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细珠: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提要:张海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著述宏富,既有精深的专题研究,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留日学生、近代农民战争、国共关系、抗日战争、中日关系史与港澳台研究等诸多领域;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包括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及立场方法等诸多问题。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并在主持编纂《中国近代通史》中付诸实践,从而引导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张海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获得长足进展,海鹏先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持续思考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并在主持编纂《中国近代通史》中付诸实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20年前(1998年),海鹏先生出版第一本个人论文集取名《追求集》,其中“追求”一词,有“对历史真理的追求”之意,他的追求主要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与思考。自从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以来,将近55年,海鹏先生念兹在兹,孜孜以求,笔耕不辍,出版与发表了大量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除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以外,尚有《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书生议政——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等研究著作多部,编著和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台湾光复史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及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1840-1949)》、两卷本《台湾史稿》等工具书、资料集与通史著作多种,发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论文及各种学术文章四百余篇。从这些丰厚的学术论著,可以深刻体味海鹏先生的苦心孤诣与追求的境界。

一、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的专题研究

由于特殊时代的特殊背景,海鹏先生196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后,便遇到“四清”与“文革”,有长达十三年时间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十三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间,但在个体生命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尤其是在一个学者刚刚进入学术单位的最初阶段,本来应该是“黄金时期”,却被莫名其妙地耽误了。在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海鹏先生很是淡然,他说:“那十三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忘怀的经历,是我人生轨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失去的太多,海鹏先生没有在懊恼中徒叹奈何,而是急起直追,并因此而倍加珍惜宝贵的时光。1978年,学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海鹏先生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到1988年,这是他研究工作的“黄金十年”。[2]这个迟到的“黄金十年”,是海鹏先生的学术成长与奠基时期。此后,海鹏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行政领导及中国史学会组织工作,为研究所建设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耗费了大量心血,而自己的学术研究,只能利用假期和其他业余时间。由于这些特殊的背景,使海鹏先生的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色:涉及面广,视野宏阔。

海鹏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其论著既有精辟的史实考辨,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在具体研究方面,则涉及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以下从四个方面略做介绍:

(一)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研究入手。

“文革”后期,海鹏先生始有机会接触学术研究,但起初是被动的,只是接受组织分派的政治任务。1975年9月,组织上分派他结合评《水浒》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李秀成的文章。他撰写了自己第一篇学术论文《李秀成——修正主义和投降派的一面镜子》,这是一篇带有鲜明“文革”烙印的学术性文章,稍后发表在黎澍先生重新主持的《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这时,他被刘大年先生吸纳到《中国近代史稿》编写组,从此逐步走上正常的学术研究道路。1981年,他又与同事朱东安先生等在《近代史研究》合作发表《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明显带有“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印记。

当时,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海鹏先生对此也颇为用力。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研究,除了上述两文以外,海鹏先生还有两篇重要的代表作:其一是《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安庆战役是太平军与湘军战场形势的转折契机和分水岭,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但既往研究多从太平军的角度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海鹏先生则转换视角,从太平军的对立面——湘军方面展开研究,具体分析湘军取胜的原因,如曾国藩、胡林翼坚定的战略思想,正确而又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统一调度与协同作战的方针,以及成功的指挥艺术,这些均有助于观察太平军失败的另一面,从而丰富了这场影响太平天国战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安庆战役的研究。[3]其二是《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关于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研究,辛丑议和是绕不过的课题。海鹏先生独辟蹊径,从国际法角度研究辛丑议和,深刻指出列强处处打着国际法的旗号,但是通观辛丑议和全过程,以及《议和大纲》、《辛丑和约》的主要条款,可见列强都违背了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这个看法一针见血,直击近代殖民主义强暴而虚伪之本质的要害,很是发人深省。他进而认为:“如有学者能从国际法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将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一新生面,加深并丰富人们对近代史是认识。”[4]这两篇论文是转换研究视角,提出新见,推进相关研究的成功范例。

(二)重点研究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

在诸多近代史研究领域,海鹏先生用力最深的是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研究,他首先是从整理资料开始的,与人合作从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湖北革命实录馆原藏档案,选编了三巨册120万字的《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83年版)。利用这些资料,他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考证论文:其一是《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武昌起义前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的时间,历来有10月8日(八月十七日)和10月9日(八月十八日)两说,海鹏先生从直接当事人赵楚屏、黄玉山、邓玉麟、孙武、刘公、谢石钦、李春萱(作栋)、王伯雨、叶桂芬、刘炳、汪锡玖、钟堃、潘善伯、丁笏堂、梅宝玑、陈宏诰等事后的回忆,与事件无关的局外人——革命党人谭人凤、胡鄂公、彭寿松、胡石庵与立宪当人张謇当时的记载,以及与事件直接相关的湖北地方当局与外国驻汉人员如湖广总督瑞瀓的电奏、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根据俄国驻汉口总领事敖康夫提供材料的报告、汉口江汉关英籍税务司苏古敦致总税务司安格联函、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致林董外务大臣电等多方面材料,考实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发生在10月9日(八月十八日)。确定这个时间,对于理解武昌起义发生在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至关重要。[5]其二是《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新军排长蔡济民为首的15人组成的“谋略处”,作为决策机关,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据海鹏先生考证,所谓的“谋略处”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10月11-14日,军政府下成立的主要组织机关如下:(1)参谋部:部长杨开甲,副部长张景良,兵谋科长吴兆麟,参谋官20余人,秘书、书记、收发各若干人。参谋部是军政府初期成立最早且最重要的一个机关。(2)交通部:李作栋为部长,李钦为副部长。(3)军需部:向訏谟为部长,胡捷三为副部长。(4)书记部:冯昌言为部长。(5)民政部:张和伯为部长。(6)测量部:由朱次璋建立。(7)稽查部:蔡汉卿为部长,王子英为副部长。(8)外交部:胡瑛为部长。另外,还特设执法处、侦探处、间谍处、招纳处。在军政府初期各部处机构中,未见“谋略处”的存在,所谓“谋略处”是长期以来对参谋部的误记。[6]这两篇考证论文,一篇“考实”,一篇“考异”,充分展示了海鹏先生精湛的考据功夫。在《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一文中,他总结自己的心得是:“历史研究者如同办案人员一样,必须具有十分冷静的头脑,收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参照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应付裕如,下笔有致。”[7]治史如老吏断狱,这是乾嘉考据学的基本方法。海鹏先生在谈及《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一文时,曾特别说明:“这篇考证谋略处的文章,我是运用乾嘉考据的方法来研讨的。”[8]实际上,这两篇考证论文,也是海鹏先生运用考据学方法研治近代史的典型范例。

稍后,海鹏先生又撰写了《论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1993年)一文。这篇论文对黄兴等重要革命党领袖人物对武昌首义的态度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对革命能在武昌首先爆发并取得成功的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延缓了奔赴武昌前线的时间,错失了掌握首义胜利之初革命领导权的机会,致使革命政权最初落到旧官僚黎元洪之手,从而影响革命的进程。论文从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党人派人到香港请黄兴回湖北领导起义入手,细致地考证了黄兴因黄花岗起义之后意志消沉,不相信武昌能成功发动起义,因而一度不见武昌来人,了解情况之后也不马上动身,而是迁延时日,当他从上海转到武汉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黎元洪也做了都督。论文还从宏观上比较分析了黄兴、孙中山及中国同盟会的起义战略,从而说明黄兴等革命领袖对武昌首义的消极态度直接影响了起义的前景与结局,因为革命党高层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不能及时赶到武汉,武昌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也不在现场,起义军不得不找到下级军官吴兆麟为临时指挥,又不得不找出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如果黄兴、宋教仁在起义现场,或者蒋翊武、孙武能挺身出而指挥,武昌起义的前景要辉煌得多,其结局将是另一个模样。”[9]这篇论文从黄兴对武昌首义的态度这个微观问题入手,关照了武昌起义与辛亥革命整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示范之作。

海鹏先生不仅关注辛亥革命的微观问题,他对辛亥革命也有整体思考和评论。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是对辛亥革命的贬低,而是正确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从反对封建专制这个层面,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历史的进步,这是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很高评价。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性质,确定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前后进程关系,对于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有好处的。”[10]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后发生的一次伟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并从“辛亥革命冲破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堤防”、“辛亥革命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辛亥革命的失败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四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11]

海鹏先生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研究颇有心得,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论文。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经常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并用,其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如何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学界颇有分歧。海鹏先生所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一文,从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孙中山与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等几个方面,详细评述了学界既有相关研究的各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孙中山所理解并准备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他要在中国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同时,他还指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如果有人就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专文讨论, 定会加深人们对孙中山思想的认识。”[12]学界有人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海鹏先生撰文予以辨析,认为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理念,要将他习惯使用的术语、名词认真鉴别,不能随意望文生义地附会,以免歪曲孙中山思想的本意。事实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说,本身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孙中山没有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其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并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把他的“社会革命”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概念。[13]他还特别撰文剖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认为民生主义代表近代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渴望同官僚垄断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争取平等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应该称之为民生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更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14]他进而认为,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他的民生主义的真谛。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公开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民生主义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5]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相联结,充分突显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如何推进孙中山思想研究?海鹏先生一再强调要关注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其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尊崇马克思主义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最高的理想与不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节制资本与大贫、小贫,批判资本主义与推行资本主义,提倡国家资本主义与反对大资本垄断,真心同情劳工阶级与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正因为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而使各种政治势力对民生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16]他进而指出,这些矛盾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自身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就这些矛盾展开研究,很有可能找到一个推进孙中山研究的突破口。” [17]

(三)兼涉其他多个领域。

海鹏先生的近代史研究涉及面很广,几乎关注到各个重要领域。如晚清的洋务运动,他曾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做过系统演讲《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第79-104页),也撰写了两篇相关研究论文:其一是《析黎庶昌<敬陈管见折>》(《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发掘了驻外使臣黎庶昌在中法战争期间关于内政改革建策的奏折,此折之前并不被人注意。其二是《19世纪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提出中国的洋务新政不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而可以与德川幕府末期的改革相比,因为洋务新政和明治维新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完全相同,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完全相同,这样便为认识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提供了新的视角。又如晚清的维新运动,他发表《对“戊戌维新的再思考”的再思考》(天津《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增1期),对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关于民国史研究,他发表《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充分关注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指出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像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样的一部断代史,并从自己对中国近代史从“沉沦”到“上升”的总体认识,提出研究民国历史应该把握五个历史转折: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民国历史的第一个转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历史的第三个转折;1936年西安事变与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民国历史的第四次转折;1946年6月国共内战开始,是民国历史的第五次转折。[18]关于国共关系研究,他发表《论皖南事变之善后》,从国共抗战路线不同这个皖南事变之远因入手,具体分析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而尖锐对立、难以转圜的状况,认为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消灭了新四军主力,但政治上在全国很被动,而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失去了新四军主力,但在政治上斗争很主动,从而使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19]关于留学生问题,他发表《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详细考察了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情况,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人数约有十万余人,远超过同期赴欧美留学的人数,但其中90%的人没有毕业就提前归国了,而且往往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采取集体回国的方式。他强调指出,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因此不能培养留日学生亲善日本的感情,反而迫使他们大多数人投入祖国人民抗日的洪流。[20]还有关于中日关系史与港澳台研究等问题,笔者曾撰文简要介绍。[21]特别是台湾史研究,是海鹏先生在近代史研究所开辟的新领域,冯琳撰有专文,此不赘言。

(四)近期关注抗日战争史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向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海鹏先生关注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变本加厉地蓄意制造事端,使中日之间的政治与外交关系不时地发生波折。面对现实中复杂微妙的中日关系,为了做出学理上的回应,学界加紧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使抗战史研究有渐成“显学”之势。这期间,海鹏先生做了多方面的睿智思考,充分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担当与卓识。他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两个角度,充分肯定了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一方面,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因为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也进一步推动民族复兴;另一方面,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贡献,从此中国开始登上了大国活动的国际舞台。[22]在反思国内外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现状之后,他强烈呼吁大力推进抗战史研究,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包括海峡两岸的科研力量,制定抗日战争研究科研规划;二是全面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建立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和互联网数据库;三是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四是积极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国际网络,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23]

对于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海鹏先生都有理性而冷静的思考。比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老问题。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存在两个战场和两个领导中心: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大战场,在对日作战上始终实施着全面的战略配合,在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战略支撑的作用;领导和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正是这两个领导中心构成了两大战场的政治保障。抗日战争中的两个战场和两个领导中心,形成了抗日战争历史的主线和基本线索。[24]又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他认为“二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有两个战争起点: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是东方战场的起点,1939年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是西方战场的起点;还有两个主要战场:亚洲战场最大的特点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是中国抗战,美国与英国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加入对日作战,欧洲战场主要是欧洲国家加上苏联和美国对付德国侵略势力。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苏、美、英等国际力量给中国抗战巨大的支持,中国战场的持久作战也给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巨大的支持。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25]再如,关于“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概念之争问题。2017年初,有关部门发函要求全国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把“八年抗战”全部改为“十四年抗战”,有学者在报刊撰文认为“十四年抗战”概念已经在史学界形成共识。海鹏先生不以为然,指出中国史学界向来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局部抗战的历史;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历史,也开启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历史。用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来概括1931年以后至1945年的中国历史,是准确的,严谨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以完整地、全面地解释这一段中国历史的。用“十四年抗战”概念,就不可能准确概括1931-1945年间的历史。他进而认为,无论是“八年抗战”或者“十四年抗战”,从学术上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宜由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把“八年抗战”全部改为“十四年抗战”。“‘八年抗战’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如果用‘十四年抗战’作为一个概念取代‘八年抗战’,将会遇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历史上将难以做出交代。”[26]这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历史学家的理性谏言。

以上简要介绍了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诸多领域的专题研究情况,可见虽然海鹏先生最初进入学术研究是被动的,但他很快就进入角色,掌握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积极探索与追求,并能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握时代变迁的脉搏,占据学术前沿,进而引领与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学术研究中的专与博,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是学界历久弥新的话题,也是海鹏先生经常思考的问题。他曾经在访谈中谈到:中国社科院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是“书呆子”,另一种人是战略思想家;多数研究人员要成为“书呆子”,少数人成为战略思想家。“多数人成为某一个问题研究上的专门家,少数人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具有广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上下古今,国内国外,无不涉猎。许多专门家及其学术成果形成了引领某个、某些学术领域前进的标志,始终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某个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则在某个或者某些学科的学科体系上做出创新性的思维,引领那个学科向着更高的水准或者集成的高度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家,小则可以引领某一学科领域向着新的高度发展,大则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27]显然,海鹏先生不是纯粹“书呆子”式的专门家,而是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因无暇顾及更多的专题研究,海鹏先生用力最多、成就最著的还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包括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及立场方法等诸多宏观问题。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观察与研究历史的一整套基本理论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海鹏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规律,再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海鹏先生有幸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领导下工作,不仅读他们的著作,而且亲炙他们的教诲。他曾撰文阐述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开拓之功,特别是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先驱作用,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督促、鼓励自己努力沿着这些前辈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能动摇。前辈的指引是一方面,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领悟和体会。他曾自述说:“我是在学习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我在学习和理解这个理论后,是服膺这个理论的。即使遇到质疑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论,都不曾动摇过。”“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28]海鹏先生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历史研究实践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指南针”和“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

海鹏先生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必须尊重基本史实,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教条化。“只有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29]他反对贴标签、机械式、教条化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就要注意时代的不同,观察今天的现实社会,基本上可以不必用阶级分析法,但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的方法还是阶级分析法。“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30]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是在全面搜集、研究历史资料的时候,不仅看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而且努力追索历史过程的本质,把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精神结合起来。”他在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无论做什么课题研究,都始终遵循这种精神。他说:“我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过程中,不论是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还是宏观历史的思索,都努力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努力体现科学方法和革命精神的结合。……我认为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符合历史的本质,符合历史的真实。”[31]

坚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海鹏先生始终秉持的治史原则。在与访谈者谈及这个治史原则时,他坚定地表示:“这的确是我始终坚持的治史原则。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大陆的刊物上我是这样讲,在台湾的刊物上我也是这样讲的。”[32]他曾在台湾《历史月刊》撰文,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结合这个原理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历史事实,包括帝国主义侵华问题、洋务运动问题、辛亥革命问题、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三民主义)问题、资产阶级历史作用问题、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问题、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等,分别进行了解说。有鉴于台湾学者对唯物史观多有诟病,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他还从具体事例引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出于一种信仰,即出于尊重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这样一种真实的信仰。”[33]

(二)借鉴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

中国近代史研究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地受到国际学术的影响:一方面,大量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被译介进来;另一方面,国际上一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些都对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时代里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对此,海鹏先生作出了理性的思考和回答。他提倡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吸收、研究、借鉴国外史学理论。他说:“在历史学领域各学科建设中,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并开展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如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和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方面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34]他对于现在的年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下降,而言必称西方学者的“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深表忧虑。他强烈呼吁:“在学术领域多元多变的情况下,有远见的历史学者在注意吸收各种有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35]

同时,他提倡努力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历史学的话语权。在他看来,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要着重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其他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不足在哪里,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要探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中国传统儒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回答为什么中华文明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如何指引中国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还要关注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上文明中心的转移,探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些课题,需要学者深入进行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依据,要有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有说服力,才能建立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气派。”[36]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他主张要坚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地开拓创新,要坚持自己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与理论,并用扎实的史学研究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他说:“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并提升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做出更加翔实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学术体系。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历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37]

(三)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兼采“现代化范式”。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并不是新东西,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范文澜与蒋廷黻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史》分别是这两种范式的典型代表作。这两种范式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的产物,其在学界的影响与命运也同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海鹏先生认为:“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38]可见学术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政治的影响。正是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因素,长期以来,大陆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还是遵从革命史范式。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现代化问题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现代化理论更是学界的时髦话语,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有学者试图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与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如何看待现代化理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如何看待“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问题,是每一个近代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海鹏先生是主张“革命史范式”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并不回避现代化理论在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实际上,他作出了非常理性而辩证的思考:一方面,他充分肯定现代化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积极意义。他说:“现代化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39] 另一方面,他不赞成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而是坚持革命史视角的主导地位,认为现代化视角只有与革命史视角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近代史。他说:“从现代化的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40]

(四)抵制非历史主义,对历史虚无主义“亮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应该说,这是学术发展的有利时机。但与此同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也不时地出现一些非历史主义论调,甚至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些论调与倾向源于学术,但影响却远在学术之外,确实不可等闲视之。海鹏先生曾发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评价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6年12月14日)、《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理论热点12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几篇论文,系统地剖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原则性争论问题,比如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问题、近代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等等,并对一些错误观点从学理上进行了理性的辩驳。

具体而言,可举几个显例如下:(1)关于近代史上的“开关”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有人把近代史上的“开关”与当时的开放政策相比附,变相地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落后的封建中国喝彩,不无美化殖民侵略之意。这个问题涉及怎样看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以及中国人民要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海鹏先生做了辩证的分析,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传播资本主义文明而侵略中国的,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是为了保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取西方文明为我所用的可能。他指出:“在研究近代中国‘开关’的历史过程时,我们不能对近代中国的‘开关’不加分析地、简单地取歌颂态度,而应实事求是地分析造成这种‘开关’的历史原因和后果。”[41]

(2)关于“告别革命”问题。1995年,香港出版《告别革命》一书,随之有一种“告别革命”论在海内外流传,宣扬要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1949年的革命。海鹏先生撰文批驳了这本书中歪曲、诬蔑中国近代革命史、世界革命史的错误言论,指出“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通过逐层辩驳其史实之错谬和理论之虚伪,最后揭露了“告别革命”论者的实际政治目的。他说:“为什么要提出‘告别革命’说?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目的。”[42]

(3)关于“走向共和”问题。2003年,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黄金时间播出,在社会上与学界均引起较大反响,甚至有“前度《河殇》今又来”之势。各界人士莫衷一是。海鹏先生认为这个电视剧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不但建构了错误的历史事实,而且宣扬了错误的历史观。他撰文详细分析了这个电视剧违背历史事实、违背唯物史观的错误,严正指出:“《走向共和》是为了表达某种历史观点的政论剧。因此,《走向共和》是编导者们心目中的近代史,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近代史。说它是唯心史观影响下的产物,是不会委屈它的。”[43]

(4)关于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年1月11日,有人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义和团事件为例,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海鹏先生从基本史实、方法论和历史观几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他说:“‘现文’所叙述的历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它轻率地指责中学历史教科书错得一塌糊涂,自己的史料基础和史评更是错得一塌糊涂。它开给我们的药方,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样一付不对症的药方,要把青年引导哪里去,不是很清楚吗。”同时,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44]

与各种非历史主义的论调相关,历史虚无主义是在社会上与学术理论界有更大影响、性质更为恶劣的思潮。海鹏先生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谓“告别革命”论发表以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学术理论界具有很大影响的政治思潮。在当下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特定的内涵。其观点集中表现为:一是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只起到破坏作用,而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和革命压倒了启蒙,只有资产阶级性启蒙才具有建设性作用;二是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领域,否定中国自五四以来爱国、革命的传统,将中国人民在五四时期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看作脱离以欧美为师,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歧途;三是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四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历史虚无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否定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的一切进步事物和正面人物,否认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把历史统统颠倒过来。“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不在于总结历史教训,而在于通过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离间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消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心。一句话,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两个否定’和‘一个肯定’:否定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肯定近代中国剥削阶级的统治。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着重在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上大做文章,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打着‘重新评价’和‘还原历史’为旗号,攻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试图以历史为切入口,来质疑、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从历史依据和逻辑前提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的执政地位,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名在历史,其剑锋却指向当今社会现实。”他明确地指出,主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有一个死穴,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我们的社会舆论、媒体、新媒体、各种影视作品以及各种历史出版物,只要本着尊重历史真实来说明历史真相,就是点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死穴,就是拒绝了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要敢于“亮剑”,不能做“开明绅士”。[45]

以上所举四个方面,仅其荦荦大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拟在下节论述。海鹏先生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对中国近代史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思考也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正如他自我评述所说:“在这些研究中,我努力体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也许读者会对我的研究提出批评,我想他们不会怀疑我在这方面所做的认真努力和执着追求。”[46]

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无论是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归根结底还得落实到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海鹏先生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具体实践,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什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47]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及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已在上节论述,下面主要略叙其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分期与研究对象的看法,以及关于中国近代通史编纂的具体实践。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海鹏先生是积极参与者。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涉及的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它包含什么内容,它的历史发展趋势,哪些新的阶级产生了,哪些旧的阶级力量衰弱了,哪些阶级力量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步伐,等等。”至于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这便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包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近代史研究,如何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旧史学观点,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系,如何评价近代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等。”[48]对于这些宏观理论问题,他都做了认真而深入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争,基本上延续了50年代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论争过程中,海鹏先生是坚持“两个过程”论的代表人物。所谓“两个过程”论,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个著名论断的概括。针对有的学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这样的观点,海鹏先生正面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两个过程”论只是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并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近代史上还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甚至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等等,都是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是应当承认,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用它们来冲淡或者代替“两个过程”论是不妥当的。由此可见,“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49]稍后,他进一步撰文肯定,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最确当的概括”。他指出:“毛泽东关于‘两个过程’的概括,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而形成的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50]

针对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半殖民地化),而且有“上升”(半资本主义化),这种“沉沦”与“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观点,海鹏先生认为这种解说有一定新意,但又难以自圆其说。虽然他并不否认“沉沦”时伴随着“上升”的因素,“上升”时也有“沉沦”的因素,但他不以“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为然,而是提出了先“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新解说。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这样解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与‘上升’,是否更合理些呢!”[51]

当时,胡绳先生的“三次革命高潮”论受到诸如“四个阶梯”论等新观点的挑战。海鹏先生不以为然,他说:“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有人批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希图用‘阶梯’论或者别的什么论来代替。照我看来,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52]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上,海鹏先生坚持和发展了胡绳先生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提出了“七次革命高潮”的观点。他认为:“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他突破1919年的分界线,把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分为七次: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第二次,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第五次,1927年大革命;第六次,1937-1945年抗日战争;第七次,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说:“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53]

(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与研究对象。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历史分期密切相关,在参与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海鹏先生已经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以往学界多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或者笼统地称为中国近现代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不时地受到质疑和挑战。海鹏先生的意见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的基础上,他依据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解,依据对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形成和“沉沦”与“上升”不同发展的认识,试图打通以1919年为分界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力图从宏观上建构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他把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分为六个时期:(1)1840-1864年,是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对中国社会面临的急遽变化作出初步反应的时期。(2)1864-190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对所处环境做出强烈反应的时期。(3)1901-1915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下沉沦到谷底的时期。(4)1916-1937年,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取代旧势力开始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5)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时期,中国近代史发生根本转折。(6)1945-1949年,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54]

近年来,海鹏先生又撰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进行专门阐述。在他看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实际上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是以1919年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非常明确。一方面,他认为以1919年为分界线割裂了一个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割裂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他们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另一方面,他进一步阐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论证了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终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端。因此,应该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55]他赞成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1949年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是因为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分期,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科学的。”[56]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海鹏先生逐渐明确了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他说:“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57]他进一步论证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可以不因“近代”的内涵随时间改变而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他说:“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58]

(三)关于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

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认识,是要打通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现代史,建构一个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对此,他不仅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而且有不断的具体实践。早在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之初,他就曾协助刘大年先生编著《中国近代史稿》。该书只出版了第1-3册,计划中的第4、5册因故未能完成。海鹏先生在回忆此事时曾深表遗憾。[59]编纂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是他埋藏心底的一个学术情结,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99年,他主编出版了一本《中国近代史(1840-1949)》(群众出版社),是一次初步尝试;2006-2007年,又主编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中国近代通史》以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国家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即现代化——为基本主线,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840-1949年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全书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但不局限于政治史、革命史的范畴,而是有机地结合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专题史内容,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近代中国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

《中国近代通史》的体系结构,主要根据海鹏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原则的一些基本看法,并作了适当调整。全书分十卷: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是全书的总论,简要概述了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历史传统,以及该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对中国近代史作了宏观的解说;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年),叙述西力东侵与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初步反应的历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年),叙述以洋务运动为中心的中国朝野为应对变局而寻求变革自强,并被甲午战争证明失败的历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年),叙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做出强烈反应的时期;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年),叙述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互动关系的历史,揭示近代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型的实相;第六卷:民国的初建(1912-1923年),叙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割据战争的大部分时期的历史,是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并转趋上升的时期;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年),叙述国共合作发动大革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高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垮台的历史,明显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上升趋势;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年),叙述国共两个政权长达十年的对立与政争的历史,由于外敌日本的侵略,使国共政争局面发生重大变化,西安事变是一个关键因素;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年),叙述全民族抗战及其伟大胜利的历史,揭示了抗战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转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年),叙述了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历史,展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

该书总结了新中国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成果,第一次完成了一部以1840-1949年时间范围的大型的中国近代通史。从通史的角度说,既打通了断代史意义上的晚清史与民国史的分野,又打通了学界习以为常的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野,第一次搭起了一个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一般的近代专门史,也不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通史》在总结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近代史框架,为进一步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对于海鹏先生及其精神家园——近代史研究所,均有非常特殊的意义。2001年底,海鹏先生在“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讲述了一个典故:“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60]其实,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一直是近代史所几代领导人的心愿。第一任所长范文澜先生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只是半部中国近代史;范老还曾在近代史所确立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并且几次组织力量,布置任务,几上几下,终究由于时代的原因等因素,未能毕其功。刘大年所长主编了《中国近代史稿》第1-3册,但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只能算完成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海鹏先生主持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编纂项目,就是希望了结近代史所的“半部近代史”情结。项目完成后,海鹏先生在回顾撰写、出版历程时总结说:“作为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逾40年,担任所里的领导工作超过16年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感谢长期以来研究所对我的教导,同时因为在我手里完成了几代人梦想完成的任务,感到可以告慰创所的所长范文澜先生、长期担任近代史所领导工作的刘大年先生。”[61]

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均引起了较大反响。不仅新闻媒体多有报道,而且《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还发表了多篇书评予以推介。专业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编发了茅家琦、龚书铎/张昭军、李文海、曾业英、熊月之、罗志田、马敏、桑兵、郭世佑9篇笔谈文章,对《中国近代通史》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李文海认为该书是一部“全面、详尽地反映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历史状况的学术专著”,并总结出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62]又如,熊月之认为:“《中国近代通史》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的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63]再如,马敏认为,《中国近代通史》“从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视角,给出了一种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通盘性解释”,“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真正写通了的大型中国近代“通史”。”[64]

此后,海鹏先生又作为首席专家,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作为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教材,正在向全国高校推广。他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别委托课题,与学生翟金懿合作撰写《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作为学术普及读物,向全社会广大读者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通过这两项工作,海鹏先生可以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大众传播自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理念,包括正确的历史观和可靠的近代史知识,所以他乐此不疲。

四、结语

海鹏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不无遗憾地坦承道:“说实话,我个人原来是有意在专题研究上多下些功夫,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65]因为长期担任行政领导与组织工作,海鹏先生没有自己的时间做更多精深的专题研究,尽管他曾经小试牛刀写了一些精彩的专题论文,也充分显示了从事专题研究的深厚功力,但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与特色还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评论,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我们或许会遗憾学界少了一个近代史某些领域方面的研究专家,但应该庆幸多了一个出色地引导和推动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大家,这是对海鹏先生学术贡献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他多年来作为学术组织者与领导者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恰当定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海鹏先生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是建国以来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内中国大陆学界探索近代史的结晶。正如曾业英先生所说:《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出版,“实现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也可说是完成了国内几代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夙愿。”[66]这就是说,《中国近代通史》是新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

2016年,《中国近代通史》出版将届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意修订再版。在讨论修订的过程中,海鹏先生提出修订时要维持初版的基本风格、基本观点、基本结构“三个不变”的原则,得到各卷作者与出版社方面的认可。[67]双方之所以采纳这个要修订但又不能大改的原则,是因为:一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较大发展,相关的档案文献也有持续公布和新的发现,如清史编纂工程大量刊布清史档案文献史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日记手稿,以及中外档案馆新发现和公布的大量新史料,等等,都为近代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和学术路向,根据新材料、吸收新成果对《中国近代通史》予以修订,确实很有必要。但另一方面,就目前近代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与研究水平来说,甚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近代通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一时还难以超越,只能有待来日,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令人可以期待的是,当今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学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新时代召唤他们有新的突破。他们敏锐的思维、宏阔的视野、不同流俗的开拓创新精神,尤其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可望为近代史研究带来新的气象。如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有任何新的突破,只要不违背科学创新的理性精神,想必这也是海鹏先生所乐于看到的。

注释

[1] 张海鹏:《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5页。

[2] 他曾在访谈中说:“1978年开始,我进入真正的学者生涯,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一心一意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我学术研究的十年黄金时间。”参见李细珠、张志勇、赵庆云访谈整理:《张海鹏先生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3] 张海鹏:《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25-50页。

[4] 张海鹏:《试论辛丑议和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101页,注释①。

[5] 张海鹏:《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288-294页。

[6] 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177-189页。

[7] 张海鹏:《宝善里炸药爆发时间考实》,《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按:这段话在《近代史研究》发表时有改动。

[8] 李卫民:《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张海鹏研究员访谈录》,《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第12页。

[9] 张海鹏:《黄兴与武昌首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4页。

[10] 胡波主编:《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下册,“张海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2页。

[11] 张海鹏:《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9月26日,第7版。

[12] 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第52-66页。

[13] 张海鹏:《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268-279页。

[14] 张海鹏:《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孙文研究》第21期,日本,1997年1月),《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第316-329页。

[15] 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现实意义》,《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5页。

[16] 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在矛盾值得研究》,《张海鹏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431页。

[17] 胡波主编:《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京津卷》下册,“张海鹏”,第26-27页。

[18] 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7页。

[19] 张海鹏:《论皖南事变之善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00-126页。

[20] 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179-193页。

[21] 李细珠:《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张海鹏先生的学问人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6-17页。

[22] 张海鹏:《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论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5页。

[23] 张海鹏:《下大力气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9月17日,第7版。

[24] 张海鹏:《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第7版。

[25] 张海鹏:《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8期,第26-35页。

[26] 张海鹏:《对教育部<通知>的质疑——“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八年抗战”远非史学界共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129/13/12776403_625264938.shtml。

[27] 李细珠、张志勇、赵庆云访谈整理:《张海鹏先生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89页。

[28] 张海鹏:《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9、24页。

[29] 张海鹏:《新时期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求是》2009年第7期,第44页。

[30] 张海鹏:《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21-22页

[31] 张海鹏:《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0页。

[32] 张海鹏、邹兆辰:《追求历史的真谛:我的史学之路——访张海鹏研究员》,《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4期,第48页。

[33]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若干史实的解说》,《张海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42页。

[34] 张海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光明日报》2008 年11 月9 日,第7 版。

[35] 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页。

[36] 张海鹏:《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光明日报》2016 年7 月27 日,第14 版。

[37] 张海鹏:《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7月25日,第16版。

[38]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9页。

[39] 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422页。

[40]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7-29页。

[41] 张海鹏:《略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第51页。

[42] 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46页。

[43] 张海鹏:《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宣扬什么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第62页。

[44] 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评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日。

[45] 张海鹏:《点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死穴》,《环球时报》2014年12月22日,第14版;《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要敢于“亮剑”》,光明网•理论频道,2015年4月24日,http://theory.gmw.cn/2015-04/24/content_15472153.htm。

[46] 张海鹏:《治所与治学肩挑双担 论史与论政心忧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7月28日,第2版。

[47]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4页。

[48] 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2、13页。

[49]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7-8页。

[50] 张海鹏:《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第3期,第30页。

[51]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9-10页。

[52]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页。

[53]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页。

[54]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4-15页。

[55]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0日,第7版。

[56]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北京日报》2015 年7 月27 日,第23 版。

[57]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页。

[58]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5-16页。

[59] 张海鹏:《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跋”,第768页。

[60] 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怀念》,《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05页。

[61] 张海鹏:《一次愉快的合作经历——记<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撰写、出版的历程》(2007年8月13日),未刊稿,用电子邮件群发《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成员。

[62] 李文海:《<中国近代通史>笔谈——尊重历史真实 着力学术创新》,《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7-8页。

[63] 熊月之:《<中国近代通史>笔谈——贯通近代百年历史的鸿篇巨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17页。

[64] 马敏:《<中国近代通史>笔谈——通史贵在“通”》,《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19、20页。

[65] 李卫民:《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张海鹏研究员访谈录》,《晋阳学刊》2011年第3期,第12页。

[66] 曾业英:《<中国近代通史>笔谈——实现了本所几代人的夙愿》,《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10、11页。

[67] 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通史>修订启动会纪要》(2016年8月27日),未刊稿,用电子邮件群发《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成员。

文章原刊《晋阳学刊》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