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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

胡思庸: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

60年前,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河南人民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影响下,也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

为了发扬河南人民的革命传统,也为了给深入研究义和团的同志提供可靠的材料,今年4月间,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党支部领导组织了一批人力,到60多年以前帝国主义在河南侵略的老巢——南阳的靳岗,作了重点调查;另外又分遣同志去泌阳、桐柏、确山、西平、遂平、周口、林县等地进行广泛的调查,收集了许多可贵的材料。今以各地调查材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加以综合整理,写成此稿,以纪念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主义运动60周年。

帝国主义在河南的侵略罪行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强盗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疯狂地向中国进行侵略。他们通过河南邻近省份的通商口岸,向河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河南。在它们争夺铁路、矿权和分割“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河南被划入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1896年,英国福公司在夺得山西采矿权以后,又进而勾通河南的反动官府,在同年3月与之签订合同,夺得河南省内黄河以北的矿权,而由福公司出资1000万两,开采怀庆附近诸山的矿藏。6月间,清朝总理衙门批准了这个合同。随后就不断有外国工程师入境勘测。与此同时,清政府又与比利时(实际上是俄、法),签订京汉铁路借款合同。俄、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进一步深入河南。自此以后,“各国教士洋商之持照来豫游历者,络绎于道”《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315页。。大量的帝国主义商品像潮水一样流入河南。单是永城一县,1898年一年内,就输入洋纱值银23万两。韩国钧:《永城土产表》,第4页。到1899年间,京汉铁路已凿通武胜关孔道,并在信阳购地、测量。第二年,福公司又派一批路矿工程师进入河南。所有这一切,都给河南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对河南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外,还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文化的侵略。

远在17世纪中叶,就有天主教士到开封“传教”。到了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强盗对中国侵略活动的加紧和鸦片输入的扩大,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活动也愈来愈频繁,杀人越货,无恶不作。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下令在全国查禁天主教,但是这些洋教士根本蔑视中国的主权和法令,仍然继续潜入河南。他们像鸦片一样,愈禁愈多。到嘉庆年间,他们已深入到许多县份,并且开始选定南阳城西北12华里的靳岗地方,作为他们非法活动的重要基地。据南阳教堂编印的《河南南阳教区百年纪念册》(1946年油印本)。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在河南也迅速扩张起来,1843年,河南的教民已有2000多人。前此河南的教务附属于江南教区,到了1844年,乃单独成立了河南教区,即以南阳靳岗为总教堂。从此,靳岗教堂便成为全河南天主教的总巢穴。1882年,由于天主教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又以黄河为界,划出卫辉教区,专管黄河以北25州县教务,与靳岗教堂分别成为黄河南北的两个侵略堡垒。

耶稣教传入河南较晚,1884年内地会才在周口设立了河南的第一个耶稣教堂。《遂平县志补充材料》,第1册。但它依仗英、美帝国主义大炮的支持,势力扩张很快,1891年他们在南阳设置了福音堂,其他许多城镇也都跟着先后有了福音堂。

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河南所设的教堂,占有大量土地房产,直接剥削劳动人民。教堂掠夺土地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依仗势力,硬性强占,例如南阳靳岗寨墙以内的土地,大部分都是教堂不费分文代价圈占去的;二是以宗教欺骗手段,说什么“捐助财产,以兴教业,将来能升天堂”之类的鬼话;三是强买土地。通过上述种种手段,靳岗教堂在1900年前后,即占有土地达3000亩以上,确山县韩庄的天主教堂在同一时期,也侵占土地千亩以上,其他各地教堂,也都占有百亩、数百亩不等。教堂周围许多村庄的农民,往往全部沦为它的佃户。如南阳的靳庄、高庄、曹庄、前天洼、后天洼、孙庄、韩庄、小林庄、张庄、李庄、坡桥、赵庄等10余个村庄的农民,差不多全部佃种靳岗教堂的土地。除此之外,各地教堂还霸占很多房产。如靳岗教堂,在南阳城内就占有300多间房产,另在城东30里地之新店,城北50里地之安皋等地,甚至在湖北汉口,也都占有大量房产。这些房产,绝大部分都是用欺骗或强占的手段夺取的。除其中的一部分由教会自用外,另一部分则租给别人居住,教堂坐收房租。

教堂对农民剥削极为残酷。例如确山韩庄教堂的土地出佃,牲畜、农具、肥料皆由佃户自备,种子则由教堂发给,收获后先将种子加倍扣还(例如一斗麦种,收获后教堂即扣回二斗),所余粮食对半平分,麦秸、秫秸等柴草之类,也须对半平分。南阳靳岗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显然,这种地租剥削是很苛重的,因为除种子剥削之外,牲畜草料、农具修理等负担也完全加在佃农身上,地租率实际达到70%左右。此外,还有许多超经济剥削。如韩庄教堂的佃农,须给教堂拉柴、赶车、修盖房屋等,逢年过节,还须给教堂送礼,如鸡子,苹果、核桃、枣子,等等。靳岗教堂更巧立名目,勒逼农民交纳蜡烛费、瞻礼费等,每年需四斗左右的粮食。据在确山县的调查,教堂和教民还兼营高利贷,月息三分,借贷时立下字据,如不能按期还,须以劳动役补偿,或用土地作为抵押。总之,一切残酷野蛮的剥削,无不悉备。因此,这些教堂不但是帝国主义进行宗教侵略的巢穴,而且也是中世纪式的大地主大恶霸。

帝国主义传教士,除在精神上奴役人民,经济上剥削人民以外,还和封建官厅密切勾结起来,干涉地方行政,侵犯我国主权,残酷地压迫人民。

前面提到的靳岗总堂主教安西满,就是当时南阳官府的“太上皇”,他不时坐着绿呢官轿,前呼后拥,在镇、府衙门闯进闯出,一切军民人等,必须远远闪道。不但如此,安西满还在实际上握有对官吏的任免权,对于那些他认为不够恭顺的地方官,可以通过河南巡抚予以参免;而对他的心腹狗腿,可以保举提拔。例如在修筑靳岗寨垣时期,南阳知县黄源,尽管一天数趟跑到靳岗为洋人打杂,但安西满仍嫌他办事不力,于1896年通过巡抚把他撤换,而代以奴性十足的潘守廉。自此以后,潘守廉赖靳岗教堂之力,3次(1897—1899年,1901—1902年,1903—1905年)任南阳知县,共历8年,人民恨之入骨。据水献之、庄芳斋几位老人谈,南阳人民为了表示对认贼作父的潘守廉的愤怒,曾在城内张贴许多匿名揭帖,上面画着安西满撒尿,潘守廉在底下接着喝的漫画,这些漫画充分揭露了清朝官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仆关系。

靳岗教堂为了与官府勾结方便,还特别盖了大官厅、二官厅,专为接待各级官员之用;另外,还专门豢养一批狗腿子替他们“走衙门”。这些狗腿子,都因安西满保举,猎取官衔,什么四品花翎都司、五品军功,等等,到处招摇撞骗,横行不法。

其他各地情形也大致如此。根据我们在确山、西平、遂平等县调查,七八十岁的人一致反映:凡是新官上任,必先到教堂拜谒,以取得教堂的支持;凡是教堂所反对的地方官,不久必被撤换。当时的豫北林县县官俞纪瑞,对主教司德望(意大利人)奉命唯谨,经常到小庄教堂勾勾搭搭。百姓与教民发生诉讼,不问青红皂白,必判百姓为“刁顽”、“无理”。人民痛恨至极,都说:“俞官是中国官,替意国人办事。俞官‘认’给意国人了”(“认”即当干儿子的意思)。俞纪瑞每到小庄教堂去一次,人们便怒骂:“俞官又到他干娘家带锁子去了!”

教堂不但干涉地方政事,而且根本没有把中国法律放在眼里。例如:它可以不交钱粮,不交一切捐税;它可以私设刑堂,经常将佃农绳捆锁绑,殴打拘押。靳岗教堂的后院还有一间小黑屋,专门禁闭或拷打违犯条规的修女,用茶杯一般粗的竹棍拷打,或禁闭数日、数星期不等。至于教士强奸妇女,更是屡见不鲜。所谓教堂,实际上就是暗无天日的匪穴。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拼命把自己武装起来。例如豫北教区的总堂,最初设于林县小庄(1899年正式迁至卫辉),他们在小庄周围霸占大量土地,修筑城墙,并建炮楼五座。义和团运动前夕,又用棺材装运来大批毛瑟枪。南阳靳岗教堂在1895年开始修筑寨墙,前后经过三次:第一次修成了一个土寨,洋教士认为不够牢固,于是第二次又在土墙两面灌以混凝土,但仍然不放心,最后第三次又再灌一层厚厚的混凝土。直至1897年,修寨工程方告完成。寨垣周长400余丈,高2丈余。寨外环以护寨河,寨上建筑炮楼枪垛。5个寨门经常闭住4个,只留东门以供出入。设有岗哨,出入时盘查甚严,如临大敌。实际上成为所谓“自专自主之敌国”,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主权。

除了洋教士横行霸道以外,一些教民也十分凶横。教堂最初传教的时候,往往首先勾引地主恶霸信教,以便狼狈为奸,张大声势。据南阳靳岗敬老院80岁老人李长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最初靳岗附近只有三家教徒,一家是坡桥(村)张姓,是一个占有六顷多土地的大地主;一家是靳庄靳姓,占有土地三顷左右;另一家是靳庄刘姓,家产不明。又据周口镇及其周围村庄的老人谈:“入教的都是大财主,至少也是鳖户鳖户系指不当权的小地主。。穷人极少,都是因有病或其他原因方上当入教的。”李杕:《拳祸记》下集。第449页,也说周口一带“教民多殷富,席履素优”。又据确山县的调查,有些绅董或族长,往往领他所统治的一村一族的成员“投教”,以便依仗外力横行地方。这说明洋教士是首先和地主阶级勾结起来,然后逐步深入,向各阶层发展。洋教士发展教民的再一种办法,便是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氓恶棍,作为他们的爪牙。所以在南阳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进教,进教,钢洋十吊。”还有一些匪类,平日为非作歹,犯案以后,一宣布入教,马上就可以得到洋教士的保护。这便是南阳谚语所说:“以十字,圣架号,不打官司不进教。”洋教士发展教民的第三种办法,就是强迫佃户信教,否则就不租给土地。

教民在洋教士的庇护下,都变成了特权人物。他们与一般群众发生诉讼,只要在状子上写明“教民×××”字样,官府就把无理判为有理;一般群众即使有天大的冤屈,也无处申诉。如确山郑庄农民郑英俊说:“不管你咋样为非作歹,一入天主教就没事,哪怕在这边杀了人,跑到那边说‘我入教了’,就没事。”因此,一般恶棍所不敢干的事,教民都敢干。例如南阳城内的“押当铺”押当铺,在江南各省通称“小押”,取利最重而押期最短。南阳在清朝时,一般当铺利息三分,值三当一(值三两银子的东西,只能当一两),两年半死当(即两年半无力赔还时,所有权就转归当铺)。而“押当铺”的剥削更要严重得多,值十当一,而且日利三分,三月死当,因此人民恨之切齿。一般“押当铺”都是秘密开设的。,因为非常残酷地进行高利掠夺,最为人民群众所痛恨,一般不敢公开开设,而当时明目张胆地开设“押当铺”的,只有三家,即温德禄家(教民)、张良甫家(教民)和魏永禄家(皂隶),这三家都是有恃无恐的恶棍,其中两家是教民。

更令人发指的是,某些教徒依仗洋人势力,杀人行凶,视人命如鸡犬。以下两例都是光绪年间在南阳发生的:

例一:教徒熊之道,在总兵衙门马队里当兵。某日,熊的小孩和东关钱铺里的管账(其人外号许仙)南阳市许多老人都知道他的绰号,真名待查。的小孩打了一架,熊的小孩回家哭诉。许仙不敢得罪熊之道,立即到熊家赔礼作揖。熊之道不但不还礼,而且大骂:“非打死你不可!”随即用三节鞭打中许仙的下体,登时致命。这样一个凶杀案件,熊之道只在狱内关押了几天,就由靳岗教堂保释了。南阳父老至今提起此事,还是人人切齿。

例二:教徒李吉祥(李老七),是一个“卯首”(衙役头目),依仗着洋人和官府暴富,买地十余顷,养着十几个大骡子,平日作威作福。某次,他领着几辆车,前呼后拥,经过王府街,与农民的牛车相撞,李老七立即喝令手下将那个赶车的活活打死。由于靳岗教堂撑腰,当时的知县潘守廉,对李老七不闻不问,任其逍遥法外。

以上的例子.都是我们访问许多老人,无不众口一辞(据姚子召、陈辑五、杨逊堂、李钦绍、商新甫等人提供)的材料。教士和教民这样地横行不法,当然要激起人民群众极大的仇恨。

除了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残酷压迫外,清朝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勒索,也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对人民大肆搜刮。河南当时摊到的洋款达39万两,地方官吏更借机敲剥。地丁银一两征至一两五六甚或三两,买卖田宅契税.原来每银一两征税三分,此时也增至六七分甚或十一二分不等。邓州在加征烟叶税以外,还擅加亩捐。鲁山产丝,向不负税,自1897年起,每百斤抽税一两。盐斤加价,名义上每斤增收二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所有这些新添的负担,更加深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农村经济的破产。

自甲午到庚子(1894—1900),河南无年不灾。治理黄河的费用因被官吏中饱,以此几于无岁不决,沿河各县,因而连年受灾。1896年,全省内受灾达50州县。1898年大水,1899年大旱,秋禾或被淹没,或不能下种,灾民四出逃荒。1900年,旱情尤重。据南阳张永城、李长清、杨进堂等老人的回忆,当时的粮价小麦由每斗三四百文上涨至七百文,劳动人民只得以草根树叶充饥。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1896年,邓州、太康等地人民因官府横征暴敛,就曾掀起反抗斗争;林县也发生攻打砀山的人民起义,参加者达数千人。同年年底,夏邑、路集一带人民也纷纷起义。1900年,安阳小晁寺等地人“聚众抗粮”。这就是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时河南的社会形势。

义和团在河南的传播及其特点

(一) 义和团在河南的传播

当义和团在山东和直隶一带举起反帝爱国斗争的伟大旗帜以后,河南人民的反帝运动也迅速走向高潮。

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得到的材料来看,河南人民在此期间的反帝组织,除义和团外,还有大刀会、江湖会、仁义会、红缨会等名目。据新店一带的老农谈,当时还有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组织。据山东方面的调查,早在1894—1895年左右,大刀会就已在河南的考城开展活动。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初稿,未出版)。1898年至1899年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时,更有大量的反帝揭贴由山东传入河南。河南巡抚裕长当时报告清廷说,本省最早传习拳会的地区就是接近山东的永城、夏邑等县,并立即为所镇压。1899年5月,山东人高志忠来至开封,传授义和拳,被河南官吏“押解回籍”。同年秋,“有蜀人李某、罗某入信阳传习大刀会,散放票布,传习符咒,云能御风雪,避枪炮。会中以助清灭洋为宗旨。举事之日,凡一切习洋务者必火其家,惟持会票者得免。由是爱国守旧及挟排外迷信种种误解者争趋焉”《重修信阳县志》,卷31。。到山东、直隶两省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后,满怀义愤的河南各地民众也终于冲破清朝反动官吏的禁阻,纷纷加入义和团。《拳祸记》记载河南中部襄城县的反洋教斗争说:“庚子三月,教士前往〔襄城〕传教,安谧如常,突于五六月间谣言四起,谓汴中久不雨,须杀尽洋人,天方下雨,遂有‘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之谚”。李杖:《拳祸记》,下集,第447页。

河南汲县人王锡彤记载当时汲县一带义和团传习情况说:“光绪二十六年三、四月间,义和拳渐有传习者。盖卫河水通天津,舶载以来,一般‘愚民’翕然向之,小儿跳跃者尤多。所降之神名大抵见于《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施公案》者。”王锡彤:《河朔前尘》,第37页。

从上述情况看来,河南省的义和团是从山东、直隶两省传入的。“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正是直、鲁一带义和团广泛传布的口号。它从山东、直隶传到开封,再由开封流传到其他县份。而各府州县广泛传习,则是在1900年夏间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在直隶已进入高潮之时。

(二) 河南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特点

根据我们的调查,河南义和团的传习方式(咒语、降神等),无论在河南北部或南部,大体皆与直、鲁等省相同,参加的人大部都是15—20多岁的男女青少年农民,所提口号为“扶清灭洋”、“保清灭洋”,斗争的锋芒主要也是指向帝国主义。但河南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有如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表现在组织成分上。河南义和团的成员比较单纯,不像直、鲁等省那么复杂。各地加入义和团和投入反帝斗争的人几乎全部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地主阶级一般拒绝参加,地方官府也一般地始终坚持镇压,拒绝与之联合。这是因为与河南邻接的山东、江苏、湖北等省,都受买办官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严密控制,并且是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这些人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不断给河南反动势力以鼓励和支持,尤其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接二连三地致电河南巡抚裕长,要求“严饬各属认真保护教堂,勿稍疏虞”《张之洞电稿》,卷36,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致裕长电。;并多次派兵迎接由豫入鄂的外国工程师和教士。这样就大大地助长了河南官府和各地封建势力的反动气焰(关于这一点,下面详述)。因此,河南义和团虽然也用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而地主阶级和清朝官厅对之仍一贯采取镇压手段。这使河南义和团的队伍比较纯洁。

第二个特点表现在河南义和团的组织形式上。由于河南不是义和团的中心地区,所以在组织上比较松懈,自发性比较明显。一般地说,没有专人传授,谁会谁就教,传播也很迅速,但没有一个能够统带较多群众的首领。正因为如此,每次斗争的时候,往往是义和团和一般群众彼此不分,潮涌而上。

(三) 河南反动官吏镇压义和团的恶毒手法

如前所述,河南一方面因为和直隶、山东等省毗邻,义和团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因邻近湖北、江苏等所谓“东南互保”的省份,当地官吏受张之洞等人的强烈影响和控制,自始至终对义和团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分析起来,他们的手法有下列三种类型:

其一是以河南巡抚裕长为代表的一些顽固派官僚的手法。裕长本人是直隶总督裕禄的兄弟,那拉氏的忠实奴才,他的态度随那拉氏的指使而转移,反复无常,阴狠毒辣。1899年前后,当义和团运动初兴时期,他便严令各地“妥为弹压”;到1900年6月,那拉氏被迫承认义和团的地位,对团民改取欺骗利用的手法以后,裕长也便将一些义和团编入团练,同时则严格限制和镇压义和团的活动,凡是“假名拳会,焚毁教堂者仍照常拿办”《张之洞电稿》,卷36,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致开封裕抚台电中所引裕长语。。这是阴谋借此捆住义和团的手脚,将它变成普通的“团练”,从而取消义和团。

其二是以河北道道员岑春荣、汲县劣绅王锡彤为代表的豫北官僚地主,他们自始至终采取镇压手段,在清廷改取欺骗利用手法而以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则狡猾地诬蔑豫北的义和团为“假义和团”,须“就地正法”。关于这种鬼蜮伎俩,据王锡彤的亲笔自供说:“余(王锡彤自称)因建议曰:惟今日有一致命伤,决须先办,稍一迟迴,即万事瓦裂者,义和拳是也。左道邪术,只能引乱,萌蘖方生,斩除尚易。……观察(指岑春荣)愕然动容。或曰:义和拳是义民,奉朝旨嘉许者,倘加查禁,不违旨乎?余曰:此何时耶?旨之真伪不可知,纵使有之,文字上固可躲闪也。观察曰:请公拟一稿来。余就园案上挥毫如下:为严拿假义和团民以靖地方事:照得前因中外失和,民教仇杀,近畿一带,有义和团民练拳勇,不取民间一草一木,曾经奉旨嘉奖。……乃近来风闻河北三府竟有无知愚民,烧香聚众,名曰学习义和拳,而良莠不齐,……种种不法,殊堪痛恨……自示之后,如有匪徒借义和拳之名,烧香聚众,设立坛场,希图敛费肥己者,即系假义和拳,即当照章就地正法。……此稿既成,岑观察阅之,顿现满意之色,曰:此如我心。立饬印行五百张,发三府二十四县到处张贴。”王锡彤:《河朔前尘》,第41—42页。

这里他把当时豫北官僚地主狡猾阴狠的手法供认得清清楚楚。

其三是直接受张之洞控制的豫南一带的地方官吏,他们根本不顾清廷对义和团的“嘉许”,公开地对义和团实行严厉镇压。1900年7月22日豫南的确山知县施廷弼(人民称他为“撕不烂”),就公然发贴告示,保护外国教堂,禁止人民“闹教”,并胡说什么“教士劝人为善,施药育婴,与我百姓相安无事已数十年之久。乃近来无知棍徒,造言生事,动辄以扒教堂,挞洋人为口实。殊不知教堂亦是房屋,洋人各有性命。毁人房屋,伤人性命,照例当得何罪?”而以“犯法受刑,悔恨莫及”李杕:《拳祸记》,下集,第457页。等话来恫吓人民。至人民奋起围攻教堂时,他公然领兵下乡镇压。豫南其他各县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信阳反动官吏对义和团进行疯狂捕杀的时候,“平昔迷信神权之团体,如持斋诵经各佛堂,均遭波及”《重修信阳县志》,卷3l。。

以上三种手法虽然表面上不尽相同,但实际上完全一样,都是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保护帝国主义侵略者,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

但是,不管中外反动势力如何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镇压,人民郁积已久的反帝怒火是压制不住的。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

义和团、大刀会、江湖会、仁义会等革命组织在河南各地广泛建立起来以后,群众性的反帝怒火便在广大城乡遍地燃起。据我们初步调查并参考有关文献材料,1899—1900年两年间,大河南北的南阳、汝阳、桐柏、确山、襄城、唐县、林县、武安、涉县、滑县、郑州、河内、卫辉、荥泽、淅川、西华、临漳、汤阴、内黄、商水、汲县、获嘉、安阳、新乡、辉县、方城、鄢陵等数十州县,都曾发生过大小规模的反帝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南阳靳岗和确山韩庄两地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兹分述其大概情况如下:

(一) 南阳人民的反帝斗争

1900年南阳大旱,从阴历四月下旬到六月滴雨未落,早秋作物大部焦枯,农民无地可耕,到处流传着“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的谚语,酝酿着反帝斗争。

规模最大的是围攻靳岗教堂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7月6日(阴历六月初十日)开始的。首先从白河以东聚集了大批农民队伍,扛着木锨、铁钯、刀矛、棍棒,有的还打着红底黑边(也有黄边)的三角形大旗,潮水般向着靳岗教堂涌来,沿途高喊“扒洋楼,报冤仇!”,各村农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参加到战斗行列,总数约有7000多人,包围了靳岗寨墙,南阳城中许多士兵,也不顾官厅的禁令,自动加入群众队伍。

如前所述,靳岗教堂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已被帝国主义传教士修建成了一个军事堡垒,原来就盘踞着许多武装洋教士和大批武装教民,这时候又从河南各属县逃来了1500多个教士和教民。这些匪徒拥有抬炮和洋枪100多支,凭借着深沟高垒的掩护,向群众开枪轰击,并由教士率领小股马队向外冲锋,打死打伤群众多人。

与围攻靳岗的同时,又有许多农民,成群结队,涌入县城,与市民一起,将城内的天主堂(在县十字街东边)拆毁,凡是平日欺压人民的无赖教徒,群众都扒了他们的房子,以示惩罚。南阳镇左营游击双奎,妄自带兵出来“弹压”,更遭到坚决反击,群众站在房上用砖瓦向下砸他,痛骂他通洋卖国。双奎及其亲兵,慑于人民的愤怒,抱头狼狈而逃。

在这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中,南阳城内的商人也罢市声援。官府一再派人“劝阻”无效。知府傅凤飏和知县袁福龄虽亲自出马,沿街挨户将商店的门打开,将招牌挂出;但他们刚一离开,商人们便再行摘掉招牌,继续罢市。

7月9日(阴历六月十三日),南阳各乡人民聚集了数万人,妇孺齐上,喊声震天,从东、南、北三面再次围攻靳岗教堂,并烧毁寨外孙庄的教堂房产10余间。主教安西满下令开枪,洋教士及教徒恶霸地主崔背锅等人又率马队出寨冲击,杀伤幼童多人,俘虏受伤群众8人带回寨内,吊在东寨门上让烈日曝晒。被俘的有些还被割去脚筋,拴住锁骨,酷刑吊打。帝国主义传教士对人民的残酷狠毒,再一次暴露了他们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南阳人民并没有被这些豺狼吓倒,各乡的“联庄社”联庄社的首领原来多为地主士绅,但此时随着斗争的高涨,已被农民控制。进一步联合了起来,鸣炮聚众,传布揭贴,准备更大规模的围攻,吓得洋教匪徒终日行“告解礼”,等待死亡。

南阳人民围攻靳岗教堂的消息很快传入“东南互保”的中心省份——湖北,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反动官府和汉口外国领事、商人等,大为恐慌。法国驻汉口领事赶忙照会张之洞,请求援救。张几次致电河南巡抚裕长,要求认真保护教堂,8月31日又电令驻防襄阳的官兵,命其派人致函南阳镇府,并刊印了7月17日、24日清廷颁发的保护外人的上谕各数十张,随同散发,要他们“切劝南阳镇府,务须将教堂实力保护”《张之洞电稿》,卷37,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致襄阳邓、朱电。。这时候,汉口商人纷纷传述南阳人民已杀官据城,这更引起反动官府的惊恐。张之洞急命襄阳、枣阳、老河口、光化等处守令添募守勇,“如有匪徒闹教,无论土匪外匪,即行相机剿捕,勿稍迟论”《张之洞电稿》,卷37,七月初二日致襄阳老河口枣阳等处电。;并携带刊印出来的7月24日的上谕,去河南沿边各县张贴,要求地方绅民保护外人,严禁闹教,企图阻挡住河南人民反帝斗争对湖北人民的影响。从湖北中外反动势力的惊惶失措中,可以看出,南阳人民围攻靳岗教堂的英勇斗争对于邻近各省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南阳反动官府无耻地和靳岗教堂勾结起来,与人民为敌。知府傅凤飏秘密致书靳岗,甚至有“贵堂尽力守寨为上策”李杕:《拳祸记》,下集,第444页。之语,鼓励他们武装顽抗;一面又出示严禁人民习拳,派兵到靳岗、白龙庙等地实行镇压,叫嚣严惩扒洋楼的人。由于他的千方百计的保护,用安西满的话来说,就是“明暗迁就,委曲顾全”,使“教堂西人,得以无恙”《李鸿章电稿》,卷36,三月十五日所收于荫霖来电。。不久,清廷保护洋人严厉镇压“各处土匪乱民”的上谕到达南阳,这个反动卖国的知府更穷凶极恶地破坏人民的反帝斗争,禁止联庄活动,而使靳岗匪徒得以幸存下来。安西满在惊魂初定之后,即致函傅凤飏称“近蒙实惠恩庇,业已化险为安”。耶稣堂的英国教士礼好义也致函傅凤飏,说傅在人民“闹教”时,“预有明示保护”,对他的卖国媚外行为表示嘉奖。《李鸿章电稿》,卷35,三月初三日所收于荫霖来电。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曾提出惩办傅凤飏的要求。安西满闻讯之后,赶忙亲自致函河南巡抚于荫霖,力言傅某保护教堂“有功”,说“远人天良俱在,筹报不遑,不得不痛予剖白”。还特地致函驻京法使,要求取消对傅的惩处。《李鸿章电稿》,卷36,三月十五日所收于荫霖来电。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供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朝反动官吏是如何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而镇压人民的。

在围攻靳岗教堂的斗争期间,南阳各乡镇人民还发动了许多次反帝斗争,例如7月7日,一批被彰德、内黄等处人民驱逐出境的外国教士、矿师20余人,带着40车的赃物,在清政府兵丁的保卫下逃往老河口。途经南阳新店,在新店寨主大恶霸李承瀛(李十二)家歇宿。新店附近的义和团和广大农民得知后,无不咬牙切齿,纷纷议论说:“外国人欺负咱中国,真是到了头,清家不敢惹他,咱老百姓要教训教训他!”当天夜晚,数千群众就把新店团团围住。次日清早,这帮帝国主义分子在寨门口被群众拦住的时候,竟无法无天地开枪打死了小南庄的一个老汉,这更引起群众的激愤,运载赃物的车辆全部被砸毁。此处材料除得自调查外,还参看了《张之洞电稿》,卷37,七月初三致于荫霖电及《拳祸记》。这批强盗不得已只好丢下了赃物,鼠窜而去。这次斗争,新店人民称为“砸洋车”。

除了靳岗、新店等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外,在县城西北50里外的安皋以及安皋以北15里外的李湾、张楼等地,也都发生了拆毁教堂或惩办帝国主义爪牙的事件。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都是四乡最苦的农民和佃户。他们专门打击那些仗着洋人势力发财害民的恶霸地主,而对那些贫苦的、安分的、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教徒,则不予惊扰。

(二) 确山人民围攻韩庄教堂的斗争

韩庄教堂是靳岗总堂的一个重要分支,天主教在这里盘踞已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教士教民平时无恶不作,广大人民对之痛恨已极。1900年的春天,为了表示对帝国主义强盗的刻骨仇恨,各村老年妇女和幼童到各家各市收面收水收油收柴,用面捏成洋人形状,在十字路口安起锅来,敲锣打鼓,将洋面人投入沸腾的油或水中,并高唱:“七家面,八家水,十字路口烧洋鬼。烧得洋鬼伸着腿,再也起不来,再也站不起。”然后将洋面人从锅中取出,或用刀剁,或用砖砸,或用针刺,或喂狗吃。这支“烧洋鬼”的歌儿很快就在确山全境和临近县份传布开来,家喻户晓。在广大人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天主教院里边有一棵琼花,六十年开一次,一开花就该打韩庄了。”“天主教伤天害理,必得三十年一小打,六十年一大打。今天正是打韩庄的年头。”所有这些,都说明确山人民对万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即将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反帝斗争的猛烈风暴就要到来了。

但是韩庄的教士教民作恶成性,欺压人民,仍然不改故态。下凹村老人张景善追述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教民王化龙在河滩与农民袁景龙(李楼村人)相遇,仍像往常一样嘲骂袁景龙。袁愤怒已极,说:“时到今日你还欺侮人,我们不出十天非剿了你的天主教老窝不可!”王化龙回言:“袁景龙,你要敢剿天主教,三天以内,我不剿你袁景龙全家就不姓王!”口角之间,发生斗殴。王回到韩庄向意籍神父纪天觉报告。纪天觉咆哮说:“剿他!”果然,不到三天,王化龙就纠集一批无赖教民打到袁景龙的家里,将锅碗瓢勺全部捣碎,并将袁的黄牛劫走。帝国主义教士和无赖教民的欺凌,激怒了广大群众。周围各村的农民忍无可忍,当即鸣锣集众,推何治斌为首,拿起刀矛火枪,于9月15日李杕:《拳祸记》,说韩庄围堂的斗争发生在8月16—19日;但据民国《确山县志》及《张之洞电稿》所记,此事发生在9月(农历八月)间。李杕书误。向韩庄教堂发动第一次围攻。教堂遣人去县城求救,知县施廷弼急忙派兵前往,帮教堂助守。由于围堂人数少(只几百人),而敌人凭借新式武器,戒备森严,所以没有攻开。

16日,本地义和团联络远近各村镇,准备大规模进攻,并派农民陈明德伪装成南阳靳岗派来联络的教民,进入韩庄,侦察火药的存放处。第二天,3000余群众列阵于香山,从西、北两面围剿教堂。教堂负隅顽抗,并强迫教民向外猛冲,双方肉搏,各有伤亡。当天夜间,陈明德只身潜入韩庄,点着了教堂的火药库,顿时响声震地,烟焰烛天,人心大振。

18曰,大规模的激战开始了。韩庄周围数十里的村镇,全部动员起来,从十六七岁的青年到五六十岁的老年人,无不奋勇争先,参加战斗。至今老人们回忆当时情景还说:“真是连小孩掉到井里边也顾不上捞,都忙着去打韩庄。”老弱妇孺从十几里以外来送水送饭,络绎不绝。何治斌、袁景龙等首领头裹黄巾,身披红带,在尹公庙聚集各村群众,约有四五千人,喊声震天,冲向教堂,最后终将这个匪窟一举荡平。教士教民狼奔豕突,逃向南阳靳岗。留下的教民除万恶不赦者外,只要表示痛改前非,宣布脱离洋教,不再仗势欺人,群众就宽大处理,不予伤害。

当群众从香山向下猛冲韩庄寨时,确山县令施廷弼为了表示对洋主子的忠心,竟率军前来救援。但是,他的军队一见人民潮水般的涌来,放了几声空枪,撇下施廷弼,争先逃回县城。施廷弼吓得魂不附体,也踉跄而逃。群众愤怒地说:“为官不能为民除害,私通外国,砸他的轿!”顿时将官轿砸得粉碎。

确山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曾在“东南互保”下的湖北引起巨大的震动。当时,张之洞曾以护守京汉路路工为名,派兵入驻信阳北新店等地,镇压这一带人民的反帝斗争。确山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传入湖北后,他急忙电令驻豫的鄂军准备镇压,并打算从湖北继续派兵,“免致燎原,扰及鄂境”《张之洞电稿》,卷40,八月二十二日致信阳朱、谢二员。,显得十分恐慌。

确山人民围攻韩庄教堂的斗争,给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以应得的惩罚,使积冤莫伸的被压迫人民为之扬眉吐气。直到今天,确山人民还到处传诵当年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一提起来,就眉飞色舞,笑逐颜开。

(三) 其他各县的反帝斗争

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除了南阳、确山两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以外,只要是有洋教堂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都有人民英勇的反帝斗争。例如在周口,人民首先拆毁了英美帝国主义的耶稣教堂,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境。继而又捣毁了天主教堂及教民开办的洋货店。在豫北的林县,由于这一年的严重旱灾,农民只能吃草根树皮,而小庄教堂却囤积着大量掠夺来的粮食。桂林村贫农郭祖滨便率领群众打开了教堂的仓库。洋教士和主教司德望先后逃往南乡山区的田家井,和豫北各地及山西潞安一带逃去的教民,共有1000多人,在那里盘踞起来。林县知县俞纪瑞与司德望暗通消息,以“封闭教堂”为名,派兵严密防守,替帝国主义分子看守赃物。他还亲至田家井山中慰问洋教士。事后俞纪瑞便因保护有“功”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别赏识,并被袁世凯收为心腹(1912年袁世凯窃国后,升俞纪瑞为河南省提法司)。但是人民群众一提及此人,无不切齿痛骂。武安的洋教和教民这时候也造谣言:“洋兵要打来了,要杀尽义和团。”其中一个被激怒了的人民杀掉。其他如襄城、方城、泌阳、桐柏、唐河、涉县、临漳、汤阴、内黄、滑县、辉县等数十州县,也都发生过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反帝斗争。

1900年河南各县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斗争,是当时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年之内,河南“全境教堂毁四之三”李杕:《拳祸记》,下集,第439页。。黄河以南,除靳岗和新野两地的教堂以外,其余各州县教堂均被群众捣毁。那些认贼作父的无赖教民,其时“奔赴族人,族人不纳,投附戚串,戚串不收”李杕:《拳祸记》,下集,第450页。,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动气焰,一落千丈。以后由于中外反革命的联合镇压,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虽然也和其他地区一样暂趋低落,但是义和团反帝爱国的革命传统并没有因此在河南断绝;恰恰相反,人民从这次革命斗争中得到经验教训,对中外反革命势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河南人民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洋教、抗洋款和反加税的英勇斗争。

(这篇文章是与王天奖同志合撰,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与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研究所名义发表。原载《义和团六十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