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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内容提要: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孙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关 键 词:孙中山 世界主义 民族主义 新文化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2000年11月在中山翠亨的“孙中山与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就此提问,无人能够具体回答。一般相关著述主要是正面阐述民族主义。),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派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缠绕之间所做的两难选择,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一、外来影响

孙中山后期在各种场合多次宣讲其经过改造的三民主义,其中针对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做出的回应主要有3次,第1次是1921年6月21日至30日在广东省第5次教育大会发表演说,其中提到:

有谓欧洲各国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故兄弟敢说中国欲倡世界主义,必先恢复主权与列强平等;欲求与列强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顿内治。所以众“伙计”今日要行积极民族主义,更要如日本之大隈、井上之两位苦志学生,方能有用,方能为中国主人,方能去提倡世界主义。(注: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8-559页。)

这次演讲,孙中山虽然回应了来自世界主义的批评,并且有针对性地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未涉及相关的人事。无论是国外的来源,还是国内的响应,均较含糊。时隔3年,1924年2月,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的民族主义第3讲时,再度详细阐述了对世界主义的全面反批评,他说:

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直的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与及中国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呢?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甚么中国一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呢?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

以上两次演讲,孙中山主要是强调中国目前尚不宜提倡世界主义,只能宣扬民族主义。在一周后的第4讲中,孙中山进一步展开反击,并将重心转到揭露列强鼓吹世界主义,其实是变相的帝国主义这一方面:

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6-217、223-226页。)

孙中山的后两次讲话,由具体而一般,将其所针对的世界主义划出了一个大概的范围,并提示了可供追寻渊源的线索。

按照雷海宗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世界通史的提纲,其第42章“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与和平大同主义”(丙)“反国家主义反帝国主义之理想”,实际上概括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世界主义,具体分为三类,即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与和平主义(Pacifism)。大同主义的理论家有英国小说家、文明批评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魏伯伦(Thorstein Veblen),英国政治、经济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国际主义的代表理论家是担任过美国总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平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为俄国作家列·托尔斯泰(Leo Tolstoi)、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和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注:雷海宗撰,王敦书整理、导读:《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295页。该书于各派代表仅标举人名,有关情况据其他相关资料综合而成。)雷海宗的概括,勾勒出那一时期世界主义的大致轮廓,但概念的译名及各自的归属与其他人的分法颇多差别,而且有所遗漏。如胡适将Cosmopolitanism译成世界主义,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即新和平主义(New Pacifism)不同。他将安吉尔视为新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而马克思在许多人看来应当属于国际主义。这些差异反映出世界主义这一概念在具体指认时的含糊,一般人常常将世界主义、大同主义甚至国际主义混用,能够有所分别者也是因人而异。胡适晚年特别注意将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区分开,有学人称:“国际主义在意义上当然没有世界主义那么超越,其胸怀更小但却更注重各自之国。”(注: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也有学人认为:“古老的‘世界主义’也与现代的‘国际主义’不同,前者是关于天下一家的一种思想态度,后者则更落脚于超越民族界限制度。”(注: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以下简称《罗素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4页。)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上述分析可以显示后来的发展趋势,但相对于当时的状况,或许过于清晰了。

孙中山对于世界主义的了解不一定全面系统,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对中国的新文化青年发生过重要影响,并通过后者的转述,引起人们质疑其民族主义主张的人物和流派,所以他批评的对象不包括美国和法国,而突出英国与俄国,尤其是英国,具体所指,当为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来华讲学的罗素。罗素一贯信奉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战争,尤其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来的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做出反省,对民族、国家、宗教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深刻批判。来华期间,在“实业制度国家主义互相影响”等“社会结构学”的系列演讲中,罗素批评“民族主义的崛起拦腰斩断了工业大生产自然地国际化的去路。而且,根源于‘非理性的本能’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与工业大生产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民族主义激发着工业大生产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中激烈竞争又使民族主义这种‘合群/敌对本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世人如果没有及时醒悟过来,共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民族战争中自我毁灭。”(注:对罗素批判民族主义言论的概括,均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74-77、138-139页。)罗素一般性地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态度,使得后来学者在概括其来华的全部演讲内容时,甚至将“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列在首位。(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页。)

罗素的演讲词刊登于1921年4月5-6日的上诲《民国日报》上,同年分别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和《晨报》社出版单行本。1923年,罗素在来华五大演讲的基础上,加写了《向国际主义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等8章,合为《工业文明的展望》一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罗素指“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人们将本民族与他民族对立起来的一种敌对情绪”,他既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也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民族自决,认为民族自决原则下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原则下的爱国主义界限相当模糊,一旦依靠爱国主义激情获得民族自决,这种激情很容易转化为对外侵略和谋求霸权的动因。同时,世界各民族很难达到或保持长期的均衡,诉诸民族自决原则只会使各民族之间无休止地战斗下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归根结底是有害的,医治民族主义的惟一药方就是消灭民族主义,使人类的精力和情感不再服务于民族对立。理想的办法是人类自觉地组成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按照工业大生产本身的需要,合理地解决原料和能源的分配问题、移民问题、民族之间的领土问题,为此需要大力提倡国际主义。

罗素来华及其演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1924年北京大学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作为“中国之外谁是最伟大的人”,罗素仅在列宁和威尔逊之后,排列第3位,比先其来华演讲、名列第11位的杜威(J.Dewey)高得多。(注:《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其反对民族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主张,在崇尚西方文明并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不少共鸣。孙中山几度针对世界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论调的公开演讲,与罗素来华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出版在时间顺序上如此吻合,恐怕反映了一定的因果联系。

孙中山对这一时期罗素的言论动向显然相当关注,他在民族主义第6讲中对罗素颇有好评,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象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8页。)其实,孙中山对罗素的好感应当不仅来自后者对中国文化一定程度的礼赞,尽管罗素信奉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反对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他为中国设计的发展道路却是统一、独立、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在吸收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发展道德文化,这与孙中山的主张大致吻合。后来罗素在商团事件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注: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29页。),至少表明从孙中山本人的立场看,其判断不误。

英国而外,孙中山提到的影响中国的世界主义的另一外来渊源是俄国。只是说法前后略有歧异,开始说是英俄两国现在生出新思想,后来又改为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所谓以前的俄国,当然包括雷海宗所列举的老托尔斯泰。不过,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而论,俄国无政府主义党人所鼓吹的世界主义无疑更为广泛深入。清末以来,由于反对专制的共同目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的知识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不少人主要把托尔斯泰当作无政府主义者加以接受。而影响民初知识界最为深广的,当属贵族出身、主张激进、提倡互助的克鲁泡特金。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家族、国家,主张世界大同,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中国人,亦无例外。清末新世纪派即认为:“今之无政府党、社会党,皆大同主义也。”(注:鞠普:《〈礼运〉大同释义》,《新世纪》第38号,1908年3月14日。)“无政府,则无国界;无国界,则世界大同矣。”(注:民(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7号,1907年10月12日。)天义派更加反对排满复仇的民族主义。刘师培称:“今日欧美日本民党之中,其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持之点有二:一曰世界主义,一曰非军备主义,均反对本国政府持侵略主义者也。”“中国之民虽恒抱民族国家二主义,然持世界主义者亦复不乏。则亚洲各弱种由国家主义进为大同之团结,亦必为期不远。”(注:申叔:《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

民国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推介世界主义,宣称:“无政府主义乃世界主义,乃世界人民共图之事业。”(注:太侔:《复了僧君》,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主义观,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有所论及。)新文化运动前后,正值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盛极一时,反对民族主义而鼓吹世界主义,在青年中影响不小。有人批评“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障碍”,并引托尔斯泰对爱国主义的定义:“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注: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1号,1921年9月1日。引自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41页。)他们呼吁望着“很远大很光明的全人类社会的目标去进行。在这进程中,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也不必拿国家主义来做抵抗强权的利器。因为拿国家主义来做手段,那就世界主义必为国家主义所牺牲;拿国家主义来抵抗强权,到底仍被强权所征服……须知抵抗别人的侵略,拿国家主义来做后盾,在前时或者可以有效,在现在世界的新潮就不行了。”德国的失败,就是国家主义到达极点的失败,此后要想爱国救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大同主义。(注:秋霖:《国家的处分》,《闽星》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23日。引自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423-425页。)广东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相当活跃的地区,孙中山不难感受到其世界主义倾向的影响。

至于孙中山所说过去的德国,当指马克思。依据戴季陶的理解,“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注:天仇:《无道国》,1911年2月2日《天铎报》。)。“世界一人类之大社会也。欲求人类之幸福,不可不求世界之平和;欲求世界之平和,不能不废此国家之竞争……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注:天仇:《社会主义论》,1910年12月4日《天铎报》。)尽管世界上社会主义派系纷呈,至少在五四时期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看来,“马克斯以前,许多社会主义的河流都流到‘马克斯’这一个大湖水里面。有许多时候,好像说起社会主义,就是指马克斯主义,讲马克斯主义,就无异是说社会主义。”而“马克斯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注: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所以许多中国知识人将主张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戴季陶等人一度游离于孙中山,原因之一,便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这曾经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

二、内部响应

世界主义进入中国,需要中介,无论是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不会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孙中山所说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当是通过各种中介接触或接受世界主义,并由此了解到民族主义相比于世界主义的局限。

清末民初,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人相当广泛,不要说新文化运动前后组织各种无政府主义党团的活动家和宣传家,许多并不一定参与相关组织活动的人士,无政府主义的烙印也相当深。早在1902年,蔡元培在评论日英联盟时就认为:“此举或当为世界主义之发端,而黄白二种激剧之竞争且由是而潜化”,希望中国“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注:《日英联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0-161页。)同年他为《中等伦理学》作序,又标举原书作者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讲话》,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69页。)。他反对以种族观念提倡排满,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留学德国期间,蔡元培编著了《中等修身教科书》,批评“爱国之士,屏斥世界主义者,其未知人类相待之本务,固未尝与国家之本务相冲突也”(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0-231页。)。他提倡科学与美术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也。”(注:《〈学风〉杂志发刊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35-33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蔡元培对协约国用《互助论》对抗德国表示好感,认为今日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过渡时代,希望青年学生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注:《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页。),并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演说,响应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呼吁消灭种族偏见,发展大同主义。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认为教育随时代及人类智德进步,已经历了家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等阶段,正在进入世界主义阶段,因而认为“战前教育偏于国家主义,战后教育必当偏于世界主义”(注:《欧战后之教育问题》,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1页。),并告诫创办《国民》杂志的北大学生:“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注:《〈国民杂志〉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55页。)

联系与接待罗素来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起了主导作用。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讲“大同”,对社会发展未来的设计有“万国大同主义时代”,后来接受德国伯伦知理等人的国家学说,放弃大同思想,信仰国家主义。他在1899年12月23日《清议报》第33册《饮冰室自由书·答客难》一文中,对于有人诘难其本来祖述春秋无义战和墨子非攻,“今之言何其不类也”,回答道:“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他承认从前讲世界主义是清谈误国,而不以为今日提倡国家主义是思想退步,并进而论道:“今日世界之事,无有大于中国之强弱兴亡者”,所以中国人讲国家主义,即等于世界主义。这与孙中山的认识大体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梁启超游历欧洲,知道经过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世界主义重新抬头,于是回到世界主义的立场。(注: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8-94页。)在《欧游心影录》下篇“中国人的自觉”中,梁启超开篇明义为“世界主义的国家”,虽然他认为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列强仍然觊觎中国,不能单靠国际联盟保镖,还是肯定国际联盟是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调和的发韧。所谓“世界主义的国家”,即国是要爱的,但不能用顽固偏狭的旧思想,“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21页。)后来他写《清代学术概论》,论述谭嗣同《仁学》的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对自己流亡日本期间“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感到“惭其死友矣”。(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杜1996年版,第86页。)由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编辑的《改造》杂志,所主张包括“同人确信世界改造,在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国家非人类最高国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偏狭之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注:《〈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张东荪还主张赞成第三国际的“纯正之世界主义”(注:《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920年7月15日。)。

新文化派的要角胡适,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世界主义者。留学美国期间,他热衷参与世界大同会的活动,并在世界学生会等场合屡次发表关于大同主义的演说,如“大同主义哲学”、“大同主义之沿革”、“大同主义之我见”、“世界和平及种族界限”、“大同主义”等。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世界主义者的大量言论,也发表了不少自己对于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他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即以我之国与种凌驾于他人之国与种,主张实现大同主义需从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并且认为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尚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畦耳”。(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508、540页。)不过,胡适的世界主义在留学界反而不受欢迎,他在反抗外强侵略时主张不争主义,往往使之“陷入十分麻烦的地位”(注:《我的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胡适公开表达其不争立场,令留美同学大为反感,也使胡适本人一度陷入心理矛盾。胡适归国之始即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政坛的黑暗复杂,背后恐怕也有自己信奉的不争主义与举国上下的爱国激情对立冲突的担忧。后来胡适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不仅再度遭到国人的抨击,同道乃至弟子也大为不满。

胡适不讲政治,并非言不由衷,而是情非得已。对于当时教育家“以不谈政治为高”,孙中山公开有所批评,斥为“谬说”,并指出这一谬说由两种原因而生,一是专制官僚,二是西洋留学生。(注:《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3-564页。)戴季陶、朱执信等人也分别撰文予以劝告,呼吁新文化派关注政治问题。据陈独秀说,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学界的代表就是张东荪和胡适。(注:《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其实胡适虽然不谈政治,却始终关注政治,并且不时向社会直接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也包括世界主义思想。1918年他撰文介绍《易卜生主义》,就特别指出:“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1921年5月,胡适以提议废止国耻纪念开始讲政治,他主要关注改造内政,以为“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凡涉及对外方面,胡适并未公开宣传其世界主义观念和主张,但基本立场是反对夸大列强侵略的危险,防止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1919年,他还应芮恩施(P.S.Reinsch)之约,计划撰写《中国人的和平理想》,并拟出目录。(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799-801页。)所传达给新青年的信息,无疑带有很强的世界主义色彩。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一度也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赞成者。1917年8月,他作书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的来函,对后者“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他认为:“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注:《答陶孟和》,《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在《偶像破坏论》中,陈独秀又将国家视为偶像,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破除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注:《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他反对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的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注:《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呼吁抵制这种精神思想上的日货。不过,陈独秀的观念中世界主义始终是民族主义的未来,就此而论,他与孙中山的观念相当接近。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讲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对抗,又主张阶级的国际联合,则与孙中山同中见异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党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与新文化派走得相当近,如戴季陶。早在辛亥时期,他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世界主义的观念相当认同。主办《星期评论》时,戴季陶对于社会主义进一步附和。他认为社会主义天然为世界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已经联成不可分的关系时,从前那种各国家对立的制度和少数资本家独占生产机关的制度,同时发生破绽。“由国家生出的破绽,就是世界主义的趋向。由资本主义生产制生出的破绽,就是社会主义的趋向。”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说明国家对于世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说明国家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世界的是要世界才能解决的,是要一致的,是不能各个分裂的”。戴季陶进而认为:“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中国对于远东问题,也应该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面进行。(注:《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47号,1920年4月25日。)

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除国家主义派以外,新阵营中的不同政治文化派别从各自的立场和政见出发,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学生传达着一个共同的信息,即民族国家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主义的时代正在来临,和平与大同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高一涵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一文中所分析的头一条就是“国家观念之变迁”,“信赖民族竞争之小国家主义者又一变而神想乎人道和平之世界国家主义。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此征之于最近西人之舆论而可信者也。”(注:《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尽管还有国家主义派的宣传与活动,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的种种表现又让满怀期望的国人大失所望,外侮的压力不断刺激青年学生的爱国热诚和民族情绪,热切追寻世界潮流的青年学生还是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世界主义观念,调整其原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意识。北京学生救国会的《国民》杂志,在提倡国家主义的同时,一再声明不是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而是自为的、合理的、世界的国家主义。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因为信奉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反而有忽视目前实际问题的偏向。(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6、156页。)在天津读书、又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也认识到:“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试看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现在能容留么?”(注:《旅日日记(1918年1月1日—10月20日)》,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文字及标点疑有误。)

对于近代中国世界主义的渊源流派,孙中山不一定全都了解得十分详细,但他与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联系,或多或少地了解其立场主张。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认真观察过新文化派的宣传活动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主张有直接关联的思潮,无论赞成与否,均经过认真思考,并且或明或暗地发表过有针对性的意见。他对世界主义的批评,绝非捕风捉影。作为有主张有计划的革命先行者和领袖,孙中山不会轻易附和一般新进青年的认识。同时,在了解世界更加深入切实的孙中山看来,令新青年趋之若鹜的“世界潮流”,不仅要分流派,而且还要看是否合乎中国国情。他反对用世界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正是不盲目随波逐流的表现。

三、分歧与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流行,虽然可能导致部分青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的怀疑,实际上双方在许多方面相似相近,甚至基本一致。

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不适用于当时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早已进入世界主义,并且饱受其害,“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16页。)在近代世界,失去民族思想是导致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来没有民族主义,只有天下大同思想,这是不少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如梁启超就说:“‘全人类大团体’的理想,我们中国是发达很早的,我们向来并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宗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注:《国际联盟评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126页。)“我国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则世界主义也。‘国家’一语,有若何特别重大之价值,我国民殆不甚理解。”(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陈独秀也断言:“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甚么国家不国家。”(注:《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新青年》第7卷第2号。)从胡适所列《中国人的和平理想》一书的目录看,他显然也认为中国人早有类似世界主义的观念。不过,对于历史上所谓世界主义的作用,以及近代转向国家主义的得失,意见则不尽相同。孙中山认为,过早地进入大同主义,导致国人缺乏爱国心和团结力。梁启超一度也认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救亡图存的良方,但后来却说:“此种世界主义的理想,我国民五千年来,皆恃此为成功之一大根原。及至十九世纪,国家主义成为天之骄子,我国民舍其故步而谋学步焉,与我固有之国民性不相容,学焉未睹其利而先承其弊,于是演一大失败。”(注:《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29页。)则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秉赋虽是客观存在,如何认识引导却看法相异甚至相反。

承认弱小民族有实行爱国主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是孙中山与新文化派精神沟通的又一要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虽然显示人类只有合作才是出路,国家主义实行的依据即民族竞争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弱小民族,如果不能摆脱被侵略受奴役的地位,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必然丧失生存的权利。一度沉迷于世界主义的胡适,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关怀。(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125-131页。)他对于世界主义的界说是:“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这也就是所谓“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亦即学人所称与古代世界主义不同的近代国际主义。在此观念下,“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是也”。(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第200、508页。)罗素离开中国前发表的最后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指出:“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一些高论家责备其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相反背。陈独秀“独认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中国人如一盘散沙,当政者实行不爱国主义,只有爱国才能避免民族走向自杀。(注:《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孙中山虽然主张民族主义,却并不否认世界主义,他将世界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以民族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如果不能用民族主义图生存,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便会被淘汰。因为世界主义往往是强国提倡,于其利益大有好处。他接受民族自决和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新观念,用民族主义实现内部的自我联合,再联合世界上的所有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将民族主义视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基础,“象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0、231页。)这不仅是以包含国际眼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前提,而且是实现世界主义的客观条件,亦即一般学人认为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重要分界。蔡元培后来评论三民主义以中庸之道调和折衷时说:“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88页。)只是孙中山的观念里,多少还有一些大国主义的成分,与世界主义不无矛盾。而且如何通过民族主义进入世界主义,而不至于滑向反面,苏俄虽然进行过新的尝试,却没有树立起成功的范例。

孙中山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处处印证了他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断的正确。日本侵华步伐的步步紧逼,刺激中国人的爱国和民族情绪一再高涨。而在对外关系上不少人寄予希望的国际联盟,不仅显得软弱无力,反而对侵略者有纵容之嫌。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暂时抛开世界主义的憧憬,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蔡元培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义的忠实信徒,可是后来他似乎也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注:《三民主义与国语》,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412页。)他拟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既主张“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练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又“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276页。)只有胡适等少数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其世界主义立场,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不曾根本动摇。

或许与世界主义的影响有关,孙中山晚年宣讲民族主义,重心也有所调整。开始他着重强调汉族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心地位和同化作用,确有种族主义之嫌。这也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来或明或暗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回应世界主义批评的过程中,孙中山虽然没有放弃汉族中心的观念,至少在正式宣讲的场合,这种对内的种族倾向有所减弱。他主要是针对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家族、宗族主义发达,天下思想强而民族观念弱的汉族立论,增强其民族意识以对抗强权,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这一目的一旦实现,早已进入世界主义的中华民族自然会以和平与平等精神待人。孙中山的良好愿望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意识,能否防止在民族自觉过程中出现种族偏向和霸道倾向,不无可疑。不仅当时国人对此疑信参半,后来的外国学人也不断质疑中国古代的文化至上观念,批判近代民族主义复兴过程中种族复仇意识膨胀所滋生的流弊。尽管如此,中国人很早就用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观念和态度处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是不争的事实。这对处理当代有关民族、宗教、国家关系的众多复杂事务,确有可资借鉴之处。实际是以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能否协调与融合西方以外的因素,反而是对世界主义的最大考验。

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除了对外的“狭隘”,对内也有“集权”的倾向。孙中山晚年演讲三民主义,用意之一,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新兴思潮的影响日见广泛,广大青年乃至国民党内亦为之波动的现实,要改造国民党,吸收新血液,首先就要重建三民主义的权威。而重建思想权威,必不可免要与各种新文化思潮一分高下。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历数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严重威胁,其中便特别提出陈独秀“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孙中山对此批道:“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59-1761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反击的矛头虽然同时也指向列强,而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上,某些方面与陈独秀等人相当接近,其演讲三民主义,暗中还有针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意(他在演讲中调整世界主义俄国来源的时间,当时不希望此意表露得太过明显)。或者说,他不能容许其他人挑战其对于国民党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威。

就人类整体发展的全程而言,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的确代表了不同的阶段,因而有高下之别。但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张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利益,其间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立场,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未必可以用先进与落后来解释。况且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纠葛的背后,还有复杂的中西关系的大背景。在经过华夷、体用等等阶段的抵拒,终于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西方为世界,为先进,为现代之后,国家民族危亡的巨大压力又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地位和出路,并且意识到西方不等于世界、先进和现代。即使认为等于之人,也不得不考虑,作为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如何能够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而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从世界主义的立场看,民族主义不可能打开通向人类大同的坦途,而用民族主义的观念看,世界主义又不能有效地保护后进弱小民族的利益,如何协调,认识上尚无定论,实践起来更需经历时间的考验。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