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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关键词:根据地;日常生活;妇女;青年

1944年,成长于冀中根据地的作家王林读完苏联小说后,因为未从中看到革命对乡村风俗习惯的影响,发出疑问:“十月影响只在于土地关系、阶级关系上吗?如果然,则十月革命比之今日中国抗战,可又不如今日冀中人情风俗的大变动了。”

王林的判断的确有充足的根据。抗战时期,尽管中共进入乡村、建立根据地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对各根据地社会造成的冲击却是此前几个世纪大概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还是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中共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组织强势介入根据地社会生活,整个根据地的社会生活和权力关系都不再如既往。当然,无论是军队、地方还是干部、普通百姓,人们的恒常生活有强大的惯性,中共强大政治体系的介入会改变很多,不会改变的则可能更多。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对社会生活的日常,也存在难以逾越也无需逾越的权力边界。常与非常、变与不变,是我们观察历史时需要注意的不同侧面,单纯强调任何一面,可能都和复杂的历史相去甚远。本文主要以华北地区为对象,观察战时中共根据地日常生活的一些面相,不打算也不可能穷尽日常生活的所有。

一、战时的温饱问题

民以食为天。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中国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共根据地大多数身处敌后,直接面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压迫,遭受影响尤为巨大。整个战争时期,日军对根据地的摧残和打击从未间断,烧杀可谓家常便饭:“敌几次在井陉杀良民,填满了米汤崖、黑水坪、温塘等地吃水井,上面以大石压着,周围四方人民来找自己亲人者,观此情形泪流满襟,捞上往往不是自己亲人,因此死尸铺满了附近广场,无首的无四肢者、一身两段者、割生殖器者、女生殖器插物者、割五官者等死的悲惨,观不忍观。”抢夺更不可免,抢夺对象包括粮食、牲口、农具、衣物等各种物资:“抢夺办法多是组织灾民,利用灾民之饥饿进行抢取和灾民对半分,或抢一石交敌八斗,小的农具家具归灾民,所有在敌武装掩护进行,能抢走的抢走,不能抢走的即进行破坏,烧毁。”遭受日军破坏地区,民众生活空前困难,“当你在任何一个庄村开饭时,都会有一群全身很瘦,肚子很大的小孩群集在你的周围,目光不动的盯着你,时刻可以看见嘴中在吞着自己的唾液”。日军烧杀抢掠既缘于野蛮本能,也是对根据地民众的示威,冀望以此打击根据地的战力,离散根据地的民心,这些举措起初收到一些效果。出于对八路军不能阻止日军“扫荡”的不满,山西省武乡县民众一度流传歌谣:“八路军来至[自]四川,穿的黄小布衫,吃的是合理负担,敌人来了钻到后山,敌人走了出来宣传。”极端的例子,甚至“老汉从茅厕里跑出来,用拐棍打要粮的军队,以及把军队吃饭的饭碗夺了,不叫吃饭”。

烧杀抢掠固然可以吓阻民众于一时,却无法让民众归心。随着根据地顽强坚持,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群众在几年的斗争中特别在去秋的反“扫荡”中,有他的政治经验,知道敌人不能长期控制我根据地,信赖我军与抗日政权,他不会轻信敌人的话而受其欺骗。”八路军干部冯毅之的亲身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曾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到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活不成了的样子,现在却再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用物外,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

连续的烧杀,激起民众的敌对情绪。山西武乡的调查说,日军“残暴的烧杀(烧房三万余间,烧粮二万余担,杀人七百多,伤一百三十余人),粉碎了武乡人民‘哪个朝廷不纳粮’的幻想,激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刘荣观察到,是否遭受日军烧杀直接影响民众态度:“下午到白家惠,借书,均碰钉子。当时对该村印象特别不佳,探其原因,百姓没有受到敌人施毒,人民的思想进步、开化较之于别村差。”当然,民众情绪的改变,也和中共艰苦的努力分不开:“有些地方在敌人烧杀后,情绪很低落,悲观失望,不满八路军,以为八路军不打日寇,不保卫他们的村庄,这时到一地方……亲自帮助群众造房子,捐粮食等——经过这个过程后,群众看到到底是自家人,又特别相信、爱护,把仇恨心转移到敌人方面。”

日军的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的生存资源,造成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1940年,王紫峰在根据地找一些群众调查当地物价,发现“各种物价都较卢沟桥事变前涨了三、四倍,而工价一般只增加了一倍或不到一倍,吃亏的主要还是工人和军人”。关系基本生存的粮食普遍匮乏。1941年,晋冀豫根据地的报告写道:“冀西、晋中人民无糠可吃,树皮吃光,平定、昔阳、和顺、邢台、赞皇等县平均每月饿死45人。”山西辽县战前粮食产量年均24万石,1939年减少到12万石,下降50%。尽管后期有些地区出现改善的趋势,但战时根据地民众基本生活尤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态应无实质改变。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的调查显示:“冀西、豫北一带,终年不断吃糠,而且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即所谓‘半年糠菜半年粮’。晋东[西]南各县,过去生活虽也同样简朴,但吃糠的地方还是很少的,但自抗战以来,不断遭受敌人的破坏掠夺,人民原有一些积蓄已消耗殆尽,加之四二、四三,两个连续的荒年,到现在吃糠的也比过去增加了。”

艰困的局面,直接影响和威胁到个体生存。张南生日记写道,由于日军“扫荡”的破坏,民众流离失所,一间破庙里住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和四五个小孩,“老头说原有数间房,2头毛驴,四十亩地,好地往年吃不了,还剩下一点(估计是个中农),房子被鬼子烧了,驴子被拉走,地被去年大水冲了32亩。今天只得在庙里住,卖点饭过日子”。相对富裕的地主、富农生活也不好过:“现在有2个地主和一个富农(地主降为富农),吃的是红粮或玉黍蜀,其他6个富农是红粮配上多半数的花生饼子□吃窝窝头的。大多数是吃树叶稀饭。”山西阳城、沁水一带民众生活极端贫困:

普遍的群众是喝着米羹饭(水里边下一些米和菜,加一些调和)。当然这种饭也因阶层的不同而有好坏之别了,普通的中农每日三餐米饭能下米6合—9合(以人为单位)。贫农就又不同了,每日每人用米3合—6合,而且不是纯米,要拌一些玉米渣子或糠的。富农人家每日3顿米羹饭仍同中农一样,只是每隔数日吃一次豆面条和子饭而已。地主一般的情形和富农同,但和子饭吃的次数比较多些,有时还吃一两顿小米干饭或吃干豆面条罢了。

刘荣经过阜平时,到一个老百姓家中,“烧茶水,要做饭,但没有东西做,吃的只是枣泥和树叶子。阜平好多老百姓都是如此,……阜平地区贫瘠,走遍四省真是罕见”。这样的情景,不一定为战时所独有,但战争的确加剧着贫困的状态。极端困苦之下,选择自尽的也不罕见:“自从4月底下了一场雨,至今没再下雨,旱情仍然相当严重。……有个孤苦的老人,挑了一担瓦罐来担水,在回去的路上,眼看就要到家了,不小心失足,把瓦罐打碎,水全洒在地上。他想来想去,感到没了活路,解下腰带在树上吊死了。”

匮乏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企求大大降低,刘荣写道:“昨天王永炎有幸搞来了一点驴肉,虽不多,每人还是吃了六片,觉得格外香,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肉了,环境使得把吃肉的念头也打消了,只是想有新小米做一餐焖米饭吃,就真心满意足了!”当年的回忆中提到八路军想尽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场景:“五花八门的‘饭’做出来了。一种是用杨槐花和杨槐叶,先在开水里烫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还少量掺上一点豆面,放些盐巴,和成饼,在锅上蒸熟,色黄,战士们高兴地叫它为‘鸡蛋糕’。……再一种是把杨槐叶、杨槐花和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煮,等煮烂后,加上一些榆树皮面和盐巴,再放上一点油星子,因为汤里有树叶、树皮和野菜,所以战士们风趣地叫它为‘三鲜汤’。”相比战士们,农民的想像力有限得多,他们想像中,“蒋委员长也不过是每天吃饺子吧”。

大生产运动前,八路军的生活常常比当地民众还更艰苦,“沿滹沱河边群众生活较部队上好几倍”。山西口述访谈中老百姓心目中的八路军形象是:“连旱烟也吃不上,吃的就是那芥黄黄苗子,好多那种都是。(后来)住下和老百姓惯了,问老百姓寻上些旱烟,纸烟根本没有。后来部队生产自救,在粮食问题上才缓过来。那会儿就是吃煮黑豆、煮荞面,那可是艰苦咧!”晋西北地方贫瘠,部队生活更为困难:“四〇年晋西北部队异常困难,士兵受冻受饥,因而致病而死,逃之而亡的数千人,……兵士中吃黑豆者有,抢饭吃者有,完全无被盖者有(独二旅一个营三百多人只有三十床毯子)。”平时伙食太过清淡,偶尔会餐,就出现这样的场景:“红烧肉吃了两块便没有了,虽然馒头每人五个是吃饱了,但肉并未解过馋。在吃的时候,刚吃下两个馍菜就冲光了,在冲的时候谁也不肯讲话,冲锋结束喝开水时,都称赞这个会餐还很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里的“冲”字,贴切传达出会餐时人们心无旁骛、争先恐后的情景。

当然,不同地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陕甘宁后方地区的干部、军队比之前方,处境明显更好一些。曾志回忆,1939年到延安时,发现延安的生活比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好:

在上海天天与我们作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就这么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大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

如果说曾志是干部或许供应好一些,何方当时还是普通学员,他的回忆代表更多普通人的感觉:“在延安的吃饭问题,除一个短时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饱,只是油水太少,作为细粮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饭好像没吃过,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饭和稀饭。……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馒头或面条就像没了命一样。”大生产运动后,延安伙食状况更为好转,从敌后来到延安的八路军干部发现:“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都是七大代表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相比之下,直到1944年,太行根据地的军队生活仍很艰苦,“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

延安生活较之前方根据地更为优裕的现实,不免引发一些牢骚:“我到绥德见到大光商店、独一旅商店,吃得很好,架子很大。我说王八蛋们吃的和肥猪一样!我们在前方和敌人拼,挡着敌人,你们在后方快乐逍遥。咱们应该换换班!”这应该是当时不少前方将士到延安后的共同心理。由于客观环境的差异,即便中共这样一支强调平均、平等的力量,也不可能消灭地区间的差距,放到历史的环境中观察,这应该不难理解。同样在前方,官兵差距也客观存在。抗战时期,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后,按照正规军的标准,官兵差距较之红军时代放大,所谓“干部生活从营以上即很好(连的倒很苦),越上越好”。当然,这里的所谓“好”,只是内部间的比较,整体上说,贫穷、匮乏是普遍现象,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当务之急。

二、战时的衣、住、行

食物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战时,相关记载也较多,相较之下,衣、住、行尽管也是生活要素,但因紧迫性相对不那么高,记载要少得多。偶尔可以看到的一点反映民间状况的材料,也多和食物放在一起,比如有材料说到山东菏泽县第六区大杨湖村:“村民主要生活依靠是种地务农,生活程度是低的,穿的都是粗布(自己织的布),吃的大部是高粱、大豆、玉米。”刘荣日记记载平西民众衣不蔽体的惨状:“一个十六岁姑娘在推碾子,同样烂得大腿都露在外面,是很健壮、很朴实的好女孩儿。观其脸与剪发头很好看,观其下身,引起我无限难过。当时把自己一件破的衬衫脱给她。回头又往里面一走,很多,还有一个十二岁姑娘,除小肚子上盖一块布外,赤身一条,小孩儿也是剪发头,大眼珠儿好看,细细询问一番。这孩子从小长到现在十一二年还没有穿过衣服。”

相对而言,八路军干部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军人在战争中衣、住、行状况的记载。军人长期背着武器、干粮袋子行军,衣服、鞋子消耗极大,战争时期,供应紧缺,衣着问题构成不小的困惑。高鲁日记记有军人衣不蔽体的状态:

战士们衣服最破的地方是扛枪的右肩,裤子最破的地方是屁股、裤裆、膝盖。没有布补,便把裤脚的布剪下来,裤脚虽然短了,但打了裹腿也行。秋末冬初,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破军衣,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脚也打颤,像得病似的。不少人咬紧牙,手拢在袖子里,还要向前揣,两脚并得笔直。但不过多长时间,牙齿又冻得发响,像打架一样,肩也耸起来,将头缩进肩里,脖子一点也看不见了。

林以行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前方发现:“战士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今年只发了一套单衣。现在已进入秋天了,阵阵西北风早晚已感寒冷,战士们几乎都没有铺盖。”已经晋升为下级军官的刘荣,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945年他写道:“公家规定三年一换被子,今天盖的被子是一九四〇年发的,里面已成糟的。另外在一九四三年残酷反‘扫荡’战斗中,铺的穿的已掉光了,按理说应补充,然而忙于调动没有补充。现在没有铺的,真的不论到哪里都是溜着光席或门板。没有衬衣,是高来弟给了一件旧的,匡蓝同志给了一件快要破的,如此度过这几年的岁月。”

中共武装游击作战,常常大幅度移动,河北宁晋有民谣说:“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不断的长途行军,鞋子消耗极大,北方寒冷的环境又无法长期光脚。八路军干部铁冲写下行军时鞋子坏了的处境:“一天的行军,通过了汽路和马路,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步的行进,山泥、石头、水、沙……在脚下流在后边,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庄,一支〔只〕鞋底破了三瓣,一支〔只〕开线断了两截。晚上睡都睡不着,如何处理鞋子问题?又想开口向别人要,又怕对方没有时难为情,后来没有办法不想它吧,可是说马上出发就得打赤脚。”铁冲这段日记写于9月底,此时北方地区还未到严寒季节,再过一两个月,失去鞋子的痛苦肯定会成倍增加。鞋子成了军人的大问题,一旦丢失,会有切肤之痛:“吕司令给我的那双鞋,我忘记带,所穿的倒是非常坏的牛粪纸的鞋。当想起来时,已出来了二十多里路。这本是件小事,但一路上气愤得简直出不来气了。”为了鞋子,触犯纪律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个战士没鞋穿,出发前偷了老百姓一双半新旧的鞋。出发后才穿上。有人问,他才将鞋的来历说出来,并且说:‘我没鞋穿呀!’。还有个伙夫,把老乡的一件破单衣藏在水缸下准备撕开打草鞋。”

为保证军鞋供应,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中共也尽力减少民众的做鞋负担,强调:“军鞋只应军人穿,军鞋必须保证。这是一。其次,每双鞋老百姓赔的很多,要减少数目,要尽量穿旧鞋,钉补旧鞋。团体干部每年动员鞋数规定的太多,应减少到四双。……第三,军鞋分配基本上依有人出人原则,但须同时照顾有钱出钱,以村为单位调剂之。第四,游击区还可以作一点鞋,以补根据地之不足。”同时,号召部队官兵自己动手,解决鞋子问题。高鲁记下自己打草鞋的经历:

我们把马莲草晒干,用水泡后再蒸,就可以用来打草鞋。如果一次用不完,还可以再次晾干。同时,再用水浸一下。挑选长的打成绳子,拧成三股打草鞋。较短的马莲草可以换钱,每百斤可换25张纸。这种草鞋可穿十天半月。如果没有行军,草鞋能穿1个多月。草鞋底也用马莲草打成,只是绳子是4根合为1股。

八路军艰苦的处境,看在民众眼里,有时会被过度解读,比如:“我们不少人穿短裤背粮,老百姓说:‘看这些队伍穷得没长裤子。’”其实八路军不是没有长裤只是背粮时怕热才脱去的。又比如:“晚饭后,大家打篮球。主任、干事、小鬼都上场了。老百姓见许多人在抢一个球,说:‘当官的也来抢球,一人买上一个球多好呢!’”因为衣服缺乏,1942年10月,晋西北乡村已经是冰冻时节,部队仍然穿得很少,脚上只有草鞋,老百姓见了后说得很形象:“八路军真能干,穿上麻鞋(草鞋)在冰上站。”

前方军人衣履供应紧张,后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何方回忆:“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随便,谁有什么就穿什么。一开始,各人都带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阵,穿破了还可以撕成布条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缝个裤衩什么的,公家只发一套从国民党那儿领来的军装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军帽。1940年起就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许多人都是凑合着穿,破了补。”至于衣履的质量,更是无法保证:“延安工厂是有缺点的,衬衣不结实,去年我的一件,洗了两水,用手一抠就是一个窟窿;礼拜鞋,去年的毡鞋底子只作了七八针,有的上下山一次,底子就脱落下来,大衣原料羊皮、洋布很好,但做的又小,样子又难看,而且非常臭。”

部队流动的最大难题是宿营。八路军纪律严明,生活细节非常注意,行军宿营通常能够做到:“大小便能找厕所或自己挖,行进中自找掩蔽处,或离开道路较远的宿营地,每个人员都能热水洗脚,早上也能将脸洗了。休息时能洗衣、洗澡。”困苦的条件下,这体现了一个有高度自我期许的政治力量的自控能力。即便如此,为士兵的安全、卫生和健康着想,还是需要寻找相对较好的宿营地,这就需与当地居民沟通,征用居民房屋。而经过战争尤其日伪军的破坏,百姓住房已经十分紧张,“大部分村庄是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高鲁日记记载了寻找宿营地的经过,大致可以看出当时部队宿营的一般状况:“吃饭时,通讯员带来一个老乡。连长问:‘你是邻长吗?’‘是。’‘请找些破席子来,我们要搭放哨的棚子。’那人说:‘我没办法,找不到。’连长便请老乡吃饭,饭后,那人说:‘我替你们找,总不能让你们淋雨吧!’”这是耐心工作的典型案例。林以行的日记写道:“我们队伍分到各家住宿,遇到一家娶媳妇办喜事的,炕上挤坐了十几个妇女,他们不肯离开暖炕,我们的同志也不能在野外冻着,北方二月的夜间实在太冷了!他们只好在屋内找靠墙的地方挤坐下来。”

当然,八路军也是人,也有性急的时候,下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天晚了,队伍到了一个老乡家。这家有四五个人,老乡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让住就不能住!’有人说:‘非得住不可。日本人来了,你敢这样说吗?我们打日本人,你看着办吧!’老乡想通了,军民都挤在一间屋里睡了。”高鲁说到的现象,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早晨找房子,找了好久,发现一新大陆,叫了好久门,都不开。玉山用力一推,把门推开了,大家到了里面,都大发雷霆起来。使房东很难为情。待住好房子后,我本想解释一下,可是有人还是怒火未熄,使我无法开口。后来,居然把关系又弄好了。”

尽管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但中共军队尽力不侵害民众利益,注意民众情绪,双方关系总体融洽。鉴于住宿问题处理不易,房东群体被列为非常重要的团结对象,王林日记记载中共专门开会招待房东后他们的反应:“房东老太太回来乐得不得了:‘还来这个,俺招待得你们多不周到啊,跟着我们受罪呗……还叫我们说话,俺哪会说那话啊……’。”

在外住宿,最困难的是部队中的女性。林以行跟随部队行军时,夜晚宿营,找房子住非常困难,每到一村只能是老百姓各家挤出一两间给部队住,不可能为女性单独安排一间。有一次,林以行被指定和政治处黄主任住一间。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黄主任是领导人,是同乡,尤其重要的他已结婚,所以我没在乎和他同住。我睡在老乡存粮的大柜上,夜间黄表现很坏。他故意多次咳嗽,隔一会外出一次小解。到后来他竟到我跟前问我:“冷不冷?”我立即惊坐起来拉紧被子怒吼“你要干什么?”——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声不响地回到炕上睡了。

林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和男同事同住一屋,只有这一次发生状况。为此,她担忧、气恼了很多天。有趣的是,林后来的丈夫就是在这样的合住中遇见的。1940年10月1日,她日记中写道:“我们科和宣传科的十几个人分住一个屋子,屋内一铺大炕,……我们科里小鬼帮我找来块木板支在墙角,免〔勉〕强能睡下。”此时,是百团大战之后,大家睡下开始讲战斗故事,“我躺在靠墙角的木板上,静静地听着。心想,他们都为自己在战斗中做出了贡献而自豪。后来却又听到一个小伙子讲什么大脸鬼的故事,我也很有兴趣地听完了”。这个讲鬼故事的小伙子叫胡昭衡,后来走进了林以行的生活,他回忆:

记得我们相见是在“杀声震天在华北”的百团大战时候,那时队伍住在一个荒僻的村落里,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屋子。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男孩子般的女子……之后我们分别了,你到雁北过了几个月的游击战争的生活。但那时我并不奇怪,因为已经有过一位女同志跟队伍在雁北跑过,她有马骑,她有流言追踪。……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别人口里知道你在雁北的艰苦生活时,我肃然了。

部队作战期间,住宿更为简陋。刘荣日记记载:“战斗后,村里房子被鬼子烧掉一百五十间,老乡的住房就成问题了,二十五家人只住十五间房子。这次我们两个连也住在这里,实在不行,有的同志就住到村外小庙的棺材里,卫生员、司号员不住,怕鬼,经解释才住下。”抗战行将结束时,刘荣参加绥远地区作战,夜晚宿营,战士常常只能在门板上将就睡下:“战士们个个睡得很熟,除鼻鼾声外,万籁无声。有的几个合睡在连在一起的门板上,有的是单个睡在门板上,除少数着雨衣外,都是着单衣而睡。这时雨后气候相当秋末初冬,不禁捏了一把汗,如果病了怎么办呢?”

吃穿住之外,战时其他基本日用品也十分紧缺,只能因陋就简。没有笔,解决的办法是:“自己造石板,将不用的砖瓦磨光,可以用石笔在上面习字。自己造石笔,用硬土、硬石灰和水成泥,用水搓成长圆条,晒干,可以在石板上写字。自己造钢笔,用硬芦苇杆,一头削尖,把里面松软的芯去掉。在削尖的地方用刀子划开一道缝,使墨水容易流出来。”日常洗漱用品更是简陋:“一块钱的津贴,只够买点儿生活用品像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国民党加紧封锁后,牙刷、牙粉也买不到了,就自己做牙刷、用盐水刷牙。有好几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猪鬃做的。……只要用丝线把猪鬃绑起来,从窟窿眼儿里穿过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齐齐,牙刷就做成了。”林以行是女干部,相对注意卫生,她观察到:“天还没大亮就开饭了。大家不洗脸也不漱口就吃饭,这是很平常的,我也看惯了。但我自己总是想办法弄点水擦擦脸才吃饭,尽可能地讲卫生。”

日常生活中的有些困难常常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战争时期,人员流动频繁,日常交流会遇到语言不通问题。彭柏山写道:“在洋河镇,一个战士向老百姓借脚踏车游戏,当时一个妇女要战士先付了钱才能骑车。战士回答骑了之后才付钱。结果,那妇女误会,以为战士骂她是‘妓女’,做了‘生意’以后才付钱,因而吵闹起来。由此,使我想到语言的不通,实在是人与人接近的莫大障碍。”正因为要克服语言不通,中共强调行军时对民众展开宣传,“最好是本地人,学会讲本地话,这样群众才爱听”。不过,汉语语言结构相近,尤其长江以北地区,大部分语词发音相似,方言障碍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巨大。林以行是湖北襄阳人,她到山西兴县后与房东交流时发现:“她的口音、土语我听不懂,我的口音说的话她也听不懂,但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边说边比划加上猜测,有时大笑起来。她说的主要意思是羡慕我识字,又能当兵,真好!”

三、政治话语下的民众

中共根据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政治权力空前贴近民众,政治介入民众生活,实现社会思想包括话语权力的全面渗透,这可以从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显现出来。深处大山之中的平西地区,由于八路军的到来,有了巨大的改变,“我军没来以前如涞水县五区等地,差不多完全同外面隔绝,用的还是皇历,不知道有中华民国,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根本谈不上”。刘荣初到平西山区时,对这里民众的贫穷和闭塞印象深刻:“抬起眼睛望一望那无际的层层叠叠的荒山,那些山沟里都住有人家,他们辛辛苦苦终年劳动,却不得一饱,每年有三四个月吃菜度生活。有的地方终年甚至终生很少吃到麦子,吃一次馒头那是最佳的点心了。”八路军到来后,“在我党我军教育之下知道打日本、了解国家世界大事,妇女也讲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更重要的,中共的权力体系也开始向乡村渗透,民众切身体会到政权的影响:“一位四十余岁的老乡见到我满脸笑容说道:‘共产党八路军真是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不是八路军来,我这光棍不知今天漂流到什么地方。自从八路军来,我才由村长介绍了一个女人,小孩儿已三岁了,我也算幸福呀。’”

随着中共话语的不断深入,根据地新型观念文化逐渐生成。王林日记写道:“冀中兴了一种一层皮底的绿鞋,竟有三十来岁的回到家也要穿那么一双绿鞋在街上晃来晃去,以为美。同村人:‘嘿!绿鞋!’他自己以为八路化,抗日了。”八路、抗日成为流行的时尚,尽管未必那么理性,却体现着中共的话语权威。中共文化权威影响下,许多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刘荣日记中说:“沿拒马河而下,到河东桥边碰到一群穿旗袍少女和三个着西装青年,他们连连不断瞅我数眼,不知他们做何感。我立刻想到外面敌人统治下那种黑暗生活。”西装、旗袍在根据地虽没有禁绝,但新观念下,已是旧的陈腐社会的象征。崇尚朴素、苦干、卖力气成为风尚:“村中明白人劝人:要维新、卖力气、傻干。”

根据地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词也在变化。高鲁日记形象记录了一个到村里收购洋烟的乡村贸易局经理的语言:

昨晚,听说贸易局在康秋那对面的店里收购大烟,村公所不知真假,请我去看看。在村公所后院的楼上,见到了贸易局的经理,他说:“我们是公家派来收洋烟的,那个河西马镇的老乡是我认识的,有本地人容易办事,便一块来了。我们用公家的支票,国家法律规定贸易可以用支票。但老百姓不相信支票,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为公家办事,不会违反政府法令。如果我们是抽大烟的,无话可说。但我们是收购洋烟是为公家办事。”他说话滔滔不绝,孙铁赘靠墙点着头。经理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现在才有了感性认识,不过还不行。会看烟的也会看烟土,现在熬成了烟膏就非得抽才能看出烟的好赖。”

高鲁总结:“这位经理像个知识分子,或是毛主席所说的‘半知识分子’,他用了‘基本内容’、‘感性认识’等新名词。”

语词的转变,不仅仅是增加几个单词那么简单,后面还有思想背景的变化。“同志”的称呼在根据地普及,刘荣日记记载:“有次到房东家借棒子推碾子,叫‘大嫂子你的棒借用一下’。这位大嫂子是位年轻的媳妇,她立刻脸红起来,带着怒容说:‘同志,你应该叫我名字呀!’……后来研究了一下,这样妇女一般都喜欢让人叫她的名儿。很不愿意叫她‘什么媳妇’为头,若再加上‘同志’二字,那就格外高兴了。”即便是老年妇女,也学会使用同志一词,刘荣写道:“离阜平城五里处碰一老妪,年逾七旬,领一不足十岁小童,距我有五十米远处。小孩儿很天真地说:‘那是一个兵。’老妇立刻纠正说:‘那是个同志。’”

在中共集体主义观念范导下,公家一词使用得越来越频繁。王林日记记载,反“扫荡”中,为防范狗叫暴露目标,根据地曾发起打狗运动,对此农民的本能反应是:“感情上很不高兴,受了一下打击似的:你看这不是性命吗?再一说也是人的耳朵啊,黑更半夜的有点事,它还有点用啊。”然而,一旦解释这是为了公事时,农民的反应即变成:“公事?那还了得,那谁能反对。”被认为是小私有者的农民有了“公”的概念,并愿意为这个“公”付出代价,不能不说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共产党人巨大的成功。

中共十分重视精神的力量,尽管条件艰苦,根据地还是尽可能创造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刘荣日记留下根据地集会的场面:“午后到北庄村前的大森林里开反内战大会,到会者数千人。步入会场,人们情绪格外激动,精神倍增,充满反内战歌声。片刻,儿童们打起霸王鞭,吸引了人们视线,各个村里比赛起来。”延安的集会尤其多姿多彩,几乎每次集会都要唱歌,彼此拉歌,成为习惯:

每天早上集合,先唱歌,唱完歌再吃饭,晚上点名,也要唱歌。开联欢会或纪念会、晚会,更要唱歌。集体唱的,主要是救亡歌曲。这种歌子,我现在还能记得几十首。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拉拉队也是喊个不停。连队开会,各班相互拉;全校开会,各队相互拉;几个单位或全延安的大会,就“一致对外”地拉,例如“鲁艺来一个!”或“抗大来一个!”。

对中共而言,歌声代表着团结和凝聚力,是动员和宣传的有力武器。不仅仅是延安,各根据地都喜欢唱歌,都有着庞大的文艺队伍。晋冀豫根据地的文件说得很明确:“民兵一般热爱唱歌,很容易教,以歌曲灌输一定的精神,或贯彻一定时期的工作内容,是极有力的动员方式。”和唱歌一样,演剧也是中共宣传自己理念的感性途径。王恩茂日记记载,新剧团表演新剧时,“群众到了相当多,部队亦参加。当跳完一个舞后,即下雨,但群众没有一个动摇的,而两眼注视着不动”。王林则观察到一个细节:“夜宿邻街一彭姓家南屋,他谈到鲁南战事中国为何不用毒气事,颇令我惊奇。不久又来一位他的侄子,他满腔欣喜地谈他今天在城里看我们演戏的情节。我这才了然他叔对用毒气的见解,完全是侄子看过我们演戏后的印象。”中共宣传的多样性和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中共政治文化的洗礼,中共阵营自上到下形成自觉的宣传意识。刘荣记载:“晚饭后,我们六人去推碾子。一班一班地推得正起劲,老孟说咱们八路军这样的游戏方式,拍个电影给大后方人士演演,多么好呀。一边推着碾子,一边等着、笑着,多么痛快呀!我们这样快乐大概传播到很远,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也来不言不语地站在我们身旁,只是手里捻线子。不知她看到我们哪里有好笑的地方,她独自微笑。老孟又发觉:‘你们看这小姑娘,生产多么积极呀!捻的线子真好呀,拍个电影到国际上叫人看看吧。’”看到美好的事物,马上想到拍电影宣传,共产党人政治宣传意识已深入骨髓。

中共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各个年龄段都有体现,少年儿童、青年受到的影响尤大。根据地少年儿童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成为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马家琉村一个儿童站岗,儿童干部查岗,发现哨位没人,便到儿童家问情况。原来是放哨儿童家人把儿子叫回去给家里送东西。连长和儿童干部批评他家人反遭到辱骂。干部则召集了所有村里的儿童把那孩子的父亲捆起来。为了支援这些儿童,做了十几支木枪”。“青救会会员经常到敌人堡垒附近,以手榴弹或炮竹袭击敌人,扰乱敌人。一次,一个儿童要用手榴弹到堡垒顶上炸敌人,年龄大些的团员不让他去,他便哭了”。

青年在中共的新体系中脱颖而出,黄敬说得很形象:“农村中,真正支持民主的力量是青年和妇女。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家长制为基础的,青年和妇女在家长制中最无地位,故青年和妇女的走出家庭是农村中解放的可靠标志。……青年唱几个歌子,他们笑起来就走向共产主义,农民则非要吃几布袋粮食不可。”黄敬的描述可以得到许多实例的支持。例如,王林发现一个乡村士绅家庭的年轻人主动报名参加县政训练班,关键就是“他还年轻,有梦想,有易于受影响受激动的青年的血。他受了这大时代的这广大群众的潮涌的激荡,于是他也不安于家了”。

青少年像一张白纸,很容易被影响、改变,中共政治文化鼓励的大义灭亲,往往都是青少年予以践行。高鲁日记记下一个案例,临县二区歧道村刘家圪塔青救会会员刘清大,年17岁,其父刘二贵系村中流氓讼棍。敌人开始“扫荡”后,“有4个汉奸在刘二贵家吃饭,其妻秦氏劝说:‘现时局不定,你请这伙人在家里吃饭,中国军队知道了要生事端。’刘二贵见妻发现秘密就将妻痛打。……不久日军溃退,刘二贵为了掩盖自己的汉奸行为,反诬陷当村刘恩典有汉奸嫌疑,经八路军民运部同志调查实无此事,又开始调查刘恩典为何人诬告问题。刘清大挺身而出向刘恩典说:‘报告人是我父亲,八路军在调查你时我父亲一夜起来七八次,心中非常不安’,八路军将事实调查清楚后,遂于4月4日夜逮捕刘二贵”。刘二贵后经公审被枪决。

中共政治文化的深入程度,在根据地不同年龄段中有区别,各个阶层中也有差异。比如对中共和八路军的态度,贫富之间就不完全一样,王林发现:“富农妇与贫农不同之处:贫者希望从我们得点好处,所以极殷勤,不辞劳苦。富农,不是不想贪便宜,但是却做出不在乎的神气,沾上一点倒怕吃大亏。我们想给他点小油水,也无法。可是他吃亏又不肯,实际上又极力往进步团体中钻,用进步的口吻和神气蔑视进步军队对他们的勒索,二重性。”同样是贫苦农民,态度也不尽相同,地方党委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各种不同反应:

现在如果把农民对党的态度分别起来,有下列数种:1.认识党是为穷人,对党非常同情。这样的农民特别是贫苦的,是有很多的。2.同情党而怀着恐惧不敢接近党的(因为受打击,现在受反共恐骇)。3.觉得“共产党是和老蒋争天下”,与自己不相关,因而不拥护也不反对,这种人在农村有相当大的数量。4.认为共产党不会成事,是胡闹的,也有一部分,但也不十分反对,这种人特别是老年人。5.至于说反对党的,在农村除了地主富农外,贫苦农民是很少的。

由于抗战民族战争的性质,加之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即便是地主,也不一定都反对共产党,而且在抗战这样的民族战争背景下,并不是地主越大就越和抗战背道而驰。有材料发现,中小地主“因私人关系,剥削地盘小,有的倒比大地主不抗日。有的大地主,因个人文化高,高明,反倒有的接受抗日”。

四、女性

女性由于生理特征,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林以行记下跟随部队行军时女性独特的困难:“这两个月来,每次长距离行军中倒霉的月经就来了。这时我走路腿就发软,简直是一步步地腿拖着往前走。走得疲乏极了,真想在山头上坐一会再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论怎样困难,我都得和队伍一同到达目的地啊。”这种困难是男性无法体会的。另外,女性爱美,战争的残酷扼杀着女性的这种天性,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也让女性之美难有展现的机会。不过,即便如此,人们对于美、爱、性的追求也没有完全封闭。陈学昭笔下的延安,“有些青年,特别是女孩子,在我平日的观察,也常常为要表现自己的特点,把帽子恰恰偏向左边或右边,或斜下一点或耸起一点。如果偶有一天如此,那是疏忽所造成的,但若天天如此,那或者同‘美’这种观念有了关系”。高鲁记有:“侦察员到临县时,城里出来一男一女。侦察员问两人是哪里人,答是老百姓。突然,女的将侦察员抱住,男的要抢枪。这个侦察员很机灵,用力挣脱女人,向男汉奸开枪,打死了男的。那女的正想跑,他追上去摔倒她,踢了她几脚,我问他为什么不打死那女汉奸。他说那女的长得漂亮,打死了可惜。”这种对美的不忍,或许会付出血的代价,却是人的瞬间反应,自然而又真实。

当然,美的柔和与战争的阴冷确实不无违和,抵触、看不惯爱美的抗战新女性者所在多有。八路军干部窦尚初反省他初到延安时,“到市场去玩,见到女同志歪戴帽子,腰中系小绳子,胸前三个小钮扣,我说这股子妖怪劲,真是在大街上卖风流!我用白眼珠子瞪了她们几眼”。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共宣传的朴素观念,造成这样的认知,也不奇怪。很多生活在根据地的女性自己也自觉排斥女性性征,赵超构写道:

有一次我曾放肆地向那边一位C女士说:“你们简直不像女人!”

她反问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

这种执拗的答语,竟使我无辞可驳。

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因此,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而我们也可以从她们身上直感到思想宣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具有何等深刻的意义!

出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男女平等理念,中共革命运动一直特别注意动员妇女,强调:“她们占有人口的一半,在一切参战参政及建设运动中,没有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依靠支部的努力,要逐渐破除农村中轻视妇女、束缚妇女和对于妇女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培养乡村中的妇女领袖,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的地位。”邓子恢要求注意妇女工作的一切细节:“在与妇女接近中应注意小节问题,那〔哪〕怕是最小的事,都要注意到。要求能注意妇女的小气狭隘,要想领导她,先要迁就她,尤其要爱护其孩子。”

由于中共的努力,妇女在中共的社会体系中,是改变最大的群体,苏维埃时期如此,抗战时期也是如此:“边区有许多娘和乳下孩了。她们并非像以往女子只会在家里做饭养孩,什么事情都会做——下地、种田、赶集出差、抬担架……”山东的报告写道:“对各种工作之估计:一般的是以妇女工作最活跃,其次是青年(在鲁西不次于妇女,在其他地区仅次于妇女),农民又次之。……工人最重要却最落后。”正因妇女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开展妇女工作相对容易,冀西的报告总结,该地工作进展程度,“按部门说,妇一、青二、农三、工四”。

妇女在根据地的积极表现和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中国,妇女缺乏社会地位,基本不具有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在家庭中居于弱势。抗战时期,中共继续倡导社会平等、人格平等、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具体措施则较之苏维埃时期有所调整。以家庭为例,从倡导家庭革命转而强调保护家庭,注重维护现存秩序的稳定。关于战时中共的妇女政策,赵超构有精彩的解读:

共产党人是尊重实际的,他们知道在陕北的农业环境,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从前那些女同志下乡工作,将经济独立、男女平等等一套理论搬到农村去,所得报酬是夫妻反目,姑媳失和,深深地引起民间的仇恨。现在呢?决不再提这一切,尊重民间的传统情感,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

这一点,从毛泽东对战时妇女的期许中多少可以窥察到一些脉络:“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即便是新贤妻良母,也不能忽视这个“新”字,中共秉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时,不会放弃革命党的立场。正如毛泽东说的,妇女要动员起来。新贤妻良母的“新”,关键在于这是经过了动员的妇女。她们有强烈的政治权力和参与意识,比如:“鲁西有一个庄子,因改选村长时没有通知妇救会参加,为全体妇女所反对,而终于另行改选。”王林观察,乡村中青年妇女最起码的要求包括:“1.提高自己的地位,参加生产与男子一样工作,最讨厌:‘某某生了妮子’,感到羞恨。2.理想的丈夫:青抗先队长,年轻漂亮,会指挥唱歌,挎着湛蓝的独角龙、手电筒。再一个是家中有钱(教育问题)。”根据地妇女不仅在家庭中有了更高地位,而且有了社会政治的发言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吃穿问题,妇女一般不受什么苛待,行动也不受什么无理之限止了,能自由参加工作及村中各种会议活动。她们的要求确实提高一步,愿意参加各种会议、选举,上识字班。去年村选中统计,全区妇女参选的达70%以上”。

妇女问题,婚姻是关键。妇女曾长期在婚姻中失语。中共在根据地尽管不再提倡家庭革命,一再强调:“妇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她们所受的压迫是旧社会制度的压迫,家庭的压迫是次要的,因此在解决她们痛苦的时候,要照顾到家庭利益。强调政治口号而不照顾家庭统战,不照顾社会统战,作出来的情况是超现实的,是不对的。”但男女平等的宣传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是让妇女们萌生寻求自由婚姻的冲动,这也给中共的应对带来考验。高鲁日记记载了他参与处理一起婚姻纠纷的经过:女方19岁,群团干部,在公家的纺织厂做工,发现丈夫与他师母通奸,提出离婚。接下来的经过是:

丈夫不同意离婚,认为感情没有破裂,她却请20天假回来要办理离婚手续,顺便从家里拿些衣物。出乎意料的是到家后,丈夫和家人监视她,使她失去了行动自由。……丈夫和家人开始打她,使她寸步难行。区里的女干部也曾找她两次,也都被她家的人挡了回来。

对此,高鲁等人的态度是:“她在家里挨打,丈夫家人犯法,她要冲出来告状,区政府才可以出面调解,否则就有困难。现在厂里需要她而她却出不来。我们要帮她冲出来。要使群众知道情况,她离婚完全是自己的事,而不是我们作祟。”

从高鲁记载的处理过程看得出来,地方政权对婚姻问题十分审慎,既要支持妇女争取平等权力,又尽量不使民众发生误会,不触动乡村既有社会秩序。这一点,也是战时中共政策的普遍导向,不独婚姻问题为然。

然而,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一旦政策给了摆脱既有束缚的空间,这种天性就会迅速释放。新政权在两性问题上更为重视个体自主选择的政策导向,让乡村中潜存的对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得以展现。王林日记记载了时势变动下,随着异性间接触增多,乡村普通男女婚姻中潜在的变化和危机。王林的房东原先家境不错,但境况日不如前,已穷得无一亩地,儿媳妇被选上村干部,家中干活很不耐烦,王林“暗中怀疑,儿媳妇当分队长又当代表,可是成天成夜往外跑,家中杂务一点不管,家中又极穷。夫给人当长工。长得很不舒展,不能说不能道,抗日工作更不活跃,难道会没有矛盾?”他的怀疑很快得到证实,儿媳妇不愿继续呆在婆家,要回娘家,“走时,她与青救主任两人相距数丈,脸向墙,身微微曲着,也不知在争吵什么。(曾有一晚他叫她开会,她入屋大哭,他进内劝。我看她似在撒娇,而他们之间必有爱情的关系了)”王林感叹:“这女干部,正在暗与明的交点上,如被旧势力压制下去即完了。如在这期间乱与男恋爱,不得正确解决婚姻关系,恐怕与前途也大有碍。”刘燕瑾则发现,农村出身的乡村妇女:“作风近于放荡不羁,朴实,简单,热情,粗鲁,因此她们的趣味即和一般刚被解放出来的妇女一样疯癫,甚至有时解放的过火,而使人感到低级,厌烦。……比如她们可以赤身裸体的在大柜上比大腿。可以一丝不挂的在炕上‘下仙’‘请仙’玩,而忽的被一个男同志闯进去也不以为意。”

两性婚恋自由风气一开,趋势难以逆料。王林日记写道:“遇西安老同学,谈到男女关系。现在女子男子都不以失恋为痛苦了。搞就搞一阵子,不搞就离,另搞一个。这倒好,总没有失恋的苦恼。LU竟浪漫到每夜在村边上野合,而且写的情书颇诗意:在村外林中等县长,夜色如何,月色如何变化,她如何着急想念,但是这热情仅只是一阵而已!据说,村中这种乱交风气也大开了。”这种风气不可避免激起一些反弹,饶阳县士绅“对村中的男女关系颇不满”,指责妇女“老是半夜的开会,家中去找时,正在吃‘人生果’”。

有意思的是,婚姻自由让民众有了选择的权力,打破了之前的买卖婚姻,由此也带来男子心理的微妙变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文件谈到一个男子的心理状态:“他这个老婆是自由得来的,没有出钱,所以他非常感谢红军。现在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老婆的问题,因为这个老婆是自由得来的,不是拿钱买的,如果是拿钱买的,她要走,他还可以制止她,‘我是拿钱把你买来的’。但是他这个老婆是自由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可以自由出去,所以家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婆是自由来的”,也会影响男人心理,不能像花钱娶的,理直气壮占有,所谓“娶来媳妇买来马,又能骑来又能打”。革新的时代,新和旧往往相互缠绕,不是一往无前那么简单。

中国幅员广大,同样是根据地,各地风气不一,妇女处境与地位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妇女缠足,民初以后虽颁令禁止,但各地反应不一。晋冀豫根据地“大多数妇女皆小脚。以武安、沙河最凶,多是7岁即开始缠足”;河南林县北庄村“此间缠足之风仍甚,小女孩几乎全包脚”。而山西平顺“王家庄有30余户,妇女装束十分奇特。……年轻妇女不缠足”。一般认为闭塞地区妇女受限制更多,地位相对较低,其实也不尽然。高敏夫在平顺王家庄观察到:“此间过去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从目前妇女的装束和她们不受礼教及一切传统观念束缚,可以看得出来。她们和我们谈些什么,态度十分坦然。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允许的,是要遭到唾骂的”;“平原工作团队长张丹同志在一个庙后边遇到男女谈情说爱,态度十分自然”。武乡地处山区,这里风气更为开放,“结婚不需要任何介绍,完全是自己恋爱,有所谓三部谣:第一部,男的跟在女的后面;第二部,女的表示态度,如愿意就回头看一下;第三部,约定会面地点,正式谈判。但有些地方则变成性乱现象”。

家暴是婚姻生活中的频发事件,由于男女身份、地位、体力的不同,女性遭遇家暴较为普遍。阮章竞观察到一起家暴事件:“有一天,他(她丈夫)从陵川回来,看见他女人和四个男女在院子里说笑,他以为那女的与男的有关系,借故说她的不为他做饭(女的已为他端了一碗饭),一脚把她踢倒。夜里用麻绳浸水,把她打了。初时,女的还会叫唤(男的母亲说),以后就不会叫了,打昏了。”

传统中国,这样的家暴事件司空见惯,根据地则不然。针对这一事件,全村召开妇女大会,有的妇女哭了。按理,接下来可以看到妇女斗争家暴男的场面。然而阮章竞发现,大部分妇女都不敢说话,因为“这个男的是个民兵,在村里也是乱七八糟的胡搞,这个女的,也和别人乱搞。像这种风俗在此地是很普遍的,差不多都有外遇。因此在大会上就有点谁也不敢说谁”。生活日常的复杂总是超乎想象。不过,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无奈,更多地区妇女得到政府支持,起来斗争家暴男子,使之不得不有所忌惮:“有的男人一发脾气,女的就警告说:‘注意!男女平等啊!’”

家暴的现实说明,即便经过努力,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妇女的弱势地位仍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妇女总体保守性仍然很强,甚至革命阵营中的男性干部常常也有意无意强化着这一趋向。陈云谈道:“我问了四个乡村支部书记,当他们抽象地说到‘妇女工作重要’的时候,似乎也很认真,可是我问:‘你的老婆参加了党没有?参加了妇救会没有?’他们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的谈话中答复我,但答复的内容是半斤与八两:‘她懂什么事?有什么用?’”妇女一般在家庭中承担着较多的家务,社会活动又需要牵扯精力,社会参与困难重重。山东清河区反映:“组织识字班,建立各种会议,但没有顾及到她们的家事及孩子的拖累、所处地位的限制、生活的困难,结果是浪费了她们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尤其某些方式较生硬的地方,一直遇到她们或她们家庭的反对。”

五、日常中的非常

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大量青壮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生命的非正常凋零,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中共干部冯毅之的日记记载了一个特异现象,这在承平时期很难出现于一个共产党干部笔下:

精神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若拿它当迷信和疯癫是不对的。我回家去看母亲,大妹妹和二妹妹都在,二妹妹忽然精神失常,说话变成了男人腔,粗声粗气。大嫂说,她中了邪,母亲说是大妹夫孙同山附了她的身。二妹妹胡言乱语地说:

“俺是孙同山你们不认得吗?我死得多么冤枉啊!我不是叫鬼子打死的,而是叫自己的人打死的,俺和他一无仇二无恨,为什么打死俺?”她一面用粗哑的声音喊叫,一面指手画脚地哭嚎,她看着大妹妹和孩子说:“俺的老婆孩子有谁管?俺老娘有谁管?俺不放心呵!俺才来家看看,俺心如刀割,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

她说得很动人,哭得很伤心,家里人围着她劝说,也陪着伤心地流泪,大妹妹更是泣不成声,悲伤万分,我看看这情景,明知是精神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却无法给他们讲清楚,只好暂时离去。

孙同山是冯毅之的妹夫,一起组织抗日游击队,冯任益都县县长时,孙任武装科科长。益都县部队内部出现叛徒,孙同山被杀害。冯毅之回家时,目睹了孙同山“附体”的场面。

中共干部戴翼讲过一个破案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有个侦察参谋失踪,不久,侦察参谋可能路经的村里一个治安员投敌。两名公安人员到治安员家中调查破案,未能发现线索。其中一人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进到家里,捆住他扛着往外跑,经过大门口时,头碰到门框,碰得满头是血。第二天,公安人员说起此事,看了看大门,发现门框上真有一道深红的颜色,仔细观察,像是血迹。公安人员由此锁定治安员为重要嫌疑人,经过审讯,治安员招供是他把侦察参谋杀了,往门外扛准备抛尸时,尸体带血的头部碰到门框,留下血迹。戴翼感叹:“从一个恶梦中得到了这一重大发现,太重要了。是巧事,还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发现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这两个案例,前者或为偶合,后者或不无记录者的书写加工,背后体现的是战争环境下的不确定心理。

灾难影响人们的心理,更严重威胁基本生存,战争进一步加剧灾害的破坏力。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情严重,波及冀鲁豫、晋冀豫、冀南等根据地。1944年,冀南区党委的文件提到:“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2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当时材料记载了灾荒的惨烈状况,沙区共300村受灾情形为:“逃灾的人口,在重灾区约40%,逃走青壮年男子约占男人50%,逃走的女的约占女人30%。现有的人口中,是女的多而男人少,同时无生产能力的男女约占现有人口的半数。逃荒的人,大部是忠实而受苦的农民到外边卖苦力,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怕匪而逃的富户,但为数很少。”

大灾之下,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有东西可卖的灾民,卖地,杀枣树卖,卖家具,换点粮食吃,地价是1斗谷可换1亩到3亩,枣树劈柴每元15斤,桌子、纺车每个可换枣1升到2升,有的人卖人(大部卖女人到河西),重灾区的村庄,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2斗豆到2800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自己烧死的,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年关前后重灾区的村庄,因饿而死的灾民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

极度饥饿时,吃人现象时有发生:“堂邑县外逃人口达2/3。冠县桑阿镇一个小孩死后,被袁菜庄王××烧着吃了;杜庄的牛××,曾吃过三个死人。冠县东部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自然村饿死11000多人,桑阿镇一带63个自然村饿死21000多人。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屋内、村中、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尸体。”

根据地政权面对灾情,积极展开灾难应对,组织生产,调度资源,保证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这体现在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中就是:“1.在安阳邯庄设一粮店,米每斗售廿元,企图收买人心。2.在安武实行清债清租,凡以往欠债及租值均宣布无效。3.向山西勒索粗糠二百万斤,赈济武安涉县林县等地灾民。4.赴会就食。难民每人发米二斤,壮丁被诱充奸兵者甚众。”这样的救济措施尽管无法完全消解灾情,却减轻了灾害的破坏。刘荣记载:“阜平一般人们都公认是边区内最苦的地区:去年枣未收,再加上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今年生活普遍地成问题,菜树叶子都卖二元一斤,小米简直没有,一个村里普遍没饭吃,这个困难是异常严重呀!我这样想,若是在河南,简直都要人吃人,但是我走了阜平很多地区,……并没有饿死人,并没有形成恐慌,使我感到很大惊奇。”中共救灾时尤其注意照顾民众的情绪,形成同甘共苦的氛围。覃应机回忆,1944年春节前夕,有人带来半斤肥猪肉,围绕着怎么吃这半斤肉,大家展开讨论:“有人主张炼油吃,说这样吃,味道香,还可以分多餐来吃。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做,香是香了,但香气四溢,群众知道了会造成误会,影响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结果决定,把这半斤肥猪肉和干菜,一起剁成肉菜馅,用红高粱面来包饺子。我们大家就吃了这样一顿饺子,过了一个年。”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控制非常态可比。为防范汉奸特务破坏,根据地实行路条制度,出入村庄需要路条。王林日记记有:“路过某村水坑沿,忽有光屁股小孩(至多不过十二三)从水中钻出,一手胡噜脸上的水才追呢,追上我们的车子把住不叫走。我们不知何故,因为他未言语。我们下车问后才知他要看通行证。我们将通行证拿出,他似懂不懂地接过去看——这真有趣,这乃中国新主人翁也。”《冀中一日》也有相关记载,一个纺线的老太太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问:

“上哪去呀?带着通行证没有?”那人说:“有!”在车兜里拿出来了。老太太东看西看的也没有人,好象〔像〕看不清这通行证似的:“同志你委屈一下,跟我一块去找人看看吧!”那人说:“走!”老太太紧走了两步,看见个孩子,便喊道:“波!波!看看这通行证对不?好让人家走!”小波便跑过来拿起通行证来看了看,并没什么错误。看完后便给了那人。

路条制度实行后,渐渐衍化成一种乡村权力,村干部控制路条的发放,成为管理村民的方式,有人甚至利用权力牟利:“发路单受礼极多。”

不仅出行要路条,通信也要检查。山东北掖县委社会部的总结报告讲道:“在检查邮局信件上感觉到没办法去检查,同时也因没干部去作而影响了。……机关来往信件,凡属私人的都要经过检查,但有时因环境关系,不住一起,有的未曾检查。后指定专人负责检查,如有问题的信,即交社会部。”这时的邮件检查尚属秘密。整风之后,邮件检查进一步公开化。1943年4月,在延安军事学院学习的马千里写道:“今日的朝会上宣布:‘个人枪支交公家保存,遵守学习制度,边区以外的来信要经行政检查。’”沈霞在日记中记有:“昨天写了信给逸要字典,我非常想多写几句,怕那样,他反而收不到,因此,一句也没有多写,不知他是否能收到。”这里的担心,应该和审查有关。

抗战时期,后来兴起的户口制度尚未在根据地普遍实施,流动人口管理由村治安员负责。《冀中一日》的文章中提到,村治安员“晚上,他到各店铺中,检查了旅客登记簿”。不过,不是所有村治安员都会这样做,下面讲述的现象尚非罕见:“我住的这个村子像个大旅店,闲杂人员来往频繁,居无定所。这些人分两类。一是好吃懒做的,他们不愿‘动弹’,想出来吃好的;二是怕当兵、交公粮。这些人多是较富裕的人。秋儿说,这些人住一年半载就走了,连村公所也掌握不了他们的情况。有个外村人,被摊派了村款,他说出来就是要躲避村款,没想到这里反而要多交。我想,这些人的流动与战争有关,只要能征上公粮、村款就行。”

根据地内部的人口流动难以完全控制,区域之间的流动亦属经常,当时存在多个势力区域,不同区域间走私牟取利益,也不罕见。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走私尽人皆知:“沿河各县甚至离河较远的县份,走私人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着(可惜我们没有精确统计)。这个现象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这成了目前沿河各县社会中间一种普遍现象。你走到向关口去的路上,你就会有‘车马如龙人如蚁’之感。”日本人也在走私:

在云南与越南边界的河口,中、日占领地区之间一条活的通路,一定数目的驳船在一定时间内往来河上。中国防卫部队即如此自日本占领区获得定量的食米。元月份一天上午,食米未能按时运到。中国司令官不禁勃然大怒,同时提出严重抗议。这只是前线随便捡拾的例子。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样腐败。不过,不同处是:日本军队尚能奉上级之命作战,这一点尚未腐化。

根据地内最大限度地控制走私,但边缘区域也难以完全避免。山东文登县第六区的席子成村,“300多户几全都走私,党员57人,成了走私的领导者,组织走私大队,下分三班,村长(党员)任走私大队长,只有一个较好党员把他们的罪恶事实透露给我们,他们要在半路上把这同志打死。把村长送给政府,只党内停止他的关系,而行政不教不响的就放了。结果回去走私更起劲,有许多党员为了走私,为了搞女人要求退党。”这些,都和战争造成的非常态环境相关。

根据地和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根据地干部民众和日军间,有时会呈现奇特的场景。时任冀南行政区公安总局副局长的覃应机回忆,有一次,开完公安会议,“人们刚要走,恰遇驻南宫的日军出动到马君寨方向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从我们开会的村边经过。这样,我们白天就走不成了。太阳快落的时候,敌人‘扫荡’回来了,当地干部对我说:‘可以去看看。’我们混在群众中,蹲在路边看敌人走过。没有伪军,日本人分不清谁是八路军,谁是老百姓。群众知道我们是八路军,但是个个都很镇静,显得若无其事”。中共公安干部就这样和“扫荡”日军实现了超近距离的接触。还有更惊险的场景:八路军干部张常慎路遇日军,日军拦住去路,“伸手抓起车把上提兜里那付〔副〕开士米手套,说:‘你的,我的心交心交的!’(意思是要。)张常慎看到这个鬼子是爱上了这付〔副〕手套,并无其他怀疑,便沉着地装着不同意的样子说‘你的心交不行,不行的。’那个鬼子拿起就跑,张常慎假装追撵,光跺脚不迈步。心里说:你跑的越快越好。那时,鬼子在敌占区还假装和善,和他越亲近,他越不怀疑。其中一位伍长,喊住那个鬼子,将手套还了”。

战争年代,日常生活呈现许多特殊变化,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艰难。艰难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使活下去本身成为一种考验,人们的生存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非常的环境,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很难为承平环境中的人们所理解,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当然,变中也有不变,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化,质量则随着战争的破坏及根据地的建设有所浮沉。中共根据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力量的观念、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根据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中共治理区域通常可以看到的严整景象,这就是王林为之骄傲的变。这样的变化,不仅在战时,对战后乃至1949年后的中国,实际都有绵延的影响。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