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历史与记忆——从黄炎培关于“新场党狱”的记忆说起

黄炎培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件大事,是他发起的新场演说会,以及由演说会引起的“新场党狱”。关于这一事件,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有详细的回忆。要点如下:

1、1903 年 8 月 10 日(六月十八日),黄炎培、张访梅、顾次英等, 应邀到南汇新场镇进行演说。

2、地方痞棍向南汇知县戴运寅密报,称黄等演说“毁谤皇太后、皇上”。

3、8 月 15 日(六月二十三日),戴将黄等四人拘捕,并向两江总督、 江苏巡抚请示如何处置。

4、8 月 18 日(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点三刻,戴奉到江苏督抚“就地正法”的命令,但此前半个小时,黄等四人已由美国在沪的传教士步惠廉保释出狱,乘轮东渡。

事件并不复杂,黄氏说得很清楚,也颇具戏剧性。以后,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提法,无论是黄炎培年谱,还是黄炎培传记,自然多依据这一回忆。在回忆录中,黄炎培对获保东渡的细节描述得非常具体,但是,对他们几人演说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地方痞棍为什么要向知县报告,他们被捕的细节怎样,只是一笔带过,说得不详细。而这些,恰恰是研究作为革命家的黄炎培的最重要的内容。于是,不少研究者便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说黄炎培当时如何宣传反清,如何宣传反帝,如何宣传革命。事实真相到底怎样?最近,笔者查阅了当时的报刊,找到了一些资料,大体弄清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章士钊等人主办的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日日报》,在 1903 年9 月 25 日、9 月 27 日和 9月 29 日,连载《新场讲学会之历史》,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同年 9 月21 日,由江苏籍知识分子在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六期,以 12 页的篇幅发表《南汇县党狱始末记》,也详细地介绍了这一事件。这 两篇长文,所 述事件经过大体一致。其 中有一份,曾 经附载于《 南汇县志》。这两份资料,远较黄炎培回忆录翔实。以这两份材料与黄炎培回忆录相比较,可以发现差异很大,还能发现一些很有趣的问题。

根据这两份资料,新场党狱的经过是这样的:

1、先是,黄炎培等人认为新场永宁寺创设西天门(一作先天门)等名目,以左道惑人,勾引良家妇女,暧昧之事,久播人口。这些人不事生产,不但为一国分利之物,而且是文明进化的障碍。他与新场演说会的学生,谋加干涉。1903 年 8 月 11 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为观音诞期,黄炎培偕学生至永宁寺,在密室中发现迷药一瓶,西天门教师行为诡秘,言语支吾,遂将一个名叫刘恒轩的教师交县有关部门管押。

2、第二天,即 8 月12 日(六月二十日)上午,当地土棍黄德渊至黄炎培处拍案大骂,并要将被押的西天门教师保释,未果。黄德渊与黄炎培同族,论辈分为黄炎培的叔祖,其母一向寄食于永宁寺,所以,他对黄炎培等人的举动极为不满。

3、8 月 12 日下午,黄炎培、顾冰畦等应邀至南汇新场讲学会演说。顾冰畦首先演说,内容如下:

天下之事,欲兴利必先去弊,未有弊未去而利能兴者也。永宁寺创邪教,为公等一邑之害。公 等其有意去此害乎?其谓去此害为然乎为不然乎?如谓不 然,则某亦不敢闻命矣。如以为然,愿公等共书其名于左,以期协力共治。随后,共有 65 人签了名。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有人演说社会改良问题,有人演说设立蒙学问题。黄炎培演说的主题是组织团体重要性的问题。

4、8 月 12 日晚,黄德渊率三百余人,围攻黄炎培等人在新场的下榻处,打伤从外地来新场听演说的人,并将被押的西天门教师劫走。

5、8 月 13 日(六月二十一日),黄炎培等离开新场至南汇县城,向县令戴运寅告状,要求惩办黄德渊等人。戴下令拘捕黄德渊等七人。

6、8 月 13 日晚,戴审问黄德渊等人。黄德渊指控黄炎培等“聚众演说,上不忠于君,下不敬乎长,又复亵渎神明,惊动菩萨,打毁寺庙,创异说惑人,设甘词诱人,以致上干天谴,下动众怒”,并称:

黄炎培是小人的侄孙,他天天讲革命,小人是不通文墨的,问读书人都说 就是造反,小人因教训他,岂知炎培目无尊长,不认小人为叔祖。小人一身不足惜,可怜吾黄氏代代积些阴德,不料到炎培竟遭此横祸。戴沉思良久,忽然喜形于色。他当场释放黄德渊等,下令传黄炎培等人。

7、8 月 15 日(六月二十三日)傍晚,黄炎培等四人奉传来到县署,戴指控:“你们讲什么学?你们毁谤皇上,毁谤皇太后,你们是革命党,你们想造反”。黄炎培等申辩无用,当场被拘捕。至此,原告与被告换了个位置。

8、黄炎培等被捕以后,南汇官府即呈文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请示处置办法。演说会的同志则积极设法营救。

9、8 月 18 日(六月二十六日),美国寓沪传教士步惠廉因同情黄炎培等, 应请来到南汇,指责官府无确凿证据,即乱捕热心教育的读书人,实属不该。戴惧怕洋人,又未奉到上司关于处理此事的明令,于是,在中午 12 时 15 分时,让步惠廉将黄炎培保释出去。

10、8 月18 日中午 12 时 45 分,也就是黄炎培等被保释出去半小时以后, 两江总督关于要南汇县令将黄炎培等革命党“就地正法”的电报送到。戴懊丧欲死,但已无计可施,后以办理不善,被记过三次。

这就是新场党狱的梗概。顺便指出,《国民日日报》与《江苏》杂志载,内容大体相同,细节有些差别,可能分别出自参加新场演说会的两个主要成员之手,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黄炎培。现 没有确实的证据。

从上述资料看,新场党狱的冲突起因,主要不是演说会,而是黄炎培等人对永宁寺所谓邪教西天门的干涉。黄炎培等人的行动,有点类似孙中山当年在翠亨村毁坏寺庙中的偶像,属于破除迷信、改良社会的性质。当时,黄炎培等人可能已经萌发反清革命思想,但这一行动并不具有反清革命性质。黄炎培等并无“毁谤皇太后、皇上”的言论。

与黄炎培等发生冲突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黄德渊,一个是南汇县令戴运寅,以黄德渊最为直接。戴运寅是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感到如果以革命、造反罪治黄炎培等,对自己仕途可能带来好运,所以,才将此罪名加到黄炎培等人头上。

但是,我们看黄炎培《八十年来》的回忆,主要对手黄德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地方痞棍”,连永宁寺冲突、黄德渊最初被捕、后来被告变为原告的情节也不见了,所有与黄德渊有关的细节全部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不大可能是年久忘却了,也不可能是对此事看法改变而故意不提了。老年人对自己青年时代所做的事,有时会有不同于以前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看回忆录,黄先生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造反行为的看法,并无大的改变,而是津津乐道。为什么独对此事隐而不提?我想,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宗族与恕道。不管怎么说,黄德渊毕竟与黄炎培同宗,而且是他的叔祖。黄炎培写《八十年来》时,这位叔祖大概早已不在人间。即使不能说是为尊者讳,但对一位已经不在人世的叔祖,再重

提五六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这在黄炎培的心里,可能觉得有违恕道。但是,在新场党狱中,作为黄炎培等人主要对手的黄德渊被隐去了,另一个对手即戴运

寅的作用便突出了。黄 黄冲突的社会意义大于政治意义,黄戴冲突的政治意义大于社会意义。

于是,新场党狱的革命性质被强化了,黄炎培在此事件中的革命色彩也被强化了。

黄炎培写回忆录的年代,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正是革命至上的年代,这是新场演说革命色彩被强化的时代原因。

由回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是有过滤性的。回忆的表述是有选择性的。回忆的内容会受回忆者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回忆的内容会随回忆者年龄变化而变化。

(原载朱宗震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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