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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胡思庸: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

一、前言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

各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农民革命也需要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毛主席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第604页。这个指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农民起义从零星小股发展成为巨大队伍的时候,当斗争形势发展到夺取政权的时候,随着斗争的客观需要,便产生了知识分子问题。刘邦在起义初期,溲溺儒冠,而到后来对张良、陈平、郦食其,乃至叔孙通这一班人,却能够虚己下心,知人善任。朱元璋一贯注意知识分子问题,当他平定浙东以后,又罗致刘基、宋濂等一班人,“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国初礼贤录》,见《金声玉振集》。。特别对刘基,“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明史》,卷128,《刘基传》。,可谓宠优备至。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以后,得到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一班人,也能够采纳群言,“相得甚欢”《明季北略》,卷23,《李岩归自成》。。这都是加速他们胜利或发展的因素之一。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农民只能过着极端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教育的一切机构都被地主阶级所垄断。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因此,农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十分缺乏的。所谓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士子,受着地主阶级的文化教养,具有地主意识。

这些封建士子,按其阶级本性,是仇视农民起义的。但是随着起义力量的壮大,其中一部分人也可能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主动投身革命,忠实于革命事业;不过他们总是少数。此外,还有一大部分地主士人,或慑于起义的威力被迫向农民投降;或看风转舵,钻入起义队伍,以便保持既得利益,谋取个人的富贵。这些人一旦成批地进入起义内部,就力图改变战争的性质,力图缩小反封建斗争的范围,使农民战争转向改朝换代的争夺。像刘基、宋濂这一批浙东地主集团,投靠朱元璋以后就设法用所谓“帝王之学”来代替农民的明教教义,并公然咒骂起义领袖韩林儿是“牧竖”,诱使朱元璋背叛农民,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这是一个典型事例,不少农民起义都是这样失败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民革命失败的决定性原因是知识分子问题引起的。决定性的原因要到农民所联系的落后生产方式里面去找,要到当时的阶级配备情况里面去找,质言之,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就不会得到解放。但是知识分子问题总不失为农民革命的一个具体问题:如果不能争取知识分子的参加,就不能适应革命事业的客观需要;而地主知识分子一旦成批地进入革命队伍,又常常会侵蚀革命的原则,甚至会带来许多破坏活动。这的确是一个矛盾,单纯农民战争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太平天国革命,也同样存在着知识分子问题。不过由于当时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势更加复杂,表现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就更加复杂。本文试图对有关的现象加以初步综合和分析,浅薄谬误之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匡正和教益。

二、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与知识分子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大炮和清朝的屈膝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愤恨,阶级矛盾激化起来。随着阶级矛盾的展开,中国知识界就开始了明显的分化:在地主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自然仍旧是浑浑噩噩,麻不不仁;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则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某种不满现实的情绪。这些人有的参加了某种爱国斗争,例如“升平社学”的斗争;有的开始探索西方的克敌制胜之道,成为维新思潮的先驱人物。不过他们基于统治阶级的立场,对人民革命还都是非常仇视的,魏源、钱江等人以后对太平天国的敌对行为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后期和战后却直接参加了或领导了人民的武装起义,例如1842年湖北崇阳的钟人杰、1844年湖南耒阳的阳大鹏,都是从聚众抗粮发展而为武装的反清起义。1846年正在贵州做官的胡林翼,曾经狠狠地指出:“崇阳之罪魁为廪生钟人杰……乃有名行善富户;耒阳之罪魁阳大鹏……系富户秀才”;而贵州天柱的武装抗粮事件,也有“滋事劣生”《胡文忠公遗集》,卷53,《宦黔书牍·致天柱令》。参加。不过这些知识分子为数很少,而且斗争方式陈旧,不可能再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而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就不同了。洪秀全不但比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多了一层关于西方的知识,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1358页。,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出身于农民,处于被压迫的阶级地位,亲身体验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受着劳动人民的精神滋养,感受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呼吸,所以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中国旧有的知识和西方基督教的知识——组成为革命的理论,领导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

西方的传教士本来希望用基督教来驯化中国人民,并且想首先争取中国的“智识阶级的青年”,他们指使梁发在广州贡院前把传教小册子大量散发给赴考的童生,认为:“如要将福音传播于中国各处,那末,必须先影响其士子。”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上海广学会译本,第4版,第50页及第74页。但是事实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洪秀全得到了传教小册,却把它加以根本改造,赋予“上帝”以革命的灵魂,创立了拜上帝教,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拜上帝教是农民的福音,当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传教时,“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李秀成自述》。。农民的革命热情一旦被唤醒,他们的伟大智慧也就苏醒起来,涌现出了成批杰出的领袖人物和革命骨干,杨秀清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陈玉成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者。杨秀清“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李秀成自述》。——这是李秀成评论杨秀清的话。这是一个典型,说明革命的烈火能够把一个贫苦农民陶铸成为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可是他们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和识见,却是多数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地说,本来是反对革命的,他们尤其憎恶上帝教义。这不单是因为实际的革命运动空前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且也因为上帝教义空前大胆地背叛了几千年来的正统思想,是一种异端中的异端,是封建儒教士大夫很难接受的东西。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常常表现为:当斗争接近于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总会有一小都分人分化出来,归附予革命的阶级。所以,在鸦片战争后的历史条件下,一小部分失意的、不满现实的地主知识分子,就有可能参加太平天国革命。韦昌辉、石达开就是这样的入。前者在革命的过程中暴露了地主阶级的恶劣本性,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后者当然也有许多过错,但终不失为太平天国的杰出人物,并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生命。还有冯云山,我们虽然不能肯定他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太平天国官书里面说他“家道殷实”《天情道理书》,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简称《印书》)第12期,第16页。,不像是农民出身。重要的是,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帮助洪秀全做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发动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太平天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光辉典范。

农民队伍中本来是缺乏知识分子的,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为之服务,所以太平天国一贯注意争取知识分子。早在1852年,太平天国从广西北上的路途中所发布的檄文,就曾昭布天下:“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颁行诏书》第1篇。号召知识分子认清民族大义,投奔到革命的旗帜下来。

在定都南京以后,政权的组织建设工作,特别是宣传、教育和文牍工作等等,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就更加注意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和使用。连仇视革命的清朝士人也不得不说,太平天国“重读书人。而各魁帅于读书人尤为敬礼。凡‘被掳’即收入‘贼巢’司笔墨,或尊为上宾,参预帏幄”李圭:《思痛记》,见《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下简称《丛刊》)第4册,第472页。。

首先,东王杨秀清的官署内就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干部。据《金陵省难纪略》所载:“丞相皆广西人,不识字,必携书手入读奏章。‘东贼’自言:‘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故书手往往得见‘贼’与其居。”见《丛刊》第4册第105页。按:此书所记东王不识字云云,当系夸大,应以《贼情汇纂》所纪“认字无多”为近。说见拙作《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还有一些女知识分子,也破天荒地从深闺中解放出来,被吸收到革命工作里面。有名的傅善祥,就是东王的女簿书——机要秘书:“有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余岁,自恃其才。东王闻之,选入‘伪’府,凡‘贼’文书,皆归批判,颇当‘贼’意。由是‘贼伪’官均尚文,有不合善祥式者,辄批骂。”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见《丛刊》第4册,第663页。晚清著名学者汪士铎的长女淑芹也曾经作过东王的书手。汪士铎:《乙丙日记》,明斋业刻本,卷3,第6页。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参加革命较晚,但在东王周围,参与机要,不能不说是受到高度信任。

翼王石达开,“通文墨,重文人”汪士铎:《乙丙日记》,明斋业刻本,卷3,第32页。。他在安徽、江西极力笼络士子。刘文藻《诗舫存钞》中有一篇诗,记有一个湖口籍的洪秀才,被太平天国征召入馆,令其参加工作,而该秀才却极端顽固,拒绝为革命效劳,后来,太平军把他送到安庆,石达开亲自开导他。诗中写道: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秀才日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群众请杀之,“贼”笑曰勿翦,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刘文藻:《诗舫存钞》,卷4。

石达开用“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争取地主士子参加反清斗争,在当时可谓顺情顺理,苦口婆心。但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你用“春秋大义”开导他,他却有另外一种“春秋大义”——“中国而之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之中国则中国之”,认贼作父,至死不悟。虽然如此,石达开对于该秀才并没有动用刑戮,仍然以礼送回,等待着他的转变(“出禁久或转”)。表现了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仁至义尽的争取态度。

英王陈玉成也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河南商城人赵雨村在1861—1862年被俘参加安徽太平军,他记载说,英王“生平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刀口余生:《被掳纪略》。。忠王李秀成及其部将在苏、浙一带征用知识分子,不拘一格。据清朝官员向清廷奏报说,忠王攻克杭州后,“改抚署为招贤馆”,对投效者“相待甚优”《剿平粤匪方略》,卷298,薛焕奏。按:此所谓“招贤馆”不限于招纳一般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招降清方的官员。清方投降官员是另一个问题,和一般知识分子有别,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特此注明。。秀才王韬1861年从上海回到苏州,也很快受到忠王部将的赏识接纳。至于王韬不久就潜逃而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忠王及其部将的努力求才,却于此可见。

综上所述,可见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部非常注意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和使用,这对于革命工作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要知道,大多数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过分地迁就和宽纵了,缺乏应有的原则性。同时,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一些糊涂看法,特别是干王洪仁玕,在以他的名义所制订的《钦定士阶条例》中,强调提出“士居四民之首”《钦定士阶条例·劝戒士子文》。按:太平天国早就有“四民”的提法;例如《颁行诏书》有“四民人等”的提法;《贼情汇纂》所收韦俊、石凤魁的“海谕”,也有“士农工商”的提法(见《丛刊》,第3册,第225页),但这还可以说是一种习惯用语,而《劝戒士子文》却强调提出“士居四民之首”,不能以习惯用语看待。的原则,并引用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话,把所谓“士”当成了站在人群之上的特殊的、优越的、高贵的分子,形成一种“知识贵族”的观念——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钦定士阶条例》是经过天王批准的国家法令,所以这可以说是太平天国的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无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怎样重视和努力,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

三、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政策

太平天国既然一贯地重视知识子的争取和使用,就必然反映到有关的政策上来。当然,这里所谓的“政策”是就相对的涵义说的,严格说来,作为农民政权的太平天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自觉的政治准则或统一的行动根据;不过它确实也规定了一些制度和措施,从这些制度和措施里面,体现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

首先,从科举制度来看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科举制度是太平天国选拔知识分子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定都天京起一直到太平天国晚期,行之不衰。为了广泛地组织和吸引知识分子参加考试,常令各地乡官或军中各馆举报读书人应试,并且发给路费伙食。例如在浙江吴兴,“就试者给旅费银币四,备舟膳”蔡蓉升:《兵燹记》,见《双林镇志》,卷32。。在桐乡,除赠以路费外,还在“考后每名给洋六元”沈梓:《避寇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48页。,颇有古“公车蒲轮”之意。如果有些地区乡官举报不力,还要受到处分:“凡军帅名下无人应考,职须黜革。”张尔嘉:《难中记》,见《丛刊》,第6册,第541页。对于那些拒绝应考的士子,也有处罚,例如“罚修塘充役”知非:《吴江庚辛纪事》。或“加以鞭扑”佚名:《粤逆纪略》,见《简辑》,第2册,第39页。按:《贼情汇纂》卷3,《伪科目》条记有“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考之其他各书所记,均未有如是残酷,故知其必系夸大诬蔑,不取其说。等。这种利诱和强迫的办法,诚然不是好办法,但在革命急需用人之际,毋宁说是农民的一种朴素的、并不含有恶意的争取手段。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虽然沿袭了明清以来的旧制,但也作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革新。例如清朝规定,必须“身家清白”,“非优倡皂隶之子孙”方准应考;而太平天国却是不论任何门第出身的,“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取中者即状元翰林诸科”《贼情汇纂》,卷3,《伪科目》。。又如,太平天国的科考,录取名额极宽,“稍知文理,皆抡首选”沧浪钓徒:《劫余灰录》,见《简辑》,第2册,第144页。。1854年湖北乡试,“入场未及千人,取中者至八百余名”《贼情汇纂》,卷3,《伪科目》。。1861年在浙江仁和开考,“一榜尽取无遗”张尔嘉:《难中记》。。综合上面两点加以分析,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地主阶级对仕进之途的垄断,有利于农民的或其他较贫寒的知识分子的拔选。一个苏州的地主分子记载着说:1860年太平天国在苏州开考,“是科太仓陆殿,农民也,中解元归,余适于牌楼寺镇见之”沧浪钓徒:《劫余灰录》。。还有一个清军的幕客方玉润曾经写道:“‘贼’亦设科取士以牢笼文人,取中者奖励甚厚,故寒士多赴之。首科状元为兴国张某,以此兴国人民甘心从‘贼’,较他属尤甚。”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鸿濛室丛书本),卷32,《贼情》18。方玉润当时正在湖北干镇压革命的勾当,所记得之亲身见闻,可见太平天国争取了“寒士”,从而也更有利于争取人民。

1861年《钦定士阶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太平天国科举制度的完备化。在这个文告里面,除了详细规定了科举制度的章则以外,还提出了对于士子的期望和要求:要求士子“才德兼备”,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坚心耐草,以气节自重”《印书》,第18册,《钦定士阶条例》,第12页。按:“耐草”即耐心。。由此可见,太平天国也注意了对知识分子的革命品德、革命决心和革命气节的教育。

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虽然具有不少的革新精神和积极因素,但归根究底,它还没有打破传统的束缚。从形式上看,它因袭了明清以来的八股文和试贴诗的考试方法,这久已被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方法。从内容上看,考试题目废除了《四书》,而代以《旧约》、《前约》(即《新约》)和拜上帝教的经典。废除封建儒学,当然是一桩好事,不过,用宗教八股代替儒学八股,用“代上帝立言”代替“代圣人立言”,岂不是同样难以培养真才实学、通达实际的知识分子?前面提到的方玉润,1857年曾在湖北黄梅买到一本太平天国的时文抄本,内有八股文、试帖诗、论、赋等十数篇,他说这些文章“古雅绝伦”,“皆能入妙”,显系出自八股老手;并且详加批点,专供士子们“揣摹”方玉润,前揭书。。这样,时尚所趋,知识分子仍会不务实学,专门揣摹八股,作为荣身之具,又怎么能够达到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才德兼备”的要求呢?

不错,太平天国在别的场合曾大力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反对“浮文巧言”。特别是洪仁玕,还专门为此发布过一道“喧谕”《喧谕合朝内外书士人等》,见《军次实录》。,他还明确指出过:“迄今专以八股六韵,徒事清谈……究何补于道德才智乎?”《论道德才智》,见《军次实录》。这个见解岂不很好?但他本人却又曾专门为“己未九年会试题”拟作了一篇八股文,以资提倡。其声调句法、陈词滥调,都极合八股文的要求。这种矛盾的做法,表明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囿于旧的习惯势力,在革新的道路上,还缺乏彻底精神。

与科举制度相辅而行的,还有一种“出榜招贤”的制度,更广泛地收纳贤才。从定都天京的初期直至晚期,太平天国曾在许多地区贴出榜文,征求人才。其范围极为广泛,包括木、瓦、铜、铁各种匠人,吹鼓手,拳技,书手,医生,兵法,历史,地理,天文星象,算学.直至“绿林好汉能弃邪归正者”等等人才,无不搜罗录用。它的对象显然不限于书生士子,但它却是一种革命创举,比较科举制度更具有民主性和生命力。首先,它的眼光超出了知识分子领域,而扩大到劳动人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中去发掘贤才;超出了只有读诗书、写文章才算有才学的传统偏见,而提高了实用技术知识的地位,这样,就能够把各方面文武技术人才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对“人尽其才”的理想是一个大规模的革命尝试。当时一个地主分子看到太平天国的招贤榜后,认为清朝方面没有一个人想到这种办法,以致人才缺乏,“军中求一医而不可得,其无人物可知”。于是他悲叹道:“而今乃见之‘反贼’文告中,天下事亦大可喟也!”沈梓:《避寇日记》,卷2,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见《简辑》,第4册,第74页。敌人的悲哀和恐惧,正说明了此种制度对革命的有利。其次,这种制度更灵活,更便于选拔下层知识分子。《贼情汇纂》记载着说“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纷纷赴招。见《丛刊》,第3期,第114页。如果除去其污蔑性的字眼,正可看出广大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投效革命的盛况。

如果仅靠科举和招贤制度,是仍然不能满足需要的,所以太平天国还普遍使用征派的方法,有时也用礼聘的方法,争取知识干部。我们姑名之为“征聘制度”。所谓“聘”,例如天京的军师周某,曾聘请学者汪士铎为幕,不过由于汪仇视革命,拒绝应聘。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第10页。所谓“征”,则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即当太平军攻克一地之后,在“新兄弟”中“询有何技能?如能写字,则派充先生”《汇纂》,卷11,《掳人》。。

作为农民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尽管不可能具有明确的科学的阶级观点,但他们对于官僚、豪绅和大地主是痛恨的,坚决打击的。尤其在太平天国前期,态度上十分明确。然而在打击官绅地主的同时,却能够争取和使用他们的知识分子。湖北沔阳的一个举人记道:“‘贼’尤恶绅士,悉目为妖。其家被祸尤烈,遇之者横加搒掠,逼为记室。”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卷33,《贼踪》8,第22页。按所谓“逼为记室”,就是“派充先生”。太平天国北伐军中的一个书理陈思伯,就是在1853年春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参加革命的。根据他在《复生录》中的回忆,那时其父已死,他住在其堂伯家中,太平军在其堂伯家中搜出“清道飞虎旗”,认为其堂伯是一个清朝官员,将要加以镇压。当时陈思伯就表示:“伯为贸易中人,并未作官,惟予父曾仕湖南,旗为父物,可释伯,予愿以身代死。”太平军看他是一个书生,就劝他投效革命,“令充书理,掌管笔墨事件”陈思伯:《复生录》抄本。。在这里,太平军能够把官绅地主本人和官绅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从政策的意义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知识分子被征聘到太平天国里去,大部分都是当“先生”(书手、掌书、书理)李圭:《思痛记》云:“老贼司笔札者通称掌书大人,发短者曰先生。”,也有一部分升任政治军事的领导。“先生”的工作,是掌管文案册籍,宣讲教义,礼拜时缮写祈祷奏章等。他们的地位颇高,一般只比其主管首长稍低一二级,例如总制和监军的书理,职同军帅,军帅的书理职同师帅,师帅的书理职同旅帅等。详见《汇纂》卷3,《伪同职官总表》及《伪同职官分表》。他们的待遇优厚:“各衙内有书先生最尊,较他众起居不同”《咸同广陵史稿》外编,《咸丰三年镇江城内朱允吉日记》。,“供给丰厚,与‘伪’职埒”《汇纂》,卷11,《新贼》。。尤其在军队中,由于识字能书的人更为缺乏,而下级军官和战士们都是一些纯朴的农民,他们渴慕文化,对读书人十分珍视。一个极反动的地主知识分子李圭,追述他被太平军征发后的经历说:最初,他为了便于逃跑,便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军队中做杂役、烧火,为前线战士送饭等,后因太平军转战各地,越走越远,他觉得“我辈出门即不辨方向,逃亦必死”,才暴露自己识字能书,于是立刻被提拔为“先生”,受到优遇。主管人员为防止他逃跑,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派人到他家中联系,让家中写信动员他安心从军,甚至要给他说媒成亲,“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李圭:《思痛记》,见《丛刊》,第4册,第484页。。另据一个秀才顾深的自记,他在1861年被征发到太平军某馆,当他表明自己是一个塾师以后,便被派充“先生”。他到馆中一个多月,“黄昏时讲说演义,如封神、西游、三国、水浒之类……馆中环而听者如堵,各出食物置余前,曰:先生劳苦,食此再讲。自此以后,众皆悦之,亲如一家人”。他又记述说,上级来了文书,别人看不懂,“令余阅之。……余一一为具言之,众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见亲热,有事不明,辄曰:呼这通品先生来!”。这样,他越来越受到尊重,甚至在除夕聚餐时,“命余坐首位,余谢不敢,咸曰:你是先生,不妨上坐”顾深:《虎穴生还记》,见《丛刊》,第6册。。

总观上述的科举制度、招贤制度和征聘制度中所体现出来的太平天国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这对革命工作当然是必要的和有利的。

但是,作为一种政策来说,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在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尤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时,忽略了必要的政治教育和使用原则。他们对于某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过于迁就,过于轻信,单纯地“敬重文人”,而到头来,那些文人还是背弃他们,骂他们为“贼”。上面谈到的那个李圭,太平军对他不可谓不厚,然而他却始终怀着异心,玩弄种种阴谋,挑拨老兄弟间的不和,暗中勾结一大群反革命分子,进行煽动破坏;最后,他钻营到了一个粮食收发的职位,便借机贪污银元100元,和两个反革命分子结伴席卷而逃,到上海清朝官僚那里做幕客去了。还有一个清朝官僚的纨袴子弟范植,他是汪士铎的女婿,此人并没有什么才学,汪士铎就说他“不才而浮”,后悔“婿家择误”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太平天国攻克金陵后,他极端仇视革命,在城内到处东窜西藏,后来因为得不到配给口粮,才出来应聘做一名书使,便马上被“尊之上客”。混了几天,又被提拔为将军,“头衔顿换,衣冠秀发,旌旆飞扬”;可是在太平军北伐时,让这位将军带兵出征,正当“兵马临门,急如星火”之际,他却可耻地潜逃无踪了。范植:《金陵避难记》,民国戊午(1918)年印本,第15页。这些事例说明,在使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方面,迁就和轻信并没有达到争取团结的目的,反而给革命造成许多损失。

这种迁就姑息的倾向,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尤其严重。据商城人赵雨村的自记,他在1861年被征编入英王陈玉成的军队,不久便被推荐到英殿工部尚书汪文炳馆内做“先生”。当他第一次谒见汪文炳时,“正谈间,忽来一老先生,贸然问曰:‘尔系商城人么?……你怎么着这些妻孙龟种裹来了?’汪大人云:‘老先生请进去!’他也不听,总是说他的”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这个“老先生”名叫葛能达,原是清朝钦差大臣署安徽巡抚李孟群的幕客,1859年在六安和李孟群同时被太平军活捉,李孟群被镇压,而念他是个文人,仍然让他做“先生”,掌管各营册籍文案。可是他时时不忘旧主子,“每回提起李钦差,潸然泪下”。他敢于当着主管上级的面大骂太平军是“妻孙龟种”,分明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反革命分子,太平天国领导方面竟然软弱姑息到如此程度,实在是令人吃惊。

四、几类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动荡,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浪潮卷进来了。他们对革命持着不同的态度:自愿的和被迫的,拥护的和反对的,坚定的和动摇的。而这些态度的不同,则是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地位密切关联的。

太平天国革命比较以往的农民战争要深刻得多,它不同于改朝换代的斗争,而具有对封建制度进行致命打击的性质,所以在这次战争中,阶级分野的界线比较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期间都要明显得多。这种明显的分野,不能不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有所体验,例如汪士铎就从反革命的角度分析道:

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贾又次之,城市之士,则硁硁然可以决其不为乱。

汪士铎已经恨恨地看出来:农民和手工工人的革命要求最强烈。而所谓“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是反革命的,不过,其中“山中之士”虽知识分子的下层,比较“城市之士”即有钱有势的知识分子上层,态度上不那么坚决。汪士铎是尝过革命的苦头的,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他充满怨恨,不久就辗转逃到安徽绩溪,他在绩溪观察的结果是:由于该地比较贫瘠,居民比较困苦,所以对于太平天国,“则城中之士、乡人之富者恶之,他人则几有奚为我后之谈矣”俱见《乙丙日记》,卷2。。这就是说,在革命要求最普遍的地区,除了地主阶级及其上层知识分子反对革命以外,其他各阶层,包括下层知识分子在内,都欢迎革命。汪士铎当然还不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他只是出于简单的直观,不过却有着现实的根据。他已经觉察到了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

当然,知识分子政治立场、政治倾向的不同,和其出身的阶级或阶层有一定关系,不过也和其所受的思想影响和社会实践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考察太平天国中的各种知识分子的动态时,也不能“唯成份论”。

(一) 拥护革命的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论到近代民主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时曾经指出:“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毛泽东选集》,第604页。这个科学论断在原则上也适用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有一批农民的或其他阶层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最下层。他们贫困潦倒,没有机会受到较高的封建文化教养,根本没有希望到清政府那里找到出路;他们和劳动人民比较接近,很容易受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态度也比较明朗坚决。太平天国的首义人物及老兄弟中就有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清朝官书和地主士人的私家记载中,常有所谓某某“老贼”“粗通文墨”、“识字无多”的说法,透过其诬蔑性的言辞,正可以说明老兄弟中有不少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些人和洪秀全、冯云山的情况类似,出身于贫寒的乡村塾师,例如曾水源、曾钊扬;有些虽取得过微末的“功名”,但最多不过是一名秀才,例如何震川;这些人在天朝中多任重要文职,但也往往兼办军务,带兵出战,经得起各种考验。遵王赖文光最初也是一个文职人员,后来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弃文就武,锻炼成为太平军的杰出将领。天王对他是非常信任的,他在《自述》中写道:“主恩广大,赏罚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后奏,其任不为不重矣。”《赖文光自述》,见《丛刊》,第2册,第862—863页。他后日的英雄业绩和高尚气节是可歌可泣的,没有辜负革命对他的信任。

在新兄弟的知识分子中也是这样,下层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最多,也最积极。太平天国举行科考或出榜招贤的时候,最能够热烈响应号召的都是所谓“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汇纂》,卷3,《伪科目》。。在太平军征聘“先生”的时候,那些乡村塾师、店伙、账房等人的顾虑最少,最安于其位。《镇江闻见录》说:“李元章缎庄伙周姓为‘贼’所掳,令司人口册,涂改甚忙,贼称为好兄弟。”苕山逸史:《镇江闻见录》,见《简辑》,第5册,第74页。《贼情汇纂》说:“江湖星卜者流,则甘为先生,虽纵不逃。”《汇纂》,卷12,《杂载》。这里所谓“虽纵不逃”,就是坚决跟着太平天国走,誓同生死,义无反顾。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地主士大夫被革命浪潮卷入的也相对地越来越多,其中有一小部分人,也能够转变原来的政治立场,忠实地为革命工作:“‘贼’之初起,数十辈愚妄入耳(?),胁从既多,遂出枭桀。又有缙绅科目无耻者(?)闲厕其间,指使引导。”鲁一同:《通甫类稿》(光绪酉腴仙馆印本),卷2,《乙卯六月复戴孝廉第二书》。尤其在太平天国中心地区的江、浙、皖、鄂、赣等地,革命的声势曾经非常强大,清朝的反动统治看来已没有能力卷土重来,于是“东南人士.翩翩衣冠科目中人,至有以五色布裹头,署军、师、旅帅伪衔,偷活草间,受‘昏制谬封’而不惜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9。。在这一帮地主士大夫中问,固然有一大部分是慑于革命声势之大,不得不暂时伪装起来,以图保持其既得利益;但也总有一部分人,就此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贼情汇纂》上说:“若剧‘贼’渠帅之先生,与知军事,不难祸福人(即握有相当权柄——引者)。造作悖逆文告,撰拟机密禀奏,且有欲逞才华。忘义干进,为之设策献谋,形我之短,赞彼之长。”《汇纂》,卷11,《新贼》。他们“竟不知‘贼’不可恃,大有此间乐之意”《镇江闻见录》,见《简辑》,第5册,第74页。。他们甘愿“为‘贼’效死”臧谷:《劫余小记》,见科学出版社《太平天国资料》,第89页。。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敌人当然格外痛恨,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是“斯文败类”(封建名教的光荣叛逆者),“罪在不赦”。潜伏在天京城内的一个清朝特务张继庚,还特别向江南大营开出黑名单,列出拥护革命的秀才、举人、医生等等,说什么“寸磔不足蔽其辜”《张继庚遗稿》,《上向帅书四》。。还有一些清朝官僚,上奏清廷,策划将来对这些知识分子进行反革命报复。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21,《应诏陈言疏》(按为代豫抚严树森拟稿)云:“应请明降谕旨,饬令各督抚,凡收复之后,其地举、贡、生、监曾受伪职应伪试者,尽行斥革。”

以上所述的知识分子,都是拥护革命的,是革命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平时竭尽心力才智为革命奔走效劳,设策献谋,关键的时刻也能英勇献身,死而无悔。例如天试进士胡万智,曾任天朝的育才官,后来调赴湖北兴国州与敌作战,“身受数刃犹呼天父东王洪恩,当以死报”《汇纂》,卷2,《剧贼事略》及卷3,《伪朝内官》。。当革命失败后,他们便受到清朝残酷的反革命报复,甚至那些仅仅参加过太平天国科考的人,也受到迫害和屠杀。如储枝芙:《皖樵纪实》云:咸丰十年闰三月,清朝潜山知县“获伪军帅三名、伪师帅一名、伪旅帅二名、伪翰林一名、伪举人一名,伏诛”。(《简辑》,第2册,第105页)

千百个太平天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鲜血,和农民的鲜血流在一起,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篇章。

(二) 投革命之机的知识分子

当阶级斗争处于如火如荼的决战状态而胜负未分之际,总有一些人首鼠两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进行政治投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也有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或久或暂地在革命浪潮里打过旋。

苏州秀才王韬,乡试失败后,在上海为外国教士教授汉文。他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面,没有学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前,先染上了投机躁进的心理。他不甘久伏,急欲出人头地,然而“欲为禄仕,苦无汲引之人”王韬:《与杨墨林太守》,见《弢园尺牍》,中华版,第12页。。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他屡次向清朝官员出谋划策,对付革命,但是据他说,“屡以二三策献之当事,而当事绝不一问”《答友人书》,见《弢园尺牍》,中华版,第115页。。这使他感到抑郁不耐。

1861年冬天,太平军在江浙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攻克了宁波、杭州等地,开始向上海展开第二次进攻,革命的形势一时看来大有可为。这时王韬便从上海回到太平军占领区的苏州,很想试探一下,从革命里面找到个人出路。

他到苏州后,受到太平天国的重视和接纳,他也向总理苏福省民务刘肇钧上书,要求对自己“栽培而嘘噢之”《黄畹上刘肇钧禀》,见《丛刊》,第2册,第766页。,并暗示想晋见忠王。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战略和策略上的建议。

但在王韬上书不久,太平军军事失利,中外反革命的势力嚣张起来,清政府指名索拿他。他不但没有因此坚定其投效革命的决心,反而鉴于革命的失势,潜离苏州,到上海依靠英国的保护,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又反过来咒骂革命,企图取得清朝的宽宥。

王韬的投机行径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但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贼情汇纂》上说,在太平天国里面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略涉经史,好谈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视世间事无可当意者”;这些人卷入革命队伍以后,并没有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愿意革命,“然又有所希冀,不能舍去,所谓明知不是伴,暂时且相随”。他们抱着这样的态度,别有用心地混在革命队伍里面,有时也做一些工作,骗取革命对自己的信任,扩大自己的权势,“一朝羽毛丰满,则思别树一帜,不齐不楚,中立自雄”《贼情汇纂》,卷11,《新贼》。。这些人比起上述的王韬,是一些更加阴险恶毒的政治野心家,一朝时机到来,他们就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搞一个反动政变,实现个人的卑鄙阴谋。《贼情汇纂》向清朝建议说,对于这种人,“当求善间者多方以误之,使其自相鱼肉,而我可乘之以收渔人之利”。

《贼情汇纂》是清朝特务的情报总结,它是有根据的。如果说,在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之中还会出现韦昌辉那样的野心家,那末,怎么能够不相信,在鱼龙混杂的太平天国知识分子中间,会有这样的投机分子呢?不过由于太平天国始终处在紧张的决死战斗里面,以后又中途败亡,这些投机分子和阴谋家没有来得及大批暴露出来罢了。事实上,安徽凤台的秀才苗霈霖,正是这样的人。他虽以地主团练起家,没有直接参加太平军,但他伪与太平军联系反清,并接受了太平天国“扫北王”的封号,又伪与清朝联合反对太平军,时叛时降,在二者之间进行反复的政治投机,正是企图“不齐不楚,割据自雄”。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对这样的人没有足够的警惕,1862年,英王陈玉成终于被他叛卖牺牲,革命遭到无可补偿的损失。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

(三) 坚决反革命的地主知识分子

如果说确有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受到革命的感召,转变政治立场,拥护革命的话,那也大多是一些在旧制度下面不得志的、从统治阶级中被排挤出去的人物,即地主士大夫的下层,亦即汪士铎所谓的“山中之士”。至于那些“城市之士”的士大夫上层,田连阡陌,科名得意,革命的利益就是他们的损失,所以这些人是坚决反革命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地主士大夫的下层中,也有许多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前面已经说过,地主士大夫本来就是一个反革命的阶层。

在反革命的地主知识分子中,也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当太平天国克复其地以后,便起来拼命,为清朝“殉节”;清朝官私双方所编纂的各种“忠义录”之类,连篇累牍加以刊载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还有一种人,则潜伏在革命内部,猖狂地进行特务活动。例如江宁监生吴蔚堂,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伪装积极,向太平天国官员上书,骗取信任,被授为机匠衙的总制,于是便以机匠衙为掩护,窝藏大批反革命分子,“士及他业者皆潜身其中”。以后又与江南大营密通消息,“阴与‘同志’秘谋内应,请师于外,潜结守城‘贼’,约期开城,内外响应”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卷上,见《简辑》第2册,第342—343页。。同时又有一个廪生张继庚,改名换姓,隐藏自己的士大夫身份,打入北王的典舆衙中,串通许多秀才,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密写反革命诗文,在太平军中挑拨离间,制造老兄弟和新兄弟的纠纷,也和江南大营密谋里应外合。以后张、吴两支反革命集团又进而联合起来,发展组织,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包括丞相、检点、将军乃至东王的牌刀手等等,数次阴谋开城接应清军。在这中间,张继庚凡7次、吴蔚堂凡5次,共12次向江南大营上书,供给情报,策划里应外合事宜。这个罪恶的阴谋幸而被告发了,张继庚伏诛,吴蔚堂逃窜。在张继庚给向荣的秘密上书中可以看到,他竟然能够每月查看太平天国的“月册”、“家册”、“户口清册”以及圣库账册等秘密档册文件,搜集详细情报。由此可以断定,在天京各衙门的“先生”中,必然有一些人参加了这项反革命活动,而这些人,却没有被清查出来。

让我们看一看文化教育领域内的情况。如前所述,太平天国为了广泛地争取和选拔知识分子,实行了科举制度,并对应试的士子有种种奖励。可是大部分地主士子却拒绝应试。他们认为如果参加了农民政权的考试,就会“一行偶玷,终身莫赎”张尔嘉:《难中记》,见《丛刊》第6册,第641页。。这就是说,他们要留着自己的身体,专为清朝主子效犬马之劳。有些人不但自己不赴考,并且“遍戒诸友勿赴”陈澹然:《江表忠略》,卷16,光绪长沙刊本,第9页。,煽诱同类,结成集团,破坏考试。还有一些人在考卷上咒骂太平天国,咒骂东王陈澹然:《江表忠略》,卷13,《江苏绅民·江中府列传》。《汇纂》卷3《伪科目》皆收有某秀才在考卷上谩咒革命的诗。,甚至还有某些阅卷官,也拒不工作,“昏夜逃脱”《盛川稗乘》,见《简辑》,第2册,第204页。。

上述种种人,都是坚决的反革命,属于地主阶级的“死硬派”,这些人总算比较容易识别。此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现实派”。这种人重视的是现实的阶级利益,当太平军到来以后,他们绝不死硬地对抗革命,而是摇身一变,做了太平天国的官:

唯有举、贡、生、监,往往始欲保全身家,受其“伪”职;继或从中取利,藉“贼”凌人;又或应“贼”试,充“贼”官。方宗诚:《柏堂集·续编》,卷21,第18页。

事情很明白,这些人的手法就是:保全现实利益,篡夺革命政权,进而假革命之势欺凌人民,这样的三部曲。这些人是一些政治上的不倒翁,清朝也好,天朝也好,都可以作为他们利用的工具。他们有如毒菌一般,一经钻入革命机体,就力图腐蚀革命,吸革命的血,使革命变质。

根据许多史料记载,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当太平军快要到来的时候,广大的人民自然欢欣鼓舞,而那些地主豪绅及举人、秀才之类,也立刻伪装起来,主动地敛钱“进贡”,表示投顺。进贡之前,还首先取得清朝官员的默许甚至赞助。例如扬州、仪征、镇江一带的绅商士大夫都有如此“进贡”之举。见倪在田《扬州御寇录》及《咸同广陵史稿》等书。《咸同广陵史稿》还说:“犒贼之举,自(湖北)黄州以下皆然。”又,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九日云:“闻国界桥保长魏老琪率秀才曹聘三等,于长毛处进贡,暂为款贼计。吾镇(浙江秀水濮院镇)因亦建进贡之议。”又,海虞学钓翁《粤氛纪事诗》云,安徽等地“绅士胁其令长,预造烟户册,欲俟贼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册纳印者,有门首贴一黄纸顺字者,有箕敛银钱粮米食物馈送者”。这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不过是想借此讨好和麻痹太平军,以便维持其阶级利益于不坠,进而乘机打入革命政权,继续鱼肉人民。例如苏州人吴清祥和吴少溪,当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他们就投入听王陈炳文馆子内,用种种卑鄙谄媚的手段取得听王信任,吴清祥被封为“听殿刑部尚书耕天福”,吴少溪被封为“溪天燕”。这两人狼狈为奸,在吴江县的盛泽镇设立“筹饷总局”,包办各种捐税,“每月包解军饷,议定银数,陆续解赴嘉兴,余下者悉饱私囊”。仅吴清祥一人,“两年有余,获银数十万”。可是后来又看到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朝军队打了胜仗,这两个人便携带金银妇女,席卷而逃,用巨款贿赂清朝官员,潜往上海。吴少溪并且在“保举顶戴后,忽又想入学”上引俱见鹤樵居士《盛川稗乘》,载《简辑》第2册。,还没有忘记在清朝那里黄榜求名哩!

又如浙江嘉善县的举人顾午花,1860年钻营到太平天国的监军之职,于是“包漕米,主词诉,豪横乡里。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又有该县陶庄举人袁某,也同样借收漕鱼肉人民,人民恨之入骨,“翌年春间,皆为乡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为四五块”沈梓:《避寇日记》,卷1,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见《简辑》,第4册,第58页。。

地方政权中有这些地主知识分子,文化教育领域内自然更不乏其人。他们打着太平天国的招牌,实行封建地主阶级的教育制度。例如1861年太平天国在常熟科考,考官竟然“出四书题,为‘足食足兵’;赋得‘偃武修文’得‘修’字”。在昭文的科考,考题是“‘先之劳之’,赋得‘礼门义路’得□字”。并且把已经平毁的孔孟“圣像”重新塑立起来。龚又村:《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八日,见《简辑》,第4册,第393页。又据《月锄与胞弟子仁小崔书》:“寺庙无不全毁,……惟文庙火而复新。”(按:所记为同治元年常熟之事)我们知道,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早有严格规定,考题必须来自上帝教的经典,严禁《四书》、《五经》,否则以“变妖”论处;孔孟庙堂必须打毁,不许拜偶像;而常熟、昭文的考官竟然明目张胆出四书题,重塑孔像,这分明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内进行反革命复辟。

以上聊举数例,说明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如何狡猾顽固,他们如同狡兔之有三窟,在农民革命的堡垒里面也营造了封建主义的巢穴,这些人虽没有拿着刀枪反抗农民革命,但他们却打着农民的旗帜进行地主阶级的复辟和统治,实质上是更危险的反革命派。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战场上的胜利远不是最后的胜利。当太平军在战场上席卷江南的时候,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却钻到革命的内部,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侵蚀革命的健康机体。

(四) 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和太平天国发生关系的知识分子之中,还有个别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还没有产生。但由于西方思想的直接影响,由于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条件正在形成,所以就出现了个别的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例如容闳。

容闳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曾经有过很高的抱负,想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移植。但是回家以后,看到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非常愤懑。他说:“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但是他没有起来“响应”,因为他想走上层路线,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欲借派克(Parker,美国公使——引者)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容闳:《西学东渐记》,第37—38页。他先后在香港、上海的外国人手下作事,直到他受尽了外国人的欺凌污辱,痛感前途无望时,才决心到太平天国的天京去试探一下。

1860年冬,他到了天京。干王洪仁玕接见了他。他提出了七项建议:按照西方军事制度编练军队,设立武备学校,设立海军学校,设立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建设“善良”政府,创立银行制度等。这七项建议的重心是教育改革,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来说,它还赶不上《资政新篇》的水平,而且较后者更空虚、更不切合现实的当务之急。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如何战胜清朝,他不懂得。农民的要求,他没有考虑。

虽然如此,太平天国仍然对他十分欢迎,封他为“义”爵,这是太平天国相当高的爵位。但他却用老爷式的态度看待农民革命,认为“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3—74页。,这样,他只在天京逗留了一个多月,就匆匆离开,不久,就投靠了曾国藩,对曾国藩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之奔走“洋务”去了。

但是他为清政府奔走几十年的结果,到处碰壁,理想得不到实现,“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顿觉心灰,无复生趣”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4页。。

容闳的事例,说明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所不满,而要求所谓改良,但他们又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用资产阶级老爷的态度看待农民革命,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一事无成,找不到任何出路。

五、结语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态度,太平天国在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争取精神,比起历史上的某些农民战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太平天国仍然没有能够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根据上述各类知识分子动态来看,当时不但愿意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非常之少,而且,留在革命队伍里面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投机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真正拥护革命而又有才干、有识见的知识分子是太少了。这不能不说是革命的一个不利因素。忠王李秀成在被俘以后,清朝官员曾经问他:“官兵某事好?某事不好?‘贼中”某事好?某事办得不好?”他回答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李秀成自述别录·李鸿裔手录问词及李秀成答语》。姑无论这个答词是否完全中肯全面,但由此可见这位农民军的领袖人物,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始终念兹在兹。可以说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历史上某些农民战争还要严重,还要突出,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所造成的。

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尽管总是失败,但它们还可能以改朝换代的形式而告终,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下来。所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投效于农民战争,并不会影响其根本的阶级利益;“吊民伐罪”,推翻旧王朝之后,他们就会变成新朝的功臣,上升为新的官僚地主集团。所以在那里,他们的“修齐治平”的儒家之学和阴狠权变的“帝王之学”,一句话,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显得很有用处,很受欢迎。《明史·李善长传》说,朱元璋问李善长:群雄并据,怎么样才可以平定天下?李善长劝他学习汉高祖,以成帝王之业,说是“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明史》,卷127。。朱元璋听了以后,十分同意。因为这时他所追求的,正是汉高祖式的帝王之业。所以朱元璋还没有削平群雄以前,拼命地学习儒书,让宋濂给他讲《春秋·左传》,讲《尚书》。又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推荐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朱元璋读了以后很高兴,命令左右用大字写在墙壁上,朝夕揣摩背诵。《国初礼贤录》,见《金声玉振集》。

而洪秀全等人就不同了,他们反对封建的儒家思想,并且不把历史上的一切帝王看在眼里,一律贬之为“侯”、“狂”(“文狂”“武狂”)。《贼情汇纂》上记载,一个安徽望江县的秀才龙凤自认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至江宁上书洪‘逆’,不下数万言,内引周武、汉高为比。……洪‘逆’批数字曰:‘周武、刘邦是朕前步先锋,卿知否?’龙凤不解所谓。旋送入诏书衙学习。”《汇纂》,卷2,《杂载》。按:佚名《粤逆纪略》亦有此事的记载,见《简辑》,第2册,第39页。洪秀全不以周武、汉高的事业为满足,不以改朝换代为满足,他的理想更远大:要创立一个地上的天国。所以他只把周武、汉高看作自己的“前步先锋”,而不是学习的榜样。这一点就使那些封建知识分子“不解所谓”了。他们的儒家之学和帝王之学也没有用场了。如果再加上《天朝田亩制度》的空前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上帝教的奇异教义,那些地主阶级的儒生们怎么能够不把太平天国看作是异端中之异端,而为之退避三舍呢?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果真正走上拥护太平天国革命的道路,至少需要通过三层难关:第一关是阶级关,他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第二关是思想方法关,他必须背弃自己所熟悉和嗜爱的儒家思想和封建文化;第三关是宗教关,他必须信仰那个奇异怪诞的上帝教义。而能够走完这条道路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最下层的、非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太少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始终感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忠实于革命的知识分子)严重缺乏的缘故。

其次,从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政策来说,它只知道简单的争取和团结,而完全不懂得,也没有能力对那些封建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或思想斗争。对单纯的农民战争提出上述的要求,诚然是过高了。但这里不是提出要求的问题,而是从原则上考察历史教训的问题。

如果还是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那末,只要能够争取和团结愿意参加的知识分子,也许就算够了,因为那时的农民战争还没有达到在思想战线上反对儒家理论体系,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那样的高度。农民争取那些不满现状的封建儒生拥护自己的斗争,就比较容易。而太平天国则公开反对那统治了中国2000年之久的儒家思想,这是一个空前的思想革命;太平天国又提出了自己成体系的理论和纲领,以及很特殊的宗教教义,等等;“不破不立”,如果不通过复杂的思想或思想斗争工作,从而战胜儒家思想,就不可能使人们接受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也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是的,太平天国宣布儒书是“妖书”,严禁收藏教读,但是“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没有能力制服儒家思想,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的理论武器。他们的理论武器是拜上帝教义,而宗教是一种坏武器,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不足以战胜高度发展的儒家理论。请参看拙作《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相反地,由于宗教的限制,使许多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也掉头而去。

根据许多迹象判断,当时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清朝统治的,并且发动了武装起义。本文“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与知识分子”一节举出一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事例。到了太平天国革命发动以后,仍然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著名的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姑且不论,1855年贵州“红号”起义的发动者徐廷杰、梅济鼎二人,都是举人。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卷2:“‘贼’首徐廷杰、梅济鼎皆(铜仁)府属举人。”又如1853年在太平天国发祥地的省份——广西,也有过一次知识分子发动的武装起义:“兴安之变,通县举、贡、生、监拜台结会为逆,于五月攻陷兴安,分众袭攻会城。”清朝官绅认为这是一个“奇变”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81,兵政20,剿匪上。。同年,在云南姚州,“贡、廪、增、附”等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次抗粮请愿斗争,“联名具牍,沥陈积弊……不料牍甫入于公门,祸遽生于顷刻,.积怨之民,男妇数千人,纷纷入署,凌辱书役而不犯官,继又四出拆毁书差及官银匠房屋,破其器物,焚其衣被”。清朝政府加以镇压,逮捕贡生、廪生等数十人,以致该年科试保考的人只剩下三个人。甘雨:《上杨提学书》,见《滇文丛录》,第17册。同年,贵州黎平府黄平人民武装抗粮,胡林翼带兵镇压,“内有顿姓文生一名,持械围官,被黎练杀毙”《胡文忠公遗集》,卷56,《陈明黄平事竣并厘定粮章启》。。又,瓮安的武装抗粮斗争,其中“文武生监之未革者,颇有渠魁”《胡文忠公遗集》,卷56,《请孔廉访亲临瓮安启》。。1854年浙汀乐清起义的发动者,瞿振汉是监生,瞿振山是秀才,傅应熙是廪生,刘以成是秀才。傅应熙和刘以成曾在起义以前,“剧谈时事,酒酣拍案曰,今者官民交困,最乐而易为者其惟谋叛乎!”林大椿:《红寇记》,见《简辑》,第2册,第242页。可以代表一小部分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跃跃欲试的心理。1855年,河南新乡、杞县、获嘉等处组织联庄会武装抗粮,并和辉县、温县、原武、阳武等县联系起来,抗击清兵,聚众围攻新乡县城,韩邦孚:《新乡县续志》,(民国十二年刊)卷2,《兵防志》;《清文宗实录》卷171,咸丰五年七月辛未。咸丰上谕说“河南杞县教谕左鹏程、署获嘉县教谕段承宣,原武县训导王骧衢,于该管士子联庄结会,聚众抗粮,不能约束禁止,以致酿成抗官巨案”,将该教谕等分别革职拿问或撤任,《文宗实录》,卷182,咸丰五年十一月丙寅。可见其中知识分子参加之多。

当然,上述的所谓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地主士子,他们所发动的斗争还谈不上什么革命。但由此总可以相信,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中间确实有不算太少的一部分人极端不满清朝的统治,他们都是反清斗争可以争取的力量。太平天国革命从根本上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这当然会使绝大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反对革命,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在阶级斗争接近于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中总会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何况在反清、反侵略的旗帜下,还会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直接投奔太平天国革命?然而,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坚持狭隘的宗教教义,就把许多可能的同路人排除出去了。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当时敌人方面——清朝方面也正有意识地同革命方面争夺知识分子。方宗诚《俟命录》说:“今日急务莫急于求贤才,用重典。”方宗诚:《俟命录》,卷4,第6页。所谓求贤才,就是争夺知识分子,所谓用重典,就是严刑峻法以镇压人民,这两者被看作是他们的最当务之急。又说:“凡失守之省会府州县,停试多年,士子无所用其才,则学业荒堕,而士习人心愈坏;兼恐奇才入‘贼’中,为‘贼’所用,其害不细。”方宗诚:《俟命录》,卷7,第10页。十分害怕地主知识分子离心离德,十分害怕他们投奔到革命方面去,所以必须用各种办法争夺他们,这可以说代表了清朝统治者的一致心理。

清朝统治者争夺知识分子手法很多,什么保卫名教,什么表彰“节烈”,这些欺骗宣传姑置不论,仅在科举考试方面,敌人就采取了和太平天国针锋相对的措施:扩大录取面,以吸引知识分子。李扬华《纸上谈》说:“自军兴以来,被兵省分,士子播迁流离,备尝艰苦,是以考试时每宽其科条,广其登进,借以培养士气。”李扬华:《纸上谈》,卷4,第17页。例如安徽潜山县原来录取秀才的学额是20名,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政府就屡次增加学额,至同治七年便增到32名,储枝芙:《皖樵纪实》,见《简辑》,第2册,第111—112页。其他各县均有增加。湖南全省各县从1852—1864年,共增加学额312名,《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68-70页。江南各省可以类推。除了增加学额以外,在他们攻陷了太平天国的占领区之后,总是把太平军占领期间该地所因之停办的清朝历届科考,统统予以补齐,从而在实际上也大幅度地增加了录取名额。再加上曾、左、胡、李等反动头子竭力延揽士人,豢养食客,地主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反革命阶层,清朝统治者又竭力拉拢,太平天国是无法和他们争夺的。

所有上述的因素,就使得太平天国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反革命积极性特别高涨,使得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严重和突出,给革命增加了困难。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军事斗争的失败是由政治斗争的失败所决定的;政治斗争的失败则具体体现在其革命纲领、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的缺陷上,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决定的。作为一个单纯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不可能解决自己的知识分子问题,正像它不可能解决自己的土地问题一样。

虽然如此,那些在反革命狂澜中能够突破重重难关,背叛封建的纲常名教,摒弃传统的偏见,而坚决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那些为太平天国革命贡献了心力才智直至生命的知识分子,也就特别难能可贵,值得尊重他们。

1963年3月初稿

1963年8月修改

(原载《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