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的真相至今不清楚。论者多数因其寄希望于当权的政治人物，认为是倾向改良的表现，并由此判断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是从改良到革命。此说与孙中山早年自命“洪秀全第二”的造反思想不合。孙中山自称“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遗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从来没有说他在思想上有过什么曲折。相反，他认为从１８８５年（乙酉）到１８９２年在广州和香港上学期间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高谈革命，号称“四大寇”，是为革命言论之时代。毕业以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因此上书李鸿章应是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主要活动，才算合理。他自述此行经过说：
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６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２９页。）
这里所谓“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过去我们多半只注意孙中山到过天津，没有见到李鸿章就离开了，极少人注意他自己说还到过北京。到了北京，如何得窥清廷之虚实呢？显然这不是站在街头东张西望一番就行的。即此已可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一、郑观应起什么作用？
到现在为止，记载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经过，一般都以陈少白口述的《兴中会革命史要》为依据。这个《史要》也以其具体生动使人确信无疑，其实细看是有错漏的。现将《史要》有关孙中山此行经过的叙述摘要如下：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办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别号天南遯叟）。……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傍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罢。”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陈少白先生哀思录》。）
陈少白叙述的这段经历只能是后来听说的，他本人并未参预其事。孙中山回上海后，停留约有半年，也没有回广东去同陈少白等细说北行经过，这也许是产生错漏的主要原因。而且陈少白对太平天国的兴趣也太大了，以致一提起王韬就顺口说了下去，未免喧宾夺主。由此产生的一个最大的错漏就是忽视了郑观应的作用。郑观应与孙中山同为香山人，而且是孙中山事业的最早支持者之一。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有一段话特别提到：“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３７页。）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末尾所提游学欧洲计划大体相同。复旦大学沈渭滨同志的《１８９４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一文公布了郑观应介绍孙中山见盛宣怀的信、魏恒介绍孙中山见盛宣怀堂弟盛宙怀托其转介盛宣怀的信、以及盛宙怀介绍孙中山见盛宣怀的信各一封（原件藏上海图书馆）。这三封介绍信的公布很重要。这些介绍信说明孙中山由上海北上之日不仅如陈少白所说带有王韬的介绍信，还带有郑观应和盛宙怀的介绍信。其中盛宙怀的介绍信是根据沪堂教习唐心存的请托和魏恒来信写的，内容一般。而郑观应的介绍信就不同了，里边首先介绍孙逸仙的经历、志向和为人，然后说：“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这“胸中之素蕴”显然并非上书的内容，是只能面谈，不能笔之于书的。如果“胸中之素蕴”即是上书的内容，可以设想，孙中山见了李鸿章，递上一封书，坐下来又把书中内容口述一遍，如此求见，太啰嗦了。正因其别有内容，所以郑观应接着说：“弟特敢以尺函为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这话包含一层意思，就是孙中山将把见李鸿章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进而教之”。教什么？按照常情，自然是介绍情况和指点注意事项。这个分析是否合理，自然还可研究。为了便于作出判断，特将郑观应介绍信全文引述如下：
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阁下敬肃者：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专肃敬请勋绥，惟祈钧鉴不备。
教小弟制郑官应顿首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肃此再叩勋绥不备。
教小弟名心又肃
这信愈是细看，愈是使我感觉孙中山求见李鸿章志在“一白胸中之素蕴”，请他参加造反。如果志不在此，无论所叙政治见解、个人抱负以及近期计划，乃至如郑观应在这信里面说的要求给一张出国护照，全部是空话。为了一见中堂大人，大家忙了好一阵，有什么意义呢？但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本人，或是郑观应，或是盛宣怀，都很谨慎从事，不象是为个人谋出路，而象是办一件军国大事。
二、关键在盛宣怀
既有盛宙怀和郑观应的两封介绍信给盛宣怀，而盛又在两信的封套上写明“孙医士事”四字备忘并郑重地保存起来，可知他对这位孙医士的请托是很重视的。当时盛宣怀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和总理后路运输事宜四个职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是个大忙人，“孙医士事”如此记在心上，很不容易。然则盛宣怀在孙中山这次活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有两个旁证说明孙中山经盛宣怀介绍见到了李鸿章，谈了内容很不平常的一次话，盛可能还从中出过主意，是个关键人物。因此给孙中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个旁证是孙中山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间策划广东独立时写给李鸿章幕僚刘学询的信。当时李鸿章已经北上议和，不能成为割据广东独立的旗帜了。他的幕僚刘学询留在上海办理南方各省事务。孙中山因香港不许登岸，改往台湾，他在与刘学询交往中获知刘有帝王思想，特派日本朋友平山周带信给他，劝其筹资百万，自任政府首脑。信中论及独立以后的人事安排问题，他的意见是：“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优当财政，李君伯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０２页。）在这里提名可在新政府任职的人，除刘学询和孙中山本人外，有杨衢云、李纪堂、盛宣怀、何启、容闳五人。其中杨、李、何、容都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密谋的参与者，把盛宣怀和这些人并列在革命政府成员名单里，可知关系非比寻常。很可能当年孙中山把求见李鸿章的来意全部告诉了他，还得到了他的赞助。又，盛宣怀名字略作“盛宣”，与１９０９年盛与日本人签订的一份财产过户草约上的签名完全一致。由此可知，这是一个办理机密要事的暗号。（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１９页。）
第二个旁证是孙中山在１９１２年１月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不久就托陈荫明传话给当时亡命日本的盛宣怀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辛亥革命前后》，第231页。）盛宣怀当时已因“铁路国有”问题弄得声名狼藉，是国人欲杀之人，何以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孙中山此语固然有意鼓励盛宣怀为财政竭蹶的民国政府筹集军费，但无疑也与“盛宣君足当内政”有相同的历史渊源，否则很难设想他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好感和信任。
盛宣怀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活动中起过关键作用，已可概见。而通过文案老夫子上书李鸿章，除了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以外，并无有力旁证可供了解，至少可以存疑。
三、孙中山与李鸿章的谈话
从孙中山的北游准备看来，几乎集中在求见李鸿章。他希望与李面谈，“一白其胸中之素蕴”是很迫切的。因此不妨说，上书是为了求见。书的内容与当时新政评论家的激切言论比较起来要缓和多了。孙中山自称此行是为了“窥清廷之虚实”，实际上是试探李鸿章能否起而树立反满革命旗帜。在孙中山心目中，李鸿章是个“识时务之大员”，所以就把他要说的话和盘托出了。上海自由社在１９１２年１月编辑出版的《中国革命记》第一册所载《孙文》传记有关于孙中山此行的一段记述：
值中日战争之前，孙乃由湖南溯（按：应作“沿”）扬子江渡海至北京，冒死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惟君是赖，余必为君后援。”
这段记载，过去由于没有与其它材料联系起来看，长期为人所漠视，认为是无稽之谈。现在看来，一个唯一的问题是“余年七十有九”一句把时间搅浑了。中日战争前见李鸿章，李年应是七十有二。至于七十有九，那是１９０１年，已是李去世之年了。其它谈话的内容都是合理的。这个记载还可以说明孙中山所谓“深入武汉”当在“北游京津”之前，因为从京津铩羽而归，不会再有兴趣“深入武汉”了。还有说孙中山北游到过内蒙的，已难查证。
此外吴敬恒口述《中山先生年系》还引述一种名为《别传》的类似记载，全文如下：
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耄辞。（《中山年系及行谊》，台湾帕米尔书店１９５２年版。）引者没有说明《别传》是何人著作，难以查考，只得转录，以为前说佐证。
当时李鸿章已是年逾古稀、饱经世变的老人，很难设想他会相信一个２８岁青年的主意，放弃高官厚禄，参加造反派。但是朝政腐败，难有起色，作为首辅重臣，不免内心感到矛盾。因此对青年人密谋造反，肯定不会参加，也不会坚决反对，类似上引记述的温言慰勉是完全可能的。
何以见得？我以为可以从李鸿章对康梁和戊戌变法的态度看得出来。
梁启超在１８９８年逃亡日本以后，李鸿章曾三次托日人转达慰勉之意。梁因此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感谢，题为《上粤督李傅相书》。梁在《与港澳同人书》中说，李在复信中“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接着加注说：“畏清议也，欲保令名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９７页。）清议即是现在的舆论。当时舆论对李鸿章的指摘首先是经办的对外交涉。梁启超在给李信中写道：
自甲午以来，割台湾，割辽东，订中俄密约，助西伯利亚铁路之速成，割广西殴脱之土司，割胶州，割旅顺、大连，割威海，割九龙，割广州湾，与俄国定东三省不让与他人之约，与德国定山东省不让与他人之约，与英国定长江不让与他人之约，与法国定两广、云南不让与他人之约，与日本定福建不让与他人之约，若此者皆公在北洋及总署时经手事件，而举国之人所疾首而痛心者也。凡此皆不能尽指为公之罪，亦未必尽出于公之意，而要之自经此诸役以后，中国已非复中国人之中国，则万目所共见，而百口所不能辩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５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第５５——５６页。）
由于经办这些对外交涉而备受攻击，使李鸿章陷入内心矛盾，戊戌变法更使他非常难以自处。他同情变法，而又奉旨缉捕康梁。孙仲玙《日益斋日记》的如下一段记事很足以说明李鸿章的这种极其狼狈的处境：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历１８９９年１月１２日），诣《昌言报》馆，枚叔、浩吾咸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问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此处似脱漏了这一类的字眼：又谓“余……），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弹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梁启超年谱长编》，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从这个记载可知变法关键在废立。在后党看来，变法成功必废太后，并除后党。所以太后及后党就抢在变法尚未成功之时先废皇帝，继之以大捕康党。李鸿章不与闻废立之事，便在当时的斗争中成了中间派，虽在太后面前自承为康党，亦不予追究。但是从孙中山看来，这种中间派是可以争取的因素；在中间派看来，变法既是“欲为数十年而不能”之事，又是执政者不能允许之事，那么，年轻人要革命也就无足怪了。因此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以上书求见为名，劝他参加造反，而他答以年老力衰，不能大有为，还说：“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惟君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是完全可能的。
维新派把李鸿章看做死敌。梁启超在写给同党的信里常有鼓励暗杀李鸿章的表示。而孙中山始终把李看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不放弃联合他的努力。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陷北京，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在李北上之时乘机劝其割据两广独立。孙中山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但又认为李无此雄心壮志。他说：“李以八十老翁，本无远大思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中止其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９４页。）显然这是因为已在多年前领教过李鸿章的年老不能革命的高论了。但这也是当时评论家的看法。梁启超在１９０１年所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一书中评论李鸿章在八国联军进据北京时的态度说：“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３卷，第７０页。）可谓所见略同。不同的是孙中山毕竟还是到了香港，可见他很怕失去说服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的机会。据日人内田良平《自传》说，后来李鸿章到了上海，孙中山带领他和其他几个日本朋友跟踪到达。他曾有计划暗杀李鸿章，为孙中山割据两广独立创造条件。孙中山坚决加以制止，显然认为由李宣布独立作用更大。
古代中国士人在入世之初，由于社会关系尚未建立，有个向达官贵人上书求见的传统。上书是求见的由头，重在见面时把书中未尽之意或者没有涉及的重大计划相机加以说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经过多人的反复推敲，看来都是力求避免在文字上引起麻烦，而重在谈话。由此可见，孙中山是一个富有谋略和非常机智的人，决非常人眼里的“孙大炮”。他勇敢，但事实证明他又未担风险。这就是他在１８９４年的京津之游。
四、异说
本文根据各种世人共知共闻的旁证材料说明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前以上书为由会见李鸿章并谈话，劝其反满，是可能的。我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孙中山自称是革命开始阶段的活动。如果一开头就寄希望于向统治阶级求个一官半职，然后谋取社会的改良，那又如何叫做革命呢？在作了上述的分析和论证以后，有许多过去随处可见的互相矛盾的蛛丝马迹已经可以使人恍然得到解释了。当然，眼前还缺乏更有力的材料来作进一步的证明，但是不必因此丧气，可以相信，进一步的研究将会唤醒这种材料的出现。
下面介绍台湾学者桂崇基教授关于孙中山会见李鸿章的另一说和关于此说的争议。这个争议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与其他材料联系起来看，仍能给人以启发。桂崇基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宇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见台湾《传记文学》，１９８２年第６期。）
桂崇基后来又根据《传记文学》编者的要求补充说，这是唐绍仪在任中山县长时对他讲的。唐任中山县长在１９３２年３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当时年已过七十，对桂崇基讲四十年前掌故。过了半个世纪，桂年已八、九十岁高龄时转述这个掌故，讹误在所难免。吴相湘怀疑他的回忆靠不住，是有道理的。把他的回忆和丘哲先生的回忆对照起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丘哲在《我所知道的孙中山先生生平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
孙先生从美国檀香山回国学医后，很想把自己所学贡献出来。……他听见两湖总督张之洞发展工业，以为这人有新思想，想请他设医院，为人民除病造福。曾有同乡唐绍仪，也在外国学习政法回来，便一同结伴赴武汉。……及至汉口，寓于旅舍，无法见到张之洞。店主人告以必先贿赂门房，才能通传接见，并说守候辕门，时间甚久，应带备干粮充饥。他们依照店主人办法，果得通传接见。时张午食方罢，踞足而坐，态度傲慢。孙唐二人入见，亦不为礼，辄问来此何为。唐绍仪说明来意，请求差事，张即命书吏挥函介绍给袁世凯。及问孙先生，孙先生答以学西医，并陈述西医科学理论，请求广设医院，极力提倡，造福万民。张以朝廷不拟延用为辞，取白银五十两为孙先生作旅费回粤。当即端茶送客。孙先生非常不满，不愿接受馈赠，出辕门，痛骂清廷腐败，毫不关心人民疾苦，深感中国社会政治非彻底进行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不可。（《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３—８４页。）
丘哲回忆的内容与桂崇基同出唐绍仪，但情节有异同。不同在一个记得是孙中山在天津上书李鸿章，一个记得是在武汉求见张之洞，相同是都受到傲慢无礼的接待，都以一方端茶送客，一方大骂而出作结。显然两位老先生记忆有误，把孙中山北游京津和深入武汉二事搅浑了。由此亦可见记忆之不可靠。进一步考察唐绍仪讲的是否靠得住，问题就更多了。大家知道，孙中山与唐绍仪同为香山人，并非同志。早年可能还不相识。唐绍仪是清政府在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派出的第三批官费留美学生，当时填报的年龄为１２岁，唐生于１８６０年，实际年龄应为１４岁。１８８１年回国，在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上学。１８８５年２５岁，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时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调唐任翻译，兼办理龙山商务委员。１８９４年７月，袁世凯因中日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自请内调，委唐绍仪代理其驻朝鲜职务。当时唐在朝鲜一定事务繁忙，即使回国办事，也不可能与孙中山结伴到武汉见张之洞“请求差事”。甚至同孙中山见面的机会都不会有，如何又能在香港遇到孙中山，孙还给他看上李鸿章书的稿子？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但是桂丘二老曾在香山会见过唐绍仪，是可以肯定的。唐绍仪倚老卖老跟他们谈过他同孙中山的交情，也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孙中山和他早年的革命战友都已不在人世了。丘哲和桂崇基在唐绍仪看来，都只算得是后辈，唐胡编一些与孙中山有关的故事，无非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丘、桂二老讲孙中山的革命故事以唐绍仪的话为根据，显然是上当了。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附记：本文修改过程中多承陈旭麓、夏东元、姜义华、唐振常、丁贤俊、黄春生同志热心帮助，至为感谢。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8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