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与思想渊源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龚氏是浙江的右族，“簪缨文史”，累代仕宦。他的本生祖父禔身是个举人，过继祖父敬身是个进士，都在北京做过官；敬身后来由礼部外放，官至迤南兵备道。父亲丽正在嘉庆初年中了进士，供职礼部，外放官至苏淞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外祖父段玉裁是赫赫有名的文字学家。龚自珍12岁就开始从外祖父学习《说文》部目，可谓学有根底。他很有才华，少时所作诗词文章“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段玉裁：《经韵楼集》卷9，《怀人馆词序》。。外祖父却担心浪漫的诗文有害于学问功名的正途，特别告诫外孙要读经治史，“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段玉裁：《经韵楼集》卷9，《与外孙龚自珍札》。。但龚自珍以后偏偏走上了名士的道路，38岁始中进士，后官宗人府主事、礼部主客司主事，仕途蹇滞，潦倒终生。
龚自珍生当嘉、道之际，这几十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也是清朝开始走向衰乱的阶段。政治上、思想上极端严酷的封建专制，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吏治腐败、土地集中、鸦片泛滥，使各种社会矛盾都激化起来。抗粮、抗租、暴动和起义连年不断，使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大祸将临的感觉，惊呼“看到风俗人心，可惧之至！……如此风俗，实有书契来所未见！”沈垚：《落帆楼集》卷10，《与吴半峰》。。不祥的阴影笼罩着整拿社会，一场更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已经为时不远了。
列宁曾指出，革命形势的第一个特征是：“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枧，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l965年版，第594—595页。中国当时的形势正是这样。龚自珍出身于官宦世家，但他已不能照父辈祖辈的样子生活下去。他不愿久伏牖下，皓首穷经。当时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有两大学派：宋学和汉学。宋学专讲纲常名教、性命义理，固然是封建专制的精神工具，而汉学只讲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的考据，不问现实，不谈时政，也是禁锢思想的有效方法；所以二者被清廷当作官学来提倡。乾、嘉以降，由于文字狱的恐怖，士大夫治学离现实越远越安全，汉学盛极一时，许多汉学经师做了大官，声势煊赫，造成了“汉学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节。的局面。龚自珍有家学渊源，有很好的汉学基础，如果走这条道路，是不难援类结党，青云直上的。但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时代的苦闷，使他放弃了家传的优势，而去寻求异样的生活，异样的思想。他成了一个狂放的文人，被人嘲为“龚呆子”；在学术思想上，他成了一个与汉、宋官学对立的今文经学家。
今文经学曾经盛极于西汉，但东汉末年以来久已衰落失传。到了清朝乾、嘉时期，为了扭转汉学脱离实际的倾向，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发出了“通经致用”的呼声，要求学术有益于国计民生，于是今文经学才应运而起，开始复兴。今文经学不重考据训诂，而善于附会经文，“微言大义”，是议论时政的一种方便的形式，也比较地能够容纳一些变革现实的思想。但在龚自珍以前，它还是一个冷落的学派；前此的今文经师，无论是庄存与，还是刘逢禄、宋翔凤等，都没有真正接触到社会的实际问题，所以不为人所重视，在思想界影响不大。年轻的龚自珍找到了这种思想形式，开始利用它大胆地抨击时政。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28岁，在北京结识了刘逢禄、宋翔凤，更使他一见倾心，师事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今文经学的经典）。他有一首诗写道：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龚自珍全集》1975年版（下简称《龚集》），第441页。“虫鱼学”指训诂考据。“卖饼家”，典出《三国志·魏志》裴秀传注：当时的司隶钟繇不喜欢今文的《公羊传》，而喜欢古文的《左传》，他说：《左传》好比皇家的御膳房（“太官”），丰盛甘美；而《公羊》只是一间卖饼的小铺罢了。故“卖饼家”借指今文经学。
他又曾投诗于宋翔凤，说是“万人丛中二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可以想见他对这个学派是多么崇敬热爱。此后他进一步利用今文经学说经、论事，揭露清朝社会的腐败，有如石破天惊，在思想界造成巨大影响。近来有些同志想否认今文经学对龚氏思想的影响，说：“把他（指龚氏——引者）看作一个经今文学家，这是很不确切的。龚自珍虽在二十八岁时向刘逢禄学公羊学……但是，仔细查一下龚自珍的论著，‘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与公羊学毫无关系。”（见《九州生气恃风雷——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这个论断是缺乏根据的。查《乙丙之际箸议》第9篇开宗明义就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考此云“深于《春秋》者”，当指今文大师董仲舒无疑：“世有三等”的说法，正是来自董仲舒。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这正是公羊家三世说的张本。可见，早在结识刘逢禄之前，龚自珍已经利用今文经学“讥切时政”了。当然，龚自珍不像刘逢禄那样笃守今文家法，他考制推崇《周礼》，说诗兼采毛公，龚自珍：“圣世所用，实是《周礼》。”（见《保甲正名》）又说：“予说诗以涵泳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见《己亥杂诗》第63首自注）对古文经没有深闭固拒的门户之见，而是不拘一格，泛滥九流百家。他在《古史钩沉论三》中说“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这是明白的自述。又有诗云“庄骚两灵鬼，盘距肝肠深”《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第3首，见《龚集》第485页。，说明庄子、屈原对他的影响之大。至于他对佛学的笃信精研，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不但突破了今古文的界限，而且也突破了儒、佛、道的界限。杂采百家，不泥儒典，晚清许多思想家都有这个特点，龚自珍更是如此，这是时代的特点。
二、闪光的语言，深夜的警钟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高度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形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封建专制制度。皇权是绝对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尊严程度、臣民的卑贱程度，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封建专制主义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病态。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觐见清朝皇帝时，看到了文武大臣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竟使他惊骇得瞠目结舌，他在日记中写道：“嗟夫！余生平所见各种宗教之礼拜亦多矣；即不以余所目见者为限，而复求诸史乘，凡往古来今，各种宗教信徒之拜其教主若教王者，其仪式之隆重，殆均不能与此中国臣民之拜其乾隆大帝相比伦也。”《乾隆英使觐见记》卷中，刘半侬译，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33页。对皇权的顶礼膜拜超过世界历史上一切宗教对神的礼拜，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尤以晚期为然）独一无二的现象。在这样的皇权下面，必然要产生麻木不仁的官僚制度；围绕着官僚制度的则是一大群虎狼般的吏胥和食客。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还不显著，越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越是暴露明显，清朝更是如此。整个上层建筑极端腐朽，缺乏生气。
龚自珍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家庭、亲友和上层社会中耳闻目睹了这种事实，他以一个青年士子的纯真，对之深恶痛绝，许多精彩的社会批判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写的。例如他在《明良论》里痛骂官僚士大夫的无耻，说：“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他写道：有权势的官僚，只知道车马、服饰、巧言令色；没权势的闲员，便练练书法，作作诗。跟皇帝说话，便窥探皇帝的喜怒；给个好脸，赏他一些不值钱的玩艺，那些大官就洋洋自得，出来向自己的门生、妻子夸耀。皇帝脸一沉，就赶紧磕响头，再寻求其他可以得宠的法子。“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越有声望越会向皇帝进谄）；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地位离皇帝身边越近，献媚的功夫越到家）。”他认为士大夫无耻到这步田地，是“辱国”、“辱社稷”《明良论二》，《龚集》第31页。，是国家的耻辱。
读了这篇文章，很容易只注意他对官僚士大夫无耻行为的嘲骂。其实，该文寓意更深刻，更巧妙。同“近代之士”相对比，他描绘了“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引证了《中庸》、《国策》，说明先秦有作为的帝王，都把大臣当作师友对待，只有亡国之君，才把大臣当作奴才看待；又引证了贾谊的话：“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一种政府的奴隶），彼将官徒自为也。”汉时，三公坐而论道，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从容于便殿之下，皇帝不断有赐坐、赐茶之举，“及其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余，无此事矣”《明良论二》，《龚集》第31页。。龚自珍用古代君臣间的师友关系（这当然不一定全合事实）反衬出清朝皇帝的无上尊严，用古代大臣“巍然岸然”之风对照清朝大臣的婢妾之行，从而谴责了封建晚期畸形膨胀的君权和官僚士大夫的可耻行径。
专制君主对权力极端贪婪而又吝啬，唯恐大权旁落，因此对臣下处处加以防范，“约束之，羁縻之”，费尽了心机。一二品的大臣见皇上早晨磕头，晚上磕头，可是“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为了集权于一身，废除宰相，设置六部、都察院，使它们互相牵制，“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这是中央机构。至于地方的府州县官，更是动辄得咎，“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在这样的集权束缚下，群臣们只有因循苟安，一切按成例办事，“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做些不痛不痒、“无大损大益”的事情。《明良论四》，以上所引俱见《龚集》第34—36页。朝廷用人讲资格，士大夫则无所作为，熬资格。一个读书人假使30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一级一级上升，做到尚书、大学士，需要35年左右，这时“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明良论三》，《龚集》第33—34页。。麻木不仁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
《明良论》诸篇是龚自珍刚过弱冠时的作品，后来他的思想大体上沿着这条路子发展，有时候感情非常激愤。他把专制帝王叫作“霸天下之氏”《古史钩沉论一》，《龚集》第20页。、“霸天下之统”《京师乐籍说》，《龚集》第117—118页。。专制君主为了守住天下，都用尽“苦心奇术”《京师乐籍说》，《龚集》第117—118页。对付士大夫，消磨他们的意志，摧锄他们的英杰，使士大夫变成可耻的奴才。他在《古史钩沉论一》中说：“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钩沉论一》，《龚集》第20页。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淫威之下，真正的英才遭受压抑摧残，伏处山野，而无耻的利禄之徒充斥于官僚界，他们不过是一群行尸走肉，一群会跪拜的稻草人，正像龚自珍所说的：“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他恨透了这一群徒具人形的官僚，诅咒他们说：“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与人笺五》，《龚集》第339页。这是对清朝官僚政治的批判，也是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批判。
龚自珍多次指出，这样的时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他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把董仲舒的“世有三等”具体解释为治世、乱世和衰世。现实的社会是衰世。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道路，没有议论，分不出君子和小人。举世昏昏闷闷，不容与众不同的“才士”和“才民”存在。一旦出现了才士才民，就会被软刀子杀害：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要即腰；其法不及要领，即杀人不腰斩，不砍头），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集》第6—7页。
扼杀生机，杀戮心灵，这是一个鬼蜮的世界。社会到了这步田地，离灭亡就不远了。所以在他的诗文里，经常流露苍凉之感和危机之感，简直惶惶不可终日。例如：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第12首。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第2首。按：“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典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龚诗中以宗周借指清朝，意为：如果清朝大乱，连穷寡妇织机上的纬线也会烧为灰尘，大家都完了。
嫠不恤其纬，忧天如杞人！《乞籴保阳》诗，见《龚集》第507页。
当清朝统治者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时候，当他们酣卧梦乡的时候，他敲起了声声警钟：清朝的天就要塌下来了！大祸临头，无限繁华即将化为灰烬了！
还有一篇《尊隐》，是其平生得意之作。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描写了社会危机来临的可怖景象。他说：“日有三时，一日蚤（早）时，二日午时，三日昏时。”而清朝已到昏时。在这昏黑的夜里，“俄焉寂然，灯烛无光，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集》第88页。。这是一篇用象征手法写成的散文诗，哀悼清朝的灭亡，歌颂“山中之民”起来吊民伐罪，代替至死不悟的统治者。在客观上，这是革命风暴的预言。
总之，龚自珍不愧为一个杰出的社会批判家。当他揭露皇权专制的时候，当他鞭挞封建官僚政治的时候，当他预言这个社会即将灭亡的时候，他的思想和语言真是金光闪闪。
三、“药方只贩古时丹”
龚自珍在晚清思想史上享有盛名令誉。他对皇权专制的批判和社会危机的宣告，曾经震撼了思想界，这确实是他的历史功绩。但维新变法运动以来，由于他呼吁过要“更法”（“奈之何不思更法？”）要“改革”（“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人们便不假思索地同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联系起来，把他当作这一方面的“先驱人物”。由于他批判了专制的皇权，梁启超甚至推崇他“颇明民权之义”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第96页，这更是信口开河了。仔细考察龚自珍的全部著作，其思想与“民权”二字不但毫不相干，而且冰炭不容。
龚自珍的家庭累代仕宦，他对其家庭满怀崇敬和虔诚，这种感情在他的诗文中屡有表述，老而益甚。他祖父和父亲都曾在京师礼部做官，后来他自己也任礼部主事，祖孙三代，先后百年。仅此一事就使他追慕先人，深感家门有幸：“上窥景运之灵长，下抚家门之多幸，以不陶不淑之躬，顾瞻履綦，弗敢迈越。”《国朝春曹题名记序》，《龚集》第190页。按：“履綦”，即鞋印（足迹）。在晚年的《己亥杂诗》中，他还屡次咏叹不已。如“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祖父头衔旧颎光，祠曹我亦试为郎”等诗句皆是。因此，深深的阶级烙印决定他总是从上层世家大族的角度观察问题。他对君主专制的种种批判，只是出于“士”这一阶层同皇权的矛盾，而绝非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他认为“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古史钩沉论一》，《龚集》第20页。。为什么专制君主要同士为敌呢？因为“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指开国君主）之立法，人主（指在位君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京师乐籍说》，《龚集》第117—118页。。专制君主之所以可憎，只是因为与士为敌，而不是与民为敌。龚自珍在《江南生橐笔集序》一文中批评清朝：“本朝刑太宽，民太不畏”，“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龚集》第205页。按：《江南生橐笔集序》是用“微言大义”的方法，假托“江南生”之口说出龚自珍自己的话。。埋怨清朝对人民过于仁慈，对士大夫过于严厉，阶级立场十分鲜明。
龚自珍批君权，不是为了倡民权，甚至也不是提倡绅权，而是要提高官权，提高既得利益者的士家大族之权。他所谓的“更法”、“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主张不外是：
1. 改变君臣相见的礼仪。他在《明良论》里分析大臣无耻，只知献媚取宠的原因，是君威太盛，以奴仆待大臣。臣下见了君上就须下跪磕头，这是社稷之耻。他主张恢复早期封建社会的君臣礼仪，恢复“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他论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这样四句话：“厉之以礼出乎上，报之以节出乎下。非礼无以劝节，非礼非节无以全耻。”《明良论二》，《龚集》第32页。其实，根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君上有礼，才能换来臣下的忠节。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龚自珍的四句话正是孔子的翻版，找不出来新的东西。为了恢复古礼，他写有《撰四等十仪》一文，将古代经籍上所载的君臣相见之礼加以钩稽条列，似在供人采择。
封建社会晚期高度的皇权专制，诚然有许多可憎可耻的现象。但龚自珍只想到王公大臣，丝毫没有想到人民所受的专制之苦。他不是眼睛向前去设想带有民主因素的改革（像黄宗羲、唐甄那样），而是要恢复早期封建社会的君臣礼仪。这是“托古改制”吗？打着古人旗号，实际上有利于新阶级，有利于历史前进的改革，在习惯上才能叫托古改制。龚自珍却只是要复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龚集》第513页。，正是他自己的忠实写照。
2. 大大增加各级官僚的俸禄口他写道：“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人主以大臣不富为最可嘉可法之事，尤晚季然也。”《明良论一》，《龚集》第29页。农民天生应该贫贱，贵族官僚天生应该富贵；这是自古而然的天理。而皇帝限制大臣富贵，这是晚期封建社会的现象。《论语》上有一句话：“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龚自珍抓住这句话说：可见周公很富；不但周时大臣很富，两汉、唐、宋大臣的俸禄，都比现今高出数倍。大臣魁儒，雍容华贵，饮食风雅，这是国家的体统。而现今的官员天天愁着没钱，京官穷，外官也穷，“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很失卿大夫的体统。因此，应该仿古改制：“内而大学士、六卿，外而总督、巡抚，皆古之莫大诸侯，虽有巨万之赀，岂过制焉？”上引俱见《明良论一》，《龚集》第29—30页。这项“改革”的反民主性质昭然若揭，不言自明。
3. 加重大臣及各级地方官的政治、军事、司法等权力。他说：“伏见今督、抚、司、道，虽无大贤之才，然奉公守法畏罪，亦云至矣，蔑以加矣！”这么善良的官，可惜其权力太小，遇事不敢自专，对于镇压人民不利。“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改革的方法，应该“略仿古法而行之”，皇帝无须过分束缚臣下的手脚，只须“亲总其大纲大纪”，其余放手让内外官员去干，这是“万万世屹立不败之谋”上引俱见《明良论四》，《龚集》第35—36页。。这是他青年时期的主张。以后在他考进士的殿试《对策》中，又重申了这一主张。
如果抽象地从提高行政效率这一点来考虑，适当的地方分权自然比过度的中央集权要好。但关键在于，他主要是着眼于使民“畏”、防民“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反映了官僚世家对付农民起义的紧迫感。溯其渊源，早在清初，顾炎武鉴于明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就在其《郡县论》里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顾炎武：《郡县论》，《亭林文集》卷1。，加强郡县用人、专杀之权，以对付农民军的流动作战。鸦片战争前后，由于农民起义的威胁，龚自珍、吴嘉宾等人又极力鼓吹这一思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汪士铎又提出恢复唐代藩镇的论调，成为洋务派军阀割据的舆论先导。
如果承认本文的叙述和分析是忠于历史事实的话，就不能再对龚自珍笔下“更法”、“改革”的字眼笼统肯定了。当然，他也有一些积极意义的改革主张，归纳起来不外是：
1. 他规划了在新疆设置行省。这是有很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他平素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即边疆舆地），这是最大的创获，其贡献诚然不应抹杀。他生平对自己的《西域置行省议》和《罢东南番舶议》二文很自负，晚年作诗还说：“五十年中言定验。”《己亥杂诗》，《龚集》第516页。但前者“验”了，后者却落了空。他身后编文集时，儿子把《罢东南番舶议》藏匿起来了，原因是该文主张闭关绝市，实在拿不出去。《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从《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犹可依稀考见其闭关绝市思想（如说禁绝呢绒、羽毛、玻璃、钟表等物，及将洋人全部赶至澳门，“不留一夷”等），但不若《罢东南番舶议》之彻底罢了。又其《乞籴保阳》一诗云：“昨日林尚书，衔命下海滨。方当杜海物，氄毳拒其珍。”他希望林则徐不仅去禁鸦片，而且要“杜海物”、“拒其珍”，这是同林则徐大有区别的。
2. 主张废除八股文。这是积极的意见。但在他以前很久，早有许多人提出过这种意见。与他同时的包世臣、潘德舆等人，都是如此主张。
3. 主张用人不论资格。如果就事论事，此条可以承认有积极意义。但用人来推行何种政治，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考虑到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这一条的价值就要大为减色。
4. 主张禁鸦片。这自然是好的。当时一般正直的士人无不大声疾呼。清政府也正在厉行禁烟。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
鸦片战争时期，他在一封信中说：如果一个家庭受四邻百般欺凌，但该家内部却秩序井然，“奴仆无不畏其家长者，子姓无不畏其父兄者”，那末该家必不致迅速败亡。又有一家，尽管很有钱，四邻敬重，但此家内部却是“入其门，则奴仆箕踞而嬉，家长过之，无起立者。登其堂，有孙攘臂欲箠笞其祖父……此家宁可支长久耶？”龚自珍根据封建家长制的原则来衡量现实，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希望了。他说：“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箠祖父之世宙也。”信中对人民的仇视诬蔑，不正好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信念形成鲜明对比吗？
那么，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如何？信中说：“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与人笺八》，《龚集》第340—341页。态度很明显：打败英吉利也挽救不了“奴仆踞家长，子孙箠祖父”的危局，不要再同外国打了，赶快枪口对内吧！此信是1840年12月2日写的。那时林则徐已被革职，琦善主持广东战事。这同琦善的主张又何其相似！
或问：他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不是要坚决抵抗侵略吗？那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写的，那里面诚然表现了对外抵抗的思想。然而要知道，大势所趋，道光皇帝那时也表示坚决抵抗哩！鸦片战争爆发后，龚自珍在苏州一带吟风弄月，态度消极。他自己承认，这时“颓放无似”，“心绪平淡”《与吴虹生书（十二）》，《龚集》第353—354页。。这与当时一些爱国人士奔走呼号，如救燃眉，又是那么鲜明的对比！按：梁章钜：《师友集》卷6《仁和龚定庵主事》条云：“君（指龚）之归也，掌丹阳讲席，适余（梁氏自谓。时梁任苏抚）在上海防堵，邮书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请助筹军。余方扫榻以待，数日而凶闻遽至，为之泫然。”有的同志据此资料说明龚逝世前仍坚主抗英，殊属臆测之辞。梁氏所谓“请助筹军”云云，乃系梁约请龚，而非龚主动投军。龚死乃罢。
四、“农宗”——龚自珍的理想国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吏治的腐朽和土地集中的加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年轻的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危险。他思索多年，心情是矛盾的。25岁那年（1816），他写了《平均篇》，指出贫富的尖锐对立，如任其发展，必有江山变置之虞。并作了以下的著名论断：“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这种思想本是极其可贵的，可以和清初优秀思想家唐甄的平均学说前后辉映。唐甄：《潜书·大命篇》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粥，杂以荍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龚自珍应是受到了唐甄的影响按：唐甄长期流寓江南，终老于苏州，近人钱穆以为“唐甄《潜书》极行于吴，定庵必见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53页），是有道理的。，虽然不如唐甄那样深刻具体，方向却是一致的。但唐甄身受饥寒之苦，龚自珍完全缺乏那样的感受，终于没有沿着这条思想路线前进下去。
29岁那年（1820），他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他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即“士”），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龚集》第106页。把眼光移向了“士”和“富者”——大家都在变穷。这应是衰落中的家庭给予他的感觉。
又过了三年（1823），他写了《农宗》，作为其“理想国”的蓝图。他自己承认，《农宗》与《平均篇》“大指不同”见《平均篇》自记。，即根本精神不同。《平均篇》的根本精神是缩小贫富差别，而《农宗》的根本精神，是恢复并扩大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之推行于社会的各角落各阶层。
中国自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财产（主要是土地）的继承方式为各子平分，典型的宗法制度也随之解体了。龚自珍反对各子平分产业的习俗。他说，比如某家有田百亩，“长子与余子不别，则百亩分；数分则不长久；不能以百亩长久，则不智”《农宗》，《龚集》第49页。。因为这不但很快将祖业分光，而且宗法制度难以维持。他的“新”设想（仍是复古）大致是这样：把整个社会按血缘关系分成四个等级：大宗、小宗、群宗、闲民。立宗之始，长子是大宗，次子是小宗，三子四子是群宗，五子以下是闲民。大宗的长子长孙恒为大宗，小宗的长子长孙恒为小宗，依此类推。小宗的次子是群宗，三子以下是闲民。群宗的次子以下是闲民。小宗、群宗总称“余夫”。
分田的方法是：假如大宗分田百亩，“余夫”只能分二十五亩，闲民不分田。大宗的百亩之田，可以役使五户闲民作佃户，余夫们各二十五亩，可以分别役使一户闲民作佃户。佃户只能用同姓的人；同姓不足，才能用异姓，但必须呈报官府批准。五品以上的大官，国家授予禄田若干，禄田可以世袭若干代，不交税。六品以下小官不授禄田，而给薪俸。对于手工业者和商人，他没有专门论及，但通观全文，他主张基本取消。
《农宗》的理想国根本无法实现。这不但是空想的，而且在政治倾向上是反动的。
一般的说法认为：它有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保护中小地主的意图。这种看法大概是被他在行文中“百亩之田”、“百亩之农”的提法所迷惑，而误以地主占有土地只限百亩。其实，他在《农宗答问第一》里已经明白表示，那不是“限田之法”，“吾书姑举百亩以起例”——为了说明的方便，姑且打个比方罢了。他说：“贫富之不齐，众寡之不齐，或十佰，或千万，上古而然。”古已如此，今天是否要限制呢？他答：“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龚集》第54页。在《农宗答问第四》里，他再一次肯定了“既立农宗，又不限田”《龚集》第55页。的意思，可见，大宗固然可以有田百亩，何尝不可有田千亩？而且大宗的田只传长子，这就可以保证祖业历久不失，“世世富足”《农宗·陈硕甫跋》，《龚集》第52页。。
此外，《农宗》规定五品以上大官授予禄田，禄田数量虽未明言，但根据他尽量使公卿大夫富贵的一贯主张，其数一定很多。这样，大官僚必定是大地主，土地免税世袭若干代；子孙又做了大官，还可再得一份禄田，锦上添花，世袭罔替。这只能起扩大官僚地主特权的作用，哪里有“保护中小地主”的意义呢？
最后，根据《农宗》的设想，是要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用血缘关系的强韧纽带，把穷人（“闲民”）束缚在土地上，子孙恒为闲民，世世代代不得翻身。而且，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还可以被血缘宗谱的幕布所掩盖，照龚自珍的话说，“蓬跣之子（蓬头赤脚的穷人），言必称祖宗，学必世谱谍”，死后做了鬼，也“知恋公上”《农宗》，《龚集》第51页。，哪里还懂得反抗呢？
由此可见，《农宗》的理想国是官僚地主的乐园，是农民的永恒地狱。
现在让我们再深入考察一下与《农宗》有联系的龚自珍的另一主张，即：强化自然经济的“驱民于南亩”的主张。
早在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就开始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提出异议，黄宗羲更提出“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的主张，支持工商业的发展。
龚自珍则不然。他把重本抑末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远远超过一般封建思想的程度。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把“食”（农）与“货”（商）对立起来看问题。他认为“匹夫之忧，货重于食”，“人主之忧，食重于货”。匹夫与人主的看法不同，当然是人主的看法对。因此他主张把商品经济及货币抑制到最小限度：“凡民以有易无……皆以稻、麦、百谷、竹、木、漆、陶、铁、筐筥桑柘、葛苧、蔬韭、木实、药草、牛、驴、马、猪、羊、鸡、鱼、蒲苇、盐、酒、笔、楮，使相当。其名田者赋于官亦用是。”这就是说，把商品交换倒退到物物相易的方式，田赋也改征实物，不要货币。货币是个坏东西，要尽量限制其作用：“百家之城，有限百两；十家之市，有钱十缗；三家五家之堡，终身毋畜泉货可也。”《乙丙之际塾议第十六》，《龚集》第7—8页。
货币少到不能再少，基本上等于取消，农民一生也不许有一文钱。他认为“行此三十年”，不但穷人不再羡慕货币，富人也不再贮存货币（自然只有扩大占田一条路）；工商业者毫无出路，就会全部“退而役南亩”同上书，第8页。，建立起庄园自然经济的绝对统治。
在《农宗》的理想国里，他又重申了实物交换，“皆不得以赡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农宗》，《龚集》第50页。……那一套主张。
在《对策》里，他进一步把反对中央集权和反对商品经济的思想结合起来，论证历史。他说：汉朝初年，“户口蕃息，风气淳庞”，是汉朝最好的时代。其原因就在于：第一，地方官员的权重，中央不多干涉；第二，厉行重农抑商，“禁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驱民于南亩”；第三，加重丁赋，迫使游民“多执业以谋生”《对策》，《龚集》第114—117页。。实际上，这还是驱民于南亩。这样好的黄金时代，到了汉武帝时，商人兴起，开始变坏了。宣帝以后，实行了中央集权，就坏得不可收拾了。这当然是歪曲历史。汉朝的衰替，是地主阶级腐朽残暴的统治所造成的。商品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向，并且在那时也都是进步趋向。而龚自珍的理想国及其有关的经济思想，只是追求历史的倒退。
五、“山中之民”考辨
本文第一节曾摘引列宁关于革命形势来临的指示：不但“下层”人民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统治阶级也产生了政治危机，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统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龚自珍生活时代的中国正是这样的形势。他敏锐地感到了“上层”的危机，呼吁改革，并在其著名文章《尊隐》中宣告了危机的到来，满腔热情地欢呼“山中之民”将要兴起，代替旧的统治。
现在要问：这个神秘的“山中之民”是谁？他代表哪种政治力量？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当时，只有农民阶级是这种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1978年版，第297页。。假使仅就当时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说，“山中之民”最后体现在农民阶级身上了，这个意见似乎不错。事实证明，若干年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爆发了。根据字面来猜测，似乎也可以把“山中之民”解释为农民。假如真是这样，那末龚自珍满腔热情地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岂非成了农民的代言人？但根据他的一贯立场和思想体系，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所欢呼的“山中之民”在他的主观心目中究竟指谁，值得认真探索。
龚自珍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他的《尊隐》，有诗云：“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32页。此诗前一句意义甚明，后一句是说“猿鹤”有力量干一场。“猿鹤”何所指？考龚自珍在《与人笺五》里，曾咒骂官僚界“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鹤，小人化虫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鹤以贤矣。”《龚自珍全集》第339页。按：“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本出《抱朴子》；龚说出于《列子》，乃系偶误，龚氏《最录穆天子传》即引此为《抱朴子》（见《龚集》第248页）。原来，“猿鹤”意指像龚自珍自己这样的“君子”。又考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载：龚16岁时，在北京法源寺读书，他的外祖父之弟段清标找他游玩，一老一少“寺僧戏谓一猿一鹤”《龚集》第595页。。这个和尚的雅谑使龚很得意，时隔19年，他35岁（1826）时，还有诗追忆此事：“寺僧两侮之，谓一猿一鹤。”《丙戌秋日，独游法源寺，寻丁卯戊辰间旧游，遂经过寺南故宅，惘然赋》。《龚集》第478页。可见“猿鹤”就是君子，就是龚这一类清高的封建士大夫，当为不诬。龚自号“羽山民”，他在昆山的别墅，号“羽山馆”。据此可以断言：“山中之民”决非农民的代表，而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
再进一步考查，“山中之民”在龚看来还不算最理想的人物。高踞“山中之民”之上的是超脱物外的隐士。试看《尊隐》的结尾部分：
之民（指山中之民）也，有待者耶？无待者耶？应之曰：“有待。”“孰待？”“待后史氏。”“孰为无待？”应之曰：“其声无声，其行无名，大忧无蹊辙，大患无畔涯，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无形，光景煜爚，捕之杳冥。后史氏欲求之，七反而无所睹也。悲夫悲夫！”
龚的诗文，有许多消极颓废的东西，原因之一，是受庄子的影响太深。《尊隐》一文，不但笔调神韵酷似《庄子》，而且结尾部分的思想也来自庄子，“有待”、“无待”的用语，正是从《庄子·逍遥游》那里套来的。《庄子·逍遥游》：“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大宗师》亦有“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等语。所谓“有待”，就是有所依赖，有所局限。这种人还要受世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超然物外而得到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山中之民”虽比“京师”好，但毕竟还“有待”。只有那个“无待”者（这是庄和龚的理想境界），才能彻底摆脱客观世界的限制和烦扰，获得无条件的解脱和自由。像“山中之民”那样吊民伐罪的事，自然也不屑去干。《逍遥游》上的无待者，是姑射之山的神人，《尊隐》上的无待者，是傲视万物而又悲天悯人的隐士（“纵之隐”）。《尊隐》在思想上艺术上，总的看来是一篇好文章；但必须透过那迷离惝恍的文字，找出其不健康的东西，予以应有的批判。
如实地指出龚自珍的阴暗面，并不是要抹去他的光辉。他生当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边缘，思想充满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他对清朝的官僚政治作过深刻的批判；尤其在封建社会晚期，高度皇权专制统治下，许多可憎可耻的东西被他无情地揭发出来，予以鞭挞，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一般官僚地主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时候，他大声疾呼，发出了“死期不远”的警告。他的伤时之语，骂座之言，引起了统治者的嫉恨，一生受尽了种种打击陷害，最后连礼部主事的闲差也维持不下去，挂冠回籍。他有一首诗写道：
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己亥杂诗》，《龚集》第521页。按：“前因”系佛教用语，即前世所造的孽。“香兰”句，典出《三国志·蜀志·周群传附张裕传》。张裕得罪了刘备，刘备将要杀他时，诸葛亮问其何罪，刘备答：“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
诗的前两句写自己“曲高和寡”的孤独之感和倦归之情，后两句自比香兰，借用刘备“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话，伤叹自己生不逢辰，虽然并没有挡住别人的路，也被摧锄了。
[作者附记：本文草成于1979年夏，是年先后在河北师院文科各系、河南师大历史系作过报告，意犹未尽，尚须续补，只好俟诸异日了。]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