言等合作到处奔走,进行抗清活动。一直到南明几个小朝廷都覆灭了,他才奉母乡居,从事著述,终生不仕。但顾、黄以下的学者就差远了,比如毛奇龄(浙江萧山人),本来也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学者,清朝入关后,曾在江南组织抗清活动,失败后出家当和尚。以后清朝捉拿他,他亡命湖北、河南、山东各省。康熙十七年,他却去应征博学鸿儒,做了官(翰林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他本来是提倡汉学,反对宋学的,一提起朱熹就“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他写了234卷书,其中《四书改错》,专门反对程朱,把朱熹骂得一塌糊涂。他为什么要骂朱熹骂得那么积极呢?因为他看错了形势。清朝初年,满洲贵族才统治中国不久,政策上还处在摸索试验的阶段。甲辰(康熙三年,1664),当局曾废八股考试。毛奇龄以为,清朝大概与明朝不同,不再提倡程朱了。不料后来清朝又恢复了八股考试,把朱熹升配大成殿。毛奇龄一看气候不对,那时他已80多岁,赶快拿斧头把《四书改错》的刻板劈毁了。一来害怕惹祸,二来表示效忠。以后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拥护宋学。又如阎若璩,以后也变了,去应征博学鸿儒科,但没考上,又坏了名节,他还以为自己运气不好,终生遗憾。那时康熙在位,雍正(胤禛)以皇子的身份写信召见他。阎那时已经69岁,正在家中害病,听说皇子信到,霍然而起,告其子孙说:我苦学一辈子,没有得到朝廷赏识,这是个好机会,咋能不去呢?69岁的老骨头,力疾赴京,一路颠顿,总算见了雍正。以后竟一病不起,死在北京,读书人也真可怜。

清政府对读书人能拉拢的拉拢,不能拉拢的就镇压。特别是经过雍正、乾隆年间几十次的文字狱,读书人被整怕了,服服帖帖,不敢再议论时政,正好钻到故纸堆中搞训诂考据。考来考去,都是考一些小事,最多的,考据一下古代的车制、冕服、禄田……与现实完全脱节,顾炎武、黄宗羲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救民水火的精神被忘得一干二净。到了乾嘉时期,惠栋一派的汉学家,完全走向厚古薄今的道路,认为汉学所以比宋学好,就因为汉朝人离古代不远,传的经是真的;宋学所以不好,就因为宋朝离古代远一些,传的经是假的。这一派人的治学方法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0节。他们主张“古训不可改”惠栋:《九经古义首述》。,主张“墨守汉人家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这样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学风,对于清朝的统治毫无妨害。清政府当然也给他们官做,像纪晓岚,官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阮元,官至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大学士,太子太保太傅。上边一提倡,下边就形成风气。所以乾嘉以后,“家谈许(慎)郑(玄)、人说贾(逵)马(融)”,形成汉学专制的局面。

至于另外一派,宋学(程朱理学),毕竟是宣扬三纲五常、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清朝统治者当然更是大力扶植。程朱理学讲得好了,同样给大官做,汉学是官学,宋学更是官学,而且叫正学。汉学、宋学并立,不能两大,就互争正统。就像旧社会卖刀剪的一样,你说你是王麻子,我说我是老王麻子,他又说他是真王麻子,互相踢咬。宋学家骂汉学家“琐碎”,汉学家骂宋学家“空疏”;宋学家骂汉学家“离经畔道”,汉学家骂宋学家“诬圣乱经”。其实,汉学和宋学都成了统治阶级的帮闲者,都是脱离实际,厚古薄今,对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谁也不管。

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种新的学派异军突起,兴盛起来了,这就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从东汉末年以后,已经衰落了2000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能复兴起来呢?这有中国经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政治上的原因。

从经学本身发展来看,大凡一个学派,不管多么兴盛,只要走向烦琐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就必然衰落。今文经学在两汉400年间,本来是官学,十分兴盛。后来由于走向烦琐主义而衰落失传。到了清朝,只剩下一部完整的《公羊传》,烦琐主义经过自然淘汰,不存在了。相反的,古文经的汉学,在清朝走向烦琐考证的道路。汉学家标榜读经从认字开始,由字以通辞,由辞以通道,但汉学家为了考证一个字的古义,举出上百条证据,写了几千言几万言还考不清楚。对于车制、冕服等典章制度也是如此。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把一部经书读通?所以当时有人说:“虽假以彭、聃之寿,而亦有所不能及矣。”许周生:《止水斋集》卷16。古文经走向烦琐主义的死路。宋学呢,元明清三代都当成样板,既然是样板,就不许走样,所以必然是走向教条主义的死路。讲来讲去总是那一套,没有发展,令人讨厌。中国经学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另找出路。而今文经学就趁这个机会兴起来了。这是经学本身发展的原因所造成的。

此外,更重要的,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清乾嘉汉学最盛之日,也是清朝的国势开始衰替之时。吏治腐败,土地集中,鸦片泛滥,使各种社会矛盾都激化起来。抗粮、抗租、暴动和起义连年不断。这种社会现实使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要求研究现实问题,挽救社会危机。宋学、汉学都严重脱离实际,对国计民生有什么用处呢?没有。所以许多士大夫对汉、宋两派开始表示不满,他们重新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要求关心现实,讨论时政的得失。今文经学不重考据训诂,而善于附会经文,“微言大义”,是议论时政的一种方便的形式。今文经学的中心是公羊传,而公羊传“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比较地能够容纳一些变革现实的思想。所以一些人开始向今文经公羊传里用工夫。今文经学逐渐复兴起来了。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祖,是江苏武进庄存与。他主张打破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经书的意义,他著《春秋正辞》一书,撇开了训诂名物,专讲微言大义。他的两个外孙、弟子刘逢禄和宋翔凤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刘作《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了张三世、通三统的思想。他又作《左氏春秋考证》,说古文的左传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一性质,是记事的书,不是解经的书。从此,今文经学的地位才得以巩固,俨然成为一个学派。由于庄、刘、宋都是常州人,史称常州学派。不过,刘逢禄和宋翔凤(尤以宋为甚)还是走西汉今文经学的老路,讲什么天人感应,灾异谶纬,这实在太陈旧了,所以在思想界不能造成大的影响。再者,今文经学复兴的初期,还专限于公羊传一本书,规模气象还比较小。

到了龚自珍、魏源出来,在经世致用的原则下,大胆地用今文经学来抨击时政,在思想界引起震动。龚自珍利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把历史的发展分成治世、乱世和衰世。断定清朝的现实是衰世,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并且预言将有“山中之民”起来吊民伐罪,代替旧的统治者。这对思想界影响很大。

不过龚自珍才气纵横,不守今文家法的约束。他在有些地方,是今文学派的观点,有些地方,是古文学派的观点。比如他同章学诚一样,认为“六经皆史”,不是孔子所作,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认为,毛诗左传都是解经的传,与齐鲁韩公羊同等看待,并不加以排斥,而毛诗左传都是古文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从今天科学的眼光看来,当然是对的,但在今文经学派的人,却认为他不守家法。

到了魏源手里,今文经学的壁垒才进一步森严起来。魏源不但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上影响巨大,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蔚然成一大家。他对宋学和汉学进行猛烈抨击,说宋学空谈心性,“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默觚下·治篇一》。,这样的学问毫无用处。汉学专摘训诂名物,烦琐考据,“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默觚上·学篇九》。,同样毫无用处。他大声疾呼要恢复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要通经致用。

整个清代的思潮,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形式上,越来越“复古”(谁都打着古人的旗号),在实质上,却越来越前进,越来越结合现实。这有点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也打着复古旗号,用希腊、罗马来反对当时封建文化思想。诚如梁启超所说:“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概论》第2节。

清朝的汉学一派为了反对宋学,就用东汉的马、郑来压宋朝的程、朱。而今文经学复兴以后,为了反对宋学和汉学,就用西汉的董(仲舒)、伏(胜)来压东汉的马郑及其宋朝的程朱。作为今文经学家的魏源,正是运用这一战术来同汉、宋二派进行斗争的。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刘礼部遗书序》,又《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字句与此相同。这话怎么讲呢?春秋末年,齐国是个先进国家,制度习俗较新,鲁国落后,保存了许多西周“先王”的遗风旧俗。孔子主张复古,说过这样的话:“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魏源利用这句话来比喻汉学和今文经学,认为从东汉古文经学回复到西汉今文经学,就好比“鲁一变至于道”。魏源还公开宣布,今文经学才是真汉学,清朝所谓考据之学的汉学,是伪汉学。表面看来,这是要复古,实际上却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利用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的形式,为现实的政治改革服务。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初期,不过是一部公羊传的发挥研究,还没有涉及其他的儒家经典。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等书,把今文经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诗古微》攻击古文毛传,是晚出伪造。《书古微》不但把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看作伪书(这是阎若璩等人早已考明的),而且说东汉马、郑的古文说也不是来自孔壁真本,真本早就佚失了。同时,另一个今文家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说今文礼经《仪礼》17篇是足本,并无残缺,所谓古文《逸礼》39篇,纯系刘歆伪造。

这样,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推倒了古文左传,魏源《诗古微》推倒了古文毛诗,邵懿辰《礼经通论》推倒了古文逸礼。这些古文经书都成了问题,今文经学一派的壁垒更加森严了。如果沿着今文经学一派的发展逻辑,非将古文经学全部推翻不可。这就是康有为以前中国经学的发展概况——汉宋并立,今文经学兴起以及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宋学及古文经学的概况。

(此为胡思庸经学讲堂录,由郑永福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