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

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广西,而后挟兕虎出柙之势,把天父的福音和严酷的内战一起带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北征之师又沿河南、山西、河北一直打到天津。一路延烧的战火,使这些地方守土统兵的朝廷命宫一个接着一个成了失败者,他们之中一些人命尽于刀戈之下,另一些人则跌仆之后再也爬不起来。

咸丰元年,当赛尚阿以大学士作钦差大臣,受命督师剿“粤逆”的时候,曾蒙“特赏‘遏必隆刀’”1以壮行色。但仅仅过了一年半,他就因湖南战事失利而被摘去顶戴、拔掉花翎,“革职拿问”。自此退出战场,也退出了官场。继任的徐广缙气运更促,两个月后即兵败于岳州,奉旨“革职留任”;再过一个月又在湖北同样被“革职拿问”。另一个钦差大臣陆建瀛受命“防江皖”,结果江皖都防不住,他也成了“传旨拿问,委员解交刑部治罪”的囚徒。其时上距接篆之日还不满一百天。而解递的委员还没有送他上路,太平军已攻破南京,直截把他戕杀了。2这些人都长久地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面对太平天国咄咄逼来的一派劲气,他们自己却在命运的摆布之下犹如西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之间便从云端跌入了泥淖。与他们相比,更多的人则是没等诏书严辞切责,就已丧命于太平军的打击之下。咸丰二年岁末,太平军用地雷炸开武昌城门,“巡抚常大淳、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汉黄德道王寿同、丁忧盐道王东槐、署盐道林思熙、武昌府知府明善、武黄同知周祖衔等皆殉难。”此后安庆破,安徽巡抚蒋文庆‘视之”。金陵破,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呕血死”,提督福珠隆阴、前广西巡抚邹呜鹤皆“遇害”死。武昌再破,“总督吴文镕死之”。3每一次失地,都会有一批官场中人像茅草一般被太平天国的排刀刈倒。这些人以自己的跌落和损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战争打破了颟顸与衰颓,由此造成的震荡和脱节,又使士大夫中久以经世议论慷慨自负的那些人能够从打破的缺口里露出头来,他们为这场战争带来了另一种劲气。

从戌卒陈涉沟火狐鸣以来,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曾促成过知识分子的分化。旧朝作育出来的儒生身处板荡之世,常常会产生出愿在天命所归的过程中扶助新朝的人。而当读书人为草莽作佐命的时候,他们一定也在按儒学的面貌重新塑造草莽。亭长出身的刘邦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都是这样做了皇帝的。可见,儒学知识分子和造反的农民并非全然不可沟通。但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从西方宗教里搬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既要打倒“满洲鞑妖精”,也要打倒孔夫子。于是“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园柝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4“毁弃”表达了两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抵触,其作践之中还包合着固有的理据;然而把“马厩”里的粪便和“椎牛屠狗之场”的血污与儒生心中的圣人放在一起,则纯然是一种轻蔑的渲世。当意识形态的不兼容性随战争的扩大而被放大之后,本以阶级矛盾为内涵的造反便很容易把兵火延烧到文化上去。一个士人记述说:“至可恨则莫过于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这一类出格的犷悍粗暴,使太平天国里的老兄弟和新兄弟在读书人的眼里显得非常可怕:“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拋,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5毁弃学宫和焚烧书籍,意在向世间人传播上帝为唯一真神的教理。然而名教中人所看到的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6一姓之天下的鼎革与“数千年礼义人伦”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更多的恢宏,也会唤起更多的敌意。太平天国的信仰容不得孔夫子,但它们用来排抵儒学的却又是一个狭隘独断而且粗陋不文的宗教世界。因此,天下的儒生普遍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呜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纔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加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棰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骂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7

“马生”不明白“兄弟”一词在西教里本自另有含义,所以愤而“肆骂”,为五伦争是非。太平军里“讲道理”的兵头也并不真知上帝教称天下人为“兄弟”的由来和确诂,所以口舌既讪,则加以辣手,用五马分尸来解决论辩。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都是历史记叙中见不到名字的小人物,也正因为如此,“马生”与“贼头”之间的冲突,写照的是一种真实的普遍。

理学崇究义理,与名教贴得最近。所以,当太平天国由广西入湖南,一路带来“名教之奇变”的时候,湖湘之间久浸于性理之学的知识分子遂身当其冲而纷纷立起,聚集成一个守护传统的群体。东南群帅一片焦头烂额,而有心卫道的章句之儒却帕首提刀,一个一个成了杀人的悍将。王定安后来说: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徙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取?贤人君子倡率千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8

这个过程说明,下层知识分子从田舍走向战场的自觉与自愿,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曾声光四播而感召一时。太平天国喜欢“道理”《礼拜布道》,湘军中领兵的读书人也喜欢讲道理。“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着力于礼义廉耻提撕人心。言者谆谆,往往“苦口滴杜鹃之血”。9两者直面相对,各自代表了一种与精神和主义贴接在一起的暴力。在19世纪的中国,太平天国营造人间小天堂的理想和湘军守护礼教的贲张之气都不是为地域所囿的东西。因此,当东南战火连成一片之后,脱胎于团练的湘军便一步步尾随奔涌中的太平天国,在激烈厮杀中越打越大,从湖南走向长江流域。

湘军由“义旅”起家而成为内战中的前锋,脚下既淌着太平军的血,也淌着自己身上流下来的血。自“王事”言之,固无负于“以忠诚为天下倡”。但“被服论道”的儒生和景从附集的“市井耕氓”都是从民间走来的,10他们为朝廷填补了群溃的败兵在一边再退之后留下的连片空间,然而在旧日权界还没有被战争打破的时候,他们的崛起和张大又一定会与控驭地方的法度和权力相冲撞。这种矛盾曾长久地蘖生出上下左右之间的种种疑忌、掣肘与争斗,使力赴时艰的人常常气结。咸丰三年,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自谓“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次年,又在另一封信中说:

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事〔年〕诸事不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一有济。11

湘军起于湖南,而湖南官场却最先对湘军显露出歧视和抑抵。由此产生的伤痛和愤郁都不是用言语可以排解的。自道光二十七年起,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已官居“卿贰”;但在咸丰二年丁忧之后,就成了一个在籍的绅士。因此,当他从热孝中被石出来“墨绖从戎”的时候,没把“卿贰”的权势带过来。皇帝给他的职街叫做“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12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当权的位置。然而被内战激活的儒学精神正化作卫道的自觉和自愿。知识分子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识之亢扬一时交汇在一起,时时都在鼓荡人间的踔厉之气。由是,总领湘军的曾国藩便常常要伸出手来,在“急工事”的过程里越过“帮同办理”的界限。咸丰初,长沙兵勇私斗。刚刚做了团练大臣的曾国藩颇忧“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遂“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令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提督的“怒”和“谩”,都是针对曾国藩的,因之而有成群的营兵被放出笼来,“汹汹满街”。随后,悍卒的声势被弄得越来越大:

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留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 即日移屯衡州。13

这段记叙中夹述“闭门不肯谁何”、“不与己公事”、“阳惊”、“反谢”以及司道以下的“公言”,用冷峭的笔意刻划了湖南官僚的群体面目,并反衬出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在这些人面前的孤立无趣。后来湘军出战,水师大败于靖港。曾国藩愤极,两次投水中求死,“皆左右援救以出”。遂孤居于长沙城外的高峰寺里,备棺木,“欲自裁者屡矣”。14而长沙城里的布政使徐有壬却正在“与按察使会详巡抚,请罢曾军,语倨妄甚”。15一时阴霾四起。城内的人和城外的人相距不过咫尺,却各有各的心事,方寸之间隔得非常遥远。直到另一股湘军在湘潭大获全胜,消息传来,才吹散了罩在曾国藩头上的满天乌云。对于身历其境的人来说,此中滋味当然是很难忘记的。

徐有壬后来升江苏巡抚,咸丰七年城破,“抗声骂贼”死。16其心头的指归与曾国藩并无不同。然而身在湖南官场之际,他却锋芒甚厉,常常要与湘军为难。曾国藩的“侵官越俎”和徐有壬的节节排抵,既说明了“赤地新立”的湘军从一开始就与固有的制度犴格不通;又说明了自负血性的匡时之士从一开始就不肯为制度所囿。内战因社会矛盾而起,由此牵演,却触发了官场关系的重重角抵。所以,湘军虽然“驱血肉之驱与炮石为敌”17,而四围于成法的局促逼仄之中,其根须很难伸入地方权力中去。18迨湘军渐得能战之名,在朝旨指调下四出奔战,这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使领兵讨“粤匪”的那些读书人老是要同各有事权的地方官僚嘶咬,弄出许多私怨和公愤。咸丰七年,曾国落在一封奏折中久积愤懑一为发舒,备述历年以来“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画出了内战中的种种无序:

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拨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使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批捕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巨未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

名分不全的募勇身背着许多委屈不平在打仗,而以募勇“越境剿贼”,又不得不窘于主客之势,久战之后的一腔猛厉往往为州县所困: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巨辨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岐见,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 手?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阻挠”和“逼勒”都使人气短。而身在冷眼环视之中,还有逼来的“疑侮”:

臣前后所奉授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西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巨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佺系,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鞠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19

当曾国藩作《讨粤匪檄》的时候,一意弘扬“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很少想到被他带着走上战场的湘勇们会遇到种种不能用名教沟通的窒碍,迨阅历既多之后,则不得不叹“艰难情状无以自申”。此中自有说不出的辛酸。内战打乱了许多旧的章法,所以,脱胎于团练的湘军能够出洞庭,入长江,布列于一个越来越大的空间里。然而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又常被眈眈而视,脚下走的是一条洼陷的狭路。置身其间的湘军知识分子一面千里血战,为朝廷肩撑东南数省的残破之局;一面久处“客寄虚悬之位”,往往“枵腹从事,自捐自养。而其不见谅于人者亦已多矣”。20些人虽以信念和信义相聚合,而一旦在锋镝之间艰难立起,则一定不肯甘心仰人鼻息,徒为征途走卒。其用世之初心屡受困抑而益见勃郁恢张。是以曾国藩“历陈办事艰难”,铺叙既毕,遂以明切之辞归结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其实他心里看得非常清楚,在一个兵祸连结的时代里,“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21治军而兼有守土之责将更多一重取死之道。但作为湘军领袖,他又代表了一个由经世思潮孵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虽以军功入世,然而“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22抱负大半都在军功之外。所以,百战之后睨视官场的猥琐驽顽,不会不使他们愈多经世致用的自负。太平天国以造反搅动天下,却把儒学知识分子中最能强毅力行的那一群人唤了出来。他们急急而起,与“天父天儿之教”相争,又在挽救王朝危机的过程中为朝廷带来了一种重分权界的紧张。

然而,与国家豢养的经制之兵相比,由绅士募勇练出来的军队终究不是一种嫡出的东西,其间的亲疏厚薄之别是很难用文字写出来的那一套道理消泯掉的。薛福成后来说:“粤贼之据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馀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23这里提到的“某公”指祁隽藻。虽说薛福成的记述意在用湘军日后的事功反衬其当初的暗昧,但祁隽藻的进言却并非出自私怨。作为庙堂中人,他对这种从打乱了的章法里冒出来的力量天然会有一种无法亲近的不信任感。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意思,则非常容易地唤醒了人主内心本有的亲疏厚薄之别。因此,在“文宗显皇帝”之世,越打越疲惫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始终比越打越强悍的湘军更多地系结着朝廷的期望。然而太平天国的攻势却老是要摧毁这种期望。咸丰八年,太平军破江北大营;次年江北大营撤。咸丰十年卷,太平军袭杭州,诱金陵围城之敌分兵往援,趁时击溃江南大营。主持江南军务的和卷一路逃奔;呕血而死,经制之兵的气数也随之而尽。湘军中人居长江中游,冷眼俯视盘踞下游的江南大营在滚滚烟尘中人仰马翻,分崩离析,各自议论纷纷。朱孔彰后来为曾国藩立传,追叙当日情景说:

江南大营复陷,官军悉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闻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疲,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24

左宗棠论大势;胡林翼说人事。两者的议论都非常明显地直露出一种久郁之后的酣畅一泄,其对答应和之际具见湘军人物一手规划天下的自信和自负。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的相继而溃,是太平天国为自己重造战局的大手笔,然而久作偏师的湘军却因之而节节发舒,大步地走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奉旨“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旨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25次年七月,咸丰崩于热河。十月,曾国藩已受命主持“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26从咸丰二年到咸丰十年,曾国藩四出奔驰力战而久在“客寄虚悬”之中,官阶不能进一寸。但在尔后的一年多里,却因太平天国的一番“洗荡”而廓然大张,在湘军和绿营的此长彼消之间成为人臣中的最强有力者。其相生相克之理不能不使人思之讶然。由于曾国藩的身边汇聚着一个久相知结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当朝廷最终把兵火不熄的东南半壁托付给他,其臂力遽尔远伸,曾经与之相濡以沫的军功儒生们也一定会纷纷然挺脱而出,分布四野。从这个时候起,疆吏在内战中的代谢便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其间后来居上的人物,与道咸两朝的衮衮诸公显然有着一副不同的面孔。成书于光绪十五年的《湘军记》撮叙始末,罗举说:

自广西寇发,海内骚动,新宁江忠烈公忠源,实倡义义旅。而王壮武公鑫、罗忠节泽南以诸生起,其后李忠武公续宾、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刘武慎公长佑、蒋果敏公益澧,暨今总督曾公国荃、尚书彭公王麟、总督扬公岳斌、巡抚刘公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一时湘人由战功任封圻者,总督则有刘公岳昭、刘公坤一、杨公昌濬;巡抚则有李勇毅公续宜、刘果敏公典、刘公蓉、唐公训方、陈公士杰;其以提督权巡抚者,则有田公兴恕、江诚恪公忠义。而劳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焘、总督谭公钟麟、巡抚黎文肃公培敬,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其它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27

“湘人”之外,与湘军深有渊源而先后致方面,作大吏的显达者还有沈葆桢、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韦等等,这些人大半都是那个时候富有个人影响的人物。迨李鸿章领淮军别开一面,与湘军相蝉蜕,江淮群体以及依附于其间的人们中又次第产生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秉璋、丁日昌、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郇膏、周馥等等以督抚开府的达官。在后来的同光两朝里,他们曾长久地支配过大半个中国,并保留了一种声气相通的渊源。中世纪与近代之交,世运的盛衰起落之间明显地留下这些人各有才识惰性的心迹和足迹。

疆吏的代谢是怀抱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在守卫名教的过程中打出来的,他们由此自立,成为重造乾坤的中兴名臣。然而军功人物一批批地出据方面,又是一种康、雍、乾、嘉、道、咸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内战造出了旧章里没有的变势,拽使朝廷不得不顺乎其势。因此,疆吏的代谢虽以人事迁移为结果,但由此牵结蔓衍,则必定会促成许多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衰变和重组。曾国藩是最早看清楚“治军”须兼有“察吏”之权的人,又曾以自己的臂力多次把别人举到封圻之位,但当这种嬗递到来之际,他又最早思虑此中所伏的祸福相倚,并因之而感到深深的畏惧。同治元年,他由节制四省而晋阶协办大学士,隆隆然负一时重望,然而意态则愈多神敛,奏疏之中往往以人臣事君“机括甚微,关系甚大”为虑:

前此迭奉谕旨,饬臣保荐江苏、安徽巡抚。顷复蒙垂询闽省督抚,饬臣保举大员,开列请简。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如臣愚陋,岂敢干预。嗣后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随时恭疏入告,仰副圣主旁求之意。但泛论人才,以备釆择则可;指明某缺,径请选除则不可。不特臣一人为然,凡为督抚者,皆不宜指缺保荐督抚。盖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在圣主虚衷

访问,但求投艰而遗大,不惜舍已而从人。惟风气一开,流弊甚长,办之不可不早!宜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树党之端。其督抚有任可履者,不准迁移不到,亦不准他处奏留,庶几纪纲弥表,朝廷愈尊。28

这些话从自己说起,而旨义则在天下督抚和后起的来者,其中正有无穷的忧思。作为主持东南军务的时局中人,他不会不愿意从湘军中输出疆吏,以期实利实功;作为做过圣贤功夫君子儒,他又不愿意看到一个督抚体貌日尊的时代从自己手里造出来。两者在历史变迁的过程里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但曾国藩却一心一意想要把它们剥开。这种矛盾,深刻地说明了被人造出来时势很容易此倾彼跌,扶得东来西又倒,遂使造时势的人们长在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之中,画不出一个圆融和圆通。内战像洪水过地一样造成了人世间的种种位移和丕变,这个过程因各种各样意志的催动而发生,但这个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却是个人意志所无法改变的。

在农民的造反还没有揭竿而起的时候,由时政起讲的经世之学已非常明切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意识。咸同两朝,经世之学演为内战中血腥的“杀人之业”,以万千头颅为王朝重造出中兴。然而蕴结于经世之学里的批评意识也由此横决而出,在乱世的动荡中演为应时而变的仓促改作,使二百多年来的国家法度不知不觉地脱出了旧辙。

咸丰初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作湖南团练大臣。在那个时候,苏、皖、闽、浙、赣、黔、豫、鲁和直隶还有四十二个团练大臣,但环顾天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自觉地执着于以团练经世。他在一封信中刻划绿营嘴脸,说得非常痛切: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 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还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29

绿营的毛病是与制度连在一起的。因此,他不相信身在制度之中的营兵们可以重铸出勇武朴诚。“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重,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30 这些议论都是因目击时病致感慨忿激,由感慨忿激思“改弦更张”。31兵制本是国家大法,然而其间又有着太多的腐败朽烂。事穷而后变,为朝廷造中兴的人们遂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绕过绿营兵制,走到国家大法的外面去。于是而有湘军的兵制。

湘军之起,是绿营衰弊溃散的结果。因此,其新制与旧制蝉蜕之际多所扬弃。曾国藩手订“水陆营制’为“新募之勇”的章程,立法尤重固结之势:

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管。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数,而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皆大帅也。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募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哨、营,哨、营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32

大帅、统领、营官、哨官都以一身而维系自己的那个作战群体,在层层凝集中行层层制断。比之绿营“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不相救”33的气脉不畅,湘军的长处是非常明显的:“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34 而后有所谓“指臂相联”的应从和“子弟之事父兄”的情谊。咸丰七年,曾国藩遭父丧,居家守制之日,追念兵中僚属,每多唏嘘感慨。他曾致书李元度,提到许多往事:

常念足下与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雪芹当岳州败时,正棹孤舟,搜剿西湖,后由龙阳、沅江偷渡,沉船埋炮,潜身来归,一不忘也;五年卷初,大风坏舟,率破船数十号,挈涓滴之饷项、涣散之人心,上援武汉,二不忘也;冬间直穿贼中,芒鞋徙步,千里赴援,三不忘也。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 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捱。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35

湘军规制既重以人立军,则束伍之法常易衍为人与人之间的感召。儒学知识分子的讲学所得因之而能够汇入其间,成为一种固结人心的东西。彭玉鳞和李元度之甘心履危入险,舍生忘死,都说明:在他们那一代人心里,军政是与伦理、信念、私惠、公谊交缠在一起的。方内战正酣之际,绿营一溃再溃,湘军却从屡战屡败中踏出一条血路来。其强韧劲悍之经久不衰,显然,不仅出自军法部勒,而且出自人际之间的“上下相维”和“各护其长”36

湘军兵制体现了对于绿营制度的变法,其初意本在补苴罅漏,救王朝之困厄。然而筑成兵制的种种关系又牵汇万端,与国家法度里的许多构造交相襻接。因此,在湘军和绿营的此起彼落之中,由兵制开始的变迁一定会引发出更多的变化。

历时二百余年的绿营制度,以几代君主累积起来的苦心构成了一种周密的驭下之势。在这种制度里,国家的经制之兵分标、协、营、汛散布于十八个行省,“慎巡守,备调征”。37服役的士卒都从久居于本地的民户中招取,“不准以客民充补”。38一旦从军,即名入兵籍,终身不能脱出。由此产生了“尺籍伍符,按户可稽’”39的兵户。虽说身列标、协。营、汛的人都有奉调出征之责,但征事既毕,皆须各归编制,从哪里来,仍旧回到哪里去。因此,在国家法度里,绿营士兵总是被栓在兵籍所在的那个地方,组成一个个不能流动的群体。与之相对比,统带士兵的军官则非常明显地处于“升”与“调”的流动之中,“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列名具疏请补;参将以下,按月升迁”。40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停留得很长久。这种“兵皆土著”和“官皆选补”的制度,使两者之间的结合只能成为“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41于是,兵与将之间近在咫尺却又被隔得十分遥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候不会有跋扈的骄兵悍将。士卒以兵籍为归依;将弁随铨选作流转,而兵籍和铨选都总莞于帝王身边的兵部。两种被有心分开来的东西只有在这里才能合为一体。因此,标、协、营、汛虽远在万里之外,朝廷以一纸诏令即可从十八行省调征千军万马;将帅虽统驭千军万马,朝廷以一纸诏令即可使之奉命惟谨。由于兵权高高地悬在九重之上,天下曾长久地显出斛觫中的一派安谧宁静。道光年间,梅曾亮说:

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南西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凛,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亳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比伦。42

“事权之一”和“纲纪之肃”都是在重重制约下实现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制约里显然有着一股嗅得出来的兵气。

但湘军的兵《勇》却是由将弁自己招募来的,这些人的聚和散全以将弁一人的存亡去留为转移。因此,绿营那种把士卒栓定在一个地方的兵籍制度便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改造掉了。不入兵籍的湘勇,是一种兵部的簿册里所没有的东西。虽说他们不停地在内战中奔来奔去,声势越来越大,然而高高在上的兵部却只能看到一片混沌朦胧,那些用惯了的法令都罩不着这一群群由山农蜕化出来的士卒。

与募勇之不入兵籍一样,在湘军制度里,将弁也在一群一群地逸出兵部的铨选。一方面,湘军自立名目,以统领、分统。营官、哨官、哨长、什长为等次,与国家武职秩序中的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之类全不相侔。另一方面,在湘军里领一军而成统将的,大半都出身于读书人。这些人虽以武勋搏来军功,但官位却多在不入兵部铨选的文职一路。显然,这两者都会造成湘军规制与国家法度之间的节节抵牾。同治年间,左宗棠督陕甘,所部湘军有统领吴士迈以军法诛杀营官朱德树一案,曾传播远近而惊动朝廷。这个案子之所以异乎寻常,是因为杀人的吴士迈官不过中书,被杀的朱德树却是记名总兵《实授处州镇游击》,以官阶而论,便成了七品文官擅杀二品武官、在一个以等序系尊卑的社会里,这显然是一种大悖理法的奇事。然而自湘军制度看去,则另有说焉。左宗棠奉旨复查此案,回奏言之侃侃:

军营体制,只谕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镇而仍当哨官什长,保至副、参、游而仍充亲兵散勇者;有在他军充当统领而在此军充当营官,在他军充当营官而在此军充当统领者。时地既殊,势分即异。当统领者必节制营、哨;当营哨者必受节制于统领,固无他说也。

因此,“吴士迈官虽中书,分实统颁,愤朱德树之违令杀之,是统领以违令杀营官,非中书杀总兵也”。43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所以风波也就此平息。统领和营官,是湘军在变法中自立的名分;中书和总兵,是国家制驭天下的名器。但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却是军中的名分比国家名器更能体现权力。这个例子说明:夹处于两种身份之中的湘军将弁已失去了绿营军官那种上下尊卑一以贯之的有序。《清史稿》后来说:自咸同军兴以来,“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原先的规矩全都被弄乱了。于是,昔日兵部所握“三载甄别,五年军政,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44的铨选权也因之而变得梗塞不通,军中人物的升转移调遂不再率由旧章。

士卒脱出了兵籍,将弁脱出了铨选,二百年来朝廷用以悬系天下兵权的东西都被湘军的改制不知不觉消解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士卒依附于将弁,将弁依附于列帅,而致“各有宗派”45的时代。王闿运作《湘军志》,记述“曾国藩父丧,委军里还湘乡”之后,布列江西的湘军与将军福兴之间的种种“阻格”,而后概括说:“始创义师由国藩,军将视为转移,福兴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46“一纸”的尊贵和“征调”的轻贱,非常明白地折射出兵政在内战中的演变。从最初的固结之势中已经衍生出个人对于军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在列祖列宗的手里,这本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东西。但到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凌厉的兵势显然更迫人。他们带来的地动山摇,使原本不能容忍的东西成了朝廷不得不借重的物事。咸丰八年,“浙省军务吃紧”,“湘军之在江西东路者,悉移师以援浙”。朝旨命曾国落起复:

东市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人员会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现在江西抚、建均经克复,止余吉安一府,有曾国荃、刘腾鹤等兵勇,足敷剿办。前谕耆龄饬令萧启仁、张运籣、王开化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兵勇,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

稍后,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奏议湘军援浙,以曾国藩为众望所归:

现在授江《西》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且江、浙本属泽国,利用舟师,杨载福、彭玉麟两军,皆系曾国藩旧部。47

诏书和奏议所倚重的,都是曾国藩对湘军的个人影响力与支配力。自三藩平定之后,朝廷第一次承认了将帅驭军的不可替代性。

曾国藩对于湘军的个人影响无疑有着出自儒学人格的一面,但使朝廷不得不借重曾国藩个人影响的,却是湘军以“恩谊”辨亲疏的兵制。无疑,当湘军在越来越大的地域中替代了绿营之后,从这个制度中还会更多地产生出一个个以恩威专制一军的人物。至咸同之交,他省官绅募勇守土,各自为战,也纷纷然取法湘军营制,48将帅之间遂愈多“宗派”,也愈多以“宗派”分兵权的意识。迨淮军大兴,则派分益显,各立钤记,诸军皆以将帅之名为名。于是而有树军、铭军、鼎军、盛军、松军、庆军、奇军、勋军、魁字营、仁字营、昌字营、开字营、胜字营、荣字营、善字营、群字营等等,千姿百态,蔚为奇观。循名责实,其间自有许多不可思议。这个过程与重造中兴的事功连在一起,然而正在取代绿营的募勇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日益弛脱了自己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各成其大群体和小群体、当领兵的将帅接二连三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兵权也随之而去,移为督抚手里的东西。咸丰末年,胡林翼曾说过:

近年督抚以不带兵为自使之计,亦且以不知兵为自脱之谋,此所谓甘为人下而不辞也。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谦,谦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行。49

这些话以一种强烈的包揽之心表达了把持兵事的自觉意识,非常明白地显示出崛起于内战之中的督抚与前辈疆吏的不同意态。在那个时候,包揽和把持常常是与筹划天下的一片经世热诚连在一起的。但三十多年后,康有为议时政而及兵事,他所看到已只有包揽而不见热诚了:

昔徐寿衡为兵部尚书,吾问其举国兵数。徐尚书答曰:“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由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

与兵部的茫茫然不知底里相对应,是天下督抚的各私其兵:

向见广西有乱,请兵于湘,请械于粤,则湘粤辞之。苦请固求卑辞类乞,频请严旨严迫,乃勉强以客军旧械应之。

他因此而深致叹息:“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督抚又皆以保疆圉为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50这种景象与曾国藩那一代人改革兵制的初心显然是不相锲合的。然而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本自亘贯着时易势殊之后的种种否隔。当湘军的变法把高高悬起的兵权一点点移入督抚手中之后,继起的人们则多半会在既成的局面里渐渐忘掉此中命意,专注于划权疆界一面,使最初的变法在不断丧失经世之义的过程中变得全然不成模样。因此,当初为王朝振衰起弊而掊击过绿营制度的变法改作,在后一辈经世知识分子的眼中也成了一种被掊击的东西。

内战促成了兵制的变法。然而成千上万的军队从团练中 脱胎而出,又使养兵成为一个难题。于是,在营制快破旧规之后,饷制也抉破了首规,牵连所及,遂使国家度支之法大变。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已定都金陵,而漫长的战争还刚刚开始。户部的一道奏折说:

今则军需迫不待时,指款悬而无薄。被兵省分,既已无可催征,而素称完善之区,如江苏则请缓征;山东则早请留用;山、陕、浙江皆办防堵,是地丁所入,万难足额矣。扬州久被贼占,汉口疮痍未复,淮南全纲不可收拾,是盐课所入去其大椿矣。芜湖、九江、江宁、凤阳,先后被侵,夔关、苏关,商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门亦请尽收尽解,是关税所人,仅存虚名矣。此皆常年所指为例拨者,今以尽供军需,犹虞不足。于是约征不可恃,乃借助于捐输,捐输不可恃,乃乞恩于内帑。近来捐输之数,业已大减,内帑所藏,亦复不敢轻议。此外补苴之术,如停养廉、开银矿、提当本、收铺租,凡臣等管见所及,与在京臣工陈奏各事宜,见之施行者,不下数十款。

斯可谓罗掘俱穷,而各省需索却正方兴未艾;这就使“有尽之经营”与“无厌之吁请”51成了一种解不开来的矛盾。绵延不息的兵火一面把大片区域中的地丁、盐课、关税烧成灰烬;一面又使军中饷需铺得越来越大。两者的矛盾把国家度支逼入了一个死角。到了户部没有办法再支撑于出入之间的时候,朝廷便不能不放开手来,把饷事的主权让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人们:

现在贼氛未靖,各路军营饷需治繁,部库筹拨银两实形支绌。叠经降旨,并由户部奏明,行知琦善、向荣、胜保等军营,运储米石,以充军食。湖北等省漕粮,均准截留接济;山东折漕,因恐出入折耗,令将米石拨营备用;各处仓社米石,均准关支。

其有漕省分,征存未运漕粮,均准各该粮台就地动用;其无漕省分,均令于所属仓各项下酌量关支。52

这些话出自咸丰四年的上谕,意在一纾迫来之急。但久处于层层套叠之中的地方当局则能够由此从容引申,渐得腾挪截取的种种便利。所以,胡林翼后来统而言之曰:“至今日,则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53这种没有成轨的“自筹”显然会产生出许多创意。

二百多年来,户部绾天下财汇,曾长久地代表了朝廷心里的那个一统之局。但当饷事由户部移入地方之后;财权也会被牵着向下面走去;原本的一统之局便不能不在各自为战中趋于四分五裂。随后,被唤出来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就会像涨起来的潮水一样,淹入官场之中,使内战中的饷事与上下左右之间的以利相争交缠为一体,生出种种矛盾和纷歧。这个过程常常会使朝廷失落很多东西。同治二年,有一道上谕说:

历年京饷,向系预拨各省地丁、盐课、关税、杂款,以备次年开放之用。咸丰十一年以后,每年均拨七百万两,责令分限解齐。惟山西年清年款,他省多不能依限报解,且有逾限不解者。虽因防剿吃紧,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而籍词诿卸,亦所不免。54

这些话鞭长不及马腹,使人分明感到地方财赋正在脱出朝廷的管制。在中世纪中国,京饷久被称作天庾正供,是百僚所不敢轻慢的物事。然而一旦地方因自筹饷需而各行其是于捉襟见肘之际,则非常容易漠漠然视京师,变不敢轻慢为普遍的轻慢。“他省多不能依限报解,且有逾限不解者”,正说明了用“国支”的名目把京饷就地消耗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内战造成的上下交困,使财赋的分配常常成为朝廷与地方之间很难沟通的一个题目。因此,仅仅过了一年,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又会衔奏告粤省“防剿万紧,支应加倍纷繁。若因饷需不继,致有疏虞,则地方蹂躏,民生涂炭,害在眉睫”,乞“应解京饷请全数截留捐供支放。”55在诏书与奏告的对话里,地方惯用压在他们身上的急迫军情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朝廷则持行之已久的成法相责备,君与臣各说各的理。但当兵火正从一个地方延烧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让步的多半是朝廷一方。这是成法对于战争的让步。于是京饷也就此成了经常被截留的东西。熟视已久之后,恍如惯事。光绪六年,户部追溯说:军兴以来各省文武官员养廉减成,可年栉白银九十馀万两汇提解京。然而“迄今已二十余年”,栉撙下来的这些银两都经地方“借拨”而归于鸟有。56虽说这个时候内战久已止息,但从一统之局中分解出来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却如同改了道的河流一般,日积月累,自成泾渭,不复再能纳入旧川了。

在京饷之外,朝廷用以调度天下财政的还有“协饷”,即从有馀省分指拨一部分钱粮解运于不足省分,谓之酌盈剂虚。然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解之后,酌盈剂虚的事也随之而变得非常困难。一方面,指拨的“协饷’走不到预定地点,就常常被人半路截走。仅咸丰三年,就有安徽巡抚蒋文庆截留浙江解送两湖的饷银七万两;江西巡抚张芾和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则从广东解往江南的饷银中分别截留十五万两和四万两57等多次中途一劫。此后,类似的事频频发生。这种地方贸然拦截过境钱粮的做法不会没有自己的理由,然而朝廷调度财政的全权则因之而失去了固有的完整性和至上性。协饷之法不能不坏。

另一方面,兵祸连结,使“盈”与“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指拨的款项大半都因为没有人肯拿出来而成了纸上的空话。咸丰六年,正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因“八郡沦陷,钱漕捐输无从措手”,曾“先后奏请于上海抽厘者一次,请拨上海关税银者二次”,但“均经江苏督抚臣议驳,未得筹拨来江’。而“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恤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挟制之状”。遂不得不再诉困苦,“请饬山西陕西两省每月各筹饷银三万两”。58咸丰七年,胡林翼奏报说:“浔阳两岸水陆马步谙军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饷本须二十万,旧欠未清,新欠复续,北岸都兴阿,南岸李续宾,马步积欠各三十万,杨载福水师,积欠几二十万。”然后以“连年苦战,竟不能求一饱,情殊可悯,势亦可危”为辞,吁请朝廷“饬催各省应解湖北月饷”。59。

咸丰九年,官文、曾国藩、胡林翼联衔会奏,“请饬浙江按月协饷。”其中有一段专门申说“钦奉谕旨饬令四川、陕西、山西、江西等省,各按月协济臣国藩军的三万两在案。除江西按月拨解外,仅陕西报解壹万两,四川、山西并未报解。”“臣等再四商筹,万分焦虑”。60湘军转战的长江流域既是久经兵灾的残破之区,又是诸军屯集的百战之地。这两面相连而且相扼,使身在局中的人们一个个殷殷盼协饷,犹如大旱之望云霓。但屡见的“议驳”、“饬催”和“并未报解”,又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引颈期待老是要落空。在一个地方利益与局部利益日多一日地取得了合法性的时代里,严守畛域是一种必然之势。所以,来自朝廷的指拨常常是淹掉的居多。疆吏各谋一方之利,协济之法遂难乎为继。

然而正在进行的内战却天天都在耗饷索饷,不容协济之法腌腌消歇。这种矛盾长久地存在于内战之中,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于是,本属财政调度的协济有时候竟不得不以人事调度的办法来解决。同治元年,曾国藩奏请“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驰赴广东,驻扎韶关,办理通省厘金,专济苏、浙、安徽三省饷项。”61稍后,他在家书中提到这件事说:“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公,良可感矣。”62身处兵疲饷绌之中,他的感激自然是真诚的。但自另一面看去,国家的公事须得借同年私谊作交情,则又显然地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迂回

曲折。此后,由于两广总督劳崇光“把持牢固”,办厘金的晏端书‘苦心经营,卒乏成效”,63预期的接济就像画出来的饼一样,只能看,不能吃。当年八月,朝廷罢劳崇光,以黄赞汤为广东巡抚、刘长佑为两广总督;不久,又以毛鸿宾代刘长佑、郭嵩焘代黄赞汤。后四个人都是与湘军渊源极深极厚者,取舍替代之间,不难看出朝廷对于军务俯从迁就的一片苦心。因此,粤省易官之际,东南军中多庆得人,以为“前此上存阻挠,下怀观望,原难见功。现闻印《印渠,刘长佑》师为督,莘《莘农,黄赞扬》帅为抚,气谊当易交孚”。64在这一番腾挪搬移里,朝廷固然能调换一个个踞坐在强吏席位上的人,却已无法绕过强吏的权力而对地方财赋作挹此注彼。因此,用人事调度的办法来实现财政调度。质而言之,不过是化私交的亲疏为协济的厚薄,而朝廷法度所曾经有过的那一派尊严则在掺入的人情之中褪去了颜色。

与屡被兵祸摧折的地丁、盐课之类相比较,原本不在国计范围之内的厘金是内战中一枝独秀的东西。然而后来居上的厘金又是一种由地方自行挖掘出来的利薮。“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诚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以商业为税源;65尔后各地先后仿行,遍及四面八方。但“厘金一项,取什一于商贾,款目繁多,事务冗杂,过客之来去无定,抽收之多寡难权,非着地丁钱粮,垂为定额,官有册籍可稽,民有旧章可守也”。66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各出机杼,并与户部的臂指隔得非常遥远,所以,新起的厘金制度一定会比旧法中的地丁、盐课、关税引出更多的分歧舛错、纠葛抵牾。咸丰十一年,主持政务的奕沂已在奏议中提到厘局与洋关争税的情状:

广东设有洋药抽厘总局,知有人先输五十两。即无庸在关上完纳正税。又澳门漏税之茶叶,日见其多,每百斤税银二两五钱、抽厘局只征五钱,即可任商绕越走私,无一肯到关纳税。67

在这里,厘局收入的是地方税。洋关收入的是国家税。因此,厘税之旺与洋税之衰正以鲜明的对比折射出地方向朝廷争利的肆无忌惮。奕訢代表朝廷一方,其言之忿忿是理所当然的。但时当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经济的分解还没有为商品经济让出足够余地,商业活动为逼仄的空间所限,商税的来源也为逼仄的空间所限。因此,地方税与国家税在狭路中相遇相克常常是一种避不开的事。由此产生的矛盾,使厘金天然地带有一种啮噬正帑的侵蚀性。同治三年初,曾国藩作《淮南盐运畅通力筹整顿折》,说到盐课与盐厘的杆桥:

而筹办之难,大端有二:一在邻盐之侵灌大久。西岸则食浙私、粤私而兼以 闽,楚岸则食川私、粤私而兼以潞私,引地被占将及十年,民既借此以济食,官亦借此以抽厘,积重难返,久假不归,势不能骤行禁绝。一在厘卡之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而金柱关,而获港,而大通,而安庆,而华阳镇,以达于楚、西,层层设卡,处处报税,均以盐厘为大宗,诸军仰食,性命相依,势不能概行裁撤。68

在没有厘金之前,盐务所榷的税目只有一种盐课。以纳课与不纳课为界,遂有官盐、私盐之分,其合法和不合法是一目瞭然的。但到这个时候,董局中的人们却更乐意把“浙私”、“粤私”、“闽私”、“川私”、“潞私”等等与官盐熔为一炉,概以抽厘之法烹之。由此直接获得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多,而留给盐政的则是长久的祸害。一方面,不合法的私盐在纳厘之后便成了受到保护和鼓励的东西,于是而有西岸和楚岸的“侵灌”。在这些“引地被占”的地方,国家是收不到盐课的。另一方面,官盐在运销过程中受“层层设卡,处处报税”之厄,流出去的许多银子,本来都是应当归盐课所有的。曾被太平天国梗阻多年的长江运道重新贯通以后,户部力主率由旧章,恢复中断了的课额:“查准《淮》南科则,每引六百斤,应征入奏正课银三两零。又不入奏正课银三两零;统计每引征银六两一钱三分零。咸丰七年,淮盐片引不行,暂改设局收税。每百斤抽银一钱五分,每引九钱,较之课额不及十分之二。”是以“现既改复引盐,即应按引征课”。69这些话都是言之成理的。然而纸面上的道理常常罩不住变化了的事实。曾国藩说:“近年楚西之盛,每引院完约在十五两以上。”又说:“殷商绝少,招来尤难。”显然,当初盐课减额让出来的税银,早已被厘金加倍地吞吃掉了。而这些吞进来的厘金又都在接济着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军队,“皆万不可停者”。所以,“应完《盐》课银,因盐厘为数过重,未能遽议加增”。70户部那一套道理遂不能不在已经形成的因果关系面前退却。这一类例子非常深刻地说明了厘金是以牺牲旧税来成全自己的。两者的消长,当然会把财政制度弄得七颠八倒。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人带来的经济关系日甚一日地渗入中国,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不断诱发出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人群。于是,向商业活动榷税的厘金也越来越膨胀,遂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71但在内战中被搅散了的国家财政却很难再重新黏结起来。所以,终晚清之世,厘务的命脉一直被扼在地方。

当旧的国赋与新的税源成为将帅和疆吏可以支配的东西以后,从“自为收支’的过程中便会产生出过去所没有过的种种机构。咸丰七年,曾国藩奏告“报销大概规模”,概叙说:“臣处一军,未经奏派大员综理粮台,亦无专司之员始终其事。”“在衡州时,出入银钱。多系自行经理。委员即补同知陶寿玉检点账目。四年二月至长沙,委员候补知府李瀚章管理收支事件。七月由岳州赴鄂,于长沙设立后路粮台,派湖甫即用道裕麟、湖北记名道厉云官司其事。其水陆行营收支事务,则李瀚章及江南同知郑德基主之。九月以后,于汉口设立转运局,派礼部员外郎胡大任司其事。五年驻军南康,于南昌设立后路粮台,派礼部员外郎甘晋及李瀚章司其事。”72

咸丰十年之后,曾国藩总督两江,又在赣、皖先后设线粮台。虽说湘军沿用旧有的“粮台”一词来指称军营里的饷务机构,但咸同之前的粮台,是一种因战事而奉旨特设的东西,主其事者衔钦命而来,收支自成一局。钤束粮台的不是将帅而是朝廷。而曾国藩所说的湘军粮台既“未经奏派大员综理”,则庶务皆出将帅一人意旨,自是另一种东西了。在户部所代表的一统之局四分五裂之后,这种改造过了的粮台却能够各按界限,建立起地域的一统之局。因此,军中设粮台,地方也设粮台。胡林冀巡抚湖北期间,曾自创“湖北总粮台”名目,“无论何项进款,皆归粮台弹收;无论何项开支,多饬粮台批发”,粮台遂成一省财赋总汇之地。曾国荃后来说:“在当时,胡林翼办理防剿,兼筹支放水陆各军,便于取携,自应为此一时权宜之计。厥后地方底定,邻境荡平,五年之间.巡抚接篆视事者五员,皆因在任未久,不暇兴复旧制。”73

这种主官屡经更迭而旧制久未“兴复”的现象,正说明了“一时权宜”的粮台能为疆吏提供旧制所没有的种种便利,使人不肯割舍。由于移用过来的粮台一词未经正名,权界和意义都缺乏明切的确定性,所以,其内涵外延反而容易随意放大,把各种各样东西都统括进来。这个过程虽由国家权力的分散开始,却促成了地方权力的集中。时至同治六年,两江总督名下的“后路粮台”和“金陵粮台”已经把‘“沪厘”、“沪之中国关”、“苏省牙厘”、“地丁”、“淮北票盐预厘”、“洋税《二成》”、“运库课厘《之半》”、“皖省牙厘”74等等,都划入了自己的进款之中。这些不同来路的赋税牵动两省,大半都是职有专司的东西,因此,当它们被一网收进粮台的时候,原本归别人所有的事权便也被一同卷走了。久“掌一省之政,司钱各之出纳;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以达于户部”75的布政使,在十多年内战里显然已失掉了职掌中的许多东西。

当内战过去之后,将帅纷纷成疆吏,与军务相关的粮台也跟着转化为以“局”立名的种种衙门。76光绪十年,户部概述说:

查各省散置各局,已报部考,于军需则有善后总局、善后分局、军需总局、报销总局、筹防总局、防营文应总局、军装置辨总局、造型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销算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防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军装局、军器所、军需局等项名目;于洋务则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操练局等项名目。于地方则有清查藩库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发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课吏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公局、普济堂、广仁堂、铁绢局、桑线局、戒烟局、刊刻刷印书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义局等项名目;其盐务则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则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暨两项各处分局更不胜枚举。其未经报部考局不知几凡。77

这些机构以杂多的名色显示了一个地方不同于另一个地方的流派,颇见其各自为政的参差不齐。然而其中大半都与度支相关,以财赋的收入和支出为职份。粮台借战争中的“一时权宜”为督抚集中起来的种种利权都在这些机构里保留下来了。因此,其间的很多东西常常使朝廷看了心里不舒服。光绪十五年,上谕说:

从前各省办理军务,创立支应、采办、转运等局,木属一时权宜,不能视为常例。迨军事敉平,又以善后为名,凡事之应隶藩司者,分设各局。名目众多。盐务则督销分设,局卡林立,大率以候补道员为总办,而会办、随办各员,其数不可胜数。所有转《专》管之藩、运两司,转以循例画诺为了事。

朝廷不愿意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局与局之间的缀连中结成固态。但朝旨反复饬令的“一律认真整顿”和”删减归并”78则老是实现不了,直到宣统元年,度支部奏议“各省财政统归藩司综核”,还是不得不从这个已经讲了多年的题目说起:

国初定制,各省设布政使司,掌一省钱谷之出纳,以“达于户部,职掌本自分明。自咸丰军兴以来,筹捐筹饷,事属创行。于是厘金、军需、善后、支应、报销等类,皆另行设局,派员管理。迨举办新政,名目益繁,始但取便一时,积久遂成为故事。79

可见,自19世纪五十年代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虽然疆吏换了几茬人,而被内战改变了的财政关系却能够承前接后于疆吏的来去之间,在一个个阅历见识和志度怀抱各不相同的人们手里传递下去。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抵忤纠葛也因之而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从战时的粮台到后来各司其事的“另行设局”,这些富有创意的机构既是包揽利权的东西;又是朝廷不肯认作“常例”的东西。因为包揽利权,所以,自有厘金、军需、采办、转运、善后、报销、支应一类新局,位置在旧法一面的藩司、盐道、税关监督便在四围的逼蹙之中一天天地由肥变瘦。这种消长虽然发生在地方上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却使得二百年来户部经藩司、盐道、税关监督等等总绾天下度支的脉路越来越窄,若断若续,再也不能回复旧观了。又因为以局立名的新衙门是朝廷不肯认作“常例’的东西,所以,主局事者无须入铨选,督抚可径以“扎委”派人到位。由此造出来的一群群官场忙人不过是些得差的候补官,他们的脉路当然只能系在疆吏一头。这个过程把财政重心从朝廷专任的官员手里挪到了督抚扎委的官员手里,使内战中下移的国家权力都被疆吏消化掉了。同治三年,曾国藩说:

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户。80

其时,湘军正在围攻天京。自“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天下度支之势已经偏斜。随后的五十年里,积偏斜之势以成倾趄,许多东西便不能不失其故态,日趋而日益错位。

延续多年的内战促成了兵制的变法和财政重心的下移,兵气的弥漫,还造成一种人世运会,使天下才智之士多聚汇于疆吏的周围。随后,是一个见识出于地方,人物也起于地方的时代,而庙堂里的衮衮群公则相形而显得气弱。这个过程使大吏的幕府一时恢张,在晚清最后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隐隐然成为天下重地。

自嘉道以来,人才的消长曾长久地引发过忧时之士的感慨和议论。酷烈的内战把议论里的题目移到了千里兵燹之独。又以兵戈掀起的波涛,将众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卷到漩涡里来。而后始有寻呼和回应之中的类聚。咸丰二年,张亮基‘自云南移抚湖南”,81恰逢大平军兵锋逼来,直指长沙。“时承平久,文吏未见兵革”,82正在贵州做官的胡林翼向他“举湘衡之士七人”。尤称左宗棠“康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83一个寻常举人因之而成了大吏心目中的豪杰。而后,躲在梁山里“避寇”的左宗棠方自“诛茅筑屋,为自保计”,84张亮基已“发急足至山中”招请,“一以兵事任之”。85迨张亮基迁湖广总督,继任的骆秉益礼敬之,“推诚委心,所计画无不从,得尽所为”,一手“专湖南军事”数年。86另一个举人郭昆焘也在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自此崭露头角。随后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刘琨次第抚湖南,“皆延入幕,倾心倚任”87虽说他的哥哥郭嵩焘后来以超迈时流的卓识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以才干作比较,则咸同之间的人物更推许的还是郭昆焘。88古已有之的幕府制度在危难逼来的时候显出了它富有弹性的一面,为这些各怀韬略而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事功的路径。由是,曾被龚自珍用诗人的浪漫憧憬过的“不拘一格”便在内战的血火里非常不浪漫地出现了。

张亮基和骆秉章都是那个时候善用人才以成一时之功的识时务者。然而他们的局度也仅止于因才器使,其思虑所及,很少有广求远规的意态。与他们比,正在帮办团练事务的曾国藩则“每牒府县招致贤俊”,并“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颜然表现了更多罗聚四方的恢廓和自觉。因此,他所得到的响应也更多一些,“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一时悦服,“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89他后来在一封信中说:

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阁下眼界过高,将来恐全无中谷之人。程子告司马温公曰:“愿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隳。”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90

这些话意在用自己的阅历作别人的启导,说的都是平实之言,而文辞之中自有一种说理的洞达和力行的沉挚。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战争正在把人拖得精疲力竭,并以倏起倏落的成败利钝使人不息地转辗于喜怒哀乐之间。但曾国藩之热心延揽,却常常怀抱一种超越了成败利饨的寄托。咸丰十年,他与胡林翼论时势,曾非常苍凉地说过:“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91他所着眼的东西。要比同时代的人们显得更大一些,其苍凉之中也多了一派致远之意。因此,在二十年漫长岁月里,他曾汇聚和笼罩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群。同治二年,容闳至安庆谒曾国藩,目赌会集在那里的众多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92

他直观地写出了四围兵祸之中安庆一隅的人气之旺,既有惊异,也有赞叹。曾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八年光阴的薛福成后来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罗举“所尝与共事,及溯所闻而未相觌,或一再晤语而未共事”的一时翘楚“都八十三人”,各以器识才干标榜,分为“闳伟”、“明练”、“渊雅”、“雄略”、“硕德”、“隽辩”、“清才”、“闳览”、“朴学”、“干济”、“勤朴”、“敏瞻”。比之容闳的直观记述,无疑要更深入一些。这些人附丽于湘军,而籍贯分属合肥、长沙、平江、武冈、溧阳、奉新、嘉兴、长洲、定远、中江、阳湖、溆浦、遵义、桐城、新建、开县、南昌、吴川、桂阳、江夏、衡阳、益阳、瑞安、乌程、江阴、湖口、剑州、望江、东湖、巴陵、南丰、武昌、德清、新城、当涂、独山、秀水、武进、海宁、江宁、石埭、南江、仪征、宝应、金匮、无锡、南海、宜兴、忠州、宣城、汉阳、富顺、歙、黟、泾,还有汉军,大半都不是湖南人。薛福成刻画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人“闻公《曾国藩》下士,徒步数千里从公”,又以他们的钦慕景从反衬出曾国藩“致力延揽,广包兼容”在那个时候的声气远播。于是而有“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93

幕府制度本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时至清代,已源远流长而几经变迁了。乾隆年间,袁枚曾说过:“古名士半从幕府出,而今则读书不成始习幕,此道渐衰。康熙、雍正间,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一时如张西河、范履渊、潘荆山入满保、李卫幕。岳水轩等皆名重一时”94古之幕府出产名士而今之幕府招徕名士。在这种对比里,“读书不成始习幕”的人和“厚聘”来的名流,“岁修所人,实分官俸’”,都是官员用自己的钱养起来的。所以,他们与朝廷的雨露雷霆都隔得很远,而和幕主的利钝祸福却贴得很近,并由此而自成一套佐幕的义法。

与前代征召辟置相比,清世幕府更多地维系于一种私人与私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与官场体制中的上下尊卑相比,幕府关系又更重官幕之间的“情谊亲洽”和“尽心为本”95。入幕的士人因之而能够与东家相对待,被称作西宾、西席、幕客、慕友、幕宾,其间正有许多礼敬。虽说袁枚以古今人物作比,感叹“此道渐衰”,但以义法而论,则清世的幕府制度显然与那个时候的官僚政治正相榫接。是以“佐人为治者”不食君禄,而天下吏治已半出幕客之手。当将帅和疆吏的幕府在内战中广开门庭之后,众多的佐幕人辐辏八方,为附生于官僚政治的幕府制度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然而在桴鼓相应中纷至沓来的,并不全是出自“山野”的“材智之士”,还有许多已入佳途的有心人。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关系,佐幕的义法遂不得不因时而变。

最先奉旨督师的李星沅、赛尚阿,代表了朝廷权威在战争中的延伸。因此,在他们的军幕里调取职官‘“供差遣”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起的军幕日多一日,虽说它们已经没有那么多钦赐的权威了,但做官的人却依然在军务的名义下沿着旧例被檄调去佐幕。咸同之间,山西人冯志沂“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出京赴任,道由河南,胜《保》奏留军中司章奏”,96一个本应到任的太守便被拽入军营做了文案。后来行走于军机处的阎敬铭这个时候还在户都做主事,署湖北巡抚胡林翼闻其“在部严整,不可干以私,为吏胥所畏,因奏调赴鄂委用”。97原本为国家理财的京官因此一调而去为湖北主粮饷了。丁宝桢佐蒋尉远,马新贻佐袁甲三,尹耕云佐毛昶熙,都与此相类,以朝廷命官而受军府差委,作大吏的幕客。在一个干戈遍地的乱世里,军幕更容易寄托抱负。所以,大吏檄调职官,职官也在寻找领兵的大吏。《清史稿》说:

《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请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二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卅。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准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98

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人年,李鸿章在皖北奔来奔去,先后依团练大臣吕贤基、安徽巡抚福济,职分都是办理乡团。“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而又此围攻掠彼围,扰无虚日”。统带乡勇的李鸿章也在这种生涯里消尽了翰苑人物的儒雅与斯文。一个故事说他领乡团出战,败退,回到自己那个土围子里。“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是路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同队快干《快食之谓》,好跑《即逃之谓》。”99这种意态仓惶正写照了皖北的乡团还远远没有自成气候的模样。咸丰二年巨贤基战死,咸丰八年福济“镌级去”,无所依傍的李鸿章遂在一个一个山头之间变得非常孤独。与胜保拽留冯志沂、胡林翼指调阎敬铭相比,他从“淮甸”归入湘军幕府,显然更多地出于自寻门户的意愿。而“无所就,乃弃去”则洗炼地说明了那个时候的职官在地域和门户之间流动的自主性。在后来的日子里,像这样带着官职到幕府里去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以身价履历而论,他们与来自仕途以外的“读书不成始习幕”者当然是不一样的。

在清代的祖宗家法里,朝廷命宫作入幕之宾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事。乾隆年间“两定准部,一定回部,两定金川,两定廓尔喀,一定台湾,及安南缅甸先叛后服”100,以千里远征造“十全武功”,统兵大臣的营幕里都有职司“章奏”、“书牍”、“营务”,以及“军事谋画”、“粮饷军火”的京官和地方官。但这些专为征战而设的军幕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临时性,它们的权限很少能越出兵营之外。由于襄办戎幕的人物都是国家配给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来去进退的个体自由。幕客和幕主都在朝廷的节制之下,相处而不能相熟,相熟而不能相知,相知而不能相亲,很难形成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咸丰初年的军幕依然是沿用祖宗成法构筑起来的。然而仗打得越来越久,军幕的临时性越来越少,孳衍出来的权限却越来越大。军务在漫长的战争中已经历天下之重,因此,在人手不够用的时候,将帅调取职官到营幕中来当差便成了朝廷所不能钳束的事。佐幕的官员也因法度的松弛而获得了一点择技而栖的自由。当拥兵的将帅一个个身兼督抚之后,这种调用职官的权力又被移到了疆臣的官幕之中,并就此沉淀下来。变化是从军府里开始的,但由此伸展,却牵动了行之已久的许多关系。

食君主禄的朝廷命官从自己本来的位置上腾出身来,走进大吏的幕府里去,演示了一种由公室转人私门的过程。与官场里的上司和下属相比,幕府是一个更容易培植私谊的地方;然而以职官佐幕,主客之间的对待又并不全然等同于雇佣关系笼罩之下的东家与西席。这种异乎上司下属、东家西席的私谊需要一种对应的伦理,于是,咸同以后的幕府遂常常借用涵义宽泛的师生一说相维系。在“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的年代里,隐隐然居“宾师’之位的是幕客。但到了这个时候,做老师的已经是幕主了,幕客中的多数人却只配做弟子。其变迁之迹正说明了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显然不同。李鸿章后来追叙自己在湘军幕府中的经历,言之有味的也是师事曾国藩的那些情节: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101

这样的场面有点像《论语》里“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102因此。以师生一伦对应幕主和幕客,确乎有过其名实兼备的一面。然而在当日的督抚里,像曾国藩那样有心“持己所学,陶铸群伦”的人物其实并不多。他所关注的这一面被纷纭的世事磨涮得日久而日淡,并没有在后来的幕府中传下去。同光间,淮军继起,几经生息之后而而有北洋幕府挤插一时的“门下俊髦”;在南方,与之声光相埒的则是湖广总督幕府里的那一群“抱冰堂弟子”。这些地方罗致了众多愿意围在疆吏四周的才士,常常引动天下人注目,而用心审视,“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的景象则极难再得一见。于是,幕府中的师礼遂带上了一种不可用本义界说的模糊性。但模糊的东西常常更多些运用的曲折自如。对于幕主和幕客来说,因模糊而走了气的师礼虽然经不住循名责实的推究,却极便钩连人际,既能够表达出官场体制的上下尊卑,又能够表达出官场体制的上下尊卑所无法述意的私人恩义和私人情感。因此,佐幕的职官由公室而人私门,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大半都乐于对开府的疆吏奉以师礼。民国初年,被革命弄得非常狼狈的盛宣怀曾托人向袁世凯卑辞疏通,“谓愿出效力”。袁世凯回答说:“七年前,盛欲师事我,我不敢僭前辈。今犹此志,望勿复言。”103这个故事已在幕府制度的范围以外,是后来的事,然而联想前后,由此显出来的种种心态则不会不使人触类旁通,对晚清幕府中的师门与弟子之间那可用实利折价的一面略有心悟。

幕府中的实利最初是与军功连在一起的。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王开泰论时政,已指陈“军兴以来保案速开”造成的种种弊端,力主“限保举以慎名器”104类似的议论此起彼伏,正说明了内战中的军营是一个不停地制造功名和官价的地方。一仗之后,血肉的搏杀一定会在文字的铺叙中化出一个保案,使带兵的武将和从军的文官沿着等序拾级而上。帷幄中的人们虽然与战场离得很远,但曲径通幽。易入胜境,与军功的距离则往往更近一些。因此,仗打得越多,保案也造得越多;保案造得越多,这些人头上的顶子也换得越瑰丽。与军营外面那些守着缺分等候铨叙磨勘的官僚相比,在军营里供差遣的职官们无疑有着一种常规所不能统束的优势。他们在别人苦于淹滞的时候自能无碍无窒,九转成丹。

咸丰九年,阎敬铭以户部主事入湖北巡抚幕,官价止有正六品。次年,“官军复安徽太湖,敬铭与有功,以员外郎即补”;而后“升郎中”、升“四品京堂”;至咸丰十一年,已实授湖北按察使。两年之中,晋阶六级。当他最终离开湖北幕府的时候已官拜山东巡抚,而细数时光,则上距入幕之日不过三年有馀。105阎敬铭不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但从仕途上造就了他的显然是湘军的军功。在那个年代里,像这样因佐幕而成大官的人是常常能够见到的。起家拔贡的李瀚章咸丰三年以知县入曾国藩幕府“总理粮台”。因时叙功,由知州、知府“存擢监司,旋膺疆寄”,继恽世临之后巡抚湖南。106李瀚章才地本自平庸,而后来仕路腾达,以总督开府武员、广州;挂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衔,赫赫然巍巍然。其一生功名的根基大半是在佐幕的日子里筑起来的。

军营中的保案能把名位不显的人托到青云里去;也能用军功赎抵罪愆,把已经剥掉的官职从朝廷那里讨回来。同光年间的洋务里手丁日昌本由“廪贡生捐教职”入仕。咸丰十一年,他刚刚“署卢陵县事”,即“坐失地方律,褫职”,被剔了出来;随后另辟溪径,以革职官员托身湘军幕府。不过一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藩疏报日昌随征有劳,开复原官。”107当李鸿章开府苏南之后,他又追随而去,为淮军佐幕;并从此崭露头角,数迁而成封疆大吏。虽说这些人累保而累升的会秩本属朝廷的名器,但为他们取来名器的则是开保案的那个人。同治年间,曾国藩有意招致淮军门户中的刘秉璋,李鸿章私下里说;“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于方面重任。”108他所说的正是这种意思。因此,“保案迭开”一面在不停地制造功名和官价,一面又在不停地制造人际的私利和私恩。从后一面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腐蚀食君之禄的人们对于君恩的依恋孺慕,使集权于朝廷的专制主义在一个个职官的手里走样。《异辞录》说:

金陵围攻不下,时苏州已克,朝旨令准军助战。李文忠迁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于全矣。”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109

在曾国荃围攻金陵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城内的太平军和城外的湘军都既病且饥,苦苦对持于精疲力竭之际,而言路讥弹已纷纷然起。曾家兄弟因之忧忿交集,绕室彷徨。与他们相比,李鸿章领淮军接连攻下苏南名城,正在锋头极健之时。于是而有“朝旨令准军助战”。朝旨代表的是君命,但对李鸿章来说,师门的脸面其实具有更大的约束力。所以,他宁可把“诏之日促”放在一边,用自己的敷衍迁延来成全曾国荃攻破金陵的勋业。其间的轻重权衡,已分明失去了以臣事君的准头。然而当时的议论和后来的记述,都把这种轻重失衡看成是处事的“忠厚”,在推许之中表现了世人对于正在变化的官场伦理纷纷认同。大吏以国家名器播种知遇之恩,而收获的则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深厚渊源。

内战使保案成为疆吏常常过手的东西。然而他们一旦把此中奥义弄得非常娴熟,就再也不肯轻易放手了。因此,内战过去之后,“保案送开”的局面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光绪九年,擅长以文字显刀笔之利的张佩纶上奏论保举,非常峭刻地说:

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治水以负新揵竹为功,而请奖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数十人,连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异于斜封墨敕哉。

又说:

凡保案中任劳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纠之不胜纠矣。若不亟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滥举,将若之何?110

他所罗举而掊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时弊。比之咸同之间,显然更多错乱芜杂。虽说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敉平多年,但军营里面似乎还在源源不断地叙功。而军功未歇,新起的洋务又成为经国济时的要目,蓬蓬勃勃地造出了许多“劳绩”,加上没完没了的河工、海运、劝赈、劝捐等等,都在为天下的督抚们提供可用的名目,保案迭开也因之愈见得心应手。“一案累百人”,而且“徇情者十之七、人’,其间最近便的无疑是幕府中人。111这种从内战中延续下来的权力久假不归,使一代一代的疆吏之门云蒸霞蔚,也会使幕府制度中的人际关系被物利和物欲熏得越来越龌龊。

《国闻备乘》述宣统初年时事说:“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愿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则他当年虎踞言路,以大义责天下的那些清议相比,这种“煦煦为仁”已是堕落。但张之洞浸淫孔学多年,心头毕竟还留有太多的君子小人之辩,所以,其放手植私的腕力与后辈人物相比又弱了许多。:“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阃。之洞自领卦圻,以至入参枢府,推毂人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和大有才者不甚附之。”112曾国藩、胡林翼那一代人曾以幕府汇聚人材,为王朝重造了中兴。然而五十多年之间,他们留下来的心法被后来的疆臣们沿用,却又一直在剥损朝廷的元气,使中兴变得越来越暗淡。督抚的幕府先占天下仕路之捷径,于是,一面是“天下之才不能自见于天下,而先委身于私门”;一面是“食君之禄的人“惟感臣门之私恩,而不复知朝廷之威福”。113君臣一伦遂被蛀得千疮百孔。等到袁世凯以直隶总督作疆臣领袖,四顾天下,已是公室衰而私门盛了。“出其门者”大半都不再受礼法的钤束,最初的私谊便亟亟乎向私党演化而去了。

朝廷命官檄调入幕和同一个过程里的布衣幕客叙功得官,显示了幕府人物的职官化;也折射了连年军务正在把种种事权从别的地方一个一个挪过来,使幕府被锻造为官衙。因军务而集中起来的政府权力屯聚于幕府,可以从纷乱否塞的官场关系中重组起一种与战争相适应的秩序,也会使佐幕人的面目今时不同往昔。咸丰年间,左宗棠主骆秉章幕,自谓“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璎冠之举,忘其愚残。一意孤行”。114为人作幕而志在“一意孤行”,说明了许多权势已经移到了他的手里。这种移来的权力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度,左宗棠因之而能够意态纵横,也因之而常常光焰迫人。一则记载说他“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疮洧”。115这些话里显然掺杂着一己之爱憎,但由此画出来的一派声势却与真相离得并不太远。湖北人樊增祥以诗文鸣于清末民初,而文苑传写其人,则多半喜欢从他父亲樊燮讲起,并因之连及当年的左宗棠:

《樊》燮承袭一等轻车都尉,历官湖南永州镇总兵,酣饮不事事。巡抚骆秉章将劾之。湘阴左宗棠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燮恐,谒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垢让燮。燮负武官至红顶矣,亦惭怒相垢唾而出也。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官归,谓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116

于是从武官的门庭中产生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诗人。在这个故事里,樊燮:“伏地拜”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朝廷命官拜另一个朝廷命官,而是永州镇将拜主持湖南军务的人。虽说左宗棠此时已叙功得兵部郎中并赏“四品卿衔”,117但对湖南官场来说,更使人敬畏的却是他在幕府中的地位。

“垢让”是一种用谩骂来达意的批评方式,其言辞的凌厉必然会夹入许多赤裸裸蔑视。一个候补的郎中能够以十足的傲慢“垢让”实缺红顶大员,凭籍的正是这种来自幕府的居高临下之势。然而大官伏地听小官“垢让”毕竟是一件既伤颜面又失官常的事。所以,被剥尽脸皮的樊燮忍无可忍,索兴从地上爬起来,“亦渐怒相垢唾”;并在落职之后迭连上诉湖广总督和都察院,深诋左宗棠,最后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面前。

这场风波因左宗棠的倨傲而起,但透过个人对个人的恩怨,却不难看到正在扩大幕府事权与由来已久的官场旧序之间不可避免的角抵。湖南掀起的风波之所以能够远达北京,把才气自喜的左宗棠逼入困厄之中,正说明了渎职的樊燮曾经获得过不以是非论曲直的同情和共鸣。后来打动君心的是南书房里潘祖荫的一折,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授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因此,“左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借此才。”118加上湘军群帅交章保存,遭“谤陷”的左宗棠才有惊无险地走出困厄,而后以事功发煌,渐至大位。樊燮与左宗棠的官司就此了结,反映了朝廷的权衡和取舍已不能不受到内战的制约。潘祖荫的奏议本意在于用军务烘托左宗棠,而不知不觉之间却论证了幕府在内战中扩展事权的合理性。合理的东西总是锄不掉的、因此,当左宗棠离开长沙之后,刘蓉接手为湖南巡抚佐幕,依然是一个能够坐在帷幄里支配文官和武官的人。

左宗棠的例子。以鲜明的个人方式表现了幕府的权威。但在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从政府移入幕府的过程里,个人方式不过是一种表象,比表象更深沉恒久的则是幕府权力在这个过程里的制度化。咸丰四年,曾国藩自卫州建旗东征,奏报军中“设立八所,条综众务:曰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皆委员司之”,119这些机构都在主军政的营务处之外,本应另成一局,但这个时候却移入军中,为幕府所统括。而八所兀立,又非常壮观地筑成了一排幕府的衙门。过去用岁修聘来的幕友礼遇隆而权分少,他们的足迹多半被圈在东家的官署之内,不能发号施令,也无须与上下左右的行政机构作公务往来。在那个时候.政府和幕府之间有着一条明晰的权界,坐而论道的西席不能越出自己所在的那个范围。

然而“条综众务”的八所显然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其中许多公事都与别人的官署相牵连,因此,司其事的人们虽然分属幕客,而行使的则是衙门对衙门的权力。这些从幕府里伸出来的权力本来是一种野生的东西,却极富张力,它们一经产生就会随幕主官位的腾达而膨胀,轻易地淹掉了幕府和政府之间原有的界限。咸丰十年。曾国藩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幕府制度也越来越宏大。他后来奏告说:“臣在皖南驻扎行营,仍于安庆水次设立老营,规模与行省衙署相似。历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专委司道大员经管。其地方寻常事件,即令代拆代行,紧要者汇封送营核办。此臣兼管地方变通办理之大概也。”120

“行营”和“老营”都是幕府,“行省衙署”则是政府。“老营”之“规模与行省衙署相似”,正非常明白地描述了幕府在内战中的政府化。因此,被“专委”的“司道大员”无须由朝廷指派到任,只要从幕府里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就可以了。后来领兵作战的大帅们一个一个膺疆寄,大半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兼管地方’的。比之左宗棠的跋扈,这种制度化的过程显然更内在地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变迁,它所牵动的官场关系也会广泛得多。两年后,久主粮台,为湘军“综饷务”的李瀚章经“曾国藩派充襄办广东厘务”,121期为军营助饷。就其本旨而言,“襄办广东厘务”是从粮台里派生出来的一种差使,但那个时候的广东既不在湘军的作战范围之内,也不在两江总督的治辖范围之内。所以,“派充”需要请旨,而“襄办广东厘务”也随之成了朝廷的一种差使。粮台的差使取得了朝廷差使的外观,使湘军幕府里伸出来的权力能够越界进入广东的官场之中,对比清代列帝惯以国家法度衔勒疆吏幕府的谨慎和细密,这种由朝廷助成的空间跨度无疑是不同寻常的。清人喜欢持“例”以为立论之据,内战则像一场大火一样,烧掉了许多旧“例”,又焙制出许多新“例”。后四十年里,督抚中的强者往往伸手越界.把幕府关系拉得很开,以“例”而言,并不是无所取法的。

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生当多难之世,他们常常要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瞻前顾后,并不得不做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由此拓展出来的局面,最初都是与幕府制度接在一起的。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122他后来说:“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23是“内军械所”有时候又被简称为“局”。虽说后来的历史叙述已把这个机构指为“清政府经营近代军用工业的开端”,124但在当时,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不过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所以,主其事的徐寿、华衡芳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与安庆的曾国藩遥遥相对,已经“孤军入沪,进规苏浙”的李鸿章也在长江下游忙着“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选雇员匠,仿造前膛兵鎗、开花铜炮之属”125正在广东当差的丁日昌被“催调”入幕以“专办制造”;英国军警马格里也因“通习军器”而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于是便有了上海洋炮局。销后,左宗棠在杭州“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仿造小轮船试行于西湖”,126做的也是同一件事。

这一类以“局”、“所”立名的机构都是从幕府事权蓬勃扩张的过程里衍生出来的,它们由疆吏创置,也归疆吏支配。因此,李鸿章攻下苏州之后,就把上海洋炮局搬到了苏州;“嗣后李氏升任为《署两江》总督、他又把苏州的兵工厂迁到南京。”127最初的沪局遂一变而为“苏州洋炮局”,再变而为“金陵制造局”。直到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是他伸手可及的东西。一个名叫鲍尔吉的西方人为马格里作传,叙述说:“虽然李鸿章离开了南京,但金陵制造局仍听他指挥,因此,马格里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出了毛病,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128管局务的人们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沿袭下来的。

这—类师夷之长技的事业于古无征,很难从板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里自然分蘖出来。而富有张力的幕府制度则提供了一个茬口,使它们能够与中国社会接起来。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些官局一个一个地成了炙手可热的洋务衙门。“仿铸西炮”的机构又蔓生出翻译馆、广方言馆、武备学堂等等。并由“制器”推及航运、电报、铁路、开矿、织布、炼铁,悬河泻水,浸浸乎以致富致强系国运之盛衰;官局的事务也在奏议和诏书里越放越大,成为时政中的要目。由此产生的势位,使它们在纵横舛结的官僚机构里得以后来居上,手眼通天。但自另一面看去,这些以“局”立名的机构又始终是国家体制中非常夹生的一种东西。它们的位置既不在六部管辖的范围之内;也不在司、道、府、州、县那个行列里。后来修《清史稿·职官志》的一班人因之而无法把这些新衙门嵌入国家的官序里去,只好让它们不明不白地消失掉了。

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正说明了从幕府制度里演变出来的官局一半已在嬗变中变形,另一半则老是蜕化不了。由于另一半老是蜕化不了,所以,管局务的“总办”、“会办”、“襄办”和成串的“提调”、委员都不是吏部编制里的“缺”,而是督抚指派的“差”。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光绪七年以京秩谒两江总督左宗棠于金陵,派为“两江营务处会办”,极得赏识,越明年,转“委上海制造局合办”。而后由局差游沪道,历苏、皖、浙三省巡抚。129上海制造局最初是从李鸿章的幕府里分娩出来的,因此,李鸿章能够长久地以个人影响支配局事;但以归属而论,这个时候的制造局显然已不再是他幕府里的东西了。从李鸿章幕府里解下来的制造局是留给继任的两江总督的,然而在两江总督治辖的属官中,未入国家典制的制造局又是一种既不能归类于军政,也不能归类于民政的外来物。所以,后来的江督便常常沿用管理幕府的办法来管理上海制造局。

聂缉槼以京秩入幕作“两江营务处会办”,然后佐制造局,都出自左宗棠一手提调。当时主局事的李兴锐曾特为上书,以聂缉槼“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致疑,左宗棠回信说:“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聂缉槼》能则进之,不能则禀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改之、讦之。”130这些话虽因一人一事而发,但“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却非常直白地说明:在左宗棠的心目中,制造局的事务天然是一种幕府事务。所不同的是,咸同年间的幕府机构只能归随于幕主一人,而这个时候的制造局则是迁动不了的。因此,当左宗棠离任之后,又须把它从自己的幕府里解下来,交给下一任江督。于是,为国家造富强的官局便在前任与后任的交替之间成了疆吏幕府输管和共营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行政构造。在长期内战中积成的幕府制度政府化,使疆吏的幕府与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近代化过程缠绕在一起,众多效西法的洋务衙门在这个过程里产生出来的新的物力和权力遂大半融入了疆吏的幕府之中。后来郑孝胥佐张之洞、刘坤一、岑卷煊,先后做过洋务文案、洋务局提调并在商务局差委、芦汉铁路南段总办、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等等,要从这一段履历里细细分辨出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内,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外实在是非常困难的。疆吏的幕府在膨胀中把许多界限弄得非常漫漶,天下的官制遂越来越乱。

连续十多年的内战,为身系军务的大吏挣来了调职官供差委的权力,战争中的幕府因之而能够胜任繁剧。但这种权力是以轻重失衡为前提的,所以,当内战终于过去之后,用惯了这种权力的疆吏便常常要与朝廷的法度相磨擦。光绪元年,有一道上谕说:“官方亟宜澄叙。外省督抚遇有地方差委事宜,自应于本省各员内量材器使。嗣后不得率调他省人员,以杜营私奔竞之弊。”131显见得这一类事已经太多,朝廷非常想把借出去的权力收回来。然而在积久而成的惯性面前,诏书的告诫似乎没有一点约束人心的力量。七年以后,言官钟佩贤又说到这个题目:

军兴之时,用人不拘常格,自可从权。现在军务肃清已久,而外省请调京员,习为固然,并有请调翰林者。以文学侍从之臣,下供疆吏差委,殊乖国家设官本意。皇上若以此一二翰林宜于外任,原可改授府、道等官,无待于督抚奏调。今论官则仍厕词曾,而奉职则已同外吏,体制既多未协,名实亦觉相淆。132

上谕说的是一个地方的督抚调用另一个地方的职官;钟佩贤说的是疆吏调用京官。这些都是不按老规矩办事,“官方”、“体制”也随之而被弄得支离破碎。但“营私奔竞”一语又说明:在这种流动里,调人的督抚与被调的职官都是两厢情愿的,“他省人员”和“文学侍从之臣”乐于“供疆吏差委”。因此,后人读史,适可以从一次次的庙堂议论里看到,内战过去很久之后,天下人才仍在归趋于督抚。由幕府制度演变而产生的影响,与兵制的变法和利权下移一样,都在使后来的岁月成为一个疆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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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页210。

2《清史列传》,页3310。

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0年版,页 12—30。

4中国近代史资枓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页327。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页311;第四册,页735。6《曾国港务全集·讨文》,页232。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页312。

8《湘军记》,页2。

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版,页208。

10蒋方震称湘军为“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正是指其发轫之初的这种民间色彩。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页208;《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页284

12《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页22。

13《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22。

14《曾国藩年谱》,页41。

15《湘军志》,页25。

16《清史稿》,页11783。

17《湘军志》,页32。

18湖南巡抚骆秉章后来成了湘军最好的合作者之一。其间自有世局和人 事变动的原因。

19《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页365—366。

20《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页866;《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页605

21《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页 866。

22《湘军记》,页1

23《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文续编》。

24《中兴将帅别传》,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卷一,页7

25《曾国藩年谱》,页115、120。

26《曾国藩年谱》,页139。

27《湘军记》,页l一2

28《曾国藩全集·奏稿》四,页 2059。

29《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页192。

30《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页130。

31《曾文正公奏稿》卷一,《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32《湘军记》,页338。

33《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页223。

34《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八,《复议练军事宜折》。

35《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页605—606。

36《湘军志》、页163。

37《嘉庆续修大清会典》,卷二。

38《清史列传》,页3057。

39《沈文肃公政书》,卷一,《请整顿额兵折》。

40《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

41《清史稿》,页3903

42《柏规山房文集》,卷二,《上方尚书》。

43《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第七册,《吴士迈擅杀游击朱德树案由折》。

44《清史稿》,页3390、3286

45《湘绮楼日记》,转引自罗尔钢《湘军兵制》,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212。

46《湘军志》,《江西篇第四》。

47《曾国藩年谱》,页95

48参见《湘军兵制》,页205

49《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致左季高京卿》。

50《裁行省议》,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五册,页85,台湾正中书局印行。

51转引自《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页177。

52《文宗实录》,卷一三九。

53《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复军粮蒋叔起》

54《穆宗圣训》,卷三○。

55《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119—120。

56《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页866

57《文宗圣训》,卷一○六.一○七:《曾文正公奏稿》,卷一,《请截留粤饷筹办湖南炮船片》

58《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页740

59《胡文忠公遗集》,卷十五,《请饬催各省应解湖北月饷片》

60《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页1028

61《曾国藩全集·奏稿》四,页2122

62《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页824

63《曾国藩全集·书信》四,页2927、3046

64《曾国藩全集·书信》四,页3226

65《清史稿》,页3694

66《瞑庵杂识瞑庵二识》,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23

67《皇朝政典类纂》,卷九六,页5

68《曾国藩全集·奏稿》七,页3915

69《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三册,页335

70《曾国藩全集·奏稿》七,页3917

71《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六,《进呈解办年例汇奏会计出入黄册疏》

72《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页871

73《曾忠襄公奏议》卷一,转引自《新湘军志》,页193

74《能净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廿七日。

75《皇朝文献通考》卷八五,职官考九。

76以“局”立名的地方机构在内战中已经出现,而内战过去之后尤日多一日

77《光绪朝东华录》,页1879

78《光绪朝东华录》,页2680

79《政治官报》。第廿册,第五六五号,《各省财政统归藩司综核折》

80《曾国藩全集·奏稿》七,页3397

81《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页29

82《养知书屋札记》,转引自《左宗棠年谱》,页31。

83《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五,《上张石卿中丞书》

84《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页349

85《左宗棠年谱》,页30

86《左宗棠年谱》,页一39

87《清史列传》,页6060

88《星庐笔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72

89《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页20

90《曾国藩全集·书信》四,页2767

91《曾国藩全集·书信》二,页1538

92《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10

93《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舨,页213—216。

94《随园诗话》卷十二。转引自《霞外掴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页116

95《佐治药言·尽心》。

96《清代野记》,《近代稗海》第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281。冯志沂字鲁川。

97《清史列传》,卷五十七,页4462

98《清史稿》,卷四百十一,页12011

99《惜阴堂笔记·书合肥轶闻》,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册,页5

100《圣式记》,中华书局 1984年版,上册,页157

101《异辞录》,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卷一,页21

102《论语·先进》

103《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官僚》,页145

104《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卷一。

105《清史列传》,卷五十七,页4462

106《清史列传》,卷五十九,页4644

107《清史列传》,卷五十五,页4324

108《异辞录》,卷一,页40

109《异辞录》,卷一,页39

110《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年版,页 1474

111光绪十九年,锺德祥参刘秉璋说:“至道员徐春荣,身在督署;绅士叶毓荣,掌教成都,并无殊功,皆以马边、雷波两厅剿夷等案滥保二品顶戴。”所言正是这一类情状。(见《光绪朝东华录》,页3266)比照张佩纶的奏议,又可见世风已成之后言官议论的苍白无力。

112《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288-289

113《光绪朝东华录》,页1290、784

114《左宗棠年谱》,页68

115《道咸宦海见闻录》,页315o失落10字,据《左宗棠轶事汇编》页14补入。

116《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页203。

117《左宗棠年谱》,页56—63

118《左宗棠年谱》,页71

119《曾国藩年谱》。页37

120《曾国藩年谱》,页117—118

121《清史列传》,页4639

122《曾国藩年谱》,页142

12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新造轮船折》。

12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辑,上册,页249

125《李文忠公全集·秦稿》,卷二十六,《上海机器局报销折》。

126《左宗棠年谱》,页110

127《北华捷报》,1872年4月11日,《论中国的军火制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263

128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325—326

129《崇德老人纪念册》,《左宗棠通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页250

130转引自《凌霄汉阁笔记》,《国闻周报》卷十,期九。

131《光绪朝东华录》,页(总)20

132《光绪朝东华录》,页(总)1291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七辑,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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