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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

胡思庸: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

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选登了《林则徐手札十则》(以下简称“手札”),并由刘九庵同志作了《辑注》。“手札”先后写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即从林则徐在开封堵御黄河事竣、登上西赴伊犁的戍途、至赐环后滞留兰州、就任陕抚前夕,这段时间的通信。“手札”对于研究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刘九庵同志的《辑注》也写得简明翔实,颇便读者。但“手札”中所涉及的某些史实,还有需要稍加疏解的;而《辑注》偶有一二疏误,也应订正。草此数条,敬请批评。

(一) “手札”之一(按原发表次序,下同)《致李石梧札》有云:“浙事溃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事势如此,徒为野老吞声耳。弟于河上蒇工,仍行西戍。忆上年即应就道,缓至今日又复奚辞?雪海冰山实非所惮,路途音渺,将时事付诸不见不闻,较之有见闻而莫可如何者不犹愈乎!”

按: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因遭受投降派打击,被革去两广总督职务,后又以四品卿衔,派赴浙江镇海军营效力。不久,又奉旨遣戍伊犁。据《林则徐日记》,他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1841年6月10日)到达镇海,至同年五月二十五日(7月13日)奉到遣戍伊犁的上谕,次日即登赴戍途。前后在镇海不过一个月出头的时间,他为抗英防务奔波筹划的一切,离去后都半途而废了。当林则徐行次扬州时,又以黄河决口事,奉旨改赴开封,协助钦差大臣、大学士王鼎办理河工。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河工告竣,他又奉旨仍然遣戍伊犁。而这时浙江前线由于扬威将军奕经的腐朽无能,已经一败涂地了。所以这封信里说“九州铸铁,谁实为之”,不但对奕经的罪行有所谴责,而且也流露了对清廷的不满。

由于现存《林则徐日记》散佚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至次年六月那一部分,林则徐到达开封的日期向无文献可查。今据当时的开封士人痛定思痛居士所写《汴梁水灾纪略》(未刻,手抄本,现藏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林则徐乃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1841年9月21日)到达开封,驻在祥符六堡工地。《汴梁水灾纪略》写道:“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咸知公有经济才。其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当为可信的资料。

值得讨论的是,这封《致李石梧札》的写作日期。《辑注》的作者认为:

这封信的末尾未署年月日,仅有两处谈到“去冬在祥符工次,奉到陕西寄惠手书”,“弟于河上蒇工,仍行西戍忆上年即应就道”。考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阴历五月被遣戍伊犁,同年阴历七月,开封黄河决口,复‘奉旨免戍’,襄助王鼎治理河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阴历二月河工告竣。此信当写于一八四二年“浙事溃败”之后,工竣之前的阴历正月末到二月初之间。

这段话中,说道光二十一年“阴历七月,开封黄河决口,复‘奉旨免戍’,襄助王鼎治理河工”。阴历七月,当然不是开封黄河决口的时间(开封河决时在阴历六月十六日),也不是林则徐到开封的时间(林于八月十六到汴),而是上谕发出的时间(七月初三日)。《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乙卯载:“命遣戍伊犁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清宣宗实录》第354卷,第3页。上谕并没有让林“免戍”的话,所谓“奉旨免戍”是不准确的说法。

黄河合龙、河工告竣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寅时《清宣宗实录》第367卷,第17页,《开封水灾纪略》与此记载相合。(1842年3月19日晨)。林则徐是什么时候离开开封、登上戍程的呢?据抄本《汴梁水灾纪略》记载,是在二月初四日,并说:“百姓闻之,皆扼腕叹息,多有泣下者。”士民同情林则徐,“扼腕叹息”,当是实情;但林氏赴戍登程的日期,显然是作者追记有误。考《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丙戌条载:“命东河差委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转见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资料第2册,第568页。又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二月丙戌是二月初七日,是日才发出上谕,又要若干天才能传到开封,故知二月初四日离汴赴戍的记载失之过早,因为那时皇帝尚无此谕。假使林氏奉谕后即日起行,也当在河工告竣后的二月十几日以后。而上述信札的写作,又当在起行赴戍之后,信中说“弟于河上蒇工,仍行西戍”,可为明证。

然而,《辑注》认为该信写于“工竣之前的阴历正月末到二月初之间”,必为错误的判断。因为工竣之前,林氏不可能奉到上谕,未奉上谕前,更不可能动身西戍,并函告他人。《辑注》作出此信写于“工竣之前……”的判断,可能是错审了信中的文意。信中云“弟于河上蒇工,仍行西戍”,在语法上是过去完成时态,而不是未来时态。信中接着说“忆上年即应就道”,只是表明:去年他在镇海军营时,已奉了遣戍的诏令。今年河工告竣,理应就道而已。

关于林则徐离汴赴戍的时间,还有一件重要文献值得研究:《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此信收录于《溃痈流毒》),其中有一段文字是林则徐自述近年行踪的,有云:“到浙兼旬,奉文遣戍,行至淮、扬,蒙恩改发河工效力,自八月至今年三月,乃复西行。”《清宣宗实录》第367卷,第12页。这里所谓的“八月”指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这是林到达开封河工的时间;“今年三月,乃复西行”,当是林由汴赴戍启程的时间。若尔,则“手札”之一《致李石梧札》的写作时间,又当在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之后了。但此段文字的可信程度如何呢?

按:林氏那时以“获罪之身”,本是奉命唯谨的。据《林则徐日记》,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他在广州奉到调赴浙江效力的谕旨,隔了一天就登舟启程;五月二十五日在镇海奉到遣戍谕旨,次日即踏上戍途。而在开封河工奉到遣戍上谕,当在二月十几日,却迟至三月才动身西行,这是大可怀疑的。考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6收有《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中有“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之句,可知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林氏确已自汴西行。又邹弢《三借庐笔谈》卷12记载,林氏于庆祝黄河合龙的宴会上奉到遣戍谕旨,“即日启行”,亦可为证。故知《致姚春木王冬寿书》所云“今年三月,乃复西行”,或系林氏自己行文的疏误。笔者认为,当仍以“二月西行”为是,不过应在二月中旬左右了。

(二) “手札”之三《自嘉峪关外致友人札》写道:

南中事竟尔如许,人心咸知愤懑,而佥谓莫可如何。恬嬉久矣,可胜浩叹!……船、炮、水军之不可缺一,弟论之屡矣;犹忆庚秋获咎之后,犹复附片力陈,若其时尽力办此,今日似亦不至如是束手。今闻有五省造船之议,此又可决其必无实济,果得一二实心人便宜行事,只须漳、泉、潮三处濒海地方,慎密经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今之事势全然翻倒,诚不解天意如何,切愤殷忧安能一日释耶!

这封信写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那时南京条约已签订一个多月,林则徐在嘉峪关外的戍途中当已得悉。他对“南中之事”痛心疾首,一片忧国愤时之心跃然纸上。痛定思痛,他总结了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政治的腐朽(即所谓“恬嬉久矣”)和船、炮武器的落后。他在抗英斗争和实践中开眼看世界,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造船制炮,建立新式的水师。

“犹忆庚秋获咎之后,犹复附片力陈”,即指庚子年(道光二十年)秋八月他所上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辑注》虽亦指出“犹复附片力陈”乃指《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但却具体诠释为:该片“提出对英国侵略者只能‘以威服叛’,而不能‘设法羁縻’妥协投降”。则与“手札”之三原意不切。。该片谓:“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这本是慧眼独具的高论,但由于批评了清廷的国策,触犯了皇帝(他只知从关税得利而不谋预防侵略之害),所以道光览奏大怒,朱批“无理可恶”、“一片胡言”。此后他被遣戊伊犁,承受了一系列的迫害,而学习西方技术、建立新式国防的主张却持之愈坚。“手札”之一《致李石梧札》曾说:“海上之事,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也说“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并提出练兵的“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资料,第2册,第568—569页,又见《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2集。。这些言论都和我们所讨论的“手札”之三如出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手札”之三又谓:“今闻有五省造船之议,此又可决其必无济实。”此话何所指?原来,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和许多文武官员慑于英军的船坚炮利,而又不愿学习其长技,一味消极地主张“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4,中华书局排印本第4册,第2092页,廷寄。,结果,军队的装备、训练、指挥不求改进,在陆地上同样遭到溃败。于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起,上自皇帝,下至各地文武官僚,又兴起造船之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4,中华书局排印本第4册,第2092页,廷寄。有人主张当英船进入海口时,只须“将捆缚巨木顺流放下,使之借助水力,急湍激发,冲击逆船,便可破碎”同上书2093页,廷寄二。。有人则加紧捆扎木筏,在筏端钉以“签锥”,“如逆船敢入内河,拟将木筏燃火,乘流下放,遇船签住,或不能立脱也”同上书卷56,第2180页。。还有人主张“木簰火攻”同上书第2181—2183页。之计,等等。结果只是劳民伤财,一事无成。一直折腾到南京条约订立前夕,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又查了许多古书,便上奏说:西洋的造船法不过是“中国之绪余耳”,中国古已有之。他主张在木材产地之四川、湖广(湖北、湖南)及沿海福建、广东,共五省,分别造船。他从古书上抄了子母舟、连环舟、楼船、走舸等,认为如照此法加以变通推广,由五省赶造,则“川、广之船,足以制江、闽、粤之船,可以防海”,“蕞尔夷人,有不足平者矣”《金应麟奏筹计水攻请旨办理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中华书局版,第5册,第2270—2274页。。这种古色古香的“五省造船之议”,拿来对付资本主义侵略,不啻梦呓。所以林则徐“决其必无实济”,认为这是开倒车(“今之事势全然翻倒”)。从这封信再一次证明,林则徐不愧为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他确比当时的封建官僚士大夫要高明百倍。

(三) “手札”之五《致眉生札》有云:“眉生大兄阁下:汴州河上匆匆晤别,弹指已三年矣。……昨于家言中,得诵惠寄小儿一书,爱注之殷,溢于子墨;且知赎锾义举,实由执事与梦蜨先生首发其端。……心非木石,感何可言。惟念弟获咎之由,实与寻常迥异,即前此辗转播迁之故,尊意当亦有闻。雨露雷霆,惟待天心自转,与其批龙鳞而难测,莫如听马角之不生,是以小儿先有覆书求寝其事,而厚意则铭诸心版,终不可也。”

按:林则徐居官廉能,政声很好,鸦片战前,在江南已博得“林青天”的称号。鸦片战争中,他领导禁烟、抗击侵略,到后来反被革职充军,这不能不在全国,尤其是江南一带,引起广泛的同情和声援。当林则徐于开封河工完竣,仍遭遣戍的消息传开以后,江南的爱国士大夫便发起一个募款运动,意欲用巨款交纳朝廷,免去林的遣戍之罚,实际上是对清廷乱命的一种抗议,这就是所谓“赎锾”之举。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据“手札”之五《致眉生札》所说:“赎锾义举,实由执事与梦蜨先生首发其端。”然则眉生与梦蜨究系何人?

《辑注》云:“眉生,疑为刘斯嵋,刘字眉生,号称三,江西南丰人,嘉庆十六年进士。”

《辑注》这条推断是缺乏根据的。据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记载:“林文忠戍西域时,南中绅民有赎锾之举,不期而会集白银至巨万。公(指林则徐——笔者)闻之,邮书婉谢,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未几即赐环,且重膺节钺矣。……”在这条记载下面,还附了一条注文,云:“按:宗侍御稷辰《躬耻斋文钞》,倡是举者唐梦蝶、金眉生,而远近应之。公既命子苦辞,遂以金还诸其人。”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即《郎潜二笔》)卷3,光绪乙酉暨阳刊本,第17—18页。可见所谓眉生,姓金不姓刘。金眉生又是什么人呢?

查《光绪重修嘉善县志》,载有金安清的传:“金安清,字眉生,号傥齐,国子生。”此人“幼负异才”,不事举业,“游公卿间,掌书记、司笺奏。林文忠、许文恪(即许乃普,浙江钱塘人,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恪——笔者)、季文敏(即季芝昌,江苏江阴人,官至闽浙总督。光绪间追谥文敏——笔者)三公知之尤深”《光绪嘉善县志》第19卷,《宦业》,第74页。按:金安清后官至湖北督粮道、盐运使、按察使。。可见金安清即金眉生。金氏同林则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曾写《林文忠公传》,但为了不矜己德,未载“赎锾”一事。从江南“赎锾”之举,也可以窥见地主阶级内部抵抗派与投降派矛盾的尖锐;而林则徐坚决谢绝此举,退回捐款,情愿充军,说是“雨露雷霆,惟待天心自转”,固然表现了他的浓厚忠君观念,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谪居正是君恩厚。”(《云左山房诗钞》卷6)又《送嶰筠赐环东归》云:“雷霆雨露总君恩。”(《云左山房诗钞》卷7)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息事宁人”的畏祸心理。这正是封建官僚的局限所在了。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