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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何玉成冤词——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

胡思庸:何玉成冤词——三元里抗英斗争领导问题之我见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反侵略斗争,它的伟大功绩早已载入人民反帝事业的光荣史册。这是一次以农民为主力的自发斗争,但是又难以想象,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纯属“乌合之众”“不期而会”的偶发事件,而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曾在其间起了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

《夷氛闻记》曾记载,当英军包围广州、奕山败溃议和之际,英兵“闯至泥城、西村、萧冈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余乡,……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夷氛闻记》卷3。。根据这条时人记载,还有其他原始文献,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应该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1951年,广州的有关同志出于对人民革命斗争史的高度重视,召开了“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会上,三元里中农韦祖同志第一次提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本人祖父绍光首先发起,四处宣传”的。这个调查纪录发表在《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上,该期的《编者按》说:这个调查“应是可靠的”,“可纠正其他资料的错误(如梁廷楠《夷氛闻记》误言三元里等村人民抗英斗争系先由举人何玉成柬传各村)。”1958年,几位同志再次访问韦祖,韦祖再次肯定:“当时英军到三元里奸淫掳掠,我祖父首先发难,由他带头,村人都奋勇参加杀敌。……我祖父还在我村及各村进行抗敌宣传,得到各村群众的热烈参加,打败了英国鬼子。”《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以下简称《史料》)第167页。

从1951年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3年,许多同志对三元里抗英斗争进行了几十次的调查访问,发掘了大量的口碑、资料和实物,填补了历史文献的缺漏,成绩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待这些调查资料,正像对待其他历史文献一样,本应加以科学的分析甄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相。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内,在有关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教学中,韦绍光被描述成了三元里附近103乡抗英群众的公认领袖,而何玉成等爱国士绅的名字被抹掉,《夷氛闻记》的上述记载被当作纯粹的“误言”而“纠正”了。老实说,这早已引起许多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师的怀疑,哪怕他们也曾经照着说、照着写也罢。

去年,卞哲同志《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载《读书》1979年第2期。一文,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该文指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力量,但是不能否认地主阶级在当时起了组织领导作用。据鸦片战争时的公私文献,萧冈乡的举人何玉成是103乡群众代表会盟牛栏岗的主要领导人。”对于菜农韦绍光的领袖地位,该文表示怀疑,因为“在鸦片战争时写的公私记载,甚至民间诗歌都没有‘片文只字’”。该文认为,拔高韦绍光,抹掉何玉成,是一种唯成份论的表现。诚然,卞哲同志把何玉成当作“一百零三乡群众代表会盟牛栏岗的主要领导人”,是欠斟酌的,因为103乡代表会盟牛栏冈,并推举何玉成领导一事,缺乏史实根据。但三元里抗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何玉成,而不是韦绍光,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却是几个院校的同志于1978年2月在广州、同年10月在开封的讨论会上所形成的一致看法,卞哲同志的上述论点反映了他们的看法。

然而这种看法却被视为大逆不道。陆力同志《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领导问题》载《读书》1979年第8期。一文,就是对这种看法所进行的尖锐抨击。陆力同志认为,卞哲“不相信今人调查”,竟至对农民韦绍光的抗英“盟主”地位发生怀疑,这“实在是可怪”。他写道:“卞哲同志揭橥反对‘唯成份论’,但反到隔壁去了,变成另一种‘唯成份论’”。这无非是说:政治立场有问题,诬蔑农民,为地主知识分子树碑立传!陆力同志还对当前“学风”提出指责,说是“城中爱高髻,四方高一尺”,大有人心不古之慨。

这样的论战方法,要是放在前几年自然会使人们诚惶诚恐,噤若寒蝉而屏息待命的。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用同志式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的商榷为好。

(一) 陆力同志认为:何玉成“这样的人能说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算是活见鬼了!”,“这和所有记载都矛盾”。

我们姑且撇开《夷氛闻记》等时人的间接记载不论,仅从现存的原始档案文献里面,也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例如,在三元里抗英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何玉成等爱国士绅曾向两广总督祁递呈,要求对抗英死伤的群众进行抚恤,建立忠勇祠按:何玉成等人的呈文肯定写在阴历四月十六日(阳历6月5日)以前,是时三元里武装斗争虽已结束数日,但乡民痛斥英军的揭帖正纷纷贴出,所以这时仍属三元里抗英运动的范围。。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841年6月6日)祁批:“该举人何玉成等,督同各乡丁勇,奋不顾身,杀毙匪(指英兵——笔者)多名,我乡民亦有伤亡。实属志切同仇,深知大义。……”罗香林:《鸦片战争粤东义民抗英史料》,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下简称《鸦片战争》)1954年版,第4册,第30页。此处“督同各乡丁勇”,显然含有组织、领导的意义。

同日,三元里等90余乡有功名、有头面的地主士绅,贴出了《三元里等村衿耆说贴》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39期,钞件十八。,表示对侵略者“不共戴天,誓灭英逆”。“说贴”声讨了英军的侵略暴行之后说:“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咱〔〕麦斩首于南岸。”(按:“伯麦斩首”乃当时群众传闻之误)此处“我等”二字,表明这些“衿耆”们公然自居为三元里抗英群众的代表,可以说他们是贪了农民群众之功吧,但尊重事理的人不难判断:他们确是参加了斗争,并且起了某种组织领导的作用。“说贴”中还说:“饱德之义士襄助口粮,荷锄之农夫操戈御敌。”其中“饱德”者,正指士绅。

上述说贴的起草人之一,就有何玉成。根据当时文献,两天以后,奕山、祁等文武大员为了奖励三元里的斗争和“说贴”的写作“骂得英逆妙极”,便委托广州知府和南海、番禺两知县在大佛寺宴请了何玉成等13名士绅,并当场发给各乡死伤群众恤银5000两《史料》。又见《鸦片战争》第4册,第21页。。这也有力地说明了问题。

以后,由于何玉成在三元里抗英中的作用,清政府特赏给奖匾,并授予六品军功。其弟何壮能《族谱序》一诗有云:“厥后四月夷围城,城北村民皆骇惊。相斗略输伊略赢,肆逞狐威村前塍。……相联众社奋豪英,杀毙多夷振威声。藉非国福惟孔厚,北郭战功何由成。复蒙大宪嘉乃绩,优赏首事添光荣。覃及同袍〔胞〕暨同泽,铭勋不遗弟与兄。”《史料》第206页。就是写的何氏弟兄参加三元里抗英、因功受赏的事。直到1844年,广东巡抚程矞采在保奏升平社学、公所的出力士绅时,还列有何玉成的名字,对他的考语是“举人、六品军功何玉成,奋勉有为,不避艰苦,前在三元里打仗,著有军功。……”《原藏故宫大高殿军机处档案》,《鸦片战争》第4册,第202页。

上述来源不同的档案、文献雄辩地说明了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何玉成确实起了组织领导作用。如果硬说那些原始史料全是“活见鬼”,我们实在无法可想,只有诉诸史学界的公议了。

(二) 《夷艘入寇记》一书,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有如下记载:“及讲和次日(按为1841年5月28日),夷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议报复此处“报复”二字,陆力引文为“叛变”,当系排印之误。,号召众乡,勇壮云集,四面设伏,截其归路……”陆力同志征引了这段文字,然后作出判断说:这段记载“大体是三元里之役全程。‘号召众乡’的是‘里民’究竟是谁?三元里人,见诸记载的只今人调查材料中的菜农韦绍光,……何玉成是三元里北萧冈人,他来‘号召’当然有可能,而文献不载其事”。

但这条记载帮不了陆力同志的忙。首先,《夷艘入寇记》不是第一手资料,只是时人的间接记载。像这一类性质的资料很多,例如《英夷入粤纪略》说:“番禺三元里诸乡民,忿英逆横肆,纠合各乡义众,一呼而集,万有余人。”《鸦片战争》第3册,第10页。所谓“诸乡”“纠合各乡”,并没有说一定是三元里乡的某个农民去“号召”的。《广东军务记》说:“逆夷又往三元里及萧岗各乡,复行扰害,由是乡民共愤,鸣锣聚众,杀死逆夷……”《史料》第33页。这里却明确提出何玉成的故里萧岗,同属首义的乡村,与《夷氛闻记》的记载相同。《同治南海县志》也说:“英吉利兵分扰三元里等处,各村庄民愤甚,歼而瘗之。”《同治南海县志》卷3,《舆地略·前事沿革表》,又同书卷26《杂录下》亦云:“……三元里等处各村庄村农愤甚,歼十数人。”这里“各村庄民”,也没有单指三元里一村。总之,这些大同而小异的记载,只是说明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主力是农民,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人怀疑。但是从这些记载里并不能解决具体的组织领导人问题,更没有片言只字提到韦绍光其人。

当然,陆力同志尽可以指责古人带有阶级偏见,故意不记载菜农韦绍光的事迹。但是,我们却可以从靖逆将军奕山的奏折里看到在三元里战斗中,普通农民颜诰长等人英勇杀敌的事迹,道光皇帝朱批:“览奏欣悦之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中华书局版第2册,第1059页。奕山奏中的颜诰长,据解放后多次调查,是番禺县唐夏乡的贫苦农民,绰号“定拳长”,并于1854年参加过天地会的红兵起义。其后裔及村人至今多能言其佚闻。而被当作三元里“领袖”的韦绍光,却在公私文献中找不到痕迹。文献为什么厚此薄彼,能够解释得通吗?

其次,被当作三元里抗英斗争领袖的韦绍光只见于百余年以后的调查材料,而且只见于韦祖一个人的说法。其他那么多被调查访问的对象,没有一个人说是韦绍光发动、领导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就按“三占从二”之例,也应遵从多数。韦绍光作为一个普通成员参加了斗争,固然是可能的,但作为领袖,实无可能。

相反地,根据广州的同志在萧冈的四次调查,群众却说: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我乡何玉成号召大家奋勇抵抗”,“玉成号召杀一个番鬼,赏十满鸡(十元)”《史料》第169页。。调查材料同原始文献记载若合符节,互相印证。而陆力同志既不相信文献,又不相信调查,只以“活见鬼”三字了之,何以服人?

(三) 陆力同志认为,在三元里斗争中“打起仗来,各乡集合,怎么合适就怎么打。这不需要地主阶级去‘教战’”,“地主阶级的组织领导,一点影子都没有”。

三元里抗英斗争固然是自发的,“各乡集合,怎么合适就怎么打”。但是请问:103乡的群众,灌去邀来“集合”的?这不需要一点点组织串联的工作吗?根据调查材料,“五月二十九日(阴历四月初九),十余个鬼子闯到我村(三元里)……想强奸韦绍光老婆,因而惹起大家的愤怒,将鬼子围住,把逃不了的十一个鬼子杀了,尸首扔到猪屎坑里”《史料》第165—166页。。次日,英军千余前来报复,群众诱之于牛栏冈,各乡闻讯赶来,将敌人重重围困,战斗进入高潮。如果照1958年韦祖同志的说法,靠韦绍光“在我村(三元里)及各村(103乡)进行抗敌宣传”,那么短的时间,办得到吗?

看来,《夷氛闻记》关于举人何玉成“柬传诸村”的记载,要合理得多。而且,如果事先没有丝毫的酝酿、准备工作,如果不通过适当的有效的渠道,事起仓猝,临时再去“柬传”也是来不及的。

查何壮能《族谱序》诗中记述三元里抗英一事,有云:“相联众社奋豪英,杀毙多夷振威声。”自注说:“时联合本司各社学保守乡间,适夷匪扰境,各乡民壮到击夷者甚众。”这说明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之前,何玉成等爱国士大夫已从事联合旧有社学进行“保守乡间”、抵抗英军骚扰的尝试。这一点也可以从群众的口碑中得到证明。在1953年的有关座谈会上,三元里群众提出:“据父老传说,三元里打仗前,各乡就有初步组织,并约定,一有警报就全体出动,互相援助。”《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165页。历史文献与群众口碑都证明:三元里抗英斗争,事前确有“初步组织”为基础。这个“初步组织”不是别的,就是“保守乡间”的旧有社学。三元里等各乡群众在5月30日的迅速会合,正是通过旧有社学的渠道进行联系的。

“社学”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到明代。它原是封建士人的教育、集会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辅助机构。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利用社学这一机构作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工具的,不止何玉成一人。例如监生王韶光(他同何玉成是儿女亲家),也曾率领城郊东北六社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前往参加战斗,事后被赏六品军功。次年,王韶光在上粤督祁的一个呈文中说:“窃自去年英逆滋扰城北,职等督东北路六社客民,歼毙夷匪多名,……”前“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第2卷第2期:《番禺东北六社义民禀督署请建东平总社呈文》。这里“东北路六社”,就是东北路的六个社学。鸦片战前,许多社学也叫做“社”,升平社学就叫“升平社”。张友仁、胡希明:《三元里抗英社学史料》,载《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1959年版,第133页。

在三元里抗英斗争期间(5月30日),广东乡民同时在十三行门口贴出一张对英国侵略者的“晓谕”,内中历陈绅民的抗英决心,说:“我虽乡愚小民,乃亦天朝赤子。惜身家亦惜土地,终怀父母之邦;保土地即保身家,愿作干城之寄。因仇同愤,何烦长官操戈;振臂一呼,自足歼诸丑类。……所以隐而未发者,盖因仓猝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于官帅之和议,故尚退居自保,来敢擅行。……而成城之众志,始终无殊。”《广东乡民于十三行门口出示晓谕》,《鸦片战争》第3册,第319—320页。这张“晓谕”中所谓的“集众公盟”,自然是各村联合、誓师以反抗侵略、保卫身家的意思;晓谕中所谓的“官帅之和议”,即指奕山同英军订立《广州和约》(5月27日)。由此可见,早在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之前,广州各乡绅民已经有了联合,有了“集众公盟”之举,而“集众公盟”的最便利的渠道,自然是旧有的社学了。不过,社学“集众公盟”之后,由于《广州和约》的订立,绅士们“未敢擅行”,推迟了抗英斗争爆发的时间。5月29日,英兵到三元里等村大肆淫掠,群众大愤,抗英斗争的时机完全成熟,何玉成柬传各地社学,自然一呼百应,势若燎原了。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事实:前些年许多历史著作都说,5月29日,英兵到三元里淫掠,菜农韦绍光临时首倡抗敌,号召各村群众到村北三元古庙集合誓师。这不但与历史留下来的原始记录不合,而且从事理上判断,这样短的时间,又无联系的渠道,集合103乡素无组织准备的群众进行战斗,也是断断不可能的。因此,只有依据原始文献的记载(社学的旧有渠道,早些天的“集众公盟”),才能合理解释103乡群众的迅速集结。当然,农民群众迅速踊跃地奔赴战场,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连妇女儿童也齐心助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归根究底,这是劳动群众建立的功勋。而何玉成及社学的爱国士绅所起的作用,只应给予应有的肯定,不能喧宾夺主,过分夸大(自然也不应抹杀)。

三元里斗争的第二年,即1842年,以抗英为直接目的的广州各处社学相继建立起来(毋宁说是旧有社学的改组,或重建),而何玉成、王韶光等正是其中的骨干人物。如所周知,这些社学在以后的抗英斗争中,起了颇大的组织领导作用。因此,从社学建立的前前后后,正可以说明三元里抗英斗争本身,爱国的地主士人也起了不小的组织领导作用。

(四) 然而,陆力同志说:“从大量史料中,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地主阶级的组织领导作用’。”他拿出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大量史料”呢?原来,他摘录了几种时人的间接记载以及文人的诗歌之类,那里面明明写着三元里打仗的是“乡民”、“里夫”、“草野”之人,并没有写明“士绅”的字样。

诚然,手执戈矛、冲锋陷阵的全是农民和手工工人,不会有地主士绅。但这与爱国地主士绅在其间所起的组织领导作用并不矛盾。

而且,“乡民”、“里夫”、“草野”一类的字样,并没有严格的阶级涵义,只表明这场斗争是民间自发的,不是“官办”。足以反驳陆力同志的史料倒是“大量”的,例如本文前引的《三元里等村衿耆说贴》,“衿”是有功名的人,自然是地主,“耆”是年高的“乡老”,主要也是地主。再如当时三元里等村所贴出的《乡民讨英夷檄》,既然标题用“乡民”字样,是否专指农民呢?否。在这个檄文里明明写着:“……是以乡老绅民,亲率义勇,牧子樵夫,共围残暴。”《史料旬刊》第39期,钞件十九。其中,“乡老绅民”,主要指地主,“牧子樵夫”才专指农民。可见,“乡民”一词,包括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里夫”、“草野”等词同此,不再赘述。

俯拾皆是的史料,陆力同志“看不到”,还要说“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偏见。偏见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形而上学的歪曲:阶级的矛盾和对立是僵死的,不会发生变化的,没有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没有任何统一性。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时候曾明确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中国社会内部各级阶“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并特别列举鸦片战争作为例证。《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95—296页。据此原理,三元里抗英斗争中爱国地主士绅的组织领导作用并不难理解。我们口口声声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在许多场合,尤其是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对一些具体问题,往往采取某种“更革命”的提法。时至今日,早该改弦更张了。

当然,地主阶级很反动,即令是其中比较爱国的士大夫,在民族战争中也有其动摇妥协的一面;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用具体的分析代替笼统的概念。

(五) 陆力同志说:“从何玉成的诗看,这个人的品格实在很低。别人的诗对官僚备加讥诮,何诗则备加颂扬,媚态、奴性兼而有之。别人的诗对乡民备致歌咏,他的诗则说是‘愚民’……”因此,从个人“品格”看,他也不可能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笔者细读何玉成诗,竟看不出来他的品格比别的地主士人低在何处。“别人的诗对官僚备加讥诮”,何玉成何尝不尔?请看下面一首:

群夷须控制,天势设嵯峨。谁失虎门险,竟生珠海波?艨艟频进港,将士尽抛戈。休养由来久,临危竟若何!何玉成:《辛丑首夏书事》,《史料》第296页。

这分明是对清朝统治者文恬武嬉、国防废弛的愤怒控诉,比“讥诮”犹进一层。“谁失虎门险”、“将士尽抛戈”,单刀直入,寻根究底,直使琦善等一班投降派无处藏身。至于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上,“别人的诗对乡民备加歌咏”,请看何玉成诗:

今岁〔〕初夏,寇掠城西乡。少壮争御侮,老弱同赍粮。天心助我民,一雨纷淋浪。彼兵黯无焰,我兵众且强。奋我刀与牌,歼彼犬与羊。夷众下船去,众怒犹未降!何玉成:《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史料》第297页。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巧拙姑置勿论,但至少在情操上是纯真的,对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极尽讴歌之能事。至今读来,觉得实在无可指摘。三元里斗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本与清政府无涉。但当时的微妙关系是:清朝正规军队方在一败涂地,人民的胜利总算使前线的统帅奕山有所交待,有所搪塞;使道光皇帝觉得挽回了一点面子。所以皇帝情不自禁地表示“欣悦之至”。事后论功行赏,其他各乡的地主士绅不免有争功邀赏的表现。梁信芳:《中秋二十七日同金醴香员外黄蓉石比部出北门经三元里至萧冈怀清社即事偶作》一诗有云:“事往有余快,论功谁晓晓?”自注:“事后,闻各乡有争功者。”向谁争功?自然是向萧冈何玉成争功了。作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组织领导人之一的何玉成,在诗中并没有借机自吹自擂,以功归己,而是诚挚地歌颂“我民”,赞扬群众之功。这种“品格”,也不算太低吧。

三元里斗争结束以后,何玉成为殉国的义勇呈准修建了义勇祠,这又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不免有了踌躇满志之感,在诗中写道:

回思接仗时,死事廿余人。发帑重优恤,建祠妥英魂。死者当含笑,生者弥感恩。从兹娴义勇,赴斗情更欣!何玉成:《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史料》第297页。

诗中有“死者含笑,生者感恩”的话,这大约就是陆力同志所加“媚态”、“奴性”诸恶谥的由来了。何玉成决非“完人”,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带有深刻的地主阶级烙印,他的爱国感情和忠君观念是密切相连的。但我们不可忘记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清朝准予为抗英战死的烈士修建义勇祠,如果要求何玉成对此事表示抗议“死者怒目,生者横眉”,未免求之过苛而有悖事理了。

至于何玉成在诗中骂三元里的乡民是“愚民”,笔者浅陋,尚未见到。只知道在1842年夏,清政府下令解散团练,何玉成奉命将自己所部的团练也解散了。他有一诗纪述此事说:

万民皆同心,集众惟一呼。以此慑远夷,不战胆亦虚。……可聚亦可散,谆谕开民愚。招众为敌忾,散归仍荷锄。何玉成:《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史料》第296—297页。

诗中“谆谕开民愚”句,大约就是陆力同志指摘之处了。但这里不是指三元里抗英斗争,而是指1842年的团练。何氏认为皇上的“谆谕”可以开导“民愚”,团练要聚可聚,要散可散;聚则抵御外侮,散则解甲为农。至于“民愚”,也包括何玉成自己。本文前引广东绅民于十三行口贴出的对英“晓谕”,一开头就说:“我虽乡愚小民,乃亦天朝赤子”,其中“乡愚小民”,恰是士绅自谓。这里并没有特别污蔑人民的意思。君王是“睿知天纵”,臣民都“愚”,臣民之忠,谓之“愚忠”。自居为君王的愚蠢奴仆没有一点平等精神,这是封建士人的通病,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不能独责何玉成一人,更不能据此将其人一笔抹煞。

何玉成出身贫苦,教读为生。中举后社会地位虽然上升,但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领导人之一,也是社学的骨干人物。鸦片战后,他仍然积极从事抗英活动。过去,由于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对人民斗争的轻视,遂使何玉成的事迹掩没不彰。我们既然非常重视人民的斗争历史,理应表彰何玉成的功绩,而为其“莫须有”的罪名一雪沉冤。

(原载于《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署名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