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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魏源思想论略

胡思庸:魏源思想论略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好读史,又曾受王阳明心学的较大影响。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又结识了龚自珍,一起切磋学问,议论政治,时人并称“龚魏”。1822年中举后,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这使他接触了大量有关时政的文献,更加留心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清朝的漕运、盐务积弊很深,公私交病,陶澍、林则徐先后作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试行南漕海运和票盐等项改革清代江南漕米北运,过去都通过运河。但整修运河的费用和沿途官吏、兵丁勒索的费用越来越大,运费奇昂,速度迟缓,“经数月抵通〔州〕,积久蒸热,米或黯坏”(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书》)。道光六年以后,苏、淞、常、镇、太仓四府一州开始试行海运,雇商人的沙船由上海经海道直运天津,效果很好。

盐务方面,清政府原来实行“纲盐制度”,由政府指定‘官商垄断食盐的收购和运销,从食盐的产地到销售的地区都划定范围,垄断经营。结果官吏同垄断商人勾结舞弊,官盐昂贵滞销,走私风行,公私俱病。道光初叶以后,两淮开始推行“票盐制度”,废除官商垄断,由私商自愿领票买盐,交税后自由运销。,总是找魏源商议筹划,因此,他的经验和知识更加丰富起来。

鸦片战争对魏源的思想震动很大。1841年他投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亲身参与了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愤而写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目的在于激励国人发愤图强,总结经验,学习西方,抵抗侵略。在这期间,他于1844年中进士,分发江苏任知县、知州等职。1853年太平天国进军江南后,他曾倡组团练对抗革命。后病卒于杭州。

魏源在学派源流上,是今文经学的劲旅。他对宋学和汉学进行过多次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宋学空谈心性,“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默觚下·治篇一》,见《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第36页。。这样的学问毫无用处。汉学专搞训诂名物、烦琐考据,“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第24页。,同样毫无用处。他主张恢复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以经术为治术”,即通经致用。

汉学一派用东汉的马、郑来压宋朝的程、朱;而今文经学复兴以后,又用西汉的董(仲舒)、伏(胜)来压东汉的马、郑。作为今文经学家的魏源,正是运用这一战术来同汉、宋二派进行斗争的。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第242页。又,《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第152页)字句与此相同。春秋末年,齐国是个先进国家,制度习俗较新;鲁国落后,保存了许多西周“先王”的遗风旧俗。孔子主张复古,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的话。魏源利用这句话来比喻汉学和今文经学,认为从东汉古文经学回复到西汉今文经学,就好比“鲁一变至于道”。表面看来,这是要“复古”,实际上却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利用“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的形式,为现实的政治改革服务。

为了夺走清代汉学的金字招牌,他甚至不承认它是什么“汉学”。他在为庄存与的文集作序时,赞扬庄氏微言大义的方法,说是:“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第238页。既然今文经学是“真汉学”,不言而喻,“世之汉学”就是伪汉学了。魏源的经学著作,如《诗古微》、《书古微》等,张大今文,排斥古文,比刘逢禄更进一步。《诗古微》发挥今文齐鲁韩三家微言大义,排斥古文《毛诗》美、刺、正、变的解说。《书古微》不但把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作为伪书(这是阎若璩等人早已考明的),而且认为马、郑的古文说也不是来自孔壁真本。今古文的壁垒,到魏源手里更加分明了。

在哲学上,魏源的历史进化观点和素朴的辩证法思想,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学者。鸦片战争前后,一些顽固派的学者起劲地宣扬退化论。例如管同管同(1780—1831),字异之,江苏上元人,桐城派古文家,著有《因寄轩集》。就认为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社会在内,都在衰老退化,他说:“古初之天如婴孩,虞、周如少壮,自汉迄今为衰,后此为耄。……稍不谨焉,则百病丛生,而不可复治。”《原灾》,《因寄轩初集》第1卷。魏源的看法与此针锋相对,他在多数场合认为历史越变越好,后胜于前。他说,三代惩罚罪人,有劓、刖等肉刑,汉文帝以后废除了,这是三代“酷”而后世“仁”;三代实行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秦汉以后变成郡县制,这是三代“私”而后世“公”;三代用人是按血统世袭,“贵以袭贵,贱以袭贱”,而秦汉以后逐渐变化,终于改行科举,这也是三代“私”而后世“公”。《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第60—61页。几千年来,儒家的传统观念认为:“三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后世则每况愈下。魏源的论证是对这种陈腐观念的挑战。当然,他所谓的“仁”和“公”是根据地主阶级的利益判别的,但在客观上,上述制度的变革确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因此他断言:“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而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第48页。他所谓的“人情”,实际上是指人心所向,潮流所趋。凡是违反这一趋向的,变了还得改回去;符合这一趋向的,变了就改不回去了。

他还进一步将这种变化的观点运用于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说明古往今来,天地、山河、湖海乃至人类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要是有人硬是不用桌椅而跪地以坐,不用碗盏而捧饭以食,不用纸笔而用骨、漆书,打仗时还乘古代的兵车,治民时还用古代的肉刑,那末,此人不是“大愚”,就是“大戾”(怪物)。以上种种论证,都十分有力,虽然缺乏高度的理论概括,但实际上他已逼近了历史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一条原理;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和结论,但他也意识到了:历史的进步趋势,总是对人民(在他心目中首先是中小地主)有利的,所以他才能响亮地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第48页。

这样好的变易进化观点,假使进一步贯彻下去,就可能引起一场思想革命。但是,魏源给自己的变易进化观点加上了两条限制:

第一,“道”不能变。他说:“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其所谓的“气化”,在中国哲学史的用语上,通常是指物质。万物一息不停地在变化。其所谓的“道”,则是精神性的东西,它凌驾于万物之上,亘古不变。

第二,循环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本来就是-种循环论。老子的“归根”、“复命”哲学《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也是循环论。魏源承袭了二者的消极影响,他非常赞同老子的“返淳还朴”思想,并加以阐发说:“气化递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论老子二》,《魏源集》上,第257页。这样,历史的螺旋上升运动被误解为忠——质——文的反复循环。

魏源思想中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可惜都没有彻底地贯彻。例如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重”读阳平——笔者),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第26页。这段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包涵矛盾(“有对”),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重、容、双、同必争其功”);在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主”),另一方是次要方面(“一辅”),因此矛盾才作为统一体而存在(“对而不失为独”)。

这种论证来自程、朱而高于程、朱。“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同治应元书院刊本)第95卷,第19—20页。——程、朱说过不少这样的话。然而程、朱看到了“有对”的存在,却不懂“一主一辅”的道理。魏源确实比程、朱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魏源前进以后,又退回来了。不是说“一主一辅”吗?那末,表现在自然界就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表现在人类社会就是“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四夷非中国莫统,小人非君子莫为帡幪”《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第26页。。前进了的辩证观点,却得出了与程、朱同样的纲常名教的结论。这是为什么?从政治上说,这是魏源封建地主立场的表现。从哲学上说,则是因为他仍然没有把辩证法贯彻到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即一主一辅,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向对立面转化。这一点他不可能看到,因此,他还会回到程、朱那里去,回到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那里去。

魏源在认识论上是唯物的经验论,在这方面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首先,他肯定了认识来源于实践。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这就是说,实践先于认识,没有“行”就不会产生“知”。他的名言:“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第7页。在这里,他强调了直接经验在认识上的首要意义。

其次,正因为肯定了认识来源于实践,所以他断然否定了有所谓“生而知之”的人,而强调后天的学习,强调群众的智慧:“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了;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第35页。这些命题,都是毫不含糊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第三,关于人的思想同客观实际的关系,他说:“事必本夫心。……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第156页。这段话的关键部分,可惜他只用“轻重、权衡”的具体事例加以说明。然如稍加抽象,他的意思即昭然无疑有如下述:人做事固然要受思想的支配(“事本夫心”),但客观实际决定人的思想(“轻重生权衡”),而不是人的思想决定客观实际。人的思想是否正确,要到实践中去检验(“验于事”)。

总括上述三点可以看到,他已经成为素朴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者。

但是他的认识论毕竟与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相差甚远。对于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他有较充分的论证;而对于来自经验的感性认识有待于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却缺乏论证。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以至无穷的认识发展运动,更为其梦寐所不及。他还停留在唯物经验论阶段。

正因为他是经验论者,其唯物主义因素就很难贯彻到底。

魏源的有神论是很粗糙的。某些自然现象,知“迅雷风烈”,他相信是神力的表现。古代典籍上的神话,他拿来作为有神的论据。他还把有神论同其阶级偏见结合起来,宣称“君子”之道是“纯阳”,死后灵魂升天成神。《诗经》上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诗·大雅·文王》。,可见周文王升天成神,不但文王,所有的圣贤死后都成神,大圣贤成大神,小圣贤成小神,“各如其德业之大小为秩之尊卑”《默觚上·学篇十四》,《魏源集》上,第33页。,在天地各方继续统治。而“小人”之道是“纯阴”,死后灵魂降地,变成鬼,受天神的统治。这样,鬼神的世界无非是人间封建等级秩序的投影,“神道设教”与“人道设教”互相配合。正如魏源自己承认的:“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第3页。说穿了,不过是吓唬人民罢了。

魏源的政治思想,在鸦片战前和战争以后有很大的变化。

鸦片战前,他对于清朝官僚政治的极端昏暗表示不满,主张改革。他揭露多数的封建官僚都是“鄙夫”、“乡愿”,“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这些人圆熟老成,模棱两可,使你抓不到他们的错处,“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痼”。这种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状态,是封建官僚政治走向末路的征候,魏源认为这是“亡天下之患”《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第66—67页。。

然而总的说来,在鸦片战争以前,在批判旧社会方面,他不像龚自珍那样尖锐泼辣,使气骂座。他所受儒家“岂弟君子”之道,也就是温柔敦厚之道影响太深。见《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按:《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孔燕岂弟。”注云:“岂,乐;弟,易也。”岂弟即和气平顺之意。他说:“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第45页。尽管在哲学上他发挥了那么多变易进化思想,但因为“道”不能变的信念限制着,所以在政治上,他的改革主张不但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甚至连官僚体制的改革也极少议论。他甚至反对谈“变法”:“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默觚下·治篇四》,《魏源集》上,第46页。

法——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法令,他认为不能轻言改变,只需要把那些派生的弊病革除,封建制度仍然会回复它的生命力。所以他最初所筹划和从事的改革,不外乎治河、票盐、漕米海运等一项一项的具体问题。

道光中叶(19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侵略步伐的加紧和鸦片走私的猛增,内忱外患交互影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使魏源惊心动魄。他进行了历史对比,认为有三个方面比前代严重:第一是河患,“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第二是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第三是学风脱离实际,“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第161页。按:此文作于1837年。他主张禁烟,继续筹划治河、漕运和盐政。但是,他没有估计到贫富对立(阶级矛盾)的严重,没有像龚自珍那样,预感到大乱将临,清朝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语调一般是温和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的思想起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战争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蒙昧昏庸、卖国投降,暴露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落后。惨痛的失败使他悲愤填胸,引为奇耻。他发愤写了《圣武记》及《海国图志》等书,尤以后者最负盛名,在思想界留下了巨大影响。

《海国图志》初刊于1842年,50卷。1847年增补为60卷,1852年又增为100卷。它主要以林则徐的《四洲志》等译稿为基础,又搜集了明末以来直到近期西方人所写的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舆图、科技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近人研究西方的著作,甚至包括他本人在宁波、姚莹在台湾审讯英俘的口供,等等,钩稽贯串,写成了一部介绍各国地理、历史以及部分科技知识的大书,并且研究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了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道路。

多少年来,由于闭关政策的重重束缚,中国人看不到世界状况,所以《海国图志》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正如魏源自己所说,“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海国图志》(光绪十三年善成堂刻本),《原叙》,第1页。。这就和龚自珍大不相同了。龚自珍对衰亡着的封建社会设计过种种改革方案,但自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3页。,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仅能从封建文化里吸取思想资料,没有能够开辟新的方向。魏源则突破了狭小的圈子,扩大了视野,提出了新的问题,探索了新的方向。

《海国图志》的内容相当丰伟,现仅从政治军事思想方面和地理学方面,分别作一简要的评介:

(一) 从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看

魏源在鸦片战后的政治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海国图志》前两卷的《筹海篇》内。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唯武器论,论证了朴素的游击战、持久战的思想。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因为船炮之不如人,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朽造成的。许多将帅“非苟且即虚懦”,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交战时不能命中,“反为一二飞炮惊走”,溃散之后为了逃避罪责,便故危其词,夸说敌炮怎样“神奇”,敌船怎样“如鬼神雷电”魏源《军储篇二》,《圣武记》第14卷。。所以他响亮地提出“器利不如人和”的口号,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指挥和善战的军队,“岂专恃船坚炮利哉?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2页。,“以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24页。,这是对唯武器论的有力批判。

魏源看到敌之所长在海上,而孤军远来,所短在陆地,所以他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和人民的英勇,所以又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1页。。他能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的力量,主张对沿海的渔艇疍户乃至“海盗”,对内地的“盐枭”乃至“捻匪”等等,都利用起来组织起来,用于反侵略战争。他的这种主张虽然同时具有削弱人民抗清力量的用意(他叫做“以毒攻毒”),但在民族大敌当前的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

他在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的启示下,主张大胆地“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23页。,在内河与陆地上与敌周旋。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柁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8页。。最后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当然,这样的战略战术在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是不可能贯彻的;但是,在原则上,这种朴素的游击战持久战的设想,确是弱国战胜强国的有效办法。

第二,批判了闭关政策,论证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由于长期闭关自守,清朝统治者愚蠢透顶。1842年5月,鸦片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两年,差不多快要结束时,道光皇帝发出上谕,居然向疆臣打听“究竟该国(指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指我国天山以南地区)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1776—1777页。。这说明清朝君臣上下对世界,甚至对敌人还一无所知。魏源针对这桩事猛烈抨击道:“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4页。他详细分析了清政府多年以来不求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又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根据历史的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4页。这是对闭关政策的有力批判。在打破闭关政策、“悉夷情”的前提下,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所谓“攻”,就是战;所谓“款”,就是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原则,在魏源的思想上绝不是不求自振,依靠投降媚外,幻想在外国的矛盾夹缝里苟延残喘。这一点魏源阐述得很清楚:“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筹海篇一·议守上》,《海国图志》第1卷,第1页。这段话除了“服我调度”、“范我驰驱”这样的用语表现了封建士人的夸诞习气以外,其根本思想是:自强自立,在反侵略战争中坚决而且能够守卫领土,在此基础上利用矛盾,联合与国,挫败侵略者。从原则上讲,这是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有效的办法。

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是《海国图志》的中心思想。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应该学过来,为我所用,以抵抗侵略。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封建顽固派曾扬言西方的制造技术是“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管同:《禁用洋货议》,《因寄轩初集》第2卷。;魏源驳斥道:“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周礼·夏官》:“挈壶氏下士六人。”郑注:“世主挈壶水以为漏。”即漏壶计时之法。,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1页。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东西,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创造发明,古圣先贤不以为那是奇技淫巧。只有那些有害无益的奢侈品才是奇技淫巧。清朝同西方“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6页。。

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各一个,聘请法、美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练精锐水师三万人,十分之八取诸“沿海渔户枭徒”,十分之二取诸水师旧营,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这样,在造船造炮技术和作战训练方面,“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7页。。这支新式海军,战时可以抵抗侵略,平时可以在沿海查禁鸦片走私、护运漕粮、邮递文书、护送民间出洋贸易的商船等。

造船厂与火器局除修造军用船炮外,也可制造民用商船、望远镜、蒸气磨、弹簧秤、风火锯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第2卷,第11页。。此外,在福建、上海、宁波、天津等地的沿海商民,听任他们自由集资开设厂局,制造轮船或机械,作为出售的商品,并允许海外贸易的商民,从外国购买船炮转卖给政府。

可见魏源所设想的,不仅是发展新式的军事工业.而且要发展民用工业;不仅兴建官办工业,而且提倡商办工业。如果再联系他在《圣武记》中主张由商民自行开采银矿,政府“税其什之一二”,而反对封建政府插手开采,“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用不足乎?”《军储篇二》,《圣武记》第14卷。。这就不能不说,魏源在鸦片战后已不自觉地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了。

魏源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40年代初期,当《海国图志》初稿问世的时候,他只是在经济上有了初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到40年代末期以后,他为了增补《海国图志》,继续搜集有关资料。他读了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地理备考》又名《外国地理备考》,道光二十七年刊本。和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书,思想又有所发展。他说,前者“直可扩万古之心胸”,后者使他认识到“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叙》。。这里所谓“以部落代君长”,乃指美国各州州长及总统的选举制度据《海国图志》第61卷,第1页。“部落”今当译为州;“总理部落”,今当译为合众国;魏源有时直称合众国为“育奈士迭”,即United States的音译(这是沿袭林则徐《四洲志》的译法)。,他对这种制度很赞赏。他又把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政治民主赞誉为“西土桃花源”《海国图志》第47卷,《瑞士国》。。说明他思想上对封建君主专制已经不满,而开始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当然,他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溢美之辞,但在当时却是最进步的思想。

(二) 从地理学方面看

《海国图志》是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的空前详明的著作,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不但将中国历史上有关外域的地名与近代的地名加以对勘,澄清了一些地理概念,订正了前人的某些讹误;而且对明清以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著作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批判了他们的错误。

耶稣会士所带来的世界知识不但非常简陋,而且夹杂着一些谬误。例如《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都将欧亚二洲的交界定为“大乃河”(第聂伯河)和“阿被河”(鄂毕河)《职方外纪》第2卷《欧罗巴总说》,认为欧洲的东界是“东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坤舆图说》卷下《亚细亚洲》条,说亚洲的西界“西至大乃河、墨阿的湖〔黑海〕”。但同书卷上《天下名河》条,又把大乃河算作欧洲的名河。不但自相矛盾,而且错误混乱。,魏源认为,将两个大洲“强指一河一泊为界”是错误的,他说:“《职方外纪》之阿细亚与欧罗巴二图,一则界以大乃河,一则界以阿被河。此二河者,一在里海之西,一在葱岭之东,相去二十余度,计五千余里。循前图大乃河,则西侵欧罗巴之界,依后图阿被河,则东侵阿细亚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余里之地,属彼洲乎?属此洲乎?”《海国图志》第74卷,《国地总论上·释五大洲》。魏源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在《海国图志》的《地球全图》中,采用了乌拉尔山的正确画法,说明了他严肃认真的态度。

耶稣会士在他们的地理著作里,随处宣扬基督教的神话迷信,魏源也随处予以严厉驳斥,指出它是“夸诞无稽之说”《海国图志》第41卷,关于《职方外纪》的批注。。《职方外纪》在介绍“如德亚国”(即犹太国)时,连篇累牍宣传天主造人,以及“善人”灵魂升天堂,“恶人”入地狱的说教,魏源从哲理上予以反驳道:“入皆天主所造,何不但造善信,毋造邪恶乎?”按:俞正燮《癸巳类稿》曾批驳基督教上帝造人之说云:“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何造一骄傲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且其子孙中又有圣、有贤、有智、有仁,不尽肖亚当所为,又何人造之哉?”与魏源意同而辩驳更加有力。他认为,基督教天堂地狱菩恶报应之说,是一种粗俗的教义,“皆委巷所谈,君子勿道”《海国图志》第27卷,《天主教考》。。

以上的事例表明了,魏源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奴颜婢膝、顶礼膜拜,而是坚持了民族的尊严和科学的原则,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

当然,由于《海国图志》是一种“创榛辟莽”的新工作,难免出现某些错误。例如关于“佛郎机”,明清以来,士大夫都弄不清楚它究竟在哪里,清朝人把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都叫做佛郎机。这一历史的错误影响到魏源,他在《海国图志》第41卷《佛兰西国总记》中注明佛兰西“即佛郎机,一作法兰西”,并误以为侵占马六甲、租借澳门等都是法兰西干的事情。但在鸦片战争时期,居住澳门的明系葡萄牙人而非法兰西人,魏源也知之甚悉。他无法解释这一矛盾,便说明末法兰西人一度借居澳门,“然佛郎机旋去澳门不居”,后来才由葡人占居。这显然把史实搞错乱了。

《海国图志》是一部大书,出现个别错误是瑕不掩瑜的。为了寻求富国强兵的真理,魏源努力地了解世界,辛勤地搜集可能得到的任何资料。长期的闭关政策给科学研究带来严重的困难,这不是他的过错。

(原载《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