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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庸:龚自珍思想论略

胡思庸:龚自珍思想论略

一、家世与思想渊源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龚氏是浙江的右族,“簪缨文史”,累代仕宦。他的本生祖父禔身是个举人,过继祖父敬身是个进士,都在北京做过官;敬身后来由礼部外放,官至迤南兵备道。父亲丽正在嘉庆初年中了进士,供职礼部,外放官至苏淞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外祖父段玉裁是赫赫有名的文字学家。龚自珍12岁就开始从外祖父学习《说文》部目,可谓学有根底。他很有才华,少时所作诗词文章“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段玉裁:《经韵楼集》卷9,《怀人馆词序》。。外祖父却担心浪漫的诗文有害于学问功名的正途,特别告诫外孙要读经治史,“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段玉裁:《经韵楼集》卷9,《与外孙龚自珍札》。。但龚自珍以后偏偏走上了名士的道路,38岁始中进士,后官宗人府主事、礼部主客司主事,仕途蹇滞,潦倒终生。

龚自珍生当嘉、道之际,这几十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也是清朝开始走向衰乱的阶段。政治上、思想上极端严酷的封建专制,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吏治腐败、土地集中、鸦片泛滥,使各种社会矛盾都激化起来。抗粮、抗租、暴动和起义连年不断,使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大祸将临的感觉,惊呼“看到风俗人心,可惧之至!……如此风俗,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沈垚:《落帆楼集》卷10,《与吴半峰》。。不祥的阴影笼罩着整拿社会,一场更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已经为时不远了。

列宁曾指出,革命形势的第一个特征是:“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枧,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l965年版,第594—595页。中国当时的形势正是这样。龚自珍出身于官宦世家,但他已不能照父辈祖辈的样子生活下去。他不愿久伏牖下,皓首穷经。当时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有两大学派:宋学和汉学。宋学专讲纲常名教、性命义理,固然是封建专制的精神工具,而汉学只讲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的考据,不问现实,不谈时政,也是禁锢思想的有效方法;所以二者被清廷当作官学来提倡。乾、嘉以降,由于文字狱的恐怖,士大夫治学离现实越远越安全,汉学盛极一时,许多汉学经师做了大官,声势煊赫,造成了“汉学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节。的局面。龚自珍有家学渊源,有很好的汉学基础,如果走这条道路,是不难援类结党,青云直上的。但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时代的苦闷,使他放弃了家传的优势,而去寻求异样的生活,异样的思想。他成了一个狂放的文人,被人嘲为“龚呆子”;在学术思想上,他成了一个与汉、宋官学对立的今文经学家。

今文经学曾经盛极于西汉,但东汉末年以来久已衰落失传。到了清朝乾、嘉时期,为了扭转汉学脱离实际的倾向,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发出了“通经致用”的呼声,要求学术有益于国计民生,于是今文经学才应运而起,开始复兴。今文经学不重考据训诂,而善于附会经文,“微言大义”,是议论时政的一种方便的形式,也比较地能够容纳一些变革现实的思想。但在龚自珍以前,它还是一个冷落的学派;前此的今文经师,无论是庄存与,还是刘逢禄、宋翔凤等,都没有真正接触到社会的实际问题,所以不为人所重视,在思想界影响不大。年轻的龚自珍找到了这种思想形式,开始利用它大胆地抨击时政。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28岁,在北京结识了刘逢禄、宋翔凤,更使他一见倾心,师事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今文经学的经典)。他有一首诗写道: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龚自珍全集》1975年版(下简称《龚集》),第441页。“虫鱼学”指训诂考据。“卖饼家”,典出《三国志·魏志》裴秀传注:当时的司隶钟繇不喜欢今文的《公羊传》,而喜欢古文的《左传》,他说:《左传》好比皇家的御膳房(“太官”),丰盛甘美;而《公羊》只是一间卖饼的小铺罢了。故“卖饼家”借指今文经学。

他又曾投诗于宋翔凤,说是“万人丛中二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可以想见他对这个学派是多么崇敬热爱。此后他进一步利用今文经学说经、论事,揭露清朝社会的腐败,有如石破天惊,在思想界造成巨大影响。近来有些同志想否认今文经学对龚氏思想的影响,说:“把他(指龚氏——引者)看作一个经今文学家,这是很不确切的。龚自珍虽在二十八岁时向刘逢禄学公羊学……但是,仔细查一下龚自珍的论著,‘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与公羊学毫无关系。”(见《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这个论断是缺乏根据的。查《乙丙之际箸议》第9篇开宗明义就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考此云“深于《春秋》者”,当指今文大师董仲舒无疑:“世有三等”的说法,正是来自董仲舒。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这正是公羊家三世说的张本。可见,早在结识刘逢禄之前,龚自珍已经利用今文经学“讥切时政”了。当然,龚自珍不像刘逢禄那样笃守今文家法,他考制推崇《周礼》,说诗兼采毛公,龚自珍:“圣世所用,实是《周礼》。”(见《保甲正名》)又说:“予说诗以涵泳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见《己亥杂诗》第63首自注)对古文经没有深闭固拒的门户之见,而是不拘一格,泛滥九流百家。他在《古史钩沉论三》中说“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这是明白的自述。又有诗云“庄骚两灵鬼,盘距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第3首,见《龚集》第485页。,说明庄子、屈原对他的影响之大。至于他对佛学的笃信精研,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不但突破了今古文的界限,而且也突破了儒、佛、道的界限。杂采百家,不泥儒典,晚清许多思想家都有这个特点,龚自珍更是如此,这是时代的特点。

二、闪光的语言,深夜的警钟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高度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形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封建专制制度。皇权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尊严程度、臣民的卑贱程度,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封建专制主义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病态。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觐见清朝皇帝时,看到了文武大臣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竟使他惊骇得瞠目结舌,他在日记中写道:“嗟夫!余生平所见各种宗教之礼拜亦多矣;即不以余所目见者为限,而复求诸史乘,凡往古来今,各种宗教信徒之拜其教主若教王者,其仪式之隆重,殆均不能与此中国臣民之拜其乾隆大帝相比伦也。”《乾隆英使觐见记》卷中,刘半侬译,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33页。对皇权的顶礼膜拜超过世界历史上一切宗教对神的礼拜,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尤以晚期为然)独一无二的现象。在这样的皇权下面,必然要产生麻木不仁的官僚制度;围绕着官僚制度的则是一大群虎狼般的吏胥和食客。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还不显著,越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越是暴露明显,清朝更是如此。整个上层建筑极端腐朽,缺乏生气。

龚自珍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家庭、亲友和上层社会中耳闻目睹了这种事实,他以一个青年士子的纯真,对之深恶痛绝,许多精彩的社会批判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写的。例如他在《明良论》里痛骂官僚士大夫的无耻,说:“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他写道:有权势的官僚,只知道车马、服饰、巧言令色;没权势的闲员,便练练书法,作作诗。跟皇帝说话,便窥探皇帝的喜怒;给个好脸,赏他一些不值钱的玩艺,那些大官就洋洋自得,出来向自己的门生、妻子夸耀。皇帝脸一沉,就赶紧磕响头,再寻求其他可以得宠的法子。“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越有声望越会向皇帝进谄);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地位离皇帝身边越近,献媚的功夫越到家)。”他认为士大夫无耻到这步田地,是“辱国”、“辱社稷”《明良论二》,《龚集》第31页。,是国家的耻辱。

读了这篇文章,很容易只注意他对官僚士大夫无耻行为的嘲骂。其实,该文寓意更深刻,更巧妙。同“近代之士”相对比,他描绘了“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引证了《中庸》、《国策》,说明先秦有作为的帝王,都把大臣当作师友对待,只有亡国之君,才把大臣当作奴才看待;又引证了贾谊的话:“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一种政府的奴隶),彼将官徒自为也。”汉时,三公坐而论道,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从容于便殿之下,皇帝不断有赐坐、赐茶之举,“及其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无此事矣”《明良论二》,《龚集》第31页。。龚自珍用古代君臣间的师友关系(这当然不一定全合事实)反衬出清朝皇帝的无上尊严,用古代大臣“巍然岸然”之风对照清朝大臣的婢妾之行,从而谴责了封建晚期畸形膨胀的君权和官僚士大夫的可耻行径。

专制君主对权力极端贪婪而又吝啬,唯恐大权旁落,因此对臣下处处加以防范,“约束之,羁縻之”,费尽了心机。一二品的大臣见皇上早晨磕头,晚上磕头,可是“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为了集权于一身,废除宰相,设置六部、都察院,使它们互相牵制,“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这是中央机构。至于地方的府州县官,更是动辄得咎,“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在这样的集权束缚下,群臣们只有因循苟安,一切按成例办事,“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做些不痛不痒、“无大损大益”的事情。《明良论四》,以上所引俱见《龚集》第34—36页。朝廷用人讲资格,士大夫则无所作为,熬资格。一个读书人假使30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一级一级上升,做到尚书、大学士,需要35年左右,这时“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明良论三》,《龚集》第33—34页。。麻木不仁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

《明良论》诸篇是龚自珍刚过弱冠时的作品,后来他的思想大体上沿着这条路子发展,有时候感情非常激愤。他把专制帝王叫作“霸天下之氏”《古史钩沉论一》,《龚集》第20页。、“霸天下之统”《京师乐籍说》,《龚集》第117—118页。。专制君主为了守住天下,都用尽“苦心奇术”《京师乐籍说》,《龚集》第117—118页。对付士大夫,消磨他们的意志,摧锄他们的英杰,使士大夫变成可耻的奴才。他在《古史钩沉论一》中说:“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钩沉论一》,《龚集》第20页。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淫威之下,真正的英才遭受压抑摧残,伏处山野,而无耻的利禄之徒充斥于官僚界,他们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一群会跪拜的稻草人,正像龚自珍所说的:“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他恨透了这一群徒具人形的官僚,诅咒他们说:“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与人笺五》,《龚集》第339页。这是对清朝官僚政治的批判,也是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批判。

龚自珍多次指出,这样的时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他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把董仲舒的“世有三等”具体解释为治世、乱世和衰世。现实的社会是衰世。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道路,没有议论,分不出君子和小人。举世昏昏闷闷,不容与众不同的“才士”和“才民”存在。一旦出现了才士才民,就会被软刀子杀害: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要即腰;其法不及要领,即杀人不腰斩,不砍头),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集》第6—7页。

扼杀生机,杀戮心灵,这是一个鬼蜮的世界。社会到了这步田地,离灭亡就不远了。所以在他的诗文里,经常流露苍凉之感和危机之感,简直惶惶不可终日。例如: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第12首。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第2首。按:“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典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龚诗中以宗周借指清朝,意为:如果清朝大乱,连穷寡妇织机上的纬线也会烧为灰尘,大家都完了。

嫠不恤其纬,忧天如杞人!《乞籴保阳》诗,见《龚集》第507页。

当清朝统治者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时候,当他们酣卧梦乡的时候,他敲起了声声警钟:清朝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大祸临头,无限繁华即将化为灰烬了!

还有一篇《尊隐》,是其平生得意之作。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描写了社会危机来临的可怖景象。他说:“日有三时,一日蚤(早)时,二日午时,三日昏时。”而清朝已到昏时。在这昏黑的夜里,“俄焉寂然,灯烛无光,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集》第88页。。这是一篇用象征手法写成的散文诗,哀悼清朝的灭亡,歌颂“山中之民”起来吊民伐罪,代替至死不悟的统治者。在客观上,这是革命风暴的预言。

总之,龚自珍不愧为一个杰出的社会批判家。当他揭露皇权专制的时候,当他鞭挞封建官僚政治的时候,当他预言这个社会即将灭亡的时候,他的思想和语言真是金光闪闪。

三、“药方只贩古时丹”

龚自珍在晚清思想史上享有盛名令誉。他对皇权专制的批判和社会危机的宣告,曾经震撼了思想界,这确实是他的历史功绩。但维新变法运动以来,由于他呼吁过要“更法”(“奈之何不思更法?”)要“改革”(“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人们便不假思索地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联系起来,把他当作这一方面的“先驱人物”。由于他批判了专制的皇权,梁启超甚至推崇他“颇明民权之义”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第96页,这更是信口开河了。仔细考察龚自珍的全部著作,其思想与“民权”二字不但毫不相干,而且冰炭不容。

龚自珍的家庭累代仕宦,他对其家庭满怀崇敬和虔诚,这种感情在他的诗文中屡有表述,老而益甚。他祖父和父亲都曾在京师礼部做官,后来他自己也任礼部主事,祖孙三代,先后百年。仅此一事就使他追慕先人,深感家门有幸:“上窥景运之灵长,下抚家门之多幸,以不陶不淑之躬,顾瞻履綦,弗敢迈越。”《国朝春曹题名记序》,《龚集》第190页。按:“履綦”,即鞋印(足迹)。在晚年的《己亥杂诗》中,他还屡次咏叹不已。如“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祖父头衔旧颎光,祠曹我亦试为郎”等诗句皆是。因此,深深的阶级烙印决定他总是从上层世家大族的角度观察问题。他对君主专制的种种批判,只是出于“士”这一阶层同皇权的矛盾,而绝非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他认为“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古史钩沉论一》,《龚集》第20页。。为什么专制君主要同士为敌呢?因为“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指开国君主)之立法,人主(指在位君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京师乐籍说》,《龚集》第117—118页。。专制君主之所以可憎,只是因为与士为敌,而不是与民为敌。龚自珍在《江南生橐笔集序》一文中批评清朝:“本朝刑太宽,民太不畏”,“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龚集》第205页。按:《江南生橐笔集序》是用“微言大义”的方法,假托“江南生”之口说出龚自珍自己的话。。埋怨清朝对人民过于仁慈,对士大夫过于严厉,阶级立场十分鲜明。

龚自珍批君权,不是为了倡民权,甚至也不是提倡绅权,而是要提高官权,提高既得利益者的士家大族之权。他所谓的“更法”、“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主张不外是:

1. 改变君臣相见的礼仪。他在《明良论》里分析大臣无耻,只知献媚取宠的原因,是君威太盛,以奴仆待大臣。臣下见了君上就须下跪磕头,这是社稷之耻。他主张恢复早期封建社会的君臣礼仪,恢复“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他论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这样四句话:“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明良论二》,《龚集》第32页。其实,根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君上有礼,才能换来臣下的忠节。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龚自珍的四句话正是孔子的翻版,找不出来新的东西。为了恢复古礼,他写有《撰四等十仪》一文,将古代经籍上所载的君臣相见之礼加以钩稽条列,似在供人采择。

封建社会晚期高度的皇权专制,诚然有许多可憎可耻的现象。但龚自珍只想到王公大臣,丝毫没有想到人民所受的专制之苦。他不是眼睛向前去设想带有民主因素的改革(像黄宗羲、唐甄那样),而是要恢复早期封建社会的君臣礼仪。这是“托古改制”吗?打着古人旗号,实际上有利于新阶级,有利于历史前进的改革,在习惯上才能叫托古改制。龚自珍却只是要复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龚集》第513页。,正是他自己的忠实写照。

2. 大大增加各级官僚的俸禄口他写道:“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人主以大臣不富为最可嘉可法之事,尤晚季然也。”《明良论一》,《龚集》第29页。农民天生应该贫贱,贵族官僚天生应该富贵;这是自古而然的天理。而皇帝限制大臣富贵,这是晚期封建社会的现象。《论语》上有一句话:“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龚自珍抓住这句话说:可见周公很富;不但周时大臣很富,两汉、唐、宋大臣的俸禄,都比现今高出数倍。大臣魁儒,雍容华贵,饮食风雅,这是国家的体统。而现今的官员天天愁着没钱,京官穷,外官也穷,“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很失卿大夫的体统。因此,应该仿古改制:“内而大学士、六卿,外而总督、巡抚,皆古之莫大诸侯,虽有巨万之赀,岂过制焉?”上引俱见《明良论一》,《龚集》第29—30页。这项“改革”的反民主性质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3. 加重大臣及各级地方官的政治、军事、司法等权力。他说:“伏见今督、抚、司、道,虽无大贤之才,然奉公守法畏罪,亦云至矣,蔑以加矣!”这么善良的官,可惜其权力太小,遇事不敢自专,对于镇压人民不利。“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改革的方法,应该“略仿古法而行之”,皇帝无须过分束缚臣下的手脚,只须“亲总其大纲大纪”,其余放手让内外官员去干,这是“万万世屹立不败之谋”上引俱见《明良论四》,《龚集》第35—36页。。这是他青年时期的主张。以后在他考进士的殿试《对策》中,又重申了这一主张。

如果抽象地从提高行政效率这一点来考虑,适当的地方分权自然比过度的中央集权要好。但关键在于,他主要是着眼于使民“畏”、防民“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反映了官僚世家对付农民起义的紧迫感。溯其渊源,早在清初,顾炎武鉴于明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就在其《郡县论》里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顾炎武:《郡县论》,《亭林文集》卷1。,加强郡县用人、专杀之权,以对付农民军的流动作战。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农民起义的威胁,龚自珍、吴嘉宾等人又极力鼓吹这一思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汪士铎又提出恢复唐代藩镇的论调,成为洋务派军阀割据的舆论先导。

如果承认本文的叙述和分析是忠于历史事实的话,就不能再对龚自珍笔下“更法”、“改革”的字眼笼统肯定了。当然,他也有一些积极意义的改革主张,归纳起来不外是:

1. 他规划了在新疆设置行省。这是有很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他平素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即边疆舆地),这是最大的创获,其贡献诚然不应抹杀。他生平对自己的《西域置行省议》和《罢东南番舶议》二文很自负,晚年作诗还说:“五十年中言定验。”《己亥杂诗》,《龚集》第516页。但前者“验”了,后者却落了空。他身后编文集时,儿子把《罢东南番舶议》藏匿起来了,原因是该文主张闭关绝市,实在拿不出去。《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从《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犹可依稀考见其闭关绝市思想(如说禁绝呢绒、羽毛、玻璃、钟表等物,及将洋人全部赶至澳门,“不留一夷”等),但不若《罢东南番舶议》之彻底罢了。又其《乞籴保阳》一诗云:“昨日林尚书,衔命下海滨。方当杜海物,氄毳拒其珍。”他希望林则徐不仅去禁鸦片,而且要“杜海物”、“拒其珍”,这是同林则徐大有区别的。

2. 主张废除八股文。这是积极的意见。但在他以前很久,早有许多人提出过这种意见。与他同时的包世臣、潘德舆等人,都是如此主张。

3. 主张用人不论资格。如果就事论事,此条可以承认有积极意义。但用人来推行何种政治,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考虑到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这一条的价值就要大为减色。

4. 主张禁鸦片。这自然是好的。当时一般正直的士人无不大声疾呼。清政府也正在厉行禁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

鸦片战争时期,他在一封信中说:如果一个家庭受四邻百般欺凌,但该家内部却秩序井然,“奴仆无不畏其家长者,子姓无不畏其父兄者”,那末该家必不致迅速败亡。又有一家,尽管很有钱,四邻敬重,但此家内部却是“入其门,则奴仆箕踞而嬉,家长过之,无起立者。登其堂,有孙攘臂欲箠笞其祖父……此家宁可支长久耶?”龚自珍根据封建家长制的原则来衡量现实,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了。他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箠祖父之世宙也。”信中对人民的仇视诬蔑,不正好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信念形成鲜明对比吗?

那么,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如何?信中说:“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与人笺八》,《龚集》第340—341页。态度很明显:打败英吉利也挽救不了“奴仆踞家长,子孙箠祖父”的危局,不要再同外国打了,赶快枪口对内吧!此信是1840年12月2日写的。那时林则徐已被革职,琦善主持广东战事。这同琦善的主张又何其相似!

或问:他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不是要坚决抵抗侵略吗?那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写的,那里面诚然表现了对外抵抗的思想。然而要知道,大势所趋,道光皇帝那时也表示坚决抵抗哩!鸦片战争爆发后,龚自珍在苏州一带吟风弄月,态度消极。他自己承认,这时“颓放无似”,“心绪平淡”《与吴虹生书(十二)》,《龚集》第353—354页。。这与当时一些爱国人士奔走呼号,如救燃眉,又是那么鲜明的对比!按:梁章钜:《师友集》卷6《仁和龚定庵主事》条云:“君(指龚)之归也,掌丹阳讲席,适余(梁氏自谓。时梁任苏抚)在上海防堵,邮书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请助筹军。余方扫榻以待,数日而凶闻遽至,为之泫然。”有的同志据此资料说明龚逝世前仍坚主抗英,殊属臆测之辞。梁氏所谓“请助筹军”云云,乃系梁约请龚,而非龚主动投军。龚死乃罢。

四、“农宗”——龚自珍的理想国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吏治的腐朽和土地集中的加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年轻的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危险。他思索多年,心情是矛盾的。25岁那年(1816),他写了《平均篇》,指出贫富的尖锐对立,如任其发展,必有江山变置之虞。并作了以下的著名论断:“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这种思想本是极其可贵的,可以和清初优秀思想家唐甄的平均学说前后辉映。唐甄:《潜书·大命篇》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粥,杂以荍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龚自珍应是受到了唐甄的影响按:唐甄长期流寓江南,终老于苏州,近人钱穆以为“唐甄《潜书》极行于吴,定庵必见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53页),是有道理的。,虽然不如唐甄那样深刻具体,方向却是一致的。但唐甄身受饥寒之苦,龚自珍完全缺乏那样的感受,终于没有沿着这条思想路线前进下去。

29岁那年(1820),他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他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即“士”),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龚集》第106页。把眼光移向了“士”和“富者”——大家都在变穷。这应是衰落中的家庭给予他的感觉。

又过了三年(1823),他写了《农宗》,作为其“理想国”的蓝图。他自己承认,《农宗》与《平均篇》“大指不同”见《平均篇》自记。,即根本精神不同。《平均篇》的根本精神是缩小贫富差别,而《农宗》的根本精神,是恢复并扩大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之推行于社会的各角落各阶层。

中国自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财产(主要是土地)的继承方式为各子平分,典型的宗法制度也随之解体了。龚自珍反对各子平分产业的习俗。他说,比如某家有田百亩,“长子与余子不别,则百亩分;数分则不长久;不能以百亩长久,则不智”《农宗》,《龚集》第49页。。因为这不但很快将祖业分光,而且宗法制度难以维持。他的“新”设想(仍是复古)大致是这样:把整个社会按血缘关系分成四个等级:大宗、小宗、群宗、闲民。立宗之始,长子是大宗,次子是小宗,三子四子是群宗,五子以下是闲民。大宗的长子长孙恒为大宗,小宗的长子长孙恒为小宗,依此类推。小宗的次子是群宗,三子以下是闲民。群宗的次子以下是闲民。小宗、群宗总称“余夫”。

分田的方法是:假如大宗分田百亩,“余夫”只能分二十五亩,闲民不分田。大宗的百亩之田,可以役使五户闲民作佃户,余夫们各二十五亩,可以分别役使一户闲民作佃户。佃户只能用同姓的人;同姓不足,才能用异姓,但必须呈报官府批准。五品以上的大官,国家授予禄田若干,禄田可以世袭若干代,不交税。六品以下小官不授禄田,而给薪俸。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他没有专门论及,但通观全文,他主张基本取消。

《农宗》的理想国根本无法实现。这不但是空想的,而且在政治倾向上是反动的。

一般的说法认为:它有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保护中小地主的意图。这种看法大概是被他在行文中“百亩之田”、“百亩之农”的提法所迷惑,而误以地主占有土地只限百亩。其实,他在《农宗答问第一》里已经明白表示,那不是“限田之法”,“吾书姑举百亩以起例”——为了说明的方便,姑且打个比方罢了。他说:“贫富之不齐,众寡之不齐,或十佰,或千万,上古而然。”古已如此,今天是否要限制呢?他答:“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龚集》第54页。在《农宗答问第四》里,他再一次肯定了“既立农宗,又不限田”《龚集》第55页。的意思,可见,大宗固然可以有田百亩,何尝不可有田千亩?而且大宗的田只传长子,这就可以保证祖业历久不失,“世世富足”《农宗·陈硕甫跋》,《龚集》第52页。。

此外,《农宗》规定五品以上大官授予禄田,禄田数量虽未明言,但根据他尽量使公卿大夫富贵的一贯主张,其数一定很多。这样,大官僚必定是大地主,土地免税世袭若干代;子孙又做了大官,还可再得一份禄田,锦上添花,世袭罔替。这只能起扩大官僚地主特权的作用,哪里有“保护中小地主”的意义呢?

最后,根据《农宗》的设想,是要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用血缘关系的强韧纽带,把穷人(“闲民”)束缚在土地上,子孙恒为闲民,世世代代不得翻身。而且,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还可以被血缘宗谱的幕布所掩盖,照龚自珍的话说,“蓬跣之子(蓬头赤脚的穷人),言必称祖宗,学必世谱谍”,死后做了鬼,也“知恋公上”《农宗》,《龚集》第51页。,哪里还懂得反抗呢?

由此可见,《农宗》的理想国是官僚地主的乐园,是农民的永恒地狱。

现在让我们再深入考察一下与《农宗》有联系的龚自珍的另一主张,即:强化自然经济的“驱民于南亩”的主张。

早在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就开始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提出异议,黄宗羲更提出“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的主张,支持工商业的发展。

龚自珍则不然。他把重本抑末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远远超过一般封建思想的程度。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把“食”(农)与“货”(商)对立起来看问题。他认为“匹夫之忧,货重于食”,“人主之忧,食重于货”。匹夫与人主的看法不同,当然是人主的看法对。因此他主张把商品经济及货币抑制到最小限度:“凡民以有易无……皆以稻、麦、百谷、竹、木、漆、陶、铁、筐筥桑柘、葛苧、蔬韭、木实、药草、牛、驴、马、猪、羊、鸡、鱼、蒲苇、盐、酒、笔、楮,使相当。其名田者赋于官亦用是。”这就是说,把商品交换倒退到物物相易的方式,田赋也改征实物,不要货币。货币是个坏东西,要尽量限制其作用:“百家之城,有限百两;十家之市,有钱十缗;三家五家之堡,终身毋畜泉货可也。”《乙丙之际塾议第十六》,《龚集》第7—8页。

货币少到不能再少,基本上等于取消,农民一生也不许有一文钱。他认为“行此三十年”,不但穷人不再羡慕货币,富人也不再贮存货币(自然只有扩大占田一条路);工商业者毫无出路,就会全部“退而役南亩”同上书,第8页。,建立起庄园自然经济的绝对统治。

在《农宗》的理想国里,他又重申了实物交换,“皆不得以赡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农宗》,《龚集》第50页。……那一套主张。

在《对策》里,他进一步把反对中央集权和反对商品经济的思想结合起来,论证历史。他说:汉朝初年,“户口蕃息,风气淳庞”,是汉朝最好的时代。其原因就在于:第一,地方官员的权重,中央不多干涉;第二,厉行重农抑商,“禁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驱民于南亩”;第三,加重丁赋,迫使游民“多执业以谋生”《对策》,《龚集》第114—117页。。实际上,这还是驱民于南亩。这样好的黄金时代,到了汉武帝时,商人兴起,开始变坏了。宣帝以后,实行了中央集权,就坏得不可收拾了。这当然是歪曲历史。汉朝的衰替,是地主阶级腐朽残暴的统治所造成的。商品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向,并且在那时也都是进步趋向。而龚自珍的理想国及其有关的经济思想,只是追求历史的倒退。

五、“山中之民”考辨

本文第一节曾摘引列宁关于革命形势来临的指示:不但“下层”人民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统治阶级也产生了政治危机,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龚自珍生活时代的中国正是这样的形势。他敏锐地感到了“上层”的危机,呼吁改革,并在其著名文章《尊隐》中宣告了危机的到来,满腔热情地欢呼“山中之民”将要兴起,代替旧的统治。

现在要问:这个神秘的“山中之民”是谁?他代表哪种政治力量?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当时,只有农民阶级是这种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1978年版,第297页。。假使仅就当时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说,“山中之民”最后体现在农民阶级身上了,这个意见似乎不错。事实证明,若干年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爆发了。根据字面来猜测,似乎也可以把“山中之民”解释为农民。假如真是这样,那末龚自珍满腔热情地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岂非成了农民的代言人?但根据他的一贯立场和思想体系,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所欢呼的“山中之民”在他的主观心目中究竟指谁,值得认真探索。

龚自珍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他的《尊隐》,有诗云:“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32页。此诗前一句意义甚明,后一句是说“猿鹤”有力量干一场。“猿鹤”何所指?考龚自珍在《与人笺五》里,曾咒骂官僚界“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鹤,小人化虫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鹤以贤矣。”《龚自珍全集》第339页。按:“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本出《抱朴子》;龚说出于《列子》,乃系偶误,龚氏《最录穆天子传》即引此为《抱朴子》(见《龚集》第248页)。原来,“猿鹤”意指像龚自珍自己这样的“君子”。又考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载:龚16岁时,在北京法源寺读书,他的外祖父之弟段清标找他游玩,一老一少“寺僧戏谓一猿一鹤”《龚集》第595页。。这个和尚的雅谑使龚很得意,时隔19年,他35岁(1826)时,还有诗追忆此事:“寺僧两侮之,谓一猿一鹤。”《丙戌秋日,独游法源寺,寻丁卯戊辰间旧游,遂经过寺南故宅,惘然赋》。《龚集》第478页。可见“猿鹤”就是君子,就是龚这一类清高的封建士大夫,当为不诬。龚自号“羽山民”,他在昆山的别墅,号“羽山馆”。据此可以断言:“山中之民”决非农民的代表,而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

再进一步考查,“山中之民”在龚看来还不算最理想的人物。高踞“山中之民”之上的是超脱物外的隐士。试看《尊隐》的结尾部分:

之民(指山中之民)也,有待者耶?无待者耶?应之曰:“有待。”“孰待?”“待后史氏。”“孰为无待?”应之曰:“其声无声,其行无名,大忧无蹊辙,大患无畔涯,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无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后史氏欲求之,七反而无所睹也。悲夫悲夫!”

龚的诗文,有许多消极颓废的东西,原因之一,是受庄子的影响太深。《尊隐》一文,不但笔调神韵酷似《庄子》,而且结尾部分的思想也来自庄子,“有待”、“无待”的用语,正是从《庄子·逍遥游》那里套来的。《庄子·逍遥游》:“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大宗师》亦有“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等语。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局限。这种人还要受世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超然物外而得到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山中之民”虽比“京师”好,但毕竟还“有待”。只有那个“无待”者(这是庄和龚的理想境界),才能彻底摆脱客观世界的限制和烦扰,获得无条件的解脱和自由。像“山中之民”那样吊民伐罪的事,自然也不屑去干。《逍遥游》上的无待者,是姑射之山的神人,《尊隐》上的无待者,是傲视万物而又悲天悯人的隐士(“纵之隐”)。《尊隐》在思想上艺术上,总的看来是一篇好文章;但必须透过那迷离惝恍的文字,找出其不健康的东西,予以应有的批判。

如实地指出龚自珍的阴暗面,并不是要抹去他的光辉。他生当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边缘,思想充满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他对清朝的官僚政治作过深刻的批判;尤其在封建社会晚期,高度皇权专制统治下,许多可憎可耻的东西被他无情地揭发出来,予以鞭挞,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一般官僚地主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时候,他大声疾呼,发出了“死期不远”的警告。他的伤时之语,骂座之言,引起了统治者的嫉恨,一生受尽了种种打击陷害,最后连礼部主事的闲差也维持不下去,挂冠回籍。他有一首诗写道:

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己亥杂诗》,《龚集》第521页。按:“前因”系佛教用语,即前世所造的孽。“香兰”句,典出《三国志·蜀志·周群传附张裕传》。张裕得罪了刘备,刘备将要杀他时,诸葛亮问其何罪,刘备答:“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

诗的前两句写自己“曲高和寡”的孤独之感和倦归之情,后两句自比香兰,借用刘备“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话,伤叹自己生不逢辰,虽然并没有挡住别人的路,也被摧锄了。

[作者附记:本文草成于1979年夏,是年先后在河北师院文科各系、河南师大历史系作过报告,意犹未尽,尚须续补,只好俟诸异日了。]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