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 70 年(1949—2019)

编辑部推荐语 在史学领域,中国近代史是比较敏感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领域,鸦片战争的研究就曾引起最高层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其所办杂志是这个领域的核心。本文作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中文版和英文版主编,她利用自己所处的学术优势,疏理了1949年以来7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 Continue reading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摘要: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 Continue reading

杨奎松: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包括过去长期被称之社会主义三大特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也大都面貌全非。这种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 Continue reading

杨奎松: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杨奎松: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历史研究的进展,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长期隐秘于云雾之中的混沌史实得到厘清;有的是一向谬误的看法终获纠正;有的是在档案文献的发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还有的却可能只是一些新资料的发掘使人得出一些新看法,进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某种冲击,引发了一些 Continue reading

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50年  

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37——1945年这八年时间,因为这八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1946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 Continue reading

杨奎松: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但档案的利用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还远不像在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么简单。尽管同样利用图书馆里的资料做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会因方法不同、理解不同,产生出个人能力或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但是,档案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之处,给历史学家带来的,就远不仅仅是方法上或理解 Continue reading

尚小明:国民党人杀害了宋教仁吗:回应某《宋案重审》书评

大约三个月前,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拙著《宋案重审》的书评,作者署名“奚若云”,题为《山重水复还无路:〈宋案重审〉之惑》(以下简称“奚评”,文章于9月18日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分级历史”)。我本来不打算回应,因为我相信,真正对宋教仁案有所了解的读者,对奚评会有正确的判断。不过近来我的想法有了改变,觉得 Continue reading

廖大伟:百年悬案真相何在?——《宋案重审》的亮点与瑕疵

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审》出版了。这部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共计五十四万字,甫一问世便反响热烈,就一部学术之作而言,并不容易。 吃不准与尚教授见过面没有,但早就闻其大名,也审读过他的稿子。记得有位北京学者提起尚教授正在研究宋案,我当时不知道,不过从那以后便开始关注。不久,知名学术期刊《近代史研 Continue reading

周祥森:历史学是什么

确定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1]欲建立史学评论学科,也须先从本体论的角度确定史学评论定义的内涵。而要确立史学评论的定义,则须先确定史学(也称“历史学”)的定义。史学是什么?这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史学评论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因为它虽然归属于史学本体论 Continue reading

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历史科学可以区分为实证的经验历史科学和理论历史科学,它们既是历史科学两个层次不同的组成部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和考察方式,又是历史科学本身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和环节。史学评论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其本身也可以区分为经验史学评论和理论史学评论两个层次不同的领域和实际发展阶段。经验史学评论,我把它理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