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已逐渐改变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向，但在研究方法上似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动态性和阶段性。城市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所以它有产生、发展和完成等多个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起步于何时，以什么为标志，目前尚无定论。不少人将现代化的起点确定为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的若干变革因素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出现了，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变的若干因素也在部分城市开埠通商后初露端倪。因而我们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仍可定在鸦片战争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10年间，城市现代化发展是否有阶段性也有研究的必要。我认为，这110年间的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阶段性，而在于以什么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这是研究者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另外，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城市或不同的单体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一样，比如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埠通商城市的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就早于内地城市，而内地中心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又早于一般城市。因而，我们应根据不同的省情、区情、市情来确定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
二是要注意整体性和系统性。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变革的历史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研究者往往过于强调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因而对于城市早期现代化只强调城市现代经济的发展，强调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往往注意不够，比如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城市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研究多有忽略，或偶有涉及但也未放在一个应有地位来考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城市作为现代化的载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大系统，系统内部的各种子系统和各种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而研究城市早期现代化要注意城市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发展也有主次之分，近代以来由于资金、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制约，城市各子系统不可能同步现代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主导子系统是不同的，因而如何通过优先发展城市的主导子系统的现代化来带动整个城市的现代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在近代作为推进城市早期现代化主导力量的中国城市管理层和地方精英，还不懂得发展现代化的这种辩证关系，不懂得确定城市主导子系统现代化优先的原则，故他们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城市的早期现代化的发展。
三是要注意不平衡性和波浪性。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波浪性是一个世界普遍的现象。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现代化进程是不平衡的；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中，现代化各要素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不是直线式，而是呈波浪式非线性发展。在中国，由于早期现代化是由外力楔入而启动的，特别是城市经济现代化是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城市经济现代化则是开放的坚实基础。城市开放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互动过程，城市发展的水平差异，要根据城市优势进行合理的空间选择，在那些最优增长城市率先开放，由此带动地区开放与经济成长。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首先开始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大连等城市则居于领先地位。与沿海沿江地区形成对比的是内地城市由于在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等方面都处于较落后水平，故在不断扩大的中外经济贸易中很难实行现代化过程中的越区贸易和越项贸易，商品经济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条件下，封建统治者对内地和内地城市没有采取积极的发展措施，反而设置种种障碍，对内地实行封闭，这就加大了内陆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不断加剧。
四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查，进行多学科的、多层面的研究。一方面，城市现代化必须与整个国家现代化或地区的现代化相协调，充分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和推动区域甚至国家现代化的中心作用；另一方面城市现代化又要受到国家或地区许多因素的制约，城市之外的大环境好坏对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所以，研究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问题，必须将其放在国家或地区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同时由于19世纪以来世界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要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发展的制约，故研究城市现代化也不能离开国际环境。这样就要求我们研究城市早期现代化，在空间上要站在全球的视角来思考，在时间方面进行长时段的研究。
（文章来源：光明网2002-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