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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教大起义

胡思庸: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教大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的熊熊大火照亮了19世纪的中国,对于200年血腥统治的清朝——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块活的顽石”——它给予了一个最有分量的、最致命的打击”,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的革命之火都延烧起来了。

和全国人民一样,贵州各族人民也挺身而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大起义。居住在贵州的所有兄弟民族——汉、苗、仲仲家,一名水仲家,多居于低湿之处,为苗族之一种。、回等,都一致动员起来,前仆后继地向敌人坚持了长达20年的残酷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并和光焰万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历史上同垂不朽。

参加这次斗争的主力军,就是苗族和汉族人民。

一、死亡线上的贵州苗、汉人民

以台江、雷山一带的苗岭山脉与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直至贵州全境,居住着百余万的苗民。此为估计之数字,至于咸同年间确实的苗民人口,无有统计。据同治十一年王文韶奏云:“雍正年间,始辟苗疆……谓之‘新疆’。……新疆地界跨镇远、黎平、都匀三府之间,奥衍蟠曲,苗民孳息其中,丁口约六十万,屯寨星罗,几无隙地。”(见《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36)按:这个人口数目是不确实的,再者,它仅专指所谓“新疆六厅”的苗民,并未将贵州全境苗民计算在内。又据同治八年曾璧光奏:“合计三省(广西、湖南、四川)援师与本省(贵州)征兵仅四万余人,不及苗贼二十分之一。”(见《咸同贵州军事史》)是苗民有八十万人以上。这当然也是缩小了的数字。所以估计当时苗民应在百万人以上。苗民在千余年来反动统治者的统治下,受尽了诉说不完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尤其是清王朝,利用最恶毒的民族分化政策,故意制造苗汉民族的纠纷,苗民所受的灾难和痛苦更加难以想象。雍正年间,清朝为了加强对苗民的直接统治,便进一步侵入苗疆,实行所谓“改土归流”政策,剥夺了苗民的最后一点政治权利,大量没收了苗民的土地田园,因而激起了苗民的激烈反抗。清朝任用杀人魔王鄂尔泰、哈元生进行血的洗劫,“开拓苗疆约三千里”,把苗民进一步赶到最荒僻的深山穷谷之中。但是苗民并没有从此终止反抗,在雍正—乾隆年间,乾隆—嘉庆年间,他们曾不断掀起了武装起义,清朝政府先后任命张广泗、福康安、傅鼐等刽子手调动数省兵力进行血腥镇压。为了时刻监视苗族人民的反抗,清朝政府在贵州东南部苗民聚居的地区添设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六厅城,碉堡密布,屯兵遍扎,专门进行烧杀淫掠的勾当。

清朝官吏的贪暴是人所共知的,而对于远处“边荒”的苗民区,当然更加肆无忌惮,放手抢劫。譬如作为镇压苗民之用的军米,本来规定由官给钱,向苗民“采买”旧例贵州绿营兵食,大部赖外省挽运,挽运不足,则于苗疆采买。每年由藩粮两库给价银19330余两分交地方官采买之。,但实际上是“官没其银,而苗输其米,名曰‘上白粮’……纳米之日,吏胥既多方需索,又必三四斗始敷一斗之数。”《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40,罗应旒奏。其他各种勒折、报效、柴草、夫役……闹得暗无天日。尤其是夫役,害民更甚:平常时苗民以十家为单位,每天出一家轮流值日,替官署洒水、扫地、抬轿、抬“滑竿”、打柴、汲水——这叫做“日行夫”。如果遇有“委员过境”或地方官下乡,或修盖衙门公馆等等,则苗民不再分日轮流,全部都得应役,如果不能应役,就得折价纳钱——这叫做“大水夫”。如果不纳钱,就派差役绑押严刑拷打,索取贿赂,“故一遇徭役,苗民辄于数日前裹粮守候,酷暑严寒不敢息,鞭扑冻饿不敢怨。男丁患病,则妇女应役,土差下乡,舆马供应,比于上官”《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40,罗应旒奏。。

至于土司、通事,在“改土归流”以后名义上是大部分取消了,实际上清朝为了利用这些人共同镇压和剥削苗民,所以收粮册仍然留在他们手里罗应旒奏云:“伏查雍正乾隆之间,土官已多褫革,而府厅州县收粮名册犹在土官之手,官遂不能不任之,以期集事。……名为革而实未革。”,“倚为爪牙,藉以苛敛”。“土司通事挟其诈力,朘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嫁娶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此外,又复千百其术,藉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40,罗应旒奏。

这样,在清官吏、苗族土司通事等的联合压迫下,苗民的生活简直牛马不如。就连他们在深山峻岭中披荆斩棘所开垦的土地——用血汗和眼泪喂养的土地,仍然不断流入官吏、土司、地主高利贷者之手。为了掠夺苗民的土地,这些统治者用尽了各种卑劣无耻的方法。举两个例子:

汉人之客苗寨者,百计诒之。岁酿酒数十缸罂,或磨菽为乳,恣其饮噉,贳不取直;日久书券为质,苗性愚蠢(?)不知其为剥削也。子母相权,不三四年田宅妻孥悉为汉有矣。由是生计日蹙,其后稍稍悟,乃相为敌仇,寻报复不已。刘书年:《黔乱纪实》,见《刘贵阳遗稿》卷1。

诸蛮性虽犷悍,然不敢亲见官府。其田粮辄请汉民之猾者代之输,而赔偿其数。谓代输者为田主,而代输者反谓有田者为佃丁。传及子孙,忘其原始,汉民辄索租于诸蛮,诸蛮曰:我田也,尔安得租?代输者即执州县粮单为据,曰:我田也,尔安得抗租?于是讼不解。官亦不能辨为谁氏之田,大都左袒民(汉地主)而抑诸蛮獠人。《金壶七墨·浪墨》卷5。

土地就这样越来越集中于地主高利贷者之手。据道光六年清朝在贵州调查的结果:

(一)各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共31437户;

(二)佃种苗人田土客民共13190户;

(三)贸易、手艺、佣三项客民共20444户;

(四)住居城市乡场及隔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共1973户;

(五)住居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庄客民及佃户共4455户。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

这个统计可以断定,是只有缩小绝无扩大的,而且它只是说明了土地流入汉族地主手中的情况,如果再加上苗族土司通事的土地垄断,则苗族农民的悲惨境地可以想见。

这样的情形发展到道光末年和咸丰初年,大的革命危机实在又已经成熟了。咸丰三年,当胡林翼还在贵州黎平府做知府时,就已指出了贵州局面“殆哉岌岌”,临近了革命风暴的边缘。他举出了十五条“可虑”的事情,其中每一条都是骇人听闻的。现在节录几条于下:

各府各厅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连年盗劫,积蓄一空。为良则畏盗而又畏官、畏差;为盗则一无所畏,是将迫之使为盗。可虑二也。

良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种所入,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则怨恨所积,引群盗以仇之耳。……可虑三也。

苗产尽入汉奸,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矣。蒿目痛心,莫此为甚。……可虑四也。

官取于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于苗者十之七。取良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酖毒之资,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深。可虑五也。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8,《论东路事宜启》。

这就是大汉奸刽子手的自供,它说明苗族人民在如此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已被推到生与死的边缘了。

民族压迫实质上乃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压迫,何况在清代,汉族也是被压迫的民族之一。汉族人民自满清侵入中国起,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抗运动。当公开的反抗失败以后,就用秘密结社的方式转入地下反抗,其中有一支最普遍的秘密结社之一就是白莲教。在乾隆—嘉庆年间白莲教曾不断掀起大规模的起义。嘉庆十七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天理教,以林清、李文成为首又掀起了一次大的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又告失败,但清廷也更加惊慌,大肆搜捕白莲教徒,加以最残酷的屠杀,造成了极端恐怖的状态。但白莲教的根基始终没有绝灭,在四川、湖南等广大地区仍然潜伏着反清的革命种子,以后又渐渐蔓延到贵州,到了咸丰年间,终于和苗族兄弟一起,发动了这次伟大的起义。

至于贵州汉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并不比苗族人民更好些。官吏、地主、高利贷者对于汉族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是同样残酷的。农民纳钱粮时官吏多方敲诈,有所谓“踩戥钱”、“火票钱”诸名目。(农民完银子时,无论一钱二钱至一两二两,均加踩戥钱二钱至五钱;火票亦加至一二钱不等)其他各种苛捐杂派,不一而足。贵州当时地瘠民贫,本省赋税不够本省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的消耗黔省赋税岁入不过十余万两,而岁出之数约需百余万两。藩库存银仅八十金,以其太少,未经动用,历任皆就此为交代。参见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全仗着外省拨款“贴协”。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各省地方政府自顾不暇,停止贴协,于是贵州官吏更想尽法子搞钱。首先,他们从湘军那里学来了抽厘金,而且“青出于蓝”,干得格外野蛮。尤其等到苗教起义爆发以后,他们便藉口筹饷镇压起义,想出一切办法来搜刮,竭泽而渔。当时一位贵州诗人郑珍,曾描写这种情况说:

……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不论儳次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东行西行总抽取,未及卖时已空手!主者烹鱼还瀹鸡,坐看老弱街心啼……《巢经巢诗后集》卷4,《抽厘哀》。

其次,是开捐输。捐输分二种,一种是直接取之于民;有所谓义谷、军粮谷、厘谷、田捐、户捐等名目。另一种是设捐局。捐局除设于贵州本省以外,并在广东、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四川等省设立,专门拍卖贵州官职。明定价格,自由买卖。有钱人可以捐买“实官”,如果再加些钱,还可以报捐“花样”。实官可以任意捐买知县、知府、道员等官。而花样则有所谓捐花翎,捐升衔,捐侭元补用,捐单双月,捐免验看,捐封典等等。当然,官职当成生意做,投资的人必然抱定一本万利的决心,向人民敲骨吸髓。

苗、汉人民就这样被剥削压迫着,不得不抛弃田园,辗转沟壑,造成生产破坏,土地荒芜的现象。就连大魔王胡林翼也不能不承认:“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8,《论东路事宜启》。所以从道光末年以后,零星的暴动就已经连绵不断,封建秩序渐趋瓦解了:

道光之季,寇乱渐萌,岭峤以南,骆越滇黔诸山中,奸宄亡命,狐嗥枭啸,四出劫掠,勾结营兵胥吏为党羽,无敢捕治。……台拱、清江、黄平皆盗薮,势尤横。李元度:《胡文忠公别传》。见《续碑传集》卷25。

一个伟大的起义正在酝酿,大有弦满欲发之势。

二、在太平革命影响下苗教大起义的爆发

贵州苗、汉人民起义本来已经不可避免,这时又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便加速了起义的爆发,并且也使得这次起义更深刻、更持久、更富于意义。

前面曾提到,由于太平革命,使得贵州的清朝统治者愈益疯狂地加紧掠夺,从而愈益激起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但是事情还不仅如此:

(一) 太平天国革命强大而迅速的发展,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清运动,对于久久喘息在清王朝最黑暗的压迫统治下的贵州苗、汉、回各族人民,也做了一个良好的启示和榜样,特别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的军队打到了贵州以后,贵州各族人民便风起云涌地响应起来,益发壮大了起义的声势。

(二) 太平天国革命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清绿营团练到处抢劫的结果,使贵州和外省的商道阻塞,因而造成了大批小商贩、运输工人等的破产或失业,这种情况甚至在苗民里面也存在,譬如:

台(拱)之南界,号为高坡,山高气寒,谷收寥落。赖将木植运售楚吴诸省,得银自赡,并以供加重之征收。“粤匪”倡乱以来,江湖道阻,木积如山,朽烂无用。苗人穷乏,至有挖出亲尸,取殉葬银器以输官府者。韩超:《苗变记事》。

(三) 清王朝为了应付太平天国革命,曾驱使贵州苗民编成“苗练”到江苏一带替他们作战。这一部分青年苗民在清王朝的营伍中看透了清王朝的虚实,学会了作战的技术,兼又身受太平军的感染,早已具备了革命思想,这就是韩超所谓:“游手之苗充勇于粤湖三江,散遣而归者,约数百人,习见兵弱‘贼’强,兼驯战伐。”韩超:《苗变记事》。以后清政府把他们遣散回黔,于是革命的火种便随着带回自己的故土了。在遣散的归途上,他们不啻一支宣传队,到处“鼓噪官军之无能”,散播革命种子,这里面有些人以后便成为苗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例如苗民义军领袖之一的高禾就是这样:

高禾者,本革夷种。胡林翼在黔,破灭革夷,高禾与九松等三十余人逸出为盗。旋就抚充苗练,从征湖北,以骚扰遣归,潜居清(江)台(拱)煽群苗为乱。苗之祸,自高禾发也。王定安:《湘军记》卷14。

起义的大纛是首先由汉族的白莲教徒杨元保、杨龙喜打起来的。杨元保是贵州独山人,他是当地“斋教”的首领,斋教持斋奉佛,无疑是白莲教的流派。他的父亲曾因为领导群众抗捐被捕,在狱中囚死,于是他便承继父志,把群众组织在自己周围。“是时‘粤匪’蔓延数省,(清官吏)奉旨劝捐助饷,百姓心寒。而素谋不轨之杨元保等借以煽动。”空六居士:《独山平匪记序》。1854年3月25日(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元保团结斋众抗捐起事,“煽惑裹胁,愈聚愈多”,4月8日(三月十一日)进围独山州城,并且迅速发展到广西南丹一带。但是这一次起义为时甚短,到了5月18日(四月二十日)杨元保即被擒杀了。

杨元保的起义不过是一个尝试,一个大风暴的信号。清廷刚刚压平杨元保的起义,在这一年的9月间,便又爆发了杨龙喜的起义。杨龙喜是桐梓的斋教首领,宣称自己奉湖北太平军的命令起义反满,为民除暴,废除苛捐杂税。9月27日(八月初六)攻克了桐梓县城,改元江汉元年,改县名为兴州,表示革命从此兴起的意思。郑珍有一首诗记载此事:

闻八月初六日桐梓九坝贼入据其城

贼期闻远近,邑宰坐睢盱。乃以一中县,取之三百徒。残明何足假?(原注:贼假宏光后为名)幺尔真愚。垂老惊奇变,哀时祇痛呼!《巢经巢诗后集》卷1。

从诗中“残明何足假”及其自注看来,可证杨龙喜自托为南明福王之后,仍然保存着白莲教“反清复明”的革命传统。

这次起义规模比较大,参加群众比较多。占领桐梓后,义军迅速南下攻克娄山关、板桥。板桥一仗,打得官军焦头烂额。前后不过7天的光景,到了10月4日(八月十三)便包围了遵义府城,在城外数里的雷台山扎营。这时义军的势力已远及于仁怀、安南、普安、绥阳、正安等广大地区,“分兵驻守,煽胁日众”空六居士:《遵义平匪日记》。,宣称义军不伤百姓,有能助军米一石者,免粮三年。人民纷起响应,声势浩大,吓得清王朝驻守遵义的官员屁滚尿流。郑珍描写这种情况说:

……八月探丸起,大呼据桐梓。扬旂楼山关,饮马板桥水。

他又描写围攻遵义的情况:

……城外笑拊掌,城中战摇腿。徐徐雷台山,(即义军扎营处——笔者)突兀布重垒。游惰日景从,纷如肉附蚁。遣徒劝四乡,谓我不汝伤,助我一石米,免汝三年粮。愚民顾身首,何惜竭盖藏。担负日麋至,露积高于冈。冈头娶子妇,歌舞陈优倡。朝杀千头豚,暮杀千头羊。官军在西岸,坐甲遥相望。……《巢经巢诗后集》卷1,十一月二十五日絜家之荔波学舍避乱纪事八十韵。

虽然作者站在反动立场,但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性,使这首诗仍然能够反映出一些清朝官兵腐败无能,义军的浩大声势及其乐观主义,乃至人民热烈拥护义军的情况来。

遵义一天一天围困着。当贵州巡抚蒋霨远派布政使炳纲前往遵义指挥防守时,还没有走到地方,骤见义军呐喊,直吓得“魂飞魄散,伏地不能起,众扶掖之,始呻吟曰:遵义我不要了!遂折回省城”空六居士:《遵义平匪日记》。。

这一次起义坚持了8个月之久,起义队伍大约有万人以上,遵义城几乎克复。但是由于革命队伍的成分多半是破产农民和一部分流氓无产者,所以在起义过程中就表现出下列主要缺点:

(一) 缺乏强固统一的领导,所以各部分不能统一调动。譬如在围攻遵义时,重要部将李七不听从调动,杨龙喜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以合理的处理,结果徒然增大裂痕,李七终于带领人马单独行动,不久即被敌人歼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害。围攻遵义时,“杨龙喜深尤李七之不先占要地(指城外红花冈——引者),李七不服,遂与杨分军。李七带千三百人向城南裹胁,颇恣淫虐……”(空六居士:《遵义平匪日记》)在遵义以外的各处义军也缺乏密切的配合和统一指挥。

(二) 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两个错误:战争的前一阶段,义军屯兵坚城——遵义,吸引了自己大部分力量,企图打下遵义后再一鼓南下,攻占贵阳,结果为了一个城市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放弃了自己真正发展的机会,于是进入战争的后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清廷调来四川军队增援,从义军的后背——仁怀、桐梓进犯。结果义军遭受前后夹击,从此战局急转直下,于是又表现为流寇主义的错误,被清军一路追击,始终不能立定脚跟。从遵义向西,经过黔西、大定、毕节,再转向南,到达罗斛附近;又转向东北,经过都匀、麻哈、石阡。兜了这样大的一个圈子,几乎绕了贵州全境的一周,革命队伍是越来越少了。最后,杨龙喜计划从石阡再向西折回自己首义的地方——桐梓,再由桐梓一带打出贵州,到四川边境发展。但是就在石阡的西边,便被清军追上了,1855年(咸丰五年)4月,葛彰司一战,义军大溃,杨龙喜拔刀自杀。

杨元保、杨龙喜的起义都先后失败了。但是它却打破了清朝统治的冰层,苗、汉人民的革命洪流从此奔流起来了。

当杨龙喜的起义刚刚失败,清统治者还没有来得及庆幸“武功”、粉饰“太平”时,苗民起义的沉重铁拳便打到了他们头上。

起义首先发生在台拱台拱是镇远府黄平州所辖的一个厅。。台拱是苗族的聚居中心,自从满清“改土归流”以来,这里便成了苗民革命的中心;在盘亘数百里的深山密林中,到处洒遍了苗族人民的鲜血。

1855年(咸丰五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饥饿的台拱苗民联合要求减轻赋役。黄平州知州杨承照奉命到台拱“查办”。他一到台拱,便和土司石某勾结起来,把3个苗民请愿的首领叫来大骂一顿,并且拔刀威逼他们写照旧纳税服役的甘结,说:“如不具结,先诛汝三人,随调得胜之韩军(按:即指镇压杨元保、杨龙喜“得胜”的韩超军队)剿灭尔类!”韩超:《苗变记事》。3个苗民在刀口威逼下具结以后,杨承照不敢久留,当夜五更便溜回镇远。次日,几千名愤怒的苗民果然冲入台拱城内寻杀杨承照,不遇而退。过了几天成群结队的苗民再一次集合起来,屯于城外,“声言须永免征收,并将汉人田宅概与苗人,方肯退去”韩超:《苗变记事》。。早在乾隆年间,清廷曾允许永免苗人租税,而事实上却是:苗民被逼得家破人亡,以致于如前所述,挖掘祖坟去偿付高利贷和租税。现在苗民要求土地,反对征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清王朝却用残杀来回答这种要求,全副武装的兵士突然冲杀出来,大肆杀戮,血流尸横,苗民大惊溃散。

此后,清朝官府更进一步支持汉族地主豪绅出面组织团练,提出“灭苗清产、安屯设堡”的口号,准备杀尽苗人,瓜分苗产:

(地主豪绅)扬言十万大团,择日举事。且遍贴告示,上书灭苗清产、安屯设堡八字。一日聚而巡行,号曰“亮团”,盖观兵之义。约有四五千人,声言十万。巡至距苗寨不远一河边,鸣炮吹角。苗出四五百人登山瞭视,见其纷嚣不整,一片声喊。数百人由山压下以试之,团众惊惶奔溃。贼(统治者对苗民的污蔑)拊掌大笑,亦未渡河穷追。

苗乃相谓曰……今乃欲歼灭我苗,岂能束手以待?况自来甲寅、乙卯乃苗变之定期,天时人事势不容已。遂聚马蚁寨议话,以刻木加鸡毛火炭遍告诸寨,约以齐起。……千里苗疆,莫不响应。韩超:《苗变记事》。

于是在高禾等人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苗民大起义爆发了!

三、轰轰烈烈的“咸同十八年反正”

“咸同十八年反正”——贵州苗族人民这样称呼自己这一次历时18年之久,持续了咸丰、同治两代王朝的革命。由于这一次苗民大起义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并且和汉族人民的白莲教大起义有着极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我们尽可以用“咸同十八年反正”来概括这一次整个苗、教大起义的内容。

起义爆发后,立刻得到苗民普遍的响应,所有的青壮年苗民都投入了残酷的战斗——为了土地,为了生存!在青壮年苗民当中,渐渐流传开来一首悲壮的歌曲,歌唱着青年男子向自己的爱人告别:

姑娘,我走了,走去和官兵厮杀!不管是成鬼成名,姑娘呵,我已不能是你的丈夫。

1855年(咸丰五年)10月24日,苗民攻克丹江厅城,一时荔波、古州、定番、镇远、下江……各处苗民纷起响应。

从1855年(咸丰五年)到1862年(同治元年),这是革命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革命以迅雷疾雨般的声势蔓延到了整个苗疆,凡是有苗民聚居的地方都掀起了攻城夺地的斗争,像摧枯拉朽一样到处打垮清朝的统治。极短期间攻克的重要城市有:1856年8月9日(咸丰六年七月九日)攻克凯里,8月23日攻克古州,8月28日攻克施秉,8月30日攻克都匀,9月11日攻克清江,9月24日攻克台拱,10月9日攻克黄平,11月7日攻克清平。这仅是指的重要城市,而为数更多的村寨山头尚未计算在内。以后,在贵州西部边境的苗民,也于1860年8月(咸丰十年七月)起义。围攻毕节,并攻克猪拱箐,据以为苗民起义军的西部根据地,并和云南的回民起义军遥相呼应,有力地支援了云南的回民起义。

在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一批优秀的领导人物,高禾、张秀眉(大元帅)、金大五(英明王)便是最高领导:

张臭迷(秀眉)为台拱、清江一带巨酋——潘老冒、江老拉即姜老拉分据要地为之犄角。九大白为施洞口一带逆酋。包大肚为施秉、黄平一带逆酋。金干干、蒙阿保等为都匀、麻哈一带逆酋。杨大六为丹江一带逆酋,自号平阳王。金大五为凯里一带逆酋。历年抗楚师者张臭迷为最,抗川黔军者金大五为最。《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36,王文韶奏。

惟高禾乃群贼渠魁,……诸酋事无大小,必关白而后行。《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36,曾壁光周达武奏。

起义的根本要求是土地,一旦苗民从层层的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就立刻表现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军民一体,一面耕作,一面战斗:

台拱、清江、都江、下江、丹江五厅……今皆尽为苗据。其都(匀)镇(远)府卫城及附近之八寨、平越、麻哈、黄平、清平、施秉等厅州县七八城,苗概拆毁,耕成田地。重山复岭中,纵横盘踞七八百里,安居乐业,以抗官兵。莫友芝:《上李鸿章书》,转引自《咸同贵州军事史》。

粮饷虽取之于民,因有一定限度,民亦安居乐业。遇有战,轮流摊派民兵,民亦乐为之用,有古寓兵于农之意。彭光泽:《陷苗闻见录》。

因此,在战争初期,生产不但没有荒废,甚至呈现出一片繁盛的气象。

和反动统治者所诬蔑的“愚昧”“蠢陋”相反,苗族人民是具有高度的英勇和智慧的。他们在革命战争中,正确地运用了朴素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的原则,有效地打击敌人,所向克捷,无往不胜。《湘军志》说:

彼各自为战。官军大至则皆走,少则不敢进。精兵无所施勇,疲卒则为所乘。……时乘雨夜盗掠,军卒或方寝而失其头。及行陈(阵)林箐中暗伤毙者,往往而有。王闿运:《湘军志》援贵州篇第十二。

又据亲睹苗民和清军作战情形的彭先泽所追述:

两军相遇,官兵则正正堂堂,数十人一排,数排并进;苗兵则零零落落,四面散开。枪炮轰击,官兵多有伤亡者。彭光泽:《陷苗闻见录》。

又据贵州莫友芝《上李鸿章书》的记载:

特苗性狡诈,每官兵初至,常示弱以诱其深入,前后皆伏悍苗,以迎敌而断归路。……其长技在劫营,其利器在鸟枪;盖其聚落多依岩旁穴,不履不冠,脚板如铁,走嵚崎若坦途。其鸟枪挟于腋下,四面俛仰,随所指发以击飞走,无不中。莫友芝原注:“凡夷(苗)俗生子,群以精铁为贺,积二三百斤,炼至二三十斤以成一枪,幼弄长习,行立坐卧无辄离,故能专精如此。”

苗族人民就这样用刀矛和鸟枪,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与清统治者进行搏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汉族人民也和苗族兄弟一样,到处发动起义,构成了贵州革命高潮中的重要力量。汉族人民的起义80%以上是组织在白莲教的旗帜之下的。它的派别繁多,最著名的有红号、白号、黄号等。王闿运《湘军志》把“教民”当作天主教民:“思南教民倡乱,分三部:思南为白号,铜仁为红号,思州为黄号,皆持天主教以惑众。”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今据较可靠的材料如刘书年《黔乱纪实》、唐炯《援黔录》及其自撰年谱,并参及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王安定《湘军记》等,可以断言所谓“苗教”的“教”乃是白莲教的支派,而非天主教。

1. 红号1855年11月,铜仁府红号起义。起义的情形是这样:

石阡有毛大仙者,山居学道,讲吐纳之术。举人梅济鼎、徐廷杰,贡生夏昶等师事之。扶乩惑众,云大劫将至,持斋讽经始得免。以箕敛为事,门徒日益众。刘书年:《黔乱纪实》,见《刘贵阳遗稿》卷1。

由于府吏的苛敛,在这一年的4月间,徐廷杰、梅济鼎就开始组织人民聚众抗粮,到了11月11日,便率领数千人突入府城,砸毁文武各衙门,打死知府葛景莱,占据了铜仁府城。一时释迦佛(毛位元)、白鹤仙(毛士福)、赵子龙(田瑞龙)等纷纷来应,以红巾蒙首,是为红号。

红号起义后立刻和当地苗民(统治阶级所谓“熟苗”)团结起来,12月10日,攻克松桃厅,12月21日攻克思南府,12月23日攻克印江县,12月24日攻克石阡府,1856年1月4日(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克玉屏县,1月8日攻克青溪县、思州府等广大地区。

2. 白号咸丰七年十二月(1858年1月)思南府白号起义。起义的情形是这样:

刘宜顺者,四川涪州人,倡为灯花教,徒党遍川、黔、秦、陇、两湖,为绅团捕获。知涪州某牧得其贿纵之,遂逃于黔,诸贼奉为老教主,称以刘祖祖。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

同样是因为反对清朝的苛捐暴政,教民在刘宜顺(刘仪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奉朱明月为秦王,宣称朱明月是崇祯十二世孙,改元“嗣统”。灯花教“食斋拜灯”(不吃肉,崇拜光明),无疑是白莲教的支派。他们以白布裹头为标志,故称白号。

1858年1月19日,白号攻克思南府,2月2日攻克印江县,于是分兵乌江两岸,一路向南围攻乌江右岸的石阡府,另一路向西南围攻乌江左岸的偏刀水,1859年11月初旬,攻克偏刀水,遂据以为中心根据地。11月16日攻克湄潭县,遵义已在掌握之中。到了1864年(同治三年)又攻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广大地区。

3. 黄号1858年3月(咸丰八年二月)思州灯花教徒受白号的影响,在胡黑二领导下发动起义,仍奉刘宜顺为教主,朱明月为王。不过以黄巾裹头为标志,以战死为得道飞升,声势很大。5月25日,黄号攻克婺川,和白号并肩活动在乌江两岸,以荆竹园为中心根据地。到了1859年10月(咸丰九年九月),平越的灯花教徒在何得胜领导下发动起义,仍以黄巾裹头,攻占平越尚大坪,据以为根据地,黄号声势更大。

更重要的是,这时太平军石达开的军队也打到了贵州,益发给贵州人民带来了很大鼓舞,益发充实了贵州的革命力量。1858年8月(咸丰八年七月),石达开派部将李文茂率军自广西入黔,苗教纷起响应,活动在黎平、独山一带。1860年(咸丰十年)和1862年(同治元年),部将曾广依两次入黔1865年5月,曾广依从广西新州入黔,经过兴义、贞丰、定番、黔西、大定、毕节进入四川。1862年9月,复从四川綦江入黔。,和贵州各族人民一起,活动在贵州西部广大地区,“苗教号匪闻粤贼至,乘机肆出,……附省数十里,寇氛殆遍……省城戒严”王安定:《湘军记》。。1861年,部将余诚义入黔,1861年5月,石达开亲自入黔,同年10月,部将李文彩又入黔,都得到贵州人民的拥护,使得清统治者惊惶万状。

除此以外,还必须指出的是:贵州的其他少数民族,如仲家、回回等也发动了很多次的起义;而在汉民族中,除了红号、白号、黄号和入黔的太平军以外,其他较小规模的起义,还不下数十起。

大体上说,教民义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贵州东北部乌江流域一带,苗民义军的主要活动地区是东部和南部的台拱、凯里、清水江流域一带,其声势则远及于贵州全境以及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的边境。唐炯《援黔录》卷8《援黔议》云:“黔之下游,自龙(里)贵(定)以达玉屏、清溪,旁及涛江、古州、黎平,皆为苗匪窟宅,而时往来定(番)黄(平)麻哈、独山诸州。自开州、平越以达思州、思南,旁及石阡、铜仁,皆为号匪盘踞,而时往来贵阳、安顺,既复渡乌江而北,游弈黔(西)大(定)遵义诸府州。”仲家、回回的起义军则在贵州西南一带活动。太平军石达开部则纵深而入,往来于入川要道。各族人民在革命战争中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甚至互相混合起来,结成一体:

每出掠,教七苗三。战则倚苗铳为助,得上腴地,则苗徙家耕焉。食匮,则苗输之粮,有小挫,则苗教大出,钲声势满山谷。王安定:《湘军记》。

这说明了存在于各族人民间的从来没有任何“仇恨”,从来只有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正是由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才使得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才使得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顾此失彼的倒霉境地。正如当时人莫友芝所说:

黔省自咸丰甲寅(1854年),杨元保倡乱于省南,杨漋喜肆逆于省北,虽不久即就歼除,而苗匪、教匪、土匪所在蜂起。数年间,通十二府一直隶州,其城守未失,仅贵阳、遵义、安顺、黎平、思州五府,其厅州县亦称是。其民则逃亡转徙,百里无烟,其官则遥领虚署,十无一实。兵饷两空,寸筹莫展,待毙而已。莫友芝:《上李鸿章书》,转引自《咸同贵州军事史》。

尽管他对人民有许多污蔑之辞,但是“寸筹莫展,待毙而已”却是封建统治的真实自供。清王朝虽然调湘军赴援贵州,但被人民打得躲在城堡内不敢露头。“苗以此并轻湘军,当入寇,辄叩垒门呼曰:吾当往攻汝湖南矣!既掠归,复谢曰:多扰汝!”王闿运:《湘军志》。

1862年前后,革命形势发展到空前的高度,贵州全省绝大部分已经掌握在义军手里,省城贵阳有几次处于义军包围之中,眼看指日可下,清官兵坐困孤城,“巡抚号令不能出城外”王安定:《湘军记》。,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多么宝贵的时机呵!但是——

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京都——南京陷落,1866年,太平军残部也被清军消灭,到1868年时,捻军的重要力量——赖文光的东捻军也被击溃.全国革命的低潮已经来临了。

本来,从1854年(咸丰四年)贵州革命刚刚爆发起,清政府就不断派四川、湖南、云南的援军镇压贵州的苗教起义。当它攻陷南京以后,便集中精力,从邻近各省抽调兵力大规模地进行镇压。1866年,派李元度等率湘军开往贵州,又令岑毓英从云南进攻苗民的西部根据地——猪拱箐。1867年,又令冯子材从广西向贵州南部进犯。5月冯子材军攻陷荔波县城,7月,岑毓英军攻陷猪拱箐。12月,又派湘军席宝田、川军唐炯带兵大举援黔。唐炯的父亲唐树义即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死,他便继承乃父的衣钵,与人民为敌到底。席宝田是湘军悍将,以血腥镇压太平军起家,极端野蛮残酷。他采用张广泗镇压苗民的老办法——雕剿法。选精兵入深山奇袭,专门对付苗民的游击战。他说:“言苗事者。必曰雕剿,此勇夫名将之事也。夫雕剿者,悬军深入,饥因敌粮,夜宿敌垒,行不持营帐,居不依城砦,军不时出,出不时反,乃可以入穴得虎,而申其威力。”王闿运:《湘军志》。川湘军都有雄厚的接济和洋枪洋炮,苗教义军遭遇到空前的大敌了。

1868年2月,湘军攻陷黄号的根据地荆竹园,“黄号、白号及石党俘斩略尽”王安定:《湘军记》。。教首刘仪顺退往偏刀水。5月,秦王朱明月被俘牺牲,胡黑二亦被叛徒捆献给湘军杀害。于是川、湘两军,会攻白号根据地偏刀水,掘长坟,挖地道,重重围困,并用开花炮向内轰击。黄号首领之一忠明王王超凡联合苗民数千来援亦被击溃,5月26日(闰四月初五日),偏刀水沦陷,川湘两军在北路会师。8月,王超凡被擒杀。于是川军便围攻教民的最后根据地——尚大坪,8月16日(六月二十八)石达开部将、叛徒李文彩可耻地开门乞降,并且立刻替清效犬马之劳,追赶已经逃脱的教主刘仪顺“生擒以献”唐炯:《援黔录》卷3,《禀为六月二十八日攻克尚大坪生擒刘仪顺黔省号匪剿抚净尽由》。。从此,教民起义已被基本消灭,清控制了乌江两岸。

于是清集中兵力,“楚师进镇(远)施(秉)为左路,川师进清(平)黄(平)为中路,黔师进都匀为右路”唐炯:《援黔录》卷8,会议。,向苗疆三路进犯。

从1868年8月起到1869年4月止,川湘两军东西夹击,先后攻陷平越、黄平、麻哈、天柱、镇远、清平等府州县城,于是川军自黄平方面,湘军自镇远方面,两路夹攻施秉,施秉攻陷后,川湘两军在南路会师。

这时清王朝可以说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为了打通到贵阳的驿道,湘军黄润昌(按察使)、荣维善(提督)、邓子垣(道员)率兵万余人向施秉以西的瓮谷陇进犯。但是在这里,苗民给予猖狂的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发挥了高度的智慧。5月3日(三月二十二日)当湘军进至黄飘(距黄平60里的一个寨)时,苗民在包大肚指挥下”设伏山中,诱敌深入,出其不意地横截而出,打得万余悍敌全军覆没,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恶贯满盈,一一毙命。在都匀方面,也打得黔军30余个营土崩瓦解,只剩残兵20多人退回贵阳。战局是无疑问地好转了。

但是苗民义军“方幸休息”,并没有及时展开大的攻势。同时由于敌人残酷烧杀淫掠的结果,发生了严重的饥饿,据《咸同贵州军事史》载:“沿江至旋秉数百里苗寨尽焚,苗众集施洞口革东汛一带,不能耕,众多饥。宝田获苗尸,剖其腹,往往皆糠粃云。”而敌人则依靠优厚的接济补充,终于死灰复燃,卷土重来。1870年4月,川军陷黄飘,6月9日(五,月十一日),川湘两军会攻瓮谷陇,沿途烧杀。苗民男女老幼5000人被迫逃亡于叫鸟(村寨名)的山洞里面。10日,敌人包围了这个山洞猛攻不下,于是便拿出残无人性的办法,用柴草硫磺向洞口熏烧了17个昼夜,等到27日破门而入,5000名苗民男女全部窒息而死。

残酷的斗争持续着,义军境况一天比一天困难,饥惫不能盘存。1871年4月,湘军陷丹江,张秀盾、姜老拉退往雷公山。5月,湘军陷凯里,又陷雷公山,张秀眉等沿途冲杀。至1872年4月13日(三月初六)张秀眉被俘于乌东山,5月28日(四月二十五),高禾被俘于雷公山,5月31日(四月二十五日),金大五被俘于香炉山。这三位杰出的革命领袖、不朽的英雄、苗民起义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先后壮烈地牺牲了。

魔群一样吃人的清军开来了,星罗棋布的碉堡建立起来了,成千上万的苗民被屠杀了,鲜血灌溉的土地又被夺走了!为了窥见当时的悲惨情况于万一,这里转引一段到苗区访问的记者的叙述吧:

十月里的一天,我们走出黄平这破败的城墙,走到两里路外的杀人洞去,这是“十八年反正”的遗迹之一。许多苗家老人曾向我谈起杀人洞的故事。当时官兵以发救济米为名,将苗民骗到今杀人洞的高坡上去,在那儿,见一个苗家杀一个,见两个苗家杀一双,尸首就扔在大洞里,统杀了有近万人。到最后,洞口流出的水已染成红色,后来的苗民看见混着血的水从洞口流出,知道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大规模的屠杀,才纷纷逃亡。苗族老人在诉述这个故事时,总是说,当初杀人时,天空中三天三夜昏暗不明,连天地鬼神都为之伤心。范荣康:《贵州苗民区访问记》,见1950年12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

对于当时的革命领袖,清政府表现了极卑鄙的、兽性的报复。传说他们曾将张秀眉的脑壳挖空,灌油点灯。为悼念自己英雄的领袖,苗民这样歌唱着:

英雄呵,脑壳挖空当灯点,你痛不痛?为苗家求翻身,痛也甘心!

四、结论

规模宏大、气魄惊人的苗教大起义终于被扼杀了,可悲地失败了。回顾这一段慷慨壮烈的历史,不由使我们又愤慨又惋惜地追溯到它的失败原因。它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从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来看,就是说,把全国革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看,当苗教起义方在如日中升的极盛时期,而全国革命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形势了。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太平天国本身,已日趋于衰败没落。因此,清政府就有可能从湖南、四川等省抽出大量的兵力财力来对付贵州的革命。

其次,从石达开入黔一事来看,对贵州的革命无疑是有利的。如果石达开能善于领导和教育贵州各族人民,善于利用贵州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机,把各种义军彻底团结和统一起来(或至少加以大批地吸收整顿,这应该是完全可能的),那末,这将是一支如何强大的革命力量!然后在贵州站定脚跟——建立一个坚强的革命根据地,立刻和广西的三合会、云南的回军密切联合起来,回归北征,直捣湘军的后背,则太平天国的颓势一定可以挽回,革命一定可以重新兴盛起来。然而石达开不此之图,急于入川,这样好的机会便轻轻丧失了。

第三,从贵州苗教起义军的本身来看,最基本的缺点就是农民的狭隘性、保守性,缺乏远大的目标。表现在军事上:革命战争始终在贵州一省兜圈子,未能打出省去进一步扩大革命声势。虽然有时也打到湖南、四川、广西的边境,但仅为流寇主义的性质,一去即返,未能建立省外的根据地。这就给清王朝留下了一个“聚而歼旃”的空隙。表现在政治上:只有一个原始的土地要求。打仗和种地,成了革命的全部内容,缺乏系统的政治组织和建设。因此就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和生产的进行。这样,由于战争长期持续和清朝军队疯狂劫掠的结果,便造成生产荒废、补给困难的现象,寖至革命军队四出就食,不得不走向流寇主义的道路。表现在领导上:虽然苗教义军始终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合作,但是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领导。这首先大大减小了苗、教双方革命的威力,甚至限制了双方力量的发展。对这一点,镇压苗教的刽子手、川军头子唐炯看得很清楚,他说:“……号匪跨据乌江南北两岸,虽属乱民,然苗匪不能过乌江占据思南、遵郡(遵义)两府地者,号匪亦隐有功力。”唐炯:《援黔录》卷5,《禀为楚黔道通请撤川军归黔自办由》。仇之所快正是亲之所痛,苗教义军缺乏统一领导应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仅如此,就连苗、教各自的内部,也缺乏真正的统一领导。苗民义军虽然有着最高领导——张秀眉、金大五,但并没有绝对的指挥权,只做到“苗酋就地各为雄长,相倚为援”《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36,王文韶奏。的程度。几十个王、侯、元帅领导着几十个小的单位,分别占据若干城镇山寨,这就是苗民义军中的实际情况。至于教民义军,分散现象更为严重,此起彼伏,兴灭无常。所有这些情况,当然给予敌人——清军以可乘之机。

第四,对于苗教起义也有着严重影响的,是中外反动势力的结合——英、法资本主义强盗是清政府镇压苗教的积极帮凶。我们知道,苗教人民几乎完全凭着自己的满腔热血和高度智慧去和敌人作战,至于所用的武器不过是刀矛鸟枪之类的原始武器,相反的,清朝的川、湘反革命军队却使用着洋枪洋炮,而这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强盗们那里来的。大量的史料向我们显示,镇压苗教起义的川湘军曾不断从上海、汉口一带在“洋商”那里采办所谓“大洋火”(洋炮炮弹)及火药枪炮之类,这被他们看作战争“胜利”的唯一保证。资本主义强盗不但把武器“接济”川、湘军队,而且帮助他们训练军队、修理武器,甚至直接参加作战。下面摘引一段川军头子唐炯的自供吧:

再,英商麦士尼自去秋到营,于今一年,教练安定、果毅(兵营番号)亲兵洋炮。每遇接仗,亲兵洋炮队一进,贼无不望风披靡。各营洋炮多有损坏,该商收拾日不暇食,备极勤劳。又我军克复黄平州新旧两城及重安司城,该商皆随刘提督身在前敌。计自去冬至今年三月,该商自用洋炮毙贼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余人,实属勇敢可嘉,似未便久没其劳。该商尝向职道言及李协揆左伯营内英法国人出力,多蒙奏赏顶戴,意甚欣慕。合无仰恳宪台俯念该商屡著功绩,而收拾洋炮等件又为营中必不可少之人,准予附片奏请赏给三品顶戴花翎,以示怀柔鼓舞之意。无任叩祷!唐炯:《援黔录》卷4,《禀为将川师克复麻哈州城、黄平新旧两城,剿抚数百寨在事文武员弁勇丁开单汇请奖叙由》。

帝国主义侵略者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事实证明,每一次中国人民的革命他们无不伸出扼杀的血手。

总之,由于缺乏先进阶级领导而表现出来的农民的狭隘保守,由于客观形势的限制和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强大,轰轰烈烈的苗教大起义最终是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却具有辉煌的、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

(一) 它是一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清封建专制的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我们知道,不是任何民族运动都是进步的与民族解放的运动,每一个运动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以具体的分析。斯大林教导说:“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页。而苗教起义却是一个由人民发动的,反清朝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人民的自发运动。尽管在运动中曾经表现了不少的缺点,但革命队伍自始至终都保持了高度的纯洁性,从没有被民族中的上层封建贵族所篡夺、所染污。在运动过程中,营垒是始终分明的:满清统治者、封建地主、土司通事、资本主义强盗构成了反革命的营垒;各族人民——农民、手工业者——构成了革命的营垒。运动的方向是要求土地、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具有伟大的号召力量,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表现出如此强大雄伟的形象,和强敌周旋了近20年之久。

(二) 它体现了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和战斗友谊。在长久的经济互助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各族人民早就形成了亲如手足的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而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上,各族人民更具有共同的利益要求,这表现在近代人民的各次起义上,也表现在苗教起义上。汉、苗、回、仲等族人民在此次革命中的伟大团结,彻底粉碎了反动统治者民族挑拨的阴谋,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民族团结的光辉范例。

(三) 它是太平天国革命高潮的伟大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构成部分。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但是太平天国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革命,它应该被看作当时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的统一整体,在这个伟大的统一整体内,贵州苗教大起义就是其中的伟大构成部分。以苗族为主力的贵州各族人民,不但要求解放自己,而且在客观上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和各地方各民族的起义。和全国人民一道,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百年来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新史学通讯》195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