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有关袁世凯的研究文章大约有二百余篇，成绩斐然。涉及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的领域也非常广泛。笔者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等层面，对相关文章做系统梳理，以求全面展示。
一、袁世凯与中国政治层面的近代化
政治层面的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近代警政、地方自治等。
清末政体：何善川在《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1] （p86-89）一文中，指出袁世凯内阁，从政治体制上看，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权结构，其组织形式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抨击，是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一种否定，在推动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应指出的是袁世凯内阁的出现，却并非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产物，而是国内外形势使然，因而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非资本主义化的色彩。
刘仕慧在《袁世凯与清末立宪运动》[2]（p130-133）一文中指出，立宪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希望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尽管立宪运动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带有较多的妥协色彩，但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袁世凯以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参加并积极从事立宪运动，无疑增强了立宪运动的力量，对立宪运动的推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夏兰在《袁世凯立宪活动的主观原因浅析》[3]（p69-71）一文中，有类似观点。
陈生玺在《小议袁世凯的功与过》[4]（p15-16）一文中指出，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袁世凯公开提出应按君主立宪的原则改革清朝官制，建立责任内阁，进行选举，设上下议院，清朝亲贵载丰当场拿出手枪对准了袁世凯，由于别人的阻拦，枪弹从袁世凯的头上飞过。袁世凯也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对立宪的积极态度。
官制改革：梁严冰在《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5]（p82-86）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直接参与了官制改革的讨论和决策，具体表现在：一、清廷宣布立宪，“袁制军实左右之”；二、清廷“预备仿行宪政”，“先行更定官制”，袁世凯为编纂官制大臣；三、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其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邓亦武在《论袁世凯政府的文官制度》[6]（p48-51）一文中指出，民初，袁世凯政府针对令人堪忧的吏治状况，借鉴西方经验，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并逐步实行之；成效虽不显著，也有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毕竟为文官制度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其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导向。何增光在《袁世凯政府文官制度的基本特征》[7]（p111-117）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看法。
近代法律：楚双志在《袁世凯与清末法律近代化》[8]（p21-23）一文中，认为在清末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袁世凯占有一席之地。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二、积极促成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三、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总之，在清末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作为手握大权并受西太后信任和重用的重要官僚，袁世凯确实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我国法制近代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开通风气的作用。
张华腾在《袁世凯与民初议会》[9]（p69-76）一文中，认为袁世凯虽与民初议会的抵制多于配合，但袁氏还是给南京临时参议院，特别是北京临时参议院以不少的合作，尤其在立法创制方面成就显著，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政制法规，奠定了中华民国立国的基础。这些政制法规很大程度上是合乎时宜的，促进了我国的法制化进程。
近代警政：王飏在《袁世凯与近代巡警制度》[10]（p75-78）一文中，认为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近代化的开始。袁世凯实施的一系列警政措施包括：警察规章的法律化、警政教育的设立、基层警察的创办、警种的多样化、经费来源的筹措等，在巡警制度建立过程中，开启了先河。可见，袁氏在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和近代化道路上，是功不可没的。
地方自治：苏全有在《袁世凯与天津地方自治》[11]（p73-75）一文中，对“地方自治”概念做了详细诠释。并认为地方自治思潮在近代从西方传入我国，至清末方付诸实施，其中，袁世凯是积极的参与者。袁氏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就其成效而论，影响深远，居全国之首，直隶也因此替代湖南而成为当时的模范省。随着天津地方自治的试办成功，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影响及于全国。
楚双志在《袁世凯与清末天津地方自治》[12]（p98-99）一文中指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积极在天津举办地方自治。这就为清末全国各地开办自治提供了样板，开通了风气。但袁世凯所以对地方自治如此热心与投入，其根本点还是为了北洋集团的利益。
此外，尚有论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历史作用的研究：张华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13]（p54-60）一文中，谈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晚清新兴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为该集团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他们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北洋集团也由此掌握了全国政权，北洋集团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北洋集团作为一种新兴势力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袁世凯与中国经济层面的近代化
经济层面的成果涉及重农、重工、重商思想与实践，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对外开放思想及实践等方面。
重农、重工、重商思想与实践：苏全有、朱选功的《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袁氏重农、重工、重商思想研究》[14]（p11-16）详尽论述了袁世凯的重农、重工、重商“三重”思想及其相互间的不可分割。袁氏能三者并重地加以大力倡导和实际发展，甚为得策。最后作者着重指出，袁世凯不尽认识到了农工商业的重要性，而且付诸实践，大力推行，作为一个实干家，实为其最引人注目的过人之处，为世人所推崇。
金建在《袁世凯与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15]（p52-53）一文中，指出袁世凯政府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了些实事，但相对于中国广阔而落后的农村，不过是杯水车薪。并认为袁氏在当政期间，也实施了一些顺应民族经济大势的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
常全喜在《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16]（p28-31）文中，认为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固然与辛亥革命的推动以及“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放松对我国的控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和实行了系列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一、保护工商，扶持幼稚的民族工商业；二、吸引外资，鼓励私人和华侨投资；三、提倡国货，扩大国货销售市场；四、疏通金融，改革币制。方晓珍、方晓宏的《浅谈民国初年的经济政策》[17]（p69-73）一文看法类此。
张步先、苏全有在《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18]（p116-119，144）文中指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对我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其表现有四：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倡国货、拒洋货；引进外资；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
苏全有在《论袁世凯的官为商助思想》[19]（p13-15）一文中，认为在袁世凯的经济思想中，官商合作即官为商助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有二，一是扶持周学熙近代工业企业集团以为示范，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资本蓬勃发展以增强国力。晚清中国饱受外国资本的侵略与冲击，在这种困难情形下，脆弱的民族资本单枪匹马地发展，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具有近代意识、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开明官僚的帮助，是十分必要的。官为商助，是晚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袁氏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不能一笔抹杀。
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苏全有、魏佩周在《论袁世凯的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20]（p36-39）一文，从经济近代化的视角考察袁世凯实施的包括筹公债、整顿税收等方面的财政金融政策及活动；及其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从而进一步理顺金融体制的实践。认为袁世凯促进了中国财政金融的近代化。
周霞在《袁世凯的赋税思想与政策》[21]（p183-185）文中指出，20世纪前后，袁世凯在封疆大吏和民国总统任上，利用职权整顿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同时他还注意增加进口税和减轻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对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苏全有在《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22]（p50-54）一文中指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袁氏主张自开商埠，并大力开发，促进了各商埠的都市化，各地经济因之迅速发展。其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袁氏主张引进外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此外，他还注重侨资。由于我国资本匮乏，故引进外资在清末民初应该说是利大于弊。袁氏看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实施、提倡，乃其开放思想的组成部分。
李岫在《论清末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开埠》[23]（p24-29）一文中指出，经袁世凯奏请，清政府批准济南、周村、潍县同时由中国自行批为商埠。由地方督抚奏请，中国自主开发铁路枢纽地区和内陆经济中心城市，在一省中同时开发包括省城在内三个城市为商埠，这是近代商埠沿革史上的创举，在近代中国对外开发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三、袁世凯与中国军事层面的近代化
军事层面的研究集中在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等方面。
军制改革：徐林祥在《试论袁世凯在清末军制改革中的作用》[24]（p57-59）一文指出，在清末军制改革中，袁世凯的作用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一、呼吁军制改革；二、立定划一章程。清政府为统一军权，成立了练兵处，袁世凯虽任会办大臣，但却操纵了实权。他借着这一权力，凭着慈禧支持，在军制改革的各层面做了很多努力；三、新军生面别开，至1911年，新军的营制、编制、兵制、官制、饷制、训练、征调、奖惩、服装、军器等基本确立。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成就。
陈桂芝、曹万利在《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军制改革》[25]（p12-14）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并指出，袁世凯在编练新军中对旧军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采用资本主义军制；建立完善的领导和指挥系统；装备训练全盘西化；加强近代军事教育；改革募兵制，严募兵丁；建立专门的军需补给机构等。这就使北洋新军在军制、装备、训练、官兵素养等方面都达到了近代化水平。
赵乐交在《袁世凯督办新军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26]（p75-77）一文中指出，袁世凯的军事改革所施行的新军军官制度奠定了近代军官制度的基础。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军官制中的九品等级被取消了，军官名称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新军官制的基本结构，等级划分，兵科等都保留了下来，沿用了近四十年。
军事教育：施渡桥在《论袁世凯的建军治军和军事教育思想》[27]（p72-76）一文中，在论及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时，围绕着以下三各方面展开的：一、创建军事学堂，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为北洋常备军的编练提供了军官来源，是近代军事教育思想结出的硕果。二、派遣军事留学生。三、力主废止科举制。光绪帝在袁世凯与其他朝廷重臣联名力奏下，废止了科举制。这大大有利于包括军事学堂在内的各种近代学堂的兴办和各种有用人才的培养，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根本性变革。
刘宏在《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28]（p113-115）一文中指出，袁世凯所以在编练新军过程中，兴办十余所军事学堂，其动机在于：一、基于对甲午、庚子战败的反思。袁世凯认为是军事落后导致两次战争的败绩，归根到底是由于教育落后，尤其是对战争胜负有着重大影响的各级军官，缺乏基本的战略战术知识，使其痛感设立学堂，培养将才的紧要；二、出于北洋军队近代化的需要。袁氏实施军事改革，也迫切需要大量懂技术、掌握近代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三、出于北洋军队迅速扩充的需要。正是由于军事学堂的兴办，才部分缓解了北洋军队迅速扩充后面临的人才匮乏的矛盾。
建军治军：赵治国在《士兵选练与北洋新军近代化》[29]（p72-76）一文中，认为军队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兵的近代化则是军队近代化的主要方面。北洋练兵从提高、严格士兵入伍条件，学习西方军事训练方式入手，以改变旧军队中士兵素质低下、训练虚应故事所导致的军队军纪败坏，战斗力不强的现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洋士兵群体无论在身体条件，还是军事技能上都较旧军队有了长足的进步，军队近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张云的《中国军队近代化论纲》[30]（p93-104）文中，在论及选兵任将时，谈到选兵任将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因此组织成员的选优汰弱，是军队近代化的必然产物。袁世凯在编练新军之初，选拔士兵就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军事条例对士兵的身体条件、德行出身、文化程度都做了严格规定。在选任各级军官方面，也特别重视近代军事知识和才能。总之，选兵任将的这些规定，对提高军队素质，作用甚大。
四、袁世凯与中国教育层面的近代化
教育层面的研究成果涉及教育改革与实践、地方教育等方面。
教育改革与实践：张华腾在《袁世凯与千年科举制度的废除》[31]（p56-61）一文，详述了袁世凯废除科举思想的形成以及他为科举制的废除而做的不懈努力。并指出，袁世凯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废除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不仅积极主动，而且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连连向清廷上了几个奏折，是他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联合几个督抚大臣，给科举制度以最后一击，迫使清廷最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袁世凯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袁氏在此过程中的贡献，是他人所不能比的。不管他此举的动机如何，但废除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的进步。
刘菊素、向勇在《袁世凯与清末教育改革》[32]（p96-100）一文中，认为袁世凯是清末教育改革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在清末力主废除科举制度，大力推广新式学堂教育，普及教育，积极规划学堂管理，对清末教育改革作出了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杨学新在《袁世凯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评》[33]（p34-37）一文中指出，清朝末年，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场教育变革中，袁世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倡办新式学堂，主张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派遣留学生，聘用日本教习或顾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叶德明在《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教育思想初探》[34]（p38-41）一文中，认为袁世凯在清末利用手中的权力议废科举、兴学储材，倡导教育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邓亦武在《袁世凯的教育理念及政策》[35]（p103-106）一文中，认为，在袁世凯当政时期确立了重视教育、认为全民都应接受教育、教育内容力求务实、应培养具有独立能力与意识和公共道德的合格的公民、发动全民办教育、复古尊孔以整合失范的意识形态的教育理念，推行鼓励义务教育、社会教育的政策、采用现代学制体系，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和过渡性，契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当然，也不能否认复古尊孔的理念与政策有为袁世凯专制独裁复辟帝制服务的目的。
地方教育：张建云在《略述袁世凯的教育思想》[36]（p48-51）一文中指出，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和督直期间，重视师范教育，提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认为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应给予袁世凯以一定的地位。
瀚青、印录在《论袁世凯在河北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37]（p68-73）一文中指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同时，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了近代化的发展轨道。楚双志在《袁世凯与清末直隶地区的新式教育》[38]（p43-46）一文中，持类似观点。
此外，也有学者撰文论及袁世凯与我国教育科技近代化关系的：苏全有在《袁世凯与中国教育科技现代化》[39]（p52-55）一文，从教育科技的角度重新认识袁世凯的经济思想与实践，认为袁世凯注意兴学重教，培养科技人才，并大力引进和推广外国近代科学技术，从而拉动中国经济近代化，体现了袁世凯的科技兴国思想。
五、袁世凯与中国外交层面的近代化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体现在外交层面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但也有几篇文章：
黄尊严在《胶澳战争前夕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政策述评》[40]（p109-112）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初，袁政府便从日本的外交动向窥知其侵华阴谋，并采取了系列应变措施：始而宣布中立；继而提议限制战区；再及拟议收回胶澳；终而要求参战抗德。如果上述措施得以实现，足可免东亚生灵涂炭。可见，中国未能免于战祸，并非袁政府“束手无策”或“措置失当”。在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年代，任何驱祸自保的措施都是难以奏效的。虽然袁政府的弭战外交因各种主客因素制约而未能成功，但我们能从其避战自保的种种努力（如：注意到国际法规和惯例的运用）看出一些近代外交趋向。
景东升、苏全有在《袁世凯与俄国远东外交》[41]（p54-57，108）一文中指出，袁世凯与俄国的外交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时期：一是袁在朝鲜时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三是《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前两个时期二者的关系对抗，后一个时期则为互相利用，这是由当时民族矛盾的变化而决定的。从袁世凯与俄国的关系演变中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早期外交思想没有脱出洋务派“以夷制夷”的巢臼，而到后期则逐步萌生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
白拉都格其在《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42]（p73-79）一文中指出，民国初期，蒙古地区处于严重危急局面。袁世凯当政之后，采取的种种抚绥笼络、软硬兼施手段，并非出自民族平等、真正维护蒙古民族（特别是其人民群众）的应有权益，但在当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在客观效果上，他的这些治蒙政策和措施“基本上是成功的”，“通过这些措施，安抚了内蒙人心，使一度动荡的内蒙局势得以稳定”，又通过谈判等手段，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国在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的主权。
刘国武在《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43]（p53-57）一文中，认为袁世凯在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间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虽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但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
从以上近乎全景式的扫描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成绩背后的不足，如理论介入不够，层次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尚待深入，研究不均衡，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等等，这一切都有待于以后的继续完善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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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s between Yuan shikai and Chinese Moderniz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 Yuan Shikai is a quite disputable personage in moder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omestic historiography circle is active gradually in appraisal on him， the question in dispute involves every aspect . In the past ten years， relevant researchs involv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Yuan Shikai and Chinese modernizing concentrate mainly on the fields of Yuan Shikai and China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affairs， educate.It seems overallly that the achievement is very remarkable.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大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四十多篇，出版著作三十部，主要论著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研究》、《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三角联盟》等。
Keyword: The past ten years； Yuan shikai ； Chinese modernizing； Over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