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近20年间的事。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今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不无助益。本文就此所作论述，因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一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概况
1949年以后的30年内，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缓慢。比较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一些进展，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极端漠视。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一些省市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公布了部分档案资料，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参考史料。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史实和战绩基本不提，连现代史通史性著作也概于贬斥。如有的著作论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时，其基调为：国民党实施“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上不断大溃退。就学术研究而言，直至70年代末，大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后，学术界才逐步恢复生机。随着逐步摆脱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一方面史学界开始敢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研讨，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要求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举措进行比较公允的评断。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陆续有所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新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争鸣，学界现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较20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面战场研究比较活跃，进展比较突出。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资料选编，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局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回忆资料，出版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还有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政协广西区委编《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民革武汉市委编《热血报中华――武汉民革成员抗战回忆录选编》等；一些原国民政府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内容。《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陆续刊布有关的档案资料。80年代起，除发表大量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外，抗战史著作以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为代表，开始对正面战场作研讨。其后，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等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等主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等主编），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都分别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战场抗战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批评其反共和“消极抗日”之一面。专门记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开始有郭雄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小册子，其后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后改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专著。其他还有一些记述正面战场个别战役的专著。此处不一一述及。
在80年代、90年代举办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正面战场抗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围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抗战、台儿庄大捷、滇缅战场等，都举办过专题学术研讨会。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保存了不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台湾刊印的史料和发表的论著是大陆学者研究正面战场的参考资料重要来源之一。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秦孝仪主编）和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台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等，都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著述经常参考。80―90年代大陆翻译了日本刊印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史资料和著作。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正面战场敌方日军的战略战役部署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美英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资料著作和回忆录等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 局部抗战诸役之研究
作为中日两国间之一场战争，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从“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由于这些战事就中日两国间来说尚只具有局部性，并且不是连续发生的，故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局部抗战诸役理应包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范围之内。
过去，对于局部抗战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0年代以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由“安内攘外”妥协退让向坚决抗日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对国民政府军队局部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已作出肯定。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一方的不抵抗方针，过去简单的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尽管现在有的学者仍持此说法，但一些学者提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有的学者指出：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京中：《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丁超在哈尔滨和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战活动，学者们均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1932年淞沪抗战，过去简单说成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日作战，因国民党政府加以破坏使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现在学者们分析说：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但仍以抵抗求妥协。（金再及：《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对于长城抗战中各参战部队官兵英勇牺牲守土抗战的精神，史学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方针，观点有所差异，有的著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战。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有关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活动，一些论著论述冯玉祥不顾国民党政府中央的阻拦，与共产党联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战役的情况，强调中共组织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其中进行领导，而国民党政府中央施以压迫，导致冯玉祥辞离，同盟军瓦解的结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80―296页）
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绥远抗战取得红格尔图击敌和收复百灵庙的大捷。有的论著突出此役系傅作义指挥取得的胜利。有的论著分析认为，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第389―391页；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三 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研究
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会战结束，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军举行多次战役抵御日军进攻，不过每次战役最终均以撤守退却而告结束。过去大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近二十年研究中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同时亦进行严厉的批评。一本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写道：“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认为：“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何理《抗日战争史》第120页）另一方面，战略防御阶段，大片国土沦丧，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外，虽然一部分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整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溃败逃跑”。（122页）就军事战略方针而言，“也犯了严重错误”，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125页）同时将战场重点选择在上海，几乎举全国主力于上海进行上海会战，削弱华北抗战力量“造成了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128页）“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防御遭到了严重失败，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对于战略防御阶段历次重要战役的过程、战略指导、战役指挥，许多论著均有不同程度的研讨。有关卢沟桥抗战的论著较多，着重揭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一士兵失踪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制造的“偶发论”和中国打第一枪的谬论；并论述了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军进攻，和日本施展缓兵之计，以“现地解决”麻痹冀察当局，待援兵大至，突然进攻，致平津迅速沦陷的过程。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冀察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双方的态度都是“比较游的”。（何理书第60页）近几年对此有进一步的研讨，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蒋令二十九军全部动员，调兵增援华北，全军准备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准备宣战，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主战态度。“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涉的”。不过在中央统帅部内部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一方和以徐永昌为首的主和的一方。（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杨立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对淞沪战役的研讨深入到战略指导方针的层次。关于战役发动，过去均指为日本在上海主动发动进攻。现在一些学者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作为导火线的“虹桥机场事件”是由日军挑起的，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决定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或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张振？：《淞沪抗战中国主动的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有关国民政府指导淞沪会战有无引敌南下，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企图，学者们开展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后。（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但有的学者认为：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力逐步集中到了淞沪战场，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淞沪战场实际上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改变了日军进攻方向。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担心敌军南下夺取武汉，而谋以扩大沪战牵制之。（张振？文）淞沪抗战“改变了日军侵华路线。这一成功之举无疑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作出相应部署。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和长江一线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挫败了其沿长江西进的既定战略。（徐勇：《日本既定侵华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晋北抗战，许多著作突出平型关伏击战歼敌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强调忻口战役中第十八集团军编入忻口作战的战斗序列，朱德、彭德怀担任右集团军指挥，中共积极向阎锡山提出作战建议，和十八集团军各师在敌侧背伏击袭扰的作用，称此役为“国共合作两党军队协同作战的典型一役”。（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此役国民政府军英勇作战和郝梦龄、刘家骐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作了积极肯定。
许多论著对台儿庄之战取得的胜利作了充分肯定。对于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起迄时间（实际是两者包括的范围）的看法差异较大。有主张台儿庄战役从池淮阻击战开始（1937年12月），包括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保卫战取得大捷，直至3月15日停止追击止（韩信夫《台儿庄大捷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主张将台儿庄战役包含于徐州会战之内，将徐州会战定位为从1937年12月15日起至次年5月（徐州撤退），中日两国军队争夺徐州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包括津浦路初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战三个阶段。（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第6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抗战史著述中对台儿庄之战有称为会战者，有称为战役者，也有称战斗者。这涉及军事学上会战、战役、战斗等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看来抗战史研究中还须对军语的使用进行规范。
对于坚持四个月之久的保卫武汉的大会战，除了个别著作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判断失误，部署不当举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极应付”，“处处薄弱，罅隙百出”（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258页、第294页，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外，绝大多数著作对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沿长江两岸抵御日军进攻都作出积极评价。如指出：“敌我双方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损失都比较严重。中国军队在局部地区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抵抗，给敌以重创。”（何理书第107页）此战“毙伤敌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202页）
四 抗日战争中期正面战场研究
有关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对武汉失守前为战略防御，武汉失守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殆无疑义。惟武汉失守后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划分为两段还是三段，史学界观点不统一。笔者以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国独立抗日转变为融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太平洋战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而以中国远征军援缅作战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又出现西线滇缅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由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比较相宜的。因为战略反攻阶段时间很短不太彰显，附入其后一阶段。这样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划分为前中后三期。从论述布局的角度看，这恐怕也是允当的。
以往对中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分析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基调，指其偏安西南西北喘息，等待国际力量（主要是英美）解决中国抗战。80年代有的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以后在正面战场上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避免大战，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第6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近十几年对抗日战争中期的正面战场研究有较多推进。
有三点情况可以说明，对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是否消极抗战，学者们在作新的思考。其一，或许是为了圆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说法，有些论著重新肯定论证中共中央一度曾作出的判断：武汉失守不是战略相持阶段的起点，而只是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开始。不过，有的文章考订，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确曾认为当时处于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时期，但1941年5月以后即认为，武汉失守起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田江：《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起点问题的再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孟国祥：《试述中国共产党对相持阶段到来的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其二，学者们论证，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并未“消极抗战”。有的文章提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是积极的。这期间，组织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共九次大规模战役，占整个抗战期间22次会战的41％，其中有些是抗击日军局部进攻，有些是国民政府军队发动的对敌攻势作战。大多数战役取得积极战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起攻势作战（尽管是局部攻势），是难能可贵的。（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尤其是对1939年11月―1940年3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许多论著都作出积极肯定。有的著作说，中国军队以80多个师，在正面战场进行攻势作战达三个月之久，地域遍及皖南、赣北、湘北、鄂中、鄂北、豫南、豫北、绥西，共毙伤日伪军数万人，对日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李隆基、王玉祥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301―3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有的著作则说：此役“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消耗了敌军大量兵力”，但“此役并未达到扭转正面战场和收复失地的战果，自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第168―169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
其三，有的学者所举第二战区开展冬季攻势的同时发生了“晋西事变”例子说明，抗日与反共并非绝对排斥的：“阎锡山在参与反共的同时，没有完全停止抗日。‘冬季攻势’时，二战区不仅部署了对日作战，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战绩。”（雒春普：《阎锡山与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学者们对抗日战争中期战略指导方针和部署开始重视。如有的论著专列一节论述“中国抗战第二期战略方针及部署”，论述南岳会议及有关抗战的方针和部署，对其方针的评价是：“提高了军民对抗战的认识，坚定了必胜信心”，不过“包含着抗日和反共的双重意义”。（《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11―20页）有的著述认为，南岳军事会议注意游战争的作用，正面战场主力部队虽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决定分期轮流整训，现有的部队三分之一配备敌后担任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抗敌，三分之一抽调到后方整训，对此评价是：上述的指导方针和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贯彻始终，在反共逐步加剧的情况下，其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425―426页）对于抗日战争中期具体战役的战略战术指导经验教训的总结，各种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或各有侧重。如对南昌会战有的著作认为，南昌失守是因为罗卓英指挥失误，第三战区未遵令早日集结兵力；反攻南昌战斗则为蒋介石等战略意图失误，血战一场收效甚微。（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68、174页）有的著作则列出《军委会桂林行营关于南昌会战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所述中国军队过失的要点均为战场临战指挥方面的问题。（《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266页）
五 抗日战争后期正面战场研究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与盟国对日战争互相配合直到战争结束，正面战场历经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常德会战、缅北滇西反攻作战、鄂中会战、河南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诸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情况及其变化比较复杂，既有原先战线中日两军的继续对峙，又有滇缅战场新战场的开辟，既是总体敌我战略相持，又有局部的战略反攻，既有国土的丧失，又有本国和邻邦国土的收复。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研究，取得不少新的认识。
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许多论著都充分肯定了它的作用和意义。正当日军在南洋节节胜利之际，它却在湘北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有的论著说：“长沙战役的胜利对国内军民，特别是正面战场的抗日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此前后，各战区都不同程度向敌军展开了出击。同时长沙战役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支援了英美军队在南方的作战。”（何理书第286页）
对于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和1943年10月―1945年1月缅北滇西对日反攻，有不少论著进行研讨，特别是分析盟国之间在联合中又存在利害矛盾和分歧：第一次缅甸战役中，除了日军在军事上明显占优势外，中英美各自作战目的不一致，相互不信任和各行其是，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发动一拖再拖，责任主要在英国方面。滇西缅北反攻全歼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重创其第二、第三十三两个师团，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重大胜利，对于盟军对日全线反攻的支援作用不可低估。此役中国军队不仅为打败在缅日军付出了重大牺牲，而且因致力于缅战而使国内付出了重大代价（指豫湘桂败退）。（张力、陈廷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对于1944年正面战场的战局，过去均以豫湘桂战场大溃败加以概括。现有些学者分析：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没有达到摧毁美军空军基地和压迫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对1944年―1945年战局不能因豫湘桂局部失败掩盖中国军队同时期反攻敌后和西南方向胜利的事实。（贺新城：《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刘五书：《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有的学者说，1944年正面战场事实上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西两线得失看，整个正面战场还是得大于失。（温锐、苏盾：《重评一九四四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对于1944年常德会战，虽然常德遭到沦陷，但常德守军英勇顽强地抗敌，在一些论著中也得到了肯定，它们记载了常德外围第一○五师师长顽强抗敌战死，常德城守军中第五十七师与敌血战，顽强抵抗，战状无比惨烈，指挥员伤亡达95％，后勤兵员亦全部参加第一线战斗，后坚守城内的部队全部牺牲。待至各路援军到达，发起反攻，终于收回失守六天的常德。日军伤亡严重，全线退却。（《中国复兴枢纽》第270―271页）
有关1944年豫湘桂之役败退过程，一些论著对过去研究中忽略之处进行补充研讨，如有的作者论述到河南战役后期（1944年6月上中旬）中国第一战区和第八战区部分部队在豫西山区的陵县、灵宝、阌乡一线与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展开过激战。这次灵宝战役“阻击了日军西犯潼关威逼关中的攻势，从而稳定了西安和大西北后方”。（赵可：《灵宝战役述评》，《抗日战争研究 》1996年第4期）许多论著对长衡战役方先觉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城四十多昼夜作出充分肯定。有的学者提出，长衡战役包括第一阶段（长沙攻守），第二阶段（衡阳攻守），但第二阶段并不以衡阳失陷作结束。中日军队围绕争夺衡阳，在湖南中部、东部作战，连同衡阳保卫战、衡阳解围战和茶陵反攻战、双峰作战共四个战役。8月8日衡阳失陷后，蒋介石并未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参战各军也未停止8月2日开始的攻势作战，历时70余天的茶陵反攻战至9月初告终，长衡会战才告结束。（柯育芳：《论长衡战役第二阶段战役――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角度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日本军队“一号作战”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过去对黔境正面战场作战未见有专作研究者。现已有专文论述：国民党政府提出“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之方针，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来进行保卫，以捍卫陪都”，造成日军重大伤亡。日军孤军深入，兵力单薄，故其进攻迅速，撤退也迅速。（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六 中国空军和海军抗战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应包括空军和海军抗战，但过去这方面内容一直阙如，近十多年空军海军抗战的史实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出版有资料，发表了一些论著。有的抗战史著作专列一节记述中国空军抗日情况。（《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281一291页）
关于中国海军抗战，许多著述中都论及以长江为主要战场的作战。有的学者将海军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在下游配合淞沪战役进行江阴阻塞战，继则在中游马当、湖口、田家镇进行保卫武汉的作战，第三阶段，在长江中游以水雷封锁拱卫陪都重庆，同时在下游开展敌后布雷游击。（苏小东：《中国海军抗战评述》，《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另有文章分析海军抗战的战略战术说：中国海军抗战先采取的是攻势防御，协同陆军攻击由海口登陆之敌，同时封锁围歼中游的敌舰，但沪战发生，封锁长江计划被泄，围歼计划落空。故整个抗日战争中海军实施的是守势防御。作战形式是沉船阻塞战、水上袭击战、水上封锁战、布雷游击战，就战术言，这是抗日战争“持久消耗战略”在海军作战中的具体运用。（苏小东：《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武汉会战期间，著名的中山舰英勇抗击日军侵略，在金口被日机炸沉。1997年1月28日，沉没江底60年的中山舰被打捞出水。1998年10月武汉市举行了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空军实力与日本相差悬殊，但中国空军勇士仍在长空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搏战，许多空军健儿血洒长空为国捐躯，不少抗战史论著和抗日英烈录记载了这方面的事迹。抗战开始，中国空军取得一些战果，但“战果与消耗俱增”，“陷入艰难困窘”。1938年靠苏联航空志愿队的支援，在武汉、南昌与日军展开多次大空战，并远征台湾，轰炸松山机场，在兰州迎战日军轰炸。苏志愿航空队还轰炸汉口日军机场。苏志愿航空队回国后，中国空军又孤立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空军联手，在中国西南部展开与日军争夺制空权的激战，曾轰炸日军在越南、泰国和山酉运城的机场。1943年在鄂西与日本进行空中大会战，从此取得空战主动权，由防御进入进攻。（高平平、李雅茹：《抗战时期中日空军争夺制空权的殊死搏斗》，《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有的学者对空军抗战的史实作研讨，修正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如过去沿用当年的新闻媒体所传“八一四”空战取得击落日本木更津航空队6架战机之战绩的记载。现考订“八一四”空战中，日本出动的是鹿屋航空队，此役日机损毁只有3架。（高晓星：《八一四空战史实考证》，《抗日战争研究 》1992年第1期）许多著作对抗日战争初期，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作了充分的肯定。据有的著作记载：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人员达2000人，牺牲200多人。“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的打击了敌人”。仅1938年l月―10月，中苏空军击落击毁日机264架。（《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282―284页）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空军援华抗日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援华抗日富有传奇色彩，有不少论著作了记述。美国空军援华抗日涉及中美关系的起伏，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论文就陈纳德“空中战略”的遭遇作了评析：陈纳德把对日军发动空中攻势作为他在中国的首要目标。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希图使美国空军成为中国战场的主要力量。史迪威则把空军看作地面作战的辅助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在中国和缅甸上空取得了显著战绩。蒋介石支持陈纳德的主张，马歇尔站在史迪威一边。罗斯福一度支持陈纳德。随着美军在太平洋越岛作战成功，确定“对日作战将主要在太平洋上进行，而在中国进行的空中攻势黯然失色”。“由于太平洋战略的确立，和中国战略地位的下降，罗斯福对蒋介石态度的改变，陈纳德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势的希望终成泡影”。围绕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的战略分歧，由于中美之间的盟国关系，“这一原来纯粹的军事问题，就与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了”。（金光耀：《试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
七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宏观研究
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抗战史学界从宏观角度也研究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指导方针
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有的学者对此作论证说：持久消耗战主要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等组成的”。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逐步耗散敌力，积累自己的力量。实施方针为“积小胜为大胜”。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表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及其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持久的战略方针，通过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过程，从战略退却转到战略反攻，去争取抗战的胜利。”这个战略方针包含着错误的一面，这就是：持久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依赖外力取胜，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形式。这些错误造成了战争初期正面战场过快、过多和过大的损失，在相持阶段消耗作战倾向逐步占了主导的地位，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败。（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有的学者对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方针作比较，认为：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运用两方面的内容，动员全社会最大力量持久消耗韧强不屈地坚定抗战，最终拖垮日本侵略者，是其最高目标。其具体运用为12个字：“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一战略运用有成功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术所致。中共持久战略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确定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外线速决战”的作战方针，把握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它比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高出一筹”。（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战略阶段的划分
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略阶段的划分，学者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有所讨论。一是战略阶段划分的层次。有的学者提出：抗日战争中敌我攻防的阶段划分应分两个层次：一是战略总态势，中国只有战略防御，而无战略进攻；一是战争总态势中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抗战分三个阶段：“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李继华：《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和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对于此说战略阶段划分中的阶段名称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
二是关于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有学者主张，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1941年至1945年8月才是“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有的学者认为，武汉失守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为战略防御的第二个阶段。1939年的湘北大捷至昆仑关对峙，日本战略攻势停顿，抗日战争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隆武华：《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但绝大多数学者对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认识一致。有的学者分析，武汉失守后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并不存在，有的学者考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度认为武汉失守后进入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但后来即认为武汉失守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引田江、孟国祥文）
三是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长期以来史学界均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现在仍有坚持这一观点者。但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初起除敌后战场外，中国军队在缅北滇西等战场上已进行局部反攻。只是由于中国海军空军力量薄弱，反攻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前引贺新城文）有的学者认为，1945年4月以湘西战役为起点，向日本展开了战略反攻。（前引刘五书文）或认为，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概念不同。1945年春夏老河口、湘西两大战役形成反攻，8―9月则为全面大反攻，并延续到9月2日、10月10日，乃至年底。（苏盾、杨静：《再论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李继华《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针对以往贬低正面战场抗敌战绩和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分割开来的倾向，一些学者指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在战略防御阶段，两个战场主要是战役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是战略配合。（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徐焰：《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许多论著强调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现在也有论文论及正面战场主动与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如统帅指挥机关（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曾下令部署配合百团大战的情况。（刘贵福：《国民党军队对百四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孰为主战场，在有些学者中间发生争论，对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为主战场没有异议，但进入相持阶段后孰为主战场则意见颇见歧异，有谓敌后战场为主战场者，有谓正面战场为主战场者。现在有的著作避开孰为主战场的提法，而说“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抗日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显著”。（《中国复兴枢纽》第4页）
（四）正面战场的军队
对正面战场军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已有论著涉及正面战场军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战区划分等，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活动述及较多。其他多为论述地方势力军队如桂军、川军、滇军开赴前线英勇抗日事迹，以及地方势力军队与中央军队关系等情况。有论者认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拥护蒋介石一致抗日，比较团结，蒋借抗日之名分割使用各地方军队，或拉拢监视力图削弱。地方势力则进行抵制。（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五）正面战场与盟国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局与盟国对日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关系，抗战史论著一向对于苏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比较关注，对苏美等国援华抗日的活动，包括军火、飞机、派遣空军人员、派遣军事顾问等都有不少论述。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与盟国军队共同抗日过程中，与英美矛盾，从战史或中外关系史角度均有研讨。其间还发生过突出的史迪威事件，它一度是战时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
八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之思考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正面战场的研究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距全面真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尚有相当路程。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说，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关于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现在人们习惯地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分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际上这两者是就抗敌所处战线和区域而划分的，从总体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中国战场。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不能把抗日战争看成两国三方的交兵，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进攻的战争。有关正面战场地位的评价，说穿了也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评价。显然，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在在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到底。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贬损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抗日战争。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如果要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同时又贬损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这只能是南辕北辙。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的持久战争，中国不仅在军事上抵御日本的进攻，而且要在政治、外交、经济各个领域与敌周施搏斗，而军事抵抗的战略又与政治、外交、经济的抗日战略紧密相关，互相配合。换一句话说，中国抗日战争运用的是总体战的战略。我们观察抗日战争特别是正面战场作战不能单纯看军事战略，还要研究抗战总体战略，否则就容易陷入片面性。例如，有些学者批评将正面战场军事战略没有以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而单纯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这种批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能否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 比如抗日战争初期，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持续一年二三个月之久，国民政府军队以劣势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进攻，其重要战略意义就是掩护国力西移，为持久抗战建立好西南西北抗战基地。如果指责其过多过大过快的损失，是否允当？事实上在可能条件下正面战场诸如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中也采取过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战法。又如，一些论著批评国民政府抗日依赖外援。事实上弱国抵抗强国，不能不争取外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实行“苦撑待变”未可厚非。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苦撑待变”战略就抗战而言，不免带有消极性质，就外交而言，则不失为一明智的政策，因为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是外交的首要任务。“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争取了友邦。（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苦撑待变”的结果最终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中国一国孤立抗日的战争转变成盟国一致抗日的战争。
总之，研究正面战场不能脱离抗日战争总体战略的视角。
第三、关于正面战场的系统研究
目前研究正面战场还偏重于正面战场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研究，这恐怕是不够的。正面战场研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内容至少还应包括国民政府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国民政府军队状况，内部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士气、作战能力、后勤保障等；战地和后方的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各战区和各部队包括军种间之协同，各战场之间的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与盟军的关系等。近年有的大陆学者撰述论及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青年军等，这是可喜的迹象。（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周春雨：《抗战后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正面战场研究中还应当重视军事将领的研究。大陆学者只对李宗仁、张自忠等极少数将领的抗战事迹发表过论著。
第四、关于如何对待有关正面战场的某些传统论断对于既往中共领导人著作中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一些论断，我们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有的论断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有的论断可能是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政治斗争环境的需要而作出的估计和论辩，未必尽合事实。比如，说武汉失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单就抗战与反共的关系而论，这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因为抗战是解决民族矛盾的范畴，反共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范畴，就国民党政府而言，抗战固然可以联共（不反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战。有反共而不抗战终至投降者，如汪精卫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坚持抗战不投降者，如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揆诸史实，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进行多次会战，有时还主动发起攻势，能说它一直“消极抗战”吗？史学界对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认识也在逐步变化。有的学者分析说：蒋介石“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而“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对于消极抗战，避战，躲进峨眉山观战，坐山观虎斗之类论断，我们不能据以构成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历史的框架，而要根据历史史实来检验其是否正确。
（文章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