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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

胡思庸: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悲壮历史,从鸦片战争的炮声一响,便揭开了它的序幕;而林则徐的名字便从此昭垂史册,为中国人民所深深纪念。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的地主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潦倒终生的穷秀才,他的父亲是一个“岁贡生”,因为科场失意,在家乡教书,菲薄的束脩入不敷出,因此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就不得不为人做些女红以维持生活,“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贸其值以佐家计”,“往往漏尽鸡号,尚未假寐”林则徐:《先妣事略》,见《云左山房文钞》卷2。。

则徐“生而警敏,长不满六尺,英光四射”李元度:《林文忠公别传》。,1804年(嘉庆九年)20岁,中举;1811年成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他先后在京师10年,结识了一批富有政治敏感的封建知识分子,例如董国华、陶澍、梁章钜、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组织了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诗社,由于这个诗社设在北京宣武门南面,因而以后就名为“宣南诗社”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2,有《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一诗。《云左山房文钞》卷2,有《龙树院雅集记》一文,龙树院即宣南诗社所在地。。他们不仅集会吟诗,而且也互相砥砺名节,讲求经世致用之学。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以后便一步步地向上爬,历任杭嘉湖道、淮海道等官;在仕官的生涯中,他逐渐地显示出了自己优异的才能和区别于一般腐朽贪婪的清朝官僚的正派作风来。1823年(道光三年)升任江苏按察使,决冤狱,抑豪强,清名大著。这一年全国很多地区都遭了大水,江苏也是被灾区域,在清政府和封建地主的残酷追逼下,“松江民有聚众告灾,汹汹将变”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人民的自发反抗眼看就要起来了,这时江苏巡抚(韩文绮)便调兵准备血腥镇压。刀口和绞索——这本来是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对付人民反抗的当然逻辑,但是林则徐当时没有这样做,亲自坐着一叶扁舟前往灾变地区“劝慰”。他一方面用这种温和的手段暂时缓和了人民的愤怒,一方面用他干练的才能大力举办赈济,又推行“当牛”的办法,让农民在冬天以耕牛向政府抵借款粮,次年春天归还。就这样,灾情缓和了,“民颂大起”,他的声名一天一天上涨,博得了“林青天”的称号。

当然,我们决不能忘记:林则徐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一员,他这样温和的手段和某些具有改良意义的措施,本质上还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就因此得出结论来说:林则徐和一切其他的残民以逞的封建统治者都是一丘之貉,毫无一点区别呢?不能。斯大林在论到封建时代的农民时,曾经说:“决不要忘记:他们(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拥护“清官”:平一些冤狱,兴一些水利,减少一些搜刮和屠杀,让他们能够活得下去。而这个时期的林则徐,正是这样的一个“清官”,他的进步作用在此,他进步的限度也在此。

从1824年到1831年(道光四年至道光十一年),林则徐先后在河南督修过堤工,并在陕西、湖北、河南、江宁当过布政使,他所到的地方,注意兴办河湖水利,惩治贪污,所以“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有的地方,甚至于把他的事迹编成歌谣,传之于荒村野市。

1831年10月,他升任河东河道总督,在那个时代,河务是贪污营私的渊薮,黄河泛滥一次,官员们就大发横财一次。就拿黄河堤工的“垛料”(秫秸垛,储存以备岁修或抢修)来说,林则徐到任以后,马上了解出来:“最易朦混。其显然架井虚空、朽黑霉烂者固无难一望而知,更有理旧翻新名曰‘并垛’,以新盖旧名曰‘戴帽’;中填碎料杂草以衬高宽,旁插短节桔根以掩空洞……”林则徐:《查验豫东各厅垛完竣折》。所以他就认真调查,豫东一带几千个垛,他都徒步逐一检查,抽验虚实,丈量高宽,使贪官难以作弊,而人民成群结队地去看他的检查。连道光皇帝也不能不承认:“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在浑浑噩噩的清朝官场里,他不但能够清廉自守,而且也肯于负责办几样事情。

1832年(道光十二年)6月,他再到江苏,出任巡抚,江苏绅民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许多人出境迎接。江苏,这是有名的殷盛繁富的地区,也是清朝政府剥削的重要对象。在大江以南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和太仓州,“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百里……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不止”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当丰收的年景,农民已经不足养命,而从1831年以来又接连遭受水灾,1833年大雨滂沱,江湖盛涨,沿岸一带汪洋一片。江宁、上元、句容、江浦、六合、江都、仪征,乃至苏州、松江等广大地区的稻谷大减收,有些地方房倒屋塌,灾民蓬栖露宿,奄奄待毙;而沿海的太仓、镇洋、嘉定、宝山等地的主要作物——棉花也腐烂脱落,手工业者大量失业。在这种情形下,清政府并没有丝毫放松其追逼勒索。林则徐和两江总督陶澍联名上疏,请求缓征漕赋。道光皇帝反而下令责斥他们妄报灾情,搜刮不力,说:“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只知博取声誉!”就在这种情形下,不少农民被迫放弃自己血汗浸透的土地逃亡,不少农民和手工业者更直接发动了零星的武装斗争。

林则徐昼夜听见风雨的飘摇和灾民的呼号,主张继续上疏报灾,而总督陶澍慑于皇帝的切责,踌躇不敢决定,则徐便向陶澍表示:“倘有应得处分,侍当独任!”《与陶云汀官保》,见《云左山房文钞》卷4。于是单衔上疏和道光力争说:“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团稻歉收情形片》。这里,他表现了自己的早期政治思想——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这是一种比较开明的、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思想。封建士大夫曾经长期把它当作一种虚伪的口头禅来玩弄,而林则徐则确能见之于实践。这个奏稿,据说在江苏“争相传抄,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金安清:《林文忠公传》。。另一方面,他自己带头捐廉,勒令各级官员及绅商大户捐输赈济,采用减赋、平粜、施粥、收养幼童、招抚流亡、严禁贪污等办法。并且乘机兴办水利,挖浚了浏河、白茆河等等,以工代赈。这些工程,他不敢动用库银,主要靠捐钱兴办。当他勘验工程时,这些地方“沿途香花载道,闾阎欢忭异常”林则徐:《验收浏河挑工并出力人员请奖折》;《会奏白茆河挑工验收并出力人员请奖折》。。

显然,他深受着他那个时代,尤其是他的阶级的限制。他以上这些措施好像是很“仁慈”,但其最后目的,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这不过是一种“安贫保富之计”林则徐:《江苏省各属捐赈情形片》。,说穿了,不过是为了地主政权的稳固秩序而已,不过是害怕人民起来“滋事”而已:“若借口饥寒,为匪不法,断不能曲为宽贷。”林则徐:《各属拿获凶盗要犯分别审办情形折》。

从1832年到1836年这5年的时间,他在江苏兴办的水利工程很多,除上述白茆河、浏河等外,又修建了宝山的海塘,太仓的杨林河、七浦河,运河西岸的练湖,以及苏州、松江、通州、盐城等处的河道闸坝等,便利了航运灌溉,减少了水灾旱灾。就这样,他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稳定了那些地区的封建秩序,并且博得了许多的赞颂。

林则徐,他在鸦片战前应该是一个开明的、精明强干的封建政治家。

19世纪以后,英国资本主义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从非洲、美洲到亚洲,它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殖民活动,侵略的矛头便指向了清朝腐朽统治下的中国。马克思说:“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l卷,第96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英国资产阶级强盗为了赚取血腥的高额利润,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便不惜采用最无耻的鸦片走私手段,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血。骇人的银价高涨、生产破坏和生命斫伤的现象像瘟疫一样袭击着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危机,而且已经构成整个民族的危机了。

清朝政府也感觉到这种局面对自己有所不利,因为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它财政的困难和统治机构(特别是官吏和军队)的迅速腐烂和削弱。所以从雍正七年(1729)起,就曾经严禁鸦片:“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李圭:《鸦片事略》。从雍正一直到道光,清政府先后颁布十几次禁烟法令,但是由于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僚的贪污收贿,所以除了替他们多开辟一道勒索敲诈的门路以外,毫无效果。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以后,更有一群无耻官僚如卢坤、王玥和许乃济等出来说话,公开主张“弛禁”。王珥说:“凡吸食者,无非闲荡之徒。但若辈既已不知爱惜,上负生成厚德,即使生命自戕,要皆孽由自作,似亦不足计论。”转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第81页。许乃济更主张在本国提倡种植鸦片,抵制“洋烟”。一句话:不顾人民死活!

这样年复一年,鸦片像洪水一样越来越汹涌了。还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当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的时候,“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他指出主要的原因就是外洋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所以就在这个阶段,他已开始在江苏沿海认真查禁鸦片的入口。

1837年,他升任湖广总督。次年,黄爵滋向道光奏请严禁鸦片,以塞漏卮,对吸食者科以死罪。道光令高级官员就此奏各抒所见。当时议论纷纭,而以琦善为首的多数官僚反对严禁。这时,林则徐就出头支持黄爵滋,拟出详细切实的禁烟办法,并且献出四种戒烟药方,要求颁行各省。在另一个片奏里,他更尖锐地指出,鸦片之所以愈禁愈多,都是由于官吏的包庇:“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因此,他主张应首先对官吏严绳以法,“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了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他相信鸦片流毒并不是不可以肃清的。他在两湖初步推行禁烟措施的结果,“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复强,屡试屡验”《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见《信及录》。。很多烟贩都纷纷自首呈缴烟土烟膏,很多老人妇女都“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人民热烈拥护禁烟,给林则徐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他看出:“习俗大可转移”,“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

林则徐的禁烟主张是怎样和道光结合起来的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道光的同意和支持呢?这是因为,他打中了道光的要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的这几句话,中心着眼点是在“军队”和“财政”四个大字。军队,这是清朝统治的爪牙和工具;财政,是这个统治权生存的命脉。二者缺一,清朝统治就无法再维持下去。难怪道光看到这个奏折以后十分震动,用朱笔在上面大圈大点,并决心任命林则徐赴广东禁烟。当然,这里反映了林则徐在维护清朝统治权这一点上和其他封建官僚并无区别;但是在坚决禁绝鸦片、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这一点上——也正是主要的一点上,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1838年(道光十八年)12月,林则徐被调到北京召见多次,特赏紫禁城骑马,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这在他的一生是一个重大关键,在政治生活上,他开始肩负了举国瞩望的大业;在思想认识上,他开始突破了狭窄的“天朝”“华夏”的圈子而接触到了广阔的世界。

1839年1月,他从北京出发赶赴广东。首先,他就表现了在贪秽的清朝官吏中少有的清廉作风。为了避免沿途各级官僚的可厌的阿谀应酬和借端勒索人民,他便发出“传牌”:“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严参!”到了广州,他严令随从人等,倘有“在外招摇者,所有地方官立即严拿,彻究重办!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传牌稿》及《关防示稿》,见《信及录》。。我们如果想一想清朝时代“钦差”和“禁烟”两件事情,从钦差本人到大小官员随从人等应该是如何一种捞钱的“肥缺”,就了解林则徐这些措施的意义了。

当他未到广州之前,那里的空气便已紧张起来:官僚、洋行买办、各国领事、鸦片贩子……都在探头探脑地打听,准备对付的手段。他到达之后,最初几天是沉默的,因为他正在详细地调查情况、部署力量;等到部署就绪,就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首先抓住最紧要的关键:清除目前的毒害——收缴洋商的鸦片;和永断将来的毒害——勒令他们出具永不带来鸦片的甘结。他向资本主义强盗们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知道广大人民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他告诉这些强盗们:“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见《信及录》。一切鸦片贩子失望了——原来林某真干起来!原来他和别人不同,不是借机收贿的!

以英国强盗为首的一群小丑们耍尽了一切花招,企图挣扎和违抗。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百般无赖,迟不缴烟,并指使被索拿的大鸦片贩子颠地深夜逃遁。于是林则徐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停止贸易,围困外国商馆。在强大压力下,英美鸦片贩子不得不暂表屈从,到5月18日为止,先后共缴出鸦片19187箱,又2119袋。在英美鸦片贩子开始缴烟以后,林则徐即下令恢复贸易。6月3日,他亲自监视,开始在虎门滩上销毁鸦片。“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纵横各十五丈余尺……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海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沸汤,不爨自燃。”《会奏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折》。正像范文澜同志所说:“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但是,鸦片贩子们恼恨在心,尤其是英国这个卖鸦片最多、发财最大的国家,是绝对不会甘心的。英国领事义律坚决拒绝具结,他接到林则徐的结式以后,怒不可遏,立刻撕得粉碎,说:“头可断而结不能具!”因为他惟恐具结以后,鸦片贸易永远断绝,况且他又清楚地知道,印度仍存有6万多箱的鸦片,正准备运向中国。为了坚持可耻的鸦片贸易,英国终于图穷匕见,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

武力,这并没有吓倒林则徐。他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在广东沿海各炮台布置防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人民。他重视民心的向背,察看民情,对于侵略者“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自家,团练抵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他招募了数千渔民疍户加以训练,专门乘月黑潮退,奇袭火攻,竟使英国侵略者屡战屡败,一筹莫展。1839年9月,英船在九龙挑衅,大败而逃,以致英国报纸就埋怨起义律来:“义律此事办理大错,无一件错事可以比之!”对于渔民疍户的火攻,他们也感到风声鹤唳,发出哀鸣:“中国人若放得各火船得法,我等船必大受其害……后来恐中国人若一练熟,驶火船有准,即更有危险之事。”魏源:《海国图志》卷82所录《澳门月报》。按:该报当译自英人所办报纸。

在国防上,林则徐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广东海防空前巩固;在外交上,他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执行着“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义政策;在鸦片问题上,他站定脚跟,不留余地地坚决拒绝。英国强盗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找不到空子钻,他们黔驴技穷了,资产阶级国会终于可耻地通过了对华作战的议案。1840年6月,英国正式派遣大批侵略军来华,局势空前紧张起来:

鸦片战争,这是一个封建的中国为抵抗资本主义英国侵略的战争。当然,中国正为一个腐败的王朝统治着,一切方面都是落后的。英国在武器、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上是比较优越的。但这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首先,英国进行这一次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并不能取得本国人民的支持;而且,它远渡大洋,在作战上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它和葡、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矛盾,它和印度等殖民地之间有矛盾,这些都说明它发动这次战争并没有胜利的把握,而只是一种海盗式的冒险。相反地,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人民积极支持这次正义的民族自卫战,历史无比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具有无穷无尽的战斗潜力,一小撮侵略军投入中国(英国最初只拼凑了4000人来华作战),真像针尖插向海洋一样。如果充分发挥了自己方面的长处,英国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打败的。

林则徐做对了。他在“民心可用”的信念下发动了人民,配合军队,水上陆上严阵以待。英国侵略军停泊海面,不断遭到奇袭,如果他们胆敢闯入内河,舍舟登陆,那么更会遇到“人人持刀痛杀”的军民群众,“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林则徐:《英夷兵船移泊校椅沙情形片》。。英舰在广东无隙可乘,依照英政府训令,避免在广东作战,7月初,以主力向北侵犯。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和林则徐大不相同的情况:江浙直隶一带的清朝官员还正在做梦,没有战守准备;英军顺利地陷定海,犯大沽,对清朝政府进行大肆恐吓。

本来,定海一地的得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离战败还遥远得很。尤其是敌寡我众,民气高昂。定海人民完全自发地对侵略者进行反抗,击毙每一个大胆走出县城的英国兵,使敌人坐困孤城。据当时参加侵略战争的英国海军大佐宾汉(Elliot Bingham)亲笔自述说:定海农民拒绝供应英军粮食,英军派人下乡买办粮食,立刻“被中国人擒获,作为俘虏运到宁波”。定海人民坚壁清野式的斗争,使英军饮水都发生困难,“仅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微黑”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69页。。因此,英军不久便疾疫流行,死亡枕藉。在登陆定海的3000英军中,很快就死掉400人,病倒1500人,残余的军队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同上书,第120页。。随着人民斗争的开展,英军的情况愈加恶化。宾汉写道:“剩下的寥寥的居民弃城而逃。就连强盗也传染上痛苦。街上难得看见一个中国人,没有可能得到新鲜食物。城的附近看不见公鸡和母鸡,就是听得一只鸟叫,也难得再叫了。”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123页。

林则徐对于敌人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他根据所得情报向皇帝反复指陈:定海人民对敌人的斗争是有效的,“各夷船……今已火食无多,转瞬风色将转,均甚愁急。是其伎俩之穷,已可概见”《密探定海夷情片》。,“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敌人不能日久支持,敌之所短正我之所长,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林则徐已经具有某种持久抵抗的观念。他又建议在定海组织人民,“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有计划地潜入定海城厢内外,“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这个建议丝毫不是幻想,而是歼灭敌人的有效办法。

但是定海的失陷和英军的恫吓,使道光皇帝吓破了胆;汉奸投降派乘机出头,宣扬英国如何船坚炮利,如何无法抵抗,又攻击林则徐禁烟惹祸。于是,上谕就宣称林则徐的“罪状”:“误国病民,办理不善。”10月,将林则徐等人革职,派臭名昭彰的琦善到广东去议和。

禁烟和抗战的正义事业被破坏了!被暗害了!这对于林则徐该是一种多么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仍然想作最后的呼喊和努力,他说:“天下万世之人,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指出屈膝投降的道路是断断走不得的:“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他请求皇帝给他一个机会,调他到定海前线去:“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赴浙省随营效力,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服!”《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多么沉痛的语言!这语言透过了百余年的悠长岁月,仍然激动着人们的心弦。林则徐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功业,将永远为人民所深深纪念!

琦善来了!这个卖国贼,他把林则徐为抵抗侵略而在国防上所作过的一切努力,差不多完全破坏。这时候,林则徐悲痛到了极点,独自住在一个馆舍里面,害着病,不愿意接待任何客人。当他在寒冷的冬天又奉命出来“协理夷务”的时候,“询知前所备舟勇已尽撤,欷歔无如何”《夷氛闻记》卷2。。但是琦善好像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进一步瞒住国人和英国订立密约,赔偿军费并出卖香港。林则徐听到这个消息,忧愤交加,但他既然已被革职,不在其位,只劝说广东巡抚怡良揭发琦善。怡良犹疑不决,则徐便发动爱国士人纷纷列名敦促怡良,终于,这个大卖国案被揭发了。

当清朝皇帝还没有被侵略者彻底打怕以前,还是相当顽傲和爱面子的,所以闻报大怒,将琦善革职拿问,派奕山、杨芳等调兵再打。这些腐朽的家伙,当然做不出什么好事来,前线一触即溃。而林则徐在1841年4月也被调离广东,“命赴浙江镇海军营协办事务”,6月,又命令把他远远地遣戍到伊犁。

大约在青年时代,林则徐就写过一首《病马行》的诗,寄托自己无法施展的抱负:“生驹不合烙官印,服阜乘黄气先尽。千金一骨死乃知,生前谁解怜神骏?不令鏖战临沙场,长年驿路疲风霜。早知局促颠连有一死,恨不突阵冲锋裹血创。……”《云左山房诗钞》卷1。这首诗恰巧成为林则徐现时的写照。他正像诗中描写的那匹骏马,尽管有着鏖战沙场、冲锋陷阵的壮志,然而因为他是朝廷豢养的工具,烙上了官印,“服阜乘黄”,重重束缚,欲战死而不可得,只有局促颠连在迢迢的驿路上——谪戍的驿路上。这就是一个爱国者在旧时代的遭遇。

林则徐,他不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还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先驱者,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为了反抗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实际需要,就要了解世界,研究敌情,这就使他的思想领域大大开展,能够看得远一些,对敌斗争更策略一些,并且初步接触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新问题。他一到广州,不但向当时执行对外贸易的行商了解情况,向一些知识分子了解情况,而且非常注意利用“线民”(经常接触外国人、通晓外语、能够作为眼线的人)刺探敌情,所以他的军事情报往往灵通而又准确。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敌人,他又广为搜罗西书,组织许多人翻译西书。连敌人也惊讶地说:“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海国图志》卷82所录《澳门月报》。他不但翻译外国报纸,而且翻译了一些外国的法律、地理、政论乃至军事技术的书籍。据英人德庇时(J.F.Davis)说,林则徐叫人译了大炮瞄准法的书,并且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实际应用。德庇时:《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转见陈原:《林则徐译书》一文。如果证以林则徐的一封致友人书中所说:“前曾觅一炮书,铸法炼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溃痈流毒》卷4。此事当为可信。他所编译的有关世界地理知识的《四洲志》以及其他资料,以后被魏源作为主要依据,写了有名的《海国图志》,对维新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数十年后维新运动的主要道路上,他算是起了一个头。被道光批为“一片胡言”的他的建设国防工作抵抗侵略的主张,曾经是多少年间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林则徐被清朝皇帝像敝屣一样地遗弃了,连他在镇海军营的四品卿衔也被革掉。他不得不满腔忧愤地向着遥远的戍途走去。

但是那一年8月,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决了,大学士王鼎赶到开封堵口,极力保荐他留在开封治河。从1841年8月到1842年2月,前后6个月的时间,他在风沙和冰雪中奔波筹划,以致操劳成疾,黄河的合龙工程终于完竣了。就在这个时候,王定九(鼎)先生大开宴会,林居首座。忽传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明日启旨,曰:“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邹弢:《三借庐笔谈》卷12。王鼎老泪纵横地送别他,他在告别王鼎的诗中写道:“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虽然自己即将谪戍西行,仍然念念不忘东南海疆的反侵略战争;他又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云左山房诗钞》卷6。为了反抗入侵的豺狼,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痛恨当道的投降派,希望有“尚方宝剑”来除尽这些败类。这首光辉的诗篇,表达了林则徐忧国愤时的真实情感。

王鼎悲愤地回北京以后,力荐林则徐贤能,皇帝根本不听。那时王鼎和投降派头子穆彰阿同为军机大臣,王鼎一见这个老贼就厉声诟骂,老贼阴险地一笑躲开。有时两人同时召见,王鼎便当着皇帝的面,上前斥责老贼是秦桧、严嵩,老贼默认不辩。“上笑视蒲城(王鼎号)曰:卿醉矣。命太监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牵裾,终不获伸其说。”薛福成:《庸庵笔记》。一心投降的皇帝和一心卖国的宰相打成一伙,再加上大地主大商人的阶级支持,真是凶焰万丈,王鼎最后只能演出一幕自缢尸谏的悲剧。凡稍有血性的清朝官僚,都在为林则徐抱不平。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太常寺卿唐鉴都为了同情林则徐或被借故降级,或自动不干。唐鉴闭住门叫他的外甥黄婉替他誊写奏折,替则徐申辩,黄婉劝他不要惹这个祸,他说:“吾老矣!荐贤报称在此举,得罢斥吾安之,即偕林公戍万里,吾甘之。”曾寅光:《林文忠公逸事》。但是没有一点用处。

而林则徐这个时候表现得非常矛盾。在许多公开的场合,他表现得好像很旷达、很镇静。虽然他对投降派非常憎恨,但他却始终不敢憎恨清朝皇帝。当他谪戍经过陕西时,他的门生赶来见他,口出不平,而他还是“谈笑自若”,并让其妻郑夫人答复他的门生:“今决裂若此,得保首领,天恩厚矣!臣子自负国耳,敢惮行乎?”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13。又,曾寅光,前揭书。他在离开西安,告辞家人的诗中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固然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俯仰无愧的坦荡胸怀,但是紧接着他又说:“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见《云左山房诗钞》卷6。无论什么时候,在他看来,皇帝总是好的,生杀予夺,都是皇帝的“天恩高厚”。真的,一切封建士大夫,能够跳出“忠君报主”的狭小圈子的,是太少了。

但是在另一种场合,在密谈和私议中,他对朝局的败坏便不能自已地流露出愤懑来:“近者时事至此,令人焦愤填胸。”他在1842年9月行抵兰州据《荷戈纪程》,则徐于壬寅年七月二十九日抵兰州,当公历1842年9月3日。时,在一封私信里谈到战局,对英军已深入长江感到“忧心如焚”,他主张继续抵抗下去,恢复失地。他说:“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不识局中筹及否?”《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见《溃痈流毒》卷4。长江下游既失,则坚守中上游,扼要荆襄,连结秦蜀,在广袤的国土上和敌人周旋下去,这正是一种长期抵抗的战略思想。但是,他哪里晓得,“局中”——清政府早已投降,在南京城下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呢?

他带着病继续西行,跨过万里关山,在1842年的冬天到达冰雪迷茫的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问他:“君欲远乎?欲近乎?”答曰:“林某愿远!”邹弢:《三借庐笔谈》卷12。由于当时清政府开始重视新疆的农业开发,他就被允许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和昆仑山以北,特别是沿着塔里木河的上下游一带地方,诸如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喀什噶尔(疏勒)、叶尔羌(莎车)等地,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来往奔波,着手勘垦荒田,兴办水利。在天山以南的吐鲁番一带,由于地面水源过分缺乏,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很久以来就通过一种叫坎儿井的引水工程,利用地下潜流来灌溉田地。林则徐到这里以后,大加提倡坎儿井灌溉,兴修许多坎儿井工程。据说,从此以后这种坎儿井就曾经被称为“林公井”。(按:坎儿井乃我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还在西汉初年,我国就有了坎儿井的使用,以后由内地传入当时的西域。法国资产阶级学者伯希和因为见到波斯也有类似的灌溉方法,便信口宣称是由波斯传入中国的。王国维对此曾有所驳斥,见《观堂集林》卷13)林则徐又把内地的纺车和织布技术传入吐鲁番,这些劳绩,都有利于新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如果说,在祖国历史上曾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作过奋斗和牺牲的人值得我们尊重;如果说,曾经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过若干努力和贡献的人值得我们尊重,那末,让我们对林则徐——这位清朝时代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家一表景仰的心情吧。

但是,当我们涉足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就会深深感到,一切剥削阶级中的人物,是无论如何不能和现代劳动人民的伟大相比拟的,因为他们简直是显得太渺小了,照斯大林的说法,前者是一滴水,而后者却是整个汪洋的大海。林则徐也是一样,他的光芒远不能掩盖他的黑暗,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秋天,道光认为林则徐办理勘荒屯田,给他省钱不少,于是下令说林则徐“自备资斧,效力奔驰,著有微劳”,命他回京以四五品京堂起用;11月,当他从伊犁行次甘肃时,又任命他署理陕甘总督。狠狠地打几巴掌再轻轻地抚摩两下,弄得林则徐又害怕又感恩,从此对于皇室更加忠实。这时甘肃西宁(今属青海)一带的藏族在清朝压迫下发起暴动,林则徐便用他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经验,整顿军队,“并拟改制大炮,仿照洋炮之法,推轮运放”《国朝耆献类征》卷203,《国史馆本传》。。暴动的藏族和帮助藏族起事的汉族人民被他“搜逐殆尽”,道光下令:“所办可嘉之至!”

就这样,他又重新取得了道光的重视了。这时,在云南正在发生着回汉之间的“冲突”和回族人民的起义,1847年春天,他便被派为云贵总督,专门去镇压回、汉人民。

回汉的冲突,完全是清统治者阴谋挑拨的结果。他们采取时而“助汉以杀回”、时而“助回以杀汉”,终于“助汉以杀汉”、“助回以杀回”的政策,从中操纵拨弄,以转移回汉两族人民对自己的反抗情绪,削弱并分化两族人民的力量,以利自己的统治。1845年,云南永昌府的清朝官厅密令流氓分子沈盈屠杀城内回民,这样,就造成了长年回汉两族之间的流血冲突。人民对清朝这种毒辣政策是非常愤怒的,正如林则徐所指出——“回汉无不怨官”,因此,回汉两族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到处起事反抗清朝官厅。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还没有共同的阶级觉悟,还没有彻底认清清朝统治者的阴谋。因而一方面反抗官厅,一方面却不免继续着互相仇杀的悲剧。

林则徐,富有统治经验的林则徐,立即抓住了这个弱点。他一到云南,就提出“但分良莠,不论汉回”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一种圈套,用以瓦解回汉人民的反抗力量,收买其中的动摇分子。就在这种口号底下,他大量逮捕起事者,整批地加以屠杀,先后压平了各处人民的暴动。

在汉回人民的起事被他相继镇压以后,他又强迫永昌的残存回民迁移到烟瘴之地的官乃山去垦荒。官乃山在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林则徐自己说:“周围约十余里,外狭中宽,前隔潞江,后依雪山,雪山之巅,石崖陡险。虽有傈僳夷人窝居其上,向不与民人相通。”《保山县城内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折》。他硬逼着回民把自己的原来产业贱价卖给汉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用军队押解着迁移到那里去。当时的回民“仅有少数胆小柔懦者前往,其稍有刚气者则不愿前往,佥言:迁往烟瘴之地,是欲灭我种族耳!遂各散往他方”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见《回民起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他们宁愿饿着肚子漂泊流浪,而不愿接受这样一种奴隶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血泊与泪海中,林则徐进一步换取了清朝皇帝的信任,他被加上了“太子太保”的头衔,并被“赏戴花翎”。然而,人民的反抗真是能够平息的吗?连林则徐自己也知道:“经此次创艾,区区之力,不过维持十年,过此非所知矣。”金安清:《林文忠公传》。果然,到1856年(咸丰六年)初,在杜文秀领导下的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就爆发了。而那一次起义一开始,回、汉、彝各族人民就表现了亲密的团结,显然是人民吸取了这一次血的教训的结果。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5月,林则徐又因为云南腾越的“野夷”(彝)暴动,便派兵大加屠杀镇压,道光更表示十分满意,说他“洵能远振军威,又安边地”。到这里为止,他可以说是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他觉得自己已经充分取得了皇帝的宠信,同时他的宿疾(疝气)复发,便先后数十次坚持请求退职,告老还乡。

在他的家乡福建住了一年光景,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了。新爬上血腥宝座的咸丰皇帝惊慌万状,想起了林则徐,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希望他能够像在云南所作的一样迅速扑灭革命火焰,下令说“林则徐受皇考(道光)简任深恩,前在云南办理汉回军务,迅速蒇事,朕所夙知”,要他星夜赶赴广西镇压。这时林则徐已是60岁的老人了,但他仍然“自许可偿马革之志”,他认为,他仍然可以像在云南一样给皇帝立一个大功,谁知道当他走到半路——广东潮州府的时候,大病不起,1850年12月便死掉了。

林则徐的死,引起了所有封建统治者的震惊哀伤,他们面临着迅雷疾雨般的太平天国的胜利发展,悲叹他死得太早了,甚至有人说:“且使公(则徐)延数日之命,则‘粤匪’已如鸟兽散。”金安清:《林文忠公传》。实际上,如日方升的革命怒火绝不是任何人可以扑灭得了的,应该说,没有遭到太平军的重大打击而先行病死,倒是他的某种侥幸。

林则徐,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从他死直到今天,已经一个世纪还要多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给他作了最好的评判,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指出他的一生,哪些事情是符合历史要求并为历史本身所肯定了的,哪些是违背历史要求并为历史本身所否定了的。

我们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贵不屈的意志和力量;这种高贵的爱国心还不仅仅表现在鸦片战争中,而是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直到他临死前一年,当他告老在乡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对侵略者的强烈憎恨。那时英国强盗为了扩大侵略,曲解南京条约,强入五口城中居住。在福州,他们强占了城中乌石山的积翠寺。闽浙总督刘韵珂百般投降让步,福建人民哗然不满,林则徐挺身而出,联合士绅列名上书刘韵珂,主张把侵略者驱逐出城,同时,他估计到敌人可能在海口用兵舰恫吓,所以他每天驾着小船到闽江口观察海防形势,规划防守策略,在他的倡议下,以后闽江口修筑了一系列炮台。刘韵珂因此十分嫉恨他,甚至准备奏劾他“阻挠抚局”(妨碍投降)。在他的一生中,受尽了汉奸卖国贼的明枪暗箭,但他从来没有屈服过。

我们纪念他,因为他作为一个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作为一个在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企图给中国文化引入某些进步的新东西。这也不仅仅表现在鸦片战争中,也是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直到他临死前两年,在云贵总督任上的时候,由于云南的采矿事业被官府插手和限制弄得一塌糊涂,他便奏闻道光,力陈官府开矿之弊,请求朝廷准许“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者加奖,歇亦不追”。他又主张开放“铅禁”(铅是开银矿的副产品,系当时的军火原料,清政府不准随便开采出卖,违者办罪),允许民间自由制作贩卖。他的口号是“藏富于民”、“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又在湖广任上也曾提出“损上益下,藏富于民”的主张,见《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无疑地,他这种主张正是符合了新兴商人的利益,支持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他死后的数十年间,维新派的马建忠、薛福成乃至谭嗣同等人,便把“富民”、“藏富于民”的口号明确地规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内容了。

我们纪念他,也因为他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较开明的政治家,还能够注意到所谓“民生疾苦”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继承者,毛主席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1页。林则徐正是这种从旧到新的发展进程的过渡人物,而他在主要方面则面对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但是,作为一个阶级上的敌人,我们同时也反对他。因为他和任何封建统治者一样,当人民起义妨碍着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他便显出了地主阶级的残暴本质,加以最惨毒的屠杀。

林则徐,他生当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激变动荡的时代,生当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着痛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对于他这样一个封建士大夫说来,这种变化是多么陡然,多么奇特!在鸦片战争中,他接触到古老书本上所从来没有提到过的新式的“外夷”,接触到了一种对于他来说是这样新鲜的社会力量,当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那个时代时,而历史已经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了。他根本不可能懂得这种“造反”的实际意义,毫不犹豫地把它当作“盗匪滋事”而前往镇压。他死了,以后不久,这个伟大的革命便席卷全国,严重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基础。

当时的历史事实,说明了林则徐所属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已经开始急剧地没落下沉。

然而我们对这位重要人物究竟应该作怎样一种总的认识呢?我们显然不能超越历史而用今天的标准苛求他。他生在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他身上充满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矛盾:他爱国,但是和忠君不能分开;他有维新的倾向,却忠实地维护着旧的封建统治秩序;等等。不过,就他终生活动的主要一面,就他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的一面来说,他应该是一位值得赞扬的爱国者。

呵,林则徐,伟大的爱国者!当我们想起你在侵略者面前所表现的光辉行动,当我们想起你离开广州前的沉痛呼吁,当我们想起你带着满腔悲愤投向迢迢戍途的时候,不禁兴起无限的敬意和同情。

(原载《新史学通讯》1954年1月号、2月号,收入中华书局

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文集》时又经作者略加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