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闻黎明:《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作者: 闻黎明

出版年: 2016-6

页数: 495

定价: 66

装帧: 平装

内容简介

闻黎明所*的《西南联大闻一多(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作者治学四十年来取得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收录的皆是作者的代表性文章,由“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篇”与“闻一多研究篇”组成。论文取舍标准有二:一是论点上具有突破意义、创新价值者;二是史实上具有填补空白、补充史缺者。 “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篇”收入论文十三篇及书评一篇,分别刊登于《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和“美国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美国史学会主办)、“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等。 “闻一多研究篇”收入论文七篇,分别刊登于《近代史研究》、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大学院《二松》、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主办之“变动时代的经学与经学家(1912-1949)”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该篇所收者部分是介绍性文章,部分是对闻一多历史的勾沉与研究。

作者简介

闻黎明,1950年生于西安,祖籍湖北浠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牛导师。曾任思想史研究室、革命史研究室主任,兼任河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有《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合*,中日文版)、《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合*)、《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闻一多研究方面有《闻一多传》(中日文版)、《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画传》等。

目录

自序

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篇

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

“跑警报”:西南联大战时生活研究之一

“国民大会议政会”刍议——西南联大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对“五五宪草”政体制度的修正设计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西南联大的反响

抗战胜利前后西南联大精英的美国观

西南联大教授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

西南联大“五四”纪念述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

西南联大与云南中等教育师资培养

论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

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

“一二·一”运动中去李(宗黄)问题研究

《梅贻琦日记选》书后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书后

闻一多研究篇

五四时期的闻一多

闻一多与1921年清华学生“同情罢考”事件

闻一多与“大江会”

中国近代文化和政治史上的闻一多

闻一多的诗经学研究轨迹

闻一多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李闻惨案之善后

《闻一多年谱长编》后记

后记

 

该书是论文集,收入了作者在西南联合大学研究和闻一多研究两个领域的若干成果,选录原则一是史实上具有填补和充实价值者,一是观点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意义者。

自 序

小时候,我是在外爷身边长大的。20世纪20年代初,外爷在上海大学读书,是陕北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先驱。他对我这个唯一的外孙疼爱有加,常常给我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受到耳熏目染,逐渐对历史产生深厚兴趣。但是,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还是在北京大学求学之后。

1968年6月,在上山下乡大潮刚刚兴起的时候,我怀着当年青年人都有的热情和憧憬,从北京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十二团的一名兵团战士。1970年冬,父亲所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定为“斗批散”单位,父亲第一批离开中央统战部,远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国务院宗教局工作的母亲虽然不在“斗批散”之列,但也毅然与父亲一起离开北京。他们出发前,我从黑龙江赶回北京送行,见父母已经把家里积存的图书都打了包,准备处理掉。这些书,那时都被视为“封资修”,可在我心里,它们却宝贵,觉得早晚总会用得上。于是,我挑选了一些,装了满满两大箱子带到了北大荒。

这批图书,除了少部分是对我有启蒙意义的青少年读物外,大多数是春秋列国、秦汉三国、唐宋文化之类的作品,其既有楚辞、论语、孟子、史记、唐诗、宋词,还有《三字经》、《百家姓》等。当然,那时我不可能认真阅读这些图书,只是潜意识中把它们当作值得保存的文化典藏,心想总有一天会进入这个天地的。

1969年初冬,我从生产连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不久就得了一次肾炎。住院期间,我闲下无事,就借助前辈的成果,把《楚辞》全篇从头到尾注释了一遍。那时还是“文革”时期,环境不允许公开阅读这类图书,好在大家善解人意,翻了翻《楚辞》,什么也没说。不过,一位朋友趁着我不在的时候,从我箱子里翻去几本书,虽然只是岳飞、文天祥、方腊等人物传记,却被保卫处一位现役军人发现,当即扔进火里烧了。1971年春讨论我加入共产党时,这件事还被提了出来,多多亏我的直接领导、政治处主任李楚华心胸宽宏,用“年轻人嘛”几个字把问题淡化了。

1974年秋,我有幸走进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成为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的工农兵学员。在北大的三年里,课堂教学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望,我常私下到几位还处在被批判的老师家里,向他们请教治学之道,去的最多的是清史专家商鸿奎先生和明史专家许大龄先生的家里。说到这儿,我要感谢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化民老师,他不仅从未对我有过指责,反而多次给我种种鼓励。

按照我的愿望,本是想从事古代历史研究。1977年夏毕业前夕,历史系已决定我留校任教,徐化民代表系领导找我谈话,说准备让我到先秦教研室,还说要送我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习。其后,出现了一些波折,我没有留校,而是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研究室。通史研究室原是我们老所长范文澜先生为撰写《中国通史》成立的一个班子,这部书只完成了前四卷,范老去世后,由蔡美彪先生主持,继续撰写范老没有完成的后六卷。不过,我到近代史研究所后,蔡美彪先生接受了国务院布置的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任务,蔡先生把我调去参加该书第一卷(上古至元末)的编辑工作。那段时间,为了查找历史资料,我阅读了大量古代史著作,初步接触和了解了一些史学大师的治学路径与方法。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工作结束后,我回到近代史研究所,本想可以按照原先的分工开始研究明清学术,可那时《中国通史》已基本写完了,通史研究室的同事们需要重新选择工作。这时,研究所党委书记郭冲征求我的意见,建议我转到近代史研究领域,并提出中外关系和文化史两个研究室,让我选择。我把这个意思向蔡美彪先生做了汇报,他认为这两个研究室对我都不合适,恰此时荣孟源先生在“文革”前主持的《北洋军阀》大型资料集决定恢复编纂,经和我一起编辑地震历史资料的章伯锋先生推荐,荣先生希望我担任他的助手。我想,对于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哪个领域,我都得从头做起,能跟随荣先生这样的大师,肯定能获益匪浅。于是,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的我,就这样转到荣先生所在的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此跨入近代史研究的门槛。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荣孟源先生主持的《北洋军阀》大型资料集的编纂,并没有立即展开,这个间隙使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并迈入闻一多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这事说起来也是偶然。1984年,第一次全国闻一多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黄石召开,我因祖母病重,没有参加黄石会议,但会后看到了寄来的论文。这些论文,给我的总体感觉是重复居多,突破有限。1985年,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闻一多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资料来源还显得比较薄弱。自己应该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什么呢,我暗暗地想,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就这样突然出现了。

这要感谢编辑地震历史资料时受到的训练。编辑地震历史资料时,我阅读过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两部著作的体例容纳了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资料之一。何不仿照它们的体例,把闻一多资料也系统编纂出来,使之能够为闻一多研究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这个念头产生后,逐渐形成了《闻一多年谱长编》的最初结构。

在研究室同仁的支持下,我从1985年冬开始收集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闻一多年谱长编》。其间,我除了尽量利用现有资料外,还走访或信访了多位闻一多的同学、同事、朋友,查阅了大量报刊、档案。《闻一多年谱长编》出版时,版面字数86万字,这样大部头著作一时很难被已经开始讲求经济效益的出版社接受,所以迟至1994年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待出版的期间,张光年先生鼓励我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撰写一本《闻一多传》,结果后写的《闻一多传》反倒比先写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早两年问世。这两部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闻一多传》被日本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译成日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闻一多年谱长编》则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经40多位大师匿名评选为向研究生推荐的古今中外60部必读选读书目之一。

收集闻一多资料的过程中,我见到了许多与西南联大相关的珍贵材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关系、边疆建设等等。我很吃惊西南联大居然还有这么多被人忽视却极有价值的史料,心想这些空白总有一天需要填补的。于是,我在抄录闻一多资料时,也将西南联大一些重要线索保存了下来。这样,《闻一多年谱长编》完成后,我的精力就很自然地转移到西南联大研究方面,陆续把自己的认识撰写成论文。200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有一些部分就是经过八年冷处理后的阶段性成果,本书所收者,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研究与闻一多研究的若干心得。

本书是从历年论文中选择出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同类性质的文章也不断充实改进。选择需要标准,本书的标准有二,一是史实上具有填补和充实价值者,一是观点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意义者。

书中第一部分为西南联合大学研究,收入论文十三篇、书评一篇,内容涉及西南联大的战时生活与心理变化、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对于抗战建国最高国策的理解与实践、直接投身抗战前线的青年从军、支援边疆建设的地方教育、关于处置日本的认识、战后建立永久国际秩序的思考、联大教授的群体性转变等。这些问题,均建立在大量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有些问题首次纳入西南联大研究范畴,相信对拓展这一研究还有一定价值。

本书第二部分为闻一多研究,收入论文七篇、后记一篇。由于血脉和知识结构关系,我尽量回避对闻一多进行评论,也很少对学术界的议论发表意见,因此自己在这方面的成果,多是在国外、海外高校的报告,内容为了适应听众,主要是宏观介绍与个案考察。这些论文中,《李闻惨案之善后》耗时最久、用力最多,从提出问题、框架修改、资料补充,前后历经十余年,仅中国台湾就前后去了五次,几乎查遍了保存在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王世杰、朱家骅等档案。这部分的末篇《〈闻一多年谱长编〉后记》,因记录了本人从事闻一多资料编辑整理的初衷、过程,及治学体会,考虑到也许对年轻学者或许有益,也一并收入进来。

本书非专著,各篇成文时间不一,内容也不连贯。尽管如此,它毕竟是自己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历程的一个记录,所以敝帚自珍的同时,也深望接受历史与读者的检验。

闻黎明

2016年2月5日  海南•三亚湾初稿

2016年3月29日 东京•小山田樱台定稿

后 记

本书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涉足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以来发表的论文选集,选择内容仅限于西南联合大学和闻一多研究两个领域。选择的原则有二,一是史实上具有填补和充实价值者,一是观点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意义者。

本书第一部分西南联合大学研究,收入论文十三篇、书评一篇,内容涉及西南联大的战时生活与心理变化、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对于抗战建国最高国策的理解与实践、直接投身抗战前线的青年从军、支援边疆建设的地方教育、关于处置日本的认识、战后建立永久国际秩序的思考、联大教授的群体性转变等。这些问题,均建立在大量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其中若干问题首次纳入西南联大研究范畴,相信对拓展这一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本书第二部分闻一多研究,收入论文七篇、后记一篇。由于血脉和知识结构关系,我尽量回避对闻一多进行评论,也从不对学术界的议论发表意见,因此所收者以应国外海外高校之约的报告为主,内容包括宏观介绍与个案考察。这些论文中,《李闻惨案之善后》耗时最久、用力最多,从提出问题、框架修改、资料补充,前后历经十余年,仅在台湾就普查了保存在“国史馆”、“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的蒋介石、国民政府、王世杰、朱家骅等档案。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闻一多年谱长编〉后记》,因记录了本人从事闻一多资料编辑整理的初衷、过程,及治学体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可能对年轻学者或许有益,便一并收入本书。

今天,这部文集能够奉献给读者,首先要感谢云南师范大学。2015年7月,我赴昆明参加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举办的闻一多特展,在云南师大的招待宴席上,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兼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馆长张玮先生怂恿我把与西南联大相关的论文汇集成书,列入“西南联大研究文库”,由师大资助出版。对自己走过的治学之路做一小结,已埋藏我在心底一段时间,没想到它竟突然而至。那天,我很兴奋,深深被云南师范大学的魄力感动着。

编辑旧作并不困难,当时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我的《闻一多传》增订本,在与责任编辑郭娜女士书信往还中,我提到这部文集,并试探性的问他们是否有兴趣。郭娜女士立刻向编辑部做了汇报,几天后就告诉我社里已经审查通过,而且在选题论证会上广受好评,论证组还认为“西南联大”这个选题领域非常有价值,值得深耕。这对我无疑是极大鼓励,让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人民出版社,感谢关注和追踪西南联大研究的郭娜女士。

多年来我之所以能够目不旁骛埋头治学,离不开父母和妻子的坚强后盾。年近九旬的父母离休多年,他们从来都是以事业为重,用各种形式给我支持。妻子侯菊坤更是我的依赖,她处处为我着想,给我体贴,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隐瞒着她的真实病情,以致我接到女儿电话从东京赶回北京,仅在她身边守候了不到两个星期。想到20多年前我们在同一张方桌上抄写资料,想到她每次出差前都在冰箱里为我准备了各种食物,想到每天晚餐后她都把削好的水果端到我面前,就如发生在昨天一样。当这部浸润着爱妻深情的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我愿把它献给她,同时也献给像爱妻一样温暖着我的女儿闻亭。

闻黎明

2016年1月28日 海南•三亚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