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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太平天国与佛教

胡思庸:太平天国与佛教

一、佛教是拜上帝会打击的主要对象

太平天国革命以前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儒、佛、道“三教”。这三种思想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互相矛盾又互相吸收,终至于并行不悖,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手中各尽其用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借用上帝“独一真神”的无上权威以压倒孔孟,横扫佛、道,使革命农民摆脱传统的精神枷锁,大胆地将2000年来的神圣偶像打翻在地,造成了“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无论这次运动采取了如何离奇怪诞的形式,但毕竟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尝试。

太平天国在反对“三教”的斗争中,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和洪仁玕等主要领袖人物,对孔孟先儒都抱着比较容忍的态度,怀有不同程度的敬意。洪秀全是其中最为激进的人物,但众所公认,他的早期著作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力图使上帝教义同文、武、周、孔调和起来。革命军兴的初期,太平军在永安州“仍准乡民设塾授徒,讲读四书、五经而不加禁止”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102页。。突围北上进入湖南以后,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佛、道二教,对儒家仍放在次要地位。据时人记载,太平军在湖南“除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67页。。这个记载是朴素的,却是真实的。

可是曾国藩为了煽动整个地主阶级起来反对太平天国,在《讨粤匪檄》里责骂太平军“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笼统读了这个“檄文”,好像太平军不分青红皂白,所过之处,真个是“三教俱灭”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宣传的把戏。曾国藩实际上是说:太平军不但对佛寺、道观等一律焚毁破坏,而且对儒家的学宫也焚毁了郴州一处。兹据光绪《湖南通志》的记载加以统计,湖南省有32个府、州、县的学宫,都是在明末被毁,顺治、康熙以后重建的。据《湖南通志》卷62—66,此类学宫计有长沙(县学)、湘潭、衡阳、道州、宁远、永明、邵阳、新化、武冈、巴陵、临湘、华容、常德、武陵、桃源、龙阳、沅江、辰州、沅陵、黔阳、麻阳、凤凰厅、桂东、绥宁、澧州、安乡、石门、慈利、永定、临武、蓝山、嘉禾,共32处。这也难怪,明末农民战争、清朝入主中原的战争,屯兵驻马,烽火连天,怎么能够不毁坏呢?而太平军从广西纵贯湖南,战况激烈,兵马所过,绝大部分府州县的学宫却完好无损,这不能不令人惊奇。至于郴州学宫,则自南宋乾道四年(1168)以后,中经元、明、清三朝,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历次兴建、毁坏、重建,均有明确记录。1852年太平军打到这里,丝毫未见毁坏,截至光绪年间为止,也没有毁坏或重建的纪录,仍然屹立如故。见光绪《湖南通志》卷66。按:据该书第62卷记载,茶陵州学也是在1852年被“粤寇毁坏”的。那么,曾国藩“焚郴州之学宫”。语从何说起呢?查永兴县学倒有“咸丰二年粤寇毁,同治五年邑增修”见光绪《湖南通志》卷66。按:据该书第62卷记载,茶陵州学也是在1852年被“粤寇毁坏”的。的记载。永兴县属郴州管辖,原来,曾国藩为了加强宣传效果,就移花接木,把永兴县学栽到郴州州学上面了。这个半真半假的宣传,迄今130年,还使我们习而不察,误为太平天国“反孔”的证据哩。

当然,在那个时候,曾国藩是把“焚学宫”作为太平军的“罪行”来加以“声讨”的’。不过我们要指出,假使毁掉个把县学就算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那么在同年,长沙府学倒是清朝守军为了抵抗太平军攻城而“屯兵毁坏”《湖南通志》第62卷记长沙府学云:“咸丰二年,粤寇犯长沙,因屯兵毁坏。”又,李瀚章《长沙府重修学记》云“咸丰二年,粤寇犯楚,长沙戒严,学为屯兵地,井灶之所发掘,牛马之所蹄啮,遂大坏。”按:是年太平军并未攻入长沙城内,“屯兵毁坏”府学的,自然只能是清军。当时方志记事的笔法是:凡太平军皆称“贼”称“寇”,清军才称“兵”,称“大兵”。的。此后数年,清军在作战中还毁坏了江华、邵阳等县学,这都是有志可查的《湖南通志》卷62:“江华县学……咸丰间,毁于兵。”同书第64卷:“邵阳县学……(咸丰)九年毁于兵。”凡记“毁于兵”者,均指清军。。可见太平军在湖南,对学宫的保护,客观上比清朝还要好。至于所谓“毁宣圣之木主”,不过是基于拜上帝教不拜偶像的要求而已。

打到武昌以后,太平军对僧寺道观仍是痛加剿洗,逢僧则杀,或迫令还俗;而对儒家学宫甚至有礼重的表示。当时武昌城中的一位秀才张汉记载道:太平军对“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甚至说东王杨秀清曾经往谒孔庙张汉:《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第39页。按:民国十年《湖北通志》第55卷记载武昌府学宫云“咸丰二年毁于兵”,此“兵”字亦指清军。当系太平军退出武昌后,清军所毁者,时间应在咸丰三年初。因湖北自清朝嘉庆以迄民国十年,省志失修已及百年,上述记载来自“采访册”,故时间稍有差误。。张汉的记载在细节上未必准确:我在拙作《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见《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二集)》,中华书1965年版,第40页。中已经指出过了;但他的记载是否毫无根由,全属虚构呢?否。当时另有一位名叫王文镕的秀才,原籍浙江嘉善,寄寓嘉兴,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的十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前日王德生药铺中有人从南京来云……‘贼’前在武昌离十里旱路要道之洪山寺中屯踞,僧以毒药置水中,饮之,死千余人,故极恨妖僧恶道,凡见寺庙必洗灭烧毁,惟文庙则敬礼云。”鹤湖意意生:《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89页。和尚毒死1000多名太平军战士,才惹得武昌的太平军灭佛毁道而敬礼儒家的文庙,这显然是时人不理解太平天国的政策而生起的流传故事。但这个故事的核心部分——太平军敬礼文庙,总是事出有因的吧。故事辗转流传到南京、浙江,更能说明当时太平天国对佛、道与对儒家的态度,确乎是大不相同的。

非特如此,即在佛、道二者之间,太平军的态度也是稍有区别的。上述秀才王文镕在日记中写道:太平军在南京对“和尚尽杀”,“伪示有逢僧尽杀之说”《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90、495页。。而南京城外60里有一个焦村,“离焦村六七里之龙□村中有庙宇,高八九丈,远望可见。‘贼’首李宪领兵查问,二三老对曰:此庙系本村香火,且住持系道士,非和尚,幸勿毁。李视之确,村中又以酒及鸡鸭送与,彼受鸡鸭,将酒打碎,答以元宝两只,村中人亦不敢受。〔李〕因以蓝布顺字旗赠之曰:持此,续有大兵来,亦可安堵矣。”《癸丑纪闻录》,《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89页。对佛寺毫不留情,对道观尚能通融,这说明佛教最为太平军所憎恶,至少在许多太平军的老兄弟中有这样的倾向。

为什么“老兄弟”对佛教有如此强烈的敌对意识呢?这是同洪秀全的理论宣传有密切关系的。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里,同上帝为敌的是撒旦(魔鬼),诱使人类祖先犯了原始罪恶的那条蛇,正是撒旦的化身。19世纪30年代,梁发编写《劝世良言》时,把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译作“蛇魔”,并说:“蛇魔常在世界之上,专以邪风诱惑人心作恶为能。”《劝世良言》第l卷,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3页。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时,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反对佛教(佛教比道教的势力远为强大),就把上帝与撒旦的对立,变成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阎罗”乃是随同佛教传入中国的名词,它是掌管地狱的神,如果人生在世犯了严重的“十恶业”,就要沦入“六道轮回”“十恶业”即身三业(杀、盗、淫),口四业(妄言、两舌、恶口、绮语),意三业(贪、嗔、痴)。“六道”即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牲道、饿鬼道、地狱道。的最悲惨的地狱受苦。洪秀全则把批判的矛头紧紧对准“阎罗妖”,他把西方的撒旦,东方的龙王,《劝世良言》的“蛇魔”,乃至一切木石偶像等,一股脑儿当成一个东西——阎罗妖。总之,万般邪恶,都由“蛇魔阎罗妖”来代表。他写道:

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而世人偏伸颈于他,何其自失天堂之乐,而自求地狱之苦哉!

近代有怪人,诳言东海龙妖发雨。东海龙妖即是阎罗妖变身。

其一切无名肿毒者类皆四方头红眼睛蛇魔阎罗妖之妖徒鬼卒,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尔等还不醒哉!及今不醒,恐怕迟矣!《原道觉世训》。

洪秀全选择了阎罗妖这一凶恶可憎的形象,作为佛教的代表,作为现实世界封建政权的代表,与之划清营垒,对之大张挞伐。这样,在狂飙般的反对“三教”的斗争中,佛教是最主要的打击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佛教的潜流在太平天国

洪秀全的教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力量,对革命的发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革命初期,全军将士信仰坚定,斗志旺盛,一鼓作气打下了南京,又分兵四出,也所向克捷。战士们鼓舞兴奋。认为那奇迹般的胜利“不是人做事,乃天做事”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5、46页。,是上帝诛妖的明效大验。当时地主、官僚咬牙切齿,大骂太平军老战士“心多入魔”,是“愚迷”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5、46页。,从反面说明了老战士们信仰笃诚的精神状态。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洪秀全的思想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使“独一真神”上帝的权威亿万斯年地保持下去,他进一步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上帝”的政策,对儒家的态度也从温和而转趋严厉。包括自己的旧作,他也重新检查一次,对带有儒家气味的文字痛加删除,改版颁行。对于佛教,自然更是不在话下。儒、佛、道三教同清朝统治一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

然而旧的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从太平军本身说,由于革命队伍的膨胀,江南的新战士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新战士对拜上帝的说教“皆不信其言”佚名:《金陵纪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47页。。背诵《天条》、祈祷、礼拜等种种仪式,后来渐成为一种具文,那些礼拜的人,往往觉得讨厌,暗暗咒骂。但因为法令森严,无法规避。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第170—171页。按:该书作者云“这些情形,是我的父亲当时所亲眼目睹的”。军队中的信仰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被冲淡了。

至于在一般居民中推广拜上帝教的信仰,又比军中更为困难。在南京和少数几个大城,太平军用说服(“讲道理”)和强制(鞭笞、杖责、斩首)相结合的手段,使全体居民一律“拜上”,总算维持了拜上帝教的统一局面;但在广大农村却远非如此。作为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却一味地重视城市,对农村则在政治上军事上颇为忽略。这倒使许多地主感到庆幸,他们说:“所幸‘贼’据一城,而城外之人即不归附。”汪士铎:《乙丙日记》卷3,第5页。例如在安徽,太平军长期占领的桐城,地主认为城内的日子虽不好过,但“数年间,乡间尚有安土”萧穆:《敬孚类稿》卷12,《文斗垣先生事略》。。在江南苏、松一带,甚至出现太平军占领城市,而地主武装退居农村;城市中蓄发、易服、改元,而某些乡村继续剃发,通行清朝衣冠、年号的现象。因此,乡间祭祖、敬神、拜佛的旧俗大量存在,佛教的潜流最初有如涓涓之水,不绝如缕,到后来竟至公然泛滥城乡,冲破了拜上帝教的堤防,波及太平天国的领导阶层了。

据方宗诚《释常泰传》所记,在太平军占领区的安徽舒城,许多佛教的庙宇、和尚被保留下来,有些和尚态度倨傲,居然公开对抗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拒绝“归顺”。舒城大宁禅院的方丈常泰就是这样的一个和尚:

初,“贼”之据城也,尽收僧田租税。他僧有跪求于“贼酋”者,得半留。“伪职”某素知常泰,使人示意。答曰:吾宁饿死耳,肯屈膝于“贼”耶?有僧以树木被戕害,讼于“贼酋”。常泰曰:吾辈虽为僧,然服皇上水土,亦当知皇上之恩,奈何以树木故而弃大义?方宗诚:《柏堂集·次编》卷6《释常泰传》。

这条资料所记载的是太平天国初期的情况。按:《柏堂集·次编》所收的文章,都是咸丰三年(1853)至七年(1857)所写。那时至少在安徽的一些县份,不但允许寺庙、僧侣继续存在,而且还允许寺庙保有地产,向农民收取一半地租。对佛教如此宽让,竟然仍有某些和尚拒绝“屈膝”,民事纠纷也不屑于找太平天国地方政府裁断,表示效忠清朝“皇上”,不承认太平天国的统治,也可谓气焰甚高了。不过,那时佛教总还算只在民间半合法地存在,还没有一个太平天国的官员去参加佛教的宗教活动。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随着儒教的抬头,佛、道二教的活动也日益公开化、合法化了。以苏、常为例:1860年太平军刚刚攻克这一带地方的时候,“每见庙宇寺观必拆毁焚烧,神佛塑像刀砍足践,灭迹不留,呼为死妖”《鳅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83页。。地主分子还扼腕叹息“三教俱废”《鳅闻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83页。。但是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各乡坐卡‘贼’目,日久在乡,与土人熟悉,转受良民之化,有愿作‘正道’者”。什么是“正道”呢?这就是背弃拜上帝教,皈依佛、道。常熟的太平天国将领同乡官一起,居然在阴历七月十五日,按照佛教的惯例,大兴“盂兰盆会”。常熟守将康天安、钱桂仁也借口“闻夜中鬼哭”,命30多个和尚在庙中大作佛事,拜忏,放焰口(盂兰盆会、拜忏、放焰口都是佛教追荐亡魂的盛大仪式)。钱桂仁还不顾太平军老战士的反对,把一大批“缁流”(和尚)、“羽士”(道士)从乡间召到城内,甚至弄到自己的官署内“入馆祈修”《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123页。。苏州守将熊万荃害了病,便到山塘度凡庵去求药方,病好以后向佛还愿,“酬佛檀香一担,鞭爆二千,施红绫等件”,以至于上行下效,他手下的太平天国官员都“信从”了佛教,“香烟极盛”。原来被禁止的纸人纸马一类的祭奠用品,又兴盛起来。当时地主文士记载说:佛道等教“至此禁弛,与鸦片之愈禁愈盛,同一具文”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0页。。在杭州,原已焚毁的上天竺大佛殿,又被某些太平军将领修复成一个较小的佛殿,他们的女眷们到佛殿中“争相祈祷”,“死妖”又变成顶礼膜拜的对象。所以地主文士作诗恶意地嘲讽道:“土木无知唤作妖,神祠非撤即焚烧;灵山咸应称天竺,殿宇重新五彩描。”丁葆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61页。

太平天国的将领尚且如此,那么城乡居民之中求仙拜佛的活动便可想而知了。据吴江县大地主柳兆薰的日记所载,该县地主的生活几乎一切照旧,向农民收租之余,还要念经、诵咒、扶乩、求签,向神佛、祖祠拈香叩头,保佑他们“租赋有着”,“祈早灭贼”哩!《柳兆薰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58—159页。难怪在1861年春天,干王洪仁玕奉旨催兵,经过安徽、浙江的广大地区,沿途所见“郡县乡镇,多有妖习未除,妖形未化”,竟使干王“不禁触目惊心”《钦定军次实录序》。按:此处所谓“妖习”、“妖形”,自然包括儒佛道三教;而根据洪仁玕对儒家始终一贯的温和态度,他所谴责的主要应是佛道二教。了。

其实,不仅在一般居民中,在太平军将士中没有断除佛教的影响,甚至连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例如忠王李秀成,也对拜上帝教十分冷淡,而受到佛、道的深刻影响。据曾经多次与李秀成会见的外国传教士何默斯(J.L.Holmes)的报道,关于拜上帝教与西方“圣经”所讲的道理,李秀成“对这问题并不感兴趣”,“不愿把它作为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考虑”贺翼柯:《戈登在中国》(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57页。。他对宗教抱着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因而思想驳杂,不泥一说。兵败被俘以后,他在《自述》中写道:“来在天朝,蒙师教训?可悉‘天文’。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后有一老师,年有九十余岁,教我七日七夜而知。后此人不知〔告〕而去,寻踪无由。今已被拿,天数难辞,故而明说。”《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8页。这里,李秀成所谓的“天文”,就是陈旧的星象之术。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他与被俘后的李秀成谈话:“李(秀成)又言:‘天上有数星,主夷务不靖,十余年必见。’余征其星名度数,则皆鄙俚俗说而已。”《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李秀成特意投师学习并夸示于人的星象之术,虽然并不就是佛教,但也正是太平天国本身所反对的“妖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述》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对洪秀全反对“三教”的斗争所持的看法。他写道:

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自周至今,数千年之大换……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6页。

这一段话所包含的思想,可能直接来源于《封神演义》,如果进一步追溯它的思想渊源,则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劫”,是佛教的名词,是极长的时间单位。宇宙的发展,要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叫做“成劫”、“住劫”、“坏劫”、“空劫”,在无量无边的灾难中循环不已。尤其每当坏劫来临,特大的灾难出现,从阿鼻地狱起,经过人间,直到诸天,无论是人、是鬼、是神,都不能逃免,毁灭得干干净净(佛自然除外),于是空劫来临。这样的设想是佛教所特有的。再与儒、道二家的天命、术数思想相结合,便构成封建中国流行的历史观。李秀成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世人之劫数”、“五百年之大数”;焚庙宇、毁偶像的斗争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天朝的失败是“数尽国崩”……这种种的说法都是上述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当时,许多地主、士大夫的看法也都是这样。例如在太平军占领苏州时期,一位封建塾师在笔记中写道:“南库城隍庙、绿稼桥永兴庵以及园通庵、杨山太尉堂,‘贼’俱指为妖庙,悉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呜呼,神亦有劫数耶?”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7页。“神亦有劫数”,这种想法带着佛教的鲜明烙印,与李秀成不约而同。可见佛教的幽灵在太平天国到处出现。

三、洪秀全思想中的佛教因素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是反对儒、佛、道三教的斗争中最为激进、最为坚决的人物。为了维护拜上帝教新天新地的纯洁性,他要用上帝的宝剑,斩断万根烦恼丝,同一切旧传统、旧思想、旧文化一刀两断。

但是,如所周知,洪秀全同儒家思想始终没有割断联系,直到后期,仍同儒家思想难解难分。不错,他最痛恨以阎罗妖为标志的佛教,并以佛教为最主要的打击对象。然而他凭着对阎罗妖深恶痛绝的感情,就能够同佛教思想一刀两断吗?否。诗人李白有一个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洪秀全同佛教思想的关系也正是这样。下面我们将从他的世界观和他所借取的思想资料上进行一些考察。

《原道觉世训》是阐明拜上帝会教义的根本文献,也是讨伐佛教的激昂的檄文。这里面有一段最富哲学意趣的文字,值得注意:

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7页。

这是洪秀全的人类起源论(也可以看作世界起源论);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成分,有基督教的,有儒教的,也有佛教的哲学。“上帝”是基督教的观念,但“一元之气”从何而来?“气”这一范畴既不见于《圣经》据《劝世良言》第3卷《论元始造生之人初性本善》写上帝造人云:“神爷火华乃照自像之仿佛,以地土红尘而造成一人,将灵命之气,吹进其鼻孔之中。”(《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47页)又,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刻《旧遗诏圣书·创世传》云:“上主皇上帝则将土尘甄陶人也,亦以生气喷入鼻孔,其人即成活灵也。”按:此“灵命之气”或“生气”即英文《圣经》“the breath of life”的译文(“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与“一元之气”毫不相干。,也不见于《劝世良言》,而是古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从先秦即已出现,至宋朝讨论尤多。洪秀全年轻时读诗书,应科举,程、朱的哲学不能不对他发生深刻的影响。程、朱连篇累牍讲“理”讲“气”,什么“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同治应元书院刊本)卷1,第1页。,在当时的士子中是尽人皆知的。朱熹讲到“天”,曾明确说过:“天只是一元之气。”《朱子语类》(同治应元书院刊本)卷6,第8页。儒书上的“天”,洪秀全以为就是“皇上帝”;“天只是一元之气”,也正是《原道觉世训》所谓有“皇上帝一元之气”的哲学背景了。这样的哲学离儒家太近,离基督教太远,洪秀全自己在几年以后显然也觉察到了,所以在1852年的重刻本中作了修改,“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改成“皆由皇上帝大能大德以生以出”,以期靠近基督教义。

但是紧接着下面还有两句话:“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这两句话是继续论证上述“一元之气”创造宇宙万物的原理的。但“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命题,无论从语言形式或思想实质来说,都不是基督教,而只能是程、朱理学,进一步说,是十足的佛教哲学。

“一本万殊”,或曰“理一分殊”,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按程、朱的说法,“理”是精神性的实体,“气”是物质材料。“理”是“气”的主宰,在宇宙万物没有产生以前,先有一个“天下公共之理”存在着。这个“公共之理”流行化育,才产生世上万殊的事物。因而,每一具体的事物,都被赋有那个公共的、统一的理。从事物的特殊性上看,每一事物所具有的“理”,是“各各满足,不待求假于外”的;从事物联系性上看,它们的理又是“可推而无不通”《朱子语类》卷18,第9页。的。所以,统一的理分散成万殊的理,并没有因此而被割裂:“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朱子语类》卷94,第41页。什么叫“月映万川”呢?“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朱子语类》卷94,第42页。以上就是程、朱关于“一本万殊”或“理一分殊”的说明。

由于万事万物都具有“可推而无不通”的统一的理,所以他们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二程先生全书》(康熙程氏刻本)卷2上,第1页。又说:“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子语类》卷94,第41页。在这里,主观和客观、一般和特殊的界限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月映万川”的圆通世界。“月映万川”是佛经上常用的比喻,朱熹并不太避讳他这种思想来自佛教,他说:“……能贯通者,只为是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18,第9页。朱熹所引证的释氏的话,正是来源于禅宗玄觉和尚的《永嘉证道歌》见《大正藏》卷48(诸宗部五),第396页。。禅宗的另一和尚契嵩也说过:“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灵,若寂,若惺。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固弥于万物,谓之万物,固统于一物。一物犹万物也,万物犹一物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大正藏》卷48,第346页。契嵩所说的“心”,不正是程、朱的那个流行化育的“理”么?“一物犹万物,万物犹一物”,“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万物是一物,一物是万物”——这些命题不正是一个来源么?

其实,程、朱“理一分殊”的理论不仅仅是承袭佛教禅宗一派,而且还承袭了华严宗一派的哲学。华严宗早就提出了“理”和“事”这一对范畴,“理”(即真如)是宇宙间精神实体,世界的本源;“事”是宇宙间森罗万象的事物。华严宗的根本理论是“法界缘起”,就是讲那个“理”流行化育、派生宇宙万有的过程。正因为宇宙万有都是那个完整的“理”所派生出来的,所以每事每物中都包摄了完整的真理,一粒尘土就“全同”于整个世界。华严宗的创始者法藏和尚说:“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华严发菩提心章》,《大正藏》卷45(诸宗部二),第653页。因此,一中具多,多中具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4,见上书,第503页。,万殊一本,圆融无碍。程、朱理学,就从这里面脱胎而出了。程颐的弟子刘安节读了《华严经》以后,去请教老师,程颐回答:“只为释氏要周遮(佛教只是要绕弯子罢了),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二程先生全书》卷18,第18页。按:刘安节问的问题是:“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庸按:这就是华严宗所提出的‘三观’、‘四法界’思想)。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庸按:法藏和尚用十面镜子安排于上下八方,面面相对,中置一佛像,燃灯以照之,十面镜子的佛像便交相反映,无有穷尽,以说明一相多摄的哲理)。此理如何?”这些佛教概念颇费周折,非数语可尽,故引文从略。这就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自己的哲学是不绕弯子的华严宗哲学。

上面,我们不得不用最必要的篇幅,简述了《原道觉世训》同程、朱理学的关系,以及程、朱理学同佛教的关系。此外,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说的“天人一气理无二”《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页。,同样与基督教无关,而与程朱理学、佛教哲学息息相通。洪秀全可能根本没有读过佛经,但他通过程、朱理学的影响,而间接沾染了佛教的思想因素,这却是不依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这毕竟是间接的、曲折的佛教因素。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中,有没有直接从佛教移植的东西呢?

如所周知,拜上帝会创立的缘起,是洪秀全在“丁酉年”(1837)的异梦。据《太平天日》记载:洪秀全被上帝接上高天,上帝诏告他:妖魔正在凡间危害世人,“不但凡间有妖魔,即高天三十三天亦闯有妖魔矣”。洪秀全怒极而与妖魔战斗,将妖魔从三十三天上一层一层地向下驱逐,等到“逐下凡间这重天时”,洪秀全砍死了无数妖魔,其余的妖魔也大部分被降服,“其遵命落十八重地狱不敢作怪者三分居二焉”《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7—39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十八重地狱”、“三十三天”和“凡间这重天”等概念。“十八重地狱”不是基督教的地狱,佛教有《十八泥犁经》,专讲十八重地狱,至为明显,毋庸讨论按:陈恭禄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曾指出:太平天国的“十八重地狱,来自佛教,与基督教无关”(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第3版,第169页)。不过除此一句话外,没有再论证太平天国与佛教的关系。。至于天上的层次,在太平天国文献里面,屡见不鲜。除《太平天日》以外,还有:

当前三十三天上,几多磨过雪云中。……天王又预诏:头打三十三天,脚下十八重地狱。《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爷哥朕幼坐天国,三十三天爷排先。《朝天朝主图》。

天父上帝海底量,三十三天妖闯上。……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

今览辅叔本奏:东王舍命顶天,代世赎病,天大功劳,恳造正九重天廷,以备幼东王莅任袭爵之所。朕旨准。《建造正九重天廷并封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

按照洪秀全的安排,上帝住在最高一层的三十三天,东王的灵魂住在第九重天,《太平天日》记载,1847年冬洪秀全题赠一诗给拜上帝会早期信徒曾玉璟,勉励他“尽把凡情丢却去,方能直上九重天”(见《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50页),则是一般功勋人员死后皆可上九重天。“凡间这重天”的下面则是十八重地狱。这样多的等级层次,在基督教里是根本没有的。1854年英国船“拉特勒”(Rattler)号船长麦勒西(Mellersh)等人到天京,向东王杨秀清书面提出一些包括教义在内的质疑问题,东王在复函中又反过来质问他们:“尔各国拜上帝、拜耶稣咁久,有人识得天上有几多重天否?”《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见《文史》第1辑(《新建设》编辑部编)。这样的盘问,当然会使西方基督徒们目瞪口呆的。

“天有九重”,这种观念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至于三十三天,则只见于佛经。根据佛教教义,大地之上的诸天也是等级森严的,从低级到高级共有二十八层,即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欲界六天即: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色界十八天分初禅三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二禅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三禅三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四禅九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无色界四天即: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超出于诸天之上的是佛、菩萨。在欲界六层天中,第二层是忉利天,也叫三十三天。这一层天在须弥山顶上,中央为“帝释”(释提桓因)居住,东西南北四方各有八大天王,共三十二天王拱卫。三十二天王连同帝释天一起,称三十三天,这就是人间抬头所见的青天,它在佛书里是等级很低的天。佛教是虽善于吹牛的,按佛徒的吹嘘,中国儒经上的“上帝”或道教的“玉皇大帝”,就是三十三天的那位“帝释”。佛经上描写释迦牟尼说法时,帝释只能远远地站在无数菩萨、阿罗汉及诸天神后面洗耳恭听,连佛的弟子资格都不够。洪秀全未读佛书,不晓得他们的这一套牛皮,只是耳食了“三十三天”一词,遂将其移植到拜上帝会里面,作为“爷火华”上帝的住所。

洪秀全在反儒、反佛战场上,前路勇猛冲杀,所向披靡,而后路却遭敌迂回渗透,堕敌陷阱,这不能不是英雄憾事了。

四、小结

(一) 太平天国反对儒、佛、道三教的斗争,是被压迫的农民对封建精神牢笼的勇猛冲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伟大创举。在这次革命运动中,佛教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不管这次运动采取了如何离奇怪诞的形式,不管它是如何不彻底,并且最后归于失败,但它的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二) 在反对“三教”的斗争中,洪秀全是最为激进的领袖人物。但由于佛教与儒家互相结合,长期统治,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前提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洪秀全在世界观上,在思想资料的借取上,都存在着来自佛教的因素。这些佛教的思想因素,有些是通过耳濡目染,有些是通过儒家哲学的渠道,不自觉地带进了拜上帝会。思想文化的连续性、渗透性和继承性是割不断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 但这并不是说,旧传统旧思想的反动影响永远不会消除,永远不会制服;只是说,对那种在社会历史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体系,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用简单的方法去制服它。恩格斯说:“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只能靠科学的威力,靠说理的威力,才能彻底清除一切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影响,使社会文化大踏步地前进。

(原载《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