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两种启蒙的困境——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

从五四的文明自觉到三十年代的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这段心路历程,意味着中国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紧张性。中国文化是普世的,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古老的人类文明,具有全人类的意识,然而,这种普世性又是从华夏-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升华而来,因而中国文化又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民初乱世中的”土豪“与“游士”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二千多年之中,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成为国家官僚,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王权制度的崩解,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士大夫阶级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社会当中,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

1938年7月30日,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上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知识分子为什么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外圆内方: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群像中,有一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既未像有些人那样用生命点燃正义的烛光,以呐喊抗争人间的邪恶;也不曾如另一些人那般随浊流而上下沉浮,在屈辱中苛且偷生。他们不乏抗争的义举,但这抗争总是带有力度上的缓冲和节制;他们珍惜个体的生存,但这珍惜似乎又为了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为什么诞生在上海

近些年来,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一起,在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被尝试应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但也引起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虽然集中在经验层面,但背后蕴含着一个更深刻的理论问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运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有一个“双子星座”: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一个出版社和一所大学,奠定了中国的启蒙事业,开创了现代中国文化。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领域。商务与北大,几乎同时在十九世纪末诞生。在五四时期,北大是新文化的生产基地;而商务,则是最重要的知识流通空间。 商务与北大,在近代中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 世代、阶级和惯习:知识分子研究的新路径

摘要:知识分子世代交替、阶级出身和文化惯习,再加上其他的地域背景等因素,只是为了开拓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构成知识分子内战的,还有更复杂的动因所在。 我研究知识分子纯属偶然,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77级的学生,今年刚好高考四十年。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留校以后系里面让我教一门“中国民族党派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论战:《新青年》与林琴南、陈独秀与杜亚泉、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的辩论。前者被认为是”新派”,而后者,则是”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知识上的新旧,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杜亚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