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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历史的潜势力——读《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

黄道炫:历史的潜势力——读《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张太原著《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下文简称“张著”)试图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化旗帜下,寻找历史的脉络。从“五四”后中国的政治变动中,发现思想的动因,尽管这是一个很多人做过的工作,张著的努力仍然有其价值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的意义,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学术潮流高低起伏、莫衷一是,常常只是文人墨客的纸上游戏,有时我们需要的是简单的道理。尽管前头有草蛇灰线,后面有余绪万里,但新文化运动决绝投入与拥抱世界的决心和姿态,非此前任何人和势力所可比。论者常纠结于新文化的具体论旨是什么,其实这样一场众声喧哗的运动,当时何尝有那么清楚的主旨,即便当事者揭橥的所谓主旨,也可能不过是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20世纪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任何自外于世界的理由,融入世界是唯一选择,新文化运动感知、顺应并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潮流,这就是这场运动的伟大之处。尽管中国进入世界的步伐不无坎坷和曲折,但这条路别无选择,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被不断解构,从这种解构中,既可以看到学术趋向流变的脉络,也有现实变化的动因,本身并无足怪,经不起解构的历史难免于脆弱之讥。但是,笔者总是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现代精神和世界情怀,不管其中有多少不足和局限,大方向总是不错的,毕竟进入近代后,中国传统本身也在世界化,不会有自外于世界的所谓中国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寻“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不仅必要,且不容缓。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近年讨论很多,相关讲述更多是从社会角度着眼,强调“士”在传统中国作为士农工商之首的社会地位,以此观照近代中国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变化(1)。这样的观察自有其精当之处。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知识人既是社会人,更是政治人,政治的观察不可或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张著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本身也在做着走向中心的努力,被“边缘”化与向“中心”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2)。

讲近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科举取消是一个重要论据。传统中国通过科举制度建立了读书人和政权之间的紧密关系,读书人可以经由科举取士进入政权上层,成为政权的一分子,传统中国读书人可以以此建立自己在中心的感觉,也借此获得社会的中心地位。

如果仅就政治一面讨论,传统读书人的中心感觉应该说非常虚幻,他们不是王朝体系的最终决策者,充其量不过是体系内的执行者而已。当他们进入官僚体系时,身份已经异化为官员,不再是读书求学的文人。更何况通过科举发达的毕竟只是传统读书人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不得货于帝王家的读书人,不得不在社会底层求取生存空间。他们的生活出路和生存能力甚至未必比得上有些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

晚清废科举后,虽然传统的读书做官之路断绝,中国却经历着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兴行业的兴起,新式职业涌现,各类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如果说传统中国读书人基本只有做官和做塾师两条路,那么这一时代,读书人有了多得多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民国建立后,读书人的精神世界起码可以不再和皇权纠缠在一起,做一个独立的人有了可能,这是货于帝王家时代的读书人无法想象的。

正因如此,民国时代的读书人开始有了空前强烈的独立意识,有了监督政府、干预政治的企图心,这是之前匍匐在皇权之下、一心追求得到皇帝重用的传统读书人想都不敢想的。张著引用了一段时人的发言,很可以见出当年读书人的雄心:“大学教授要造成中心舆论势力以领导社会、监督政府。中国向来是无中心舆论的国家。尤其在独裁政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中心舆论更无从表现。大学教授如要拿出先觉者的资格冲破这重气压的氛围以领导社会,贯彻主张,就必先造成强有力的中心舆论。”(3)“领导社会”“中心舆论”,只有这个时代的人们,才可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按照上述这位作者的观念,领导社会需要有“中心舆论”,而要形成“中心舆论”,就需要办报纸、杂志,需要掌握媒体。近代以来,新媒体诞生,对社会大众产生的影响,可从时人的评论中窥见一斑:“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叙述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4)报纸杂志引领舆论的风向,主导大众心理的起伏,大有扮演社会良心角色的意味。对这样一个报纸杂志的黄金时代,胡适有精当的概括:“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5)

作为一个思想者,胡适的概括或许不无夸大思想的力量,但近代中国思想的风起云涌,的确对整个国家和时代的走向有着毋庸置疑的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固有权威逐渐式微的时代,当新的话语权威登台,崭新的面目极易吸引住对其还陌生的社会群体,激荡起社会政治思想的澎湃浪潮。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之所以可引领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成为当时时代的“意见领袖”,固然和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努力有关,但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可能有着更具决定性的意义。“时势造英雄”,用在这个时代,最为恰切。就传播学的意义讲,这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背景,即新信息虽然出现,但毕竟有限,这给了新信息集中传播的机会,这是后世信息泛滥、人们面临无穷多选择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正因此,张著指出:“清季以后的读书人本身很少有‘边缘’的心态,大都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现在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6)应该说,这一观察是符合事实的。民元以后,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自我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在民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读书人不再受到皇权约束,也不再仅仅为特定权力而服务,精神上大有终于获得出头天的意味。印刷革命又让话语权威空前伸展,这方面读书人自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中国读书人以读书求取政治出路、治国平天下的惯性思维仍然延续。这种经天下的心理,帝制时代被导入王朝效忠,共和之后,在民族危机面前,则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所以,20世纪初的读书人,空前的自信和空前的自卑常常相伴而生:自信是因为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主导国家命运的感觉,觉得自己有能力、也需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五四运动就是这一自信空前聚集和发散的象征;自卑是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以及皇权崩溃后军事权力空前膨胀带来的另一种强力控制,他们事实上很难承担得起改变国家命运的重任。郁达夫在《沉沦》里借主人公之口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7)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被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祖国富强呐喊的背后,恰恰是读书人面对着太多的承担,不由自主生出的无力感。

张著注意到,近代以来,武人称雄,武力居于国家主宰的地位。尤其北京政府时期,武人控制政府,霸占地盘,国家政治几无文人置喙的余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实际仍以武力做后盾,控制国家大政方针,体制化的国家行政机器常常只是徒有其表。从这个角度看,“说‘文人’已被边缘化也不为过”(8)。问题是,近代中国读书人固然无法与武人争雄,但如果以读书人是否能够掌握国家权力言,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何尝又曾经中心过。如果说,民国读书人确实存在边缘化,那也只是就读书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言,而不是就传统到近代的变迁言。从历史的脉络看,中国读书人长期都处于边缘状态。恰恰是到了20世纪,帝制倾覆,民主共和落地,读书人作为一个群体,才有了自我意识,也才有了从边缘迈向中心的可能。

在张著看来,《独立评论》是近代中国读书人迈向中心的一个特别惹人注目的渠道。20世纪30年代,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希望打造一个“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9)。这个愿望应该说基本实现了。根据张著提供的数据,《独立评论》最高销量一度达到1.4万份,而《新民丛报》和《新青年》最高销量也不过万份左右。关键是,《独立评论》确实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苏雪林曾向胡适说:“《独评》持论稳健,态度和平,年来对于中国内政外交尤贡献了许多可贵的意见。中国近年经济文化的建设,日有成功,政治渐上轨道,国际舆论也有转移,我敢说《独评》尽了最大的力量。”(10)尽管这样的评论出于苏雪林之口,但征诸30年代整体社会舆论的变化,的确不是空穴来风。

张著还注意到,《独立评论》打开了一道知识人通向政府的大门,“独立社的20名社员中,先后有15人进入了‘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11)。从舆论中心到权力中心,这是中国知识人实现自我最便捷的道路,翁文灏、蒋廷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从这个层面看,民国读书人的自我实现路径和传统中国读书人或许本质上还是没有什么两样,读书人的中心意识仍然可以说是虚幻的。

不管怎么说,近代中国有一个大变化,就是尽管政治未完全走上轨道,但社会思想的多元局面已然成型。多元选择、多向路径是近代社会变化的重要特征。读书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不再仅仅只限于做官一条路,可以通过社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实现自己,而这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或许是其更应然的道路。尽管在当年的社会,政治的确具有主宰意义,但当我们以是否进入政治中枢作为读书人在中心或边缘的证据时,是否无意中已经堕入传统中国官本位的陷阱?张著对于边缘抑或中心的讨论,不只是一个事实层面的追究,背后还隐隐然有读书人立身的价值在。尽管对此作者也未作出回答,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已经延展开讨论的意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视左翼思潮为洪水猛兽,极力予以取缔限制。吊诡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恰是中国左翼思潮盛行的时期。正如1933年11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谈到的那样:“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异议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12)。

晚清中国的一系列思想变动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硕果,不久,中国思想界就有了一个大的转向,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光芒远远压倒了个人主义,左翼思潮在年轻世代中占据上风,马克思主义成为流行话语。一时间,“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许许多多旧的文学者及研究家都一天一天地‘转变’起来……任何顽固的旧学者,只要不是甘心没落,都不能不拭目一观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任何能于独创的敏锐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向《资本论》求助”(13)。郭沫若曾自信地谈道:“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法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14)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不断扩大,使30年代中国思想界实际很难避开这一话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甚至出现在很多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人中。打开当时的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形态常常映入眼帘。当时有人写文章宣传“唯爱主义”,主张发挥人的善性改良社会,却也不忘与马克思主义拉上关系,声称“这两种主义都相信人是有价值的。耶稣咒诅财富,痛恨伪善,指斥统治者的罪恶,拥护平民的利益,这是尊重人的价值;马克思研究社会的病因,指出改造的方向,努力唤起民众,促进革命,这也是尊重人的价值”(15)。

对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现象,研究者有很多解释,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不过,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任何化约性的解释都不免简化之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张太原没有试图提出有概括力的解释,而是展开具体分析。在他看来,左翼知识人巧妙的宣传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盛居功至伟,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以及在学校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左翼知识人的“文化大众化”努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走进普通工农大众。更重要的是,左翼知识人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左翼文化运动的网络,造成一股社会思想的风气,“一般社会中人,会不时地感到身边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容易引起好奇之心和了解之念”(16)。这些观察切近历史实际,道出了左翼文化兴起的思想背景。

有意思的是,张著还提到了观察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另一角度,即国共两党曾在1924年后发生意识形态上的紧密关联。国民党和苏联合作,相当程度上也接纳了部分共产主义的概念和解释体系,尽管两党仍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一点绝对不可忽略),但国民党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政治力量,其借助的共产主义话语,加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有力宣传,的确绝大地放大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此所谓:“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这样的时髦新鲜,谁也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们帮助的功劳。”(17)

不过,即便如上的种种解释都切中肯綮,我们仍然很难说这些解释足以回答为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会出现左翼思潮的兴盛局面。思想的观察和解读总会有无限多的可能,而也正是这样宽泛的可能性,给了思想的解读以更大的吸引力。如果顺着张著提供的解释继续追索,起码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当年左翼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其一是在野的天然正义和吸引力。20世纪的中国,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困难重重。如果不是被卷入,很难想象中国本身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能够走入近代世界的秩序当中。在一个世界不断缩小的时代,低估当年世界上拥有绝对统治力的外来力量的影响,不啻自欺欺人。作为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后来者,中国的地位自然不容乐观,相应地,国民对这一新秩序的感受也相当负面,不满、愤怒、求新、求变是近代国人思想的主旋律。在这样充满着抱怨和责难的气氛中,主政者难免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责难,有些是咎由自取,有些则是不能不概括承担的历史包袱。时代翻转,社会动荡,主政者又不具备足够的把控能力和实力,被舆论和时代抛弃几乎就是宿命。此时,作为非当政一方的反对派,倒是很容易在普遍的不满中赢得同情,在野的身份成为最好的保护色。

其二,左翼力量的兴起,与中国近代精神的发展趋向息息相关。无论从什么角度回望,无法否认,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冲击下被迫融入世界的,过于强调中国本身迈向近代世界的主动因素和内在动力,忽视不同民族、不同环境下有可能形成的不同发展路径,消解不同社会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断裂,让最先醒过来的一部分关键少数充满着忧患、不满、不安,能不能把握、引导、疏解并运用这样的心理状态,是政治力量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后人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中共之所以在近代中国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可以说,和准确把握住这种社会心态的流变紧密相关。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当时主宰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对于中国这样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冲击的后发国家,面对的又是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危机的现实环境,选择新路成为一部分关键少数的共同理想,而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视野和超越性的未来设计,极具攫住中国人心灵的能力。近代中国群体性的左倾以及历史最终命运的落定,如果放到这一角度理解,不难看到其中的内在脉络。

其三,社会主义提供的想象的力量。一种思潮的发酵,需要具备符合社会心理、引领社会潮流以及制造话题的能力。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政治思想,能不能营造一种想象的空间,让接受者从中感受到希望和未来,尤其重要。就这点说,马克思主义以其对未来社会的完整设计,提供了足够的想象资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还为达到这样的美好社会设计了一条革命的路径,有美好未来,还有通向未来的道路,加上现实中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后来者甚至可以看到现成的榜样。正是有了这些因素,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多重要求,形成社会的一种难以阻遏的潜势力,诚如梁启超所云:“国民于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8)

“五四”后的中国,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主流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新思潮不断涌入,由于呼应着社会的需求,其能量成千百倍的不断放大,汹涌澎湃,绝不可以简单以接受人数多少、新旧舆论出版比例多少来加以衡量。历史很多时候无法用比例尺简单规定,思想尤其如是,潜势力形成的冲决性力量,常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张著“从思想发现历史”,发现的正是历史之下的那些潜势力,能不能观察到这些潜势力在关键时候所生发的威力,是考验研究者的历史认知和智慧之处。固然,我们不能说,张著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像左翼思潮兴起问题的挖掘大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一些阐释也不无意犹未尽之感,但能够抓住历史的主脉络,并从这样的脉络中不断向前追索,应该还是正大光明的路子。很多时候,刻意的标新立异固然可以吸引眼球,但历史毕竟还是要面对普普通通的常识,能够把常识讲深入,是更值得努力面对的考验,张著可以说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注释〕

(1)国内关于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的较早讲述,可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2)张太原:《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中华书局,2016年,第13页。

(3)抗争:《写在大学教授救国以后》,《时代与教育》第1卷第2期(1931年12月11日)。

(4)《国闻周报发刊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页。

(5)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1—322页。

(6)张太原:《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第29页。

(7)《郁达夫小说全集·沉沦》,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8)张太原:《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第30页。

(9)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10)《苏雪林致胡适》(1936年11月1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25—326页。

(11)张太原:《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第52页。

(12)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

(13)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群益出版社,1950年,第8页。

(15)吴耀宗:《唯爱主义与社会改造》,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0页。

(16)张太原:《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第389页。

(17)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1930年7月)。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