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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工运动

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工运动

近年来,海内外关于1895年创立的台湾民主国的研究日益增多。有的学者扩展视野,将其作为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从而多少改变了孤立偶发事件的印象〔1〕。在研究庚子勤王运动的过程中, 作者通过解析史料史实,发现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派的勤王密谋。由此回溯,这批人在甲午之际的行为与心境,除了人所共知的一面,似还有另一面未被揭示。而这一面曲折地体现了在西方民主思想和传统民本观念交相作用下,近代绅权与皇权、民权的关系,显示了中国士人在国难当头之时如何对朝廷与社稷做出两难取舍。

庚子勤王运动名义上的“总持”,是保皇会首领康有为,其总体战略是在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为实现这一部署,保皇会倾全力经营两广,尤其注重广西,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康有为以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兵,准备取道钦、廉,攻占桂林,以此为基地,然后进攻湘、鄂。制定这一计划,除了战略上考虑地利因素外,人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在桂林一带聚集力量,据称已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处建立根据地,“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2〕。 而唐与保皇会暗中早有联络,唐的力量已被纳入该会的战略部署之中。1900年5月底, 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报告:“滇、黔、桂皆来归”,请约期发动。康闻讯大喜道:“此天赞也!”〔3〕立即指示澳门总局徐勤等人:“西力膨胀,既拟移全力注之。”并将“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镇,滇、黔皆来”〔4〕作为调整部署的主要理由。在此之前, 保皇会虽然制定出总体战略,但感到实力不足,因而具体计划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捣北京与荣禄的武卫军正面相撞,又担心“画江以待力足”则缓不济急〔5〕。到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请期,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实施步骤,让陈翼亭等9 位统兵将帅率部由粤袭桂,夺取桂林后,由唐景崧驻守,一面收复广西全省,一面利用唐景崧原籍灌阳一带民俗强悍之便,召集湘、桂边界的全州、灌阳、兴安等地会党数万人,作为先期趋袭长沙的勤王正军的后队。康有为指示道:“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其应派人前敌或留守,由薇指挥。”〔6〕据此, 唐景崧实际上被委以勤王军全军统帅的重任。

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 月,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之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还进一步劝说道:“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7〕。对于梁启超的苦口婆心,康有为不以为然。 6月,唐才常以起义在即,请康有为乘轮北上。康问以驻港或驻沪, 佯作欲“还港办事”之状,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8〕, 其实稳坐星洲,并无动意。自立军起义前,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康依然置若罔闻。倒是梁启超履行诺言,兼程归国。康有为抬出唐景崧,既能保证大军有主帅坐镇,借以卸责,又可塞绝弟子门生的进言劝说。其二,唐景崧曾任封疆大吏,其旧部分布于西南各省,又与西林岑家(春煊、春蓂)交善, 在西南一带颇具号召力,可以节制各部将领。康有为利用官僚声望的做法符合当时一般人心理。长江自立军也曾想请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坐镇,因陈猝死而作罢〔9〕。

除广西方面外,保皇会在广东另有一番布置。康有为派梁子刚、张智若、叶湘南等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如林玉、版筑、三品等。这一计划得到原台湾民主国义军统领丘逢甲的赞助。1900年3月,丘赴南洋考察学务,在新加坡与康有为、 容闳晤谈,同意参与保皇会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启田,言及保皇会在广东的军事准备时说:“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10〕。此后丘又同意“归统”,与潮汕的版筑“合成一军”〔11〕,并愿意在起义之际具名签发由保皇会拟定的保护外人布告。这使保皇会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倾全力向西。 6月,保皇会的勤王正军准备大举袭桂,而主帅陈翼亭丁艰在家。为不失时机,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与丘逢甲商议:“万一羽异未出,可先动不?”〔12〕希望丘逢甲领头,率先发动。

原台湾民主国帮办刘永福当时率军驻扎广东,他虽然没有参与勤王运动,但保皇会试图利用他。康有为指示勤王军在两广发动时,“拟东西皆假刘旗,以其声威震动大众”〔13〕,这样既可以乱敌军心,又便于奔袭。并具体安排专人秘密制作旗帜号衣上的“福军某营”字样。

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因唐才常与康有为的关系,名义上由保皇会统属,实则自成系统。而内部又分成若干派系。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素有积怨,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后难以安置康有为。由于矛盾错综复杂,在经历了正气会、自立会的分合之后,各派携手组成中国议会,维系合作大举的局面。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而南京方面作为联络官绅中介人的,便是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14〕。尽管井上开始觉得俞明震、俞明颐兄弟“气质很好,但不是很主动的人”,可是后者却积极在南京士绅中串联鼓动。经过一番活动,俞聚合了一批士绅官僚如刘世珩、傅春官、易顺鼎、顾云石、薛培萃等,于8月17 日下午借游玩秦淮画舫之机与井上会面,谈论中国议会之事。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访井上,商议联合大计。在俞明震和驻宁湘军营官辜人杰的协助下,联络南京文武两方面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井上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二人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5〕井上肯定俞明震在中国议会向南京发展分支机构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参与国会活动的易顺鼎,也与原台湾民主国有很密切的关系。甲午战争之际,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下,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愤慨,曾鼓动刘坤一支持唐景崧坚决抗战。民主国成立后,他决心亲自赴台相助。可惜抵达厦门时,民主国已经败亡。此后他仍两渡台南,试图为刘永福争取大陆援军,但均未成功。内渡后曾任湖南督销局道员,庚子时任职于江防营务处。

长江联合阵营从1899年12月下旬正气会成立之日起,便着手联络秘密会社。汪康年一派赞同这一方略,但行动上用力不多。特别是1900年3月后,唐才常因为与汪派的矛盾难以化解,为避免办事掣肘, 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会党首领在上海成立集贤会,完全避开汪派,以前此建于东京的自立会的名义,发动和组织会党。不过,汪康年等人显然参与了正气会运动会党的决策。该派骨干叶瀚继唐才常之后任正气会干事长,有责任全面掌握会员的活动情况。正气会发起人之一的周善培,虽远在四川,仍不断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报告其运动会党的进展情形,并且一面认为唐才常应将所谋内圈之事坦诚相告,一面劝汪康年等人体谅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龃龉〔16〕。7月, 北方形势危急,汇聚上海的革新人士酝酿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大计。中国议会(亦称国会)成立后,加紧准备行动。据汪康年说:“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17〕依照这一计划,国会一成立便立即派人到扬州秘密联络会党豪强〔18〕,同时在湖北有黄小琴其人,熟悉宜昌情形,表示“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要求国会正式委任〔19〕。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叶瀚等还准备收拾其余部,通过黄小琴在宜昌、恩施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队伍拉进去潜伏待机〔20〕。由此看来,黄小琴是国会实行武力变政方针在湖北的重要依靠。关于此人,据办事者告诉汪康年:“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21〕。敬如,陈季同字。陈为原台湾民主国外部大臣,有记载说他是民主国的动议者。由他牵线,国会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在如此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具体人事,陈季同无疑也是国会核心机密的知情者甚至参与者。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参与庚子勤王,甚至支持武力反清变政,迄今未发现他们彼此沟通联系的证据。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更说明其思想倾向的一致或吻合。由此可以引申讨论的,是晚清士绅的动向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

康有为坚持庚子勤王以保救光绪为目的,其他各派鉴于形势危迫,虽不得不借此旗号,却随时准备自立变政。甚至康有为也有过“万一”的考虑,打算在来不及救上的情况下自立救国,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参与这类带有反叛性的密谋,决非偶然,其思想基因5年前已露端倪。 这些内渡官绅以身世、经历、性格而论,多属两类人:其一,担任过外交边疆事务,接触了解西方较多者;其二,传统士绅圈中的心怀异志者。

担任民主国外务大臣的陈季同,原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堂学生。1873年曾随团考察台湾军事,1875年随日意格游历英法,协助采办轮船机器,1876年春归国。次年,李凤苞率制造、驾驶学生各12人、艺徒7 人赴英法留学,陈季同以文案身份随同前往,并和作为随员的马建忠一起,进入法国政治学堂“专习交涉律例等事”。在这里,他意外地接触到许多西洋新知。1878年清政府在德国设立公使馆,陈季同被首任公使李凤苞咨调赴德,同时兼办留学生事务。此后陈历任驻德、法、比、奥、丹、荷等国参赞,以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任驻法二等参赞官,并代理过驻法公使。他通晓英、法、德、罗马、拉丁数种文字,熟谙国际事务,尤精法国政治及拿破仑法典。在法国期间,因翻译接待等职务之便,与驻在国各方及各国使节时相过从,经常可见到“伯理玺天德”,对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有切身体验。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将他与罗丰禄相比较,认为:“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常,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22〕。长期驻外生活,使其行为举止多少有些不拘礼法。1891年,陈季同撤差归国。甲午战争爆发时, 他关注战事发展, 在天津曾就借款事与盛宣怀电报往还。1895年春,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电调其赴台,割台事起,陈季同和丘逢甲等商议保台之计,首先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23〕。后来他随唐景崧内渡,在维新运动中也表现不俗。1897 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介绍和报导世界大势、对外交涉、各国刑律、学会活动等,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江浙士绅交往。1898年5 月21日,他在上海郑观应寓所参与了中日人士共同筹办的亚细亚协会准备会。这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汪康年、曾广铨赴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盟救国的产物,后来加入国会者至少有4位是该会成员〔24〕。

担任过台湾民主国游说使的姚文栋,曾先后随黎庶昌、洪钧、薛福成等出使日、俄、德、奥、荷、英、法、意、比等国,并奉命勘查中国与印度、缅甸边界,“每至一国,辄交其贤豪,通其政学,研切利弊,心知其所然,冀归而为自强之具。又尝志其山川民情,及兵政诸大端”〔25〕。他高度警惕列强的侵华野心,对边疆事务多次陈情,力图遏制殖民者的攻势。内渡前后,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筹组学会,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夏曾佑等交往,颇得好评。庚子他滞留北京,未直接介入勤王运动,但也曾上书荣禄,反对纵容团民,并奉荣禄之命南下,与李鸿章密商对策。

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等人虽未担任过驻外使节,但对边疆事务极为关注。丘逢甲生长于台湾,近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列强觊觎之地,与英法日等国的冲突不断,因而“筹海防”、“褫夷魄”很早就是他梦系魂萦的大事,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成为他仰慕崇敬的偶像〔26〕。唐景崧于1882年以日俄蠢动,琉球、朝鲜多事,越南四境虎狼,主动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战后转赴台湾任职多年。在长期处理边疆事务中,一方面爱国情感不断受到刺激,另一方面对清廷的懦弱无能深有感触,不无怨愤。内渡后,唐景崧官场失意,但对国家民族的兴亡并未忘怀。1897年春,他与到桂林讲学的康有为合开圣学会,并在康的支持下组织地方团练,表面维持治安,暗中另有所谋,成为庚子双方合作的契机。

易顺鼎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批人身上的“异人”性格。所谓异,主要表现为身世经历奇特,言行奇诡,胸怀异志。易是晚清有名的神童,湖南汉寿县人。其父易佩绅曾为官陕西汉中。易顺鼎5 岁时因兵祸与父母离散,被太平军启王收养。后又为僧格林沁所收,辗转送还其父。1877年20岁时中举,但5度会试,均名落孙山。他曾问业于王闿运,王对易氏父子的看法是,父好谈禅,“颠狂自恣”;子为“仙童”,“纯乎贾宝玉议论”〔2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易实甫观察赠所著书,一支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

与易家世交的义宁陈氏父子(宝箴、三立),虽未直接参与建立台湾民主国,却与乙未、庚子两事关系密切。甲午战起,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与李鸿藻,翁同龢等擘画战守,痛斥李鸿章弄权误国, 后来甚至以辞官抵制李回任直隶总督。陈三立不仅电请诛鸿章,以申中国之愤,还因前此随侍其父子湖北布政使任所而羁留武昌,与谋张之洞援台之事。他与自江宁赴台的易顺鼎函电联系,鼓动江鄂两帅支持台湾抗战〔28〕。陈氏父子的异人性格不久在民间亦有反响。据三立子寅恪自述:“当戊戌时,湘人反对新政者,谣喙百端,谓先祖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寓南昌时,后〔复〕有人遗先君以刘伯温烧饼歌抄本一册,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之语。”〔29〕庚子时,陈宝箴之名为自立军所借重,陈三立也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9日,他函告梁鼎芬:“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与陶森甲、龙泽厚等策划“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30〕。陈、陶、龙后来均加入了中国议会,这封写给梁鼎芬的密函,还不足以显示其政治态度的全貌。

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宦途失意,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趋近革新派的言行。他们对腐败朝廷不满,表现出怨恨离异的倾向,即宁可违旨抗命,也要保全社稷。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勤王自立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其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31〕此言虽事后所发,却可视为时人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 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32〕作为废约依据,这一主张的提出应与熟悉西洋政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他们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 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19日张之洞复电:“另立何名目?大约称总统。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没有明确反对。次日唐电告:“名目惟有总统,仿洋制也。”5月21日, 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为总统。张之洞获悉,于5月24 日再电唐景崧:“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自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明确反对使用民主及总统。但第二天,台湾民主国正式建国之日,仍然照用“民主”、“总统”名号。以致张之洞在接到唐景崧宣告民主国成立的各省通电后十分不满,指责其“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并强调必须“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33〕。5月29日, 唐再致电总署,表示:“以后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同日,张之洞特意致电总署,为唐景崧申辩:“唐现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34〕。但台湾民主国国号已立,总统、议院名义天下周知。由此可见,台湾自主虽得到张之洞幕后支持,但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方面,双方态度并不一致,唐景崧没有谨守张之洞划定的底线。这种超越,在张之洞看来已经悖离了君臣礼法。尽管唐景崧一再声明“遥奉正朔”,“永戴圣清”,表白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乏主见和主动。只是一方面要避免清廷干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要维系与张之洞的关系,以保饷械,留下退路,不能与清廷公开反目。因此,台湾官绅顺从张之洞意旨的表态,不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直接反映,而自行其事及擅作主张,则是不惜违旨抗命的真情流露。台湾民主国的“民主”涵义有二,一为台民自主,一为民立其主,这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并不一致。但权力来源也根本不同于皇权专制。在台官绅精心选择与帝制相对立的“总统”作为民立之主的名号,仅用对清廷避嫌一说难以解释清楚。

在当时的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亦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暇,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35〕。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36〕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认伪廷、自立救国如出一辙。

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活动中,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丘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37〕。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丘逢甲因此而深居简出,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 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38〕。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显然他已不再参与其事。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 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但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致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借机谋财。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访康有为, 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赞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一口否定〔39〕。 但保皇会中对此似已抱成见。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屡次函告康有为:“岑督不可信”,“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40〕他们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具体所指为汤觉顿等人,但泛称西省人士,显然并不把关于唐景崧等人的传闻视为空穴来风。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庚子以后,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 唐景崧病逝于1903年。丘逢甲与时俱进,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俞明震因民主国事而见疑于当道,以候补道“屏居四五年不得一差,穷乏特至。值恩寿为江宁藩司,俞乃携其往日通殷勤之友某所著逐满书及其仇满信函往谒恩寿曰:‘不杀此人,其言流播,必乱天下。’恩大感泣曰:‘子真大清之忠臣也’”。由此得到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俞氏品行确有易招非议处,报界称其“为人虽似开明而工于趋避,其钻营之术往往出人意表”〔41〕。此后,他在1903年学界风潮中备受冲击,留学日本的长子俞大纯也指责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42〕。清末俞明震官至甘肃提学使,民初担任过肃政厅肃政使,但对朝廷官府并非死心塌地,时与顽固守旧官绅有所冲撞。将他牵连在内、聚讼纷纭几十年的《苏报》吴稚晖告密公案,经学者考证,不仅吴并未告密,就连俞明表示吴以当局捕蔡元培、吴稚晖之公文,也是有意放两人一马〔43〕。易顺鼎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民初一度混迹遗老队伍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44〕。

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私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同时,在西学的影响下,新学士绅选择近代欧美民主制度,作为解决冲突,抑制皇权的最后手段。台湾民主国官绅在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是近代士绅政治品格一个侧面的典型表现。这种对于皇权恶性膨胀的反弹,很难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极判断解释定性。因为此类官绅一般并不积极主张以激烈方式进行社会改革。此外,尽管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在行动上程度有别,其爱国情怀的深切与救国动机的真诚,则不应怀疑挑剔。

注释:

〔1〕陈彪:《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2〕《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7日, 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4〕《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5〕《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6〕《致办事人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7页。薇,唐景崧字薇卿。

〔7〕《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9页。

〔8〕《致唐才常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143页。

〔9〕据章炳麟称,唐才常主张由翁同龢与陈宝箴坐镇主持。8月4日井上雅二日记:“陈宝箴旧历六月二十五日卧病在床,第二天死了。陈三立回国。可以说已失去了援助。”戴远传《文录》手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参见宗九奇《陈宝箴之死的真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集》第87辑, 1983年4月,第223页。

〔10〕《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

〔11〕〔12〕〔13〕《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 第99、100、127页。

〔14〕《江南陆师学堂之霉垢》称:“俞明震者,素有开通之目,与各地改革派尝通声息,故游幕台湾,乙未台湾独立,俞为外部大臣。”见1903年4月16日《苏报》。

〔15〕《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3、18、17日。

〔16〕《周善培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4—1196页。其中“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云云,即指运动会党计划。

〔17〕《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4日。

〔18〕《□存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4 —3685页。函谓:“初五日杏花楼一别,七夕抵扬。 ”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七月初四日(7月29日)举行, 而且办事人要求联络事宜须“与正副会长一商之”,则是为国会领导层内定的计划。

〔19〕《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5页。函谓:“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仍可由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

〔20〕《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8页。

〔21〕《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5页。

〔22〕李凤苞:《使德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271页。

〔23〕陈衍:《闽侯县志·丘逢甲传》。

〔24〕《兴亚大会集议记》,1898年5月25日《湘报》(第69 号)。与会者有文廷式、郑孝胥、何梅生、郑观应、志钧、张謇、江标、薛培萃、汪康年、经元善、盛宣怀、曾广铨、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三井洋行总办小宝三吉等。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

〔25〕许汝棻:《景宪先生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26〕丘逢甲:《柏庄诗草》;丘琮:《岵怀录》,引自徐博东等《丘逢甲传》,第37、50页。

〔27〕王闿运:《湘绮楼日记》。

〔28〕汪容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

〔29〕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见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30〕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 月。

〔3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第331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第388页; 《台海思痛录》,《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1期。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第124— 126 、133—135页。

〔3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第142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第186页。 祭仲,春秋郑大夫,为宋国要挟,废昭公改立厉公。鬻拳,春秋楚大夫,尝以兵强谏楚文王,王惧而从之。《刘坤—遗集》第5 册所录文字与此稍异。

〔36〕俞明震:《台湾八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六),第388页。

〔37〕《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38〕《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

〔39〕井上雅二:《访康有为——欧航途中于庇能》,明治34 年6月28日《大阪每日新闻》。

〔40〕《徐勤致康有为书》(1903年10月26日,11月8、26日);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2—238页。

〔41〕《江南陆师学堂之霉垢》,1903年4月16日《苏报》。

〔42〕《江宁近事汇录》,1903年4月19日《苏报》。

〔43〕唐振常:《苏报案中一公案》,《上海史研究》二编。

〔4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第174页。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