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社会史论战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以上海为大本营，以《读书杂志》为中心阵地。因此，尽管《读书杂志》并不是最早介入社会史论战的期刊1，却是考察前期社会史论战最重要的舞台。要了解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了解《读书杂志》及其主编王礼锡。
一、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
王礼锡（1901.5.11——1939.8.26），字庶三，笔名王庶三、王搏今、搏今、爻义、SW等，江西安福人，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党员。
王礼锡不是思想理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却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没有他，论战至少在规模和影响上要大打折扣。王礼锡既以阵地提供者的自由主义中间立场有意识地积极组织和推动论战，又以一位国民党左翼社会活动家和尊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学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论战。他对论战的意义具有高度的敏感和深刻的认识，而他当时的职业和身份又给他组织和推动论战提供了方便。知名学者贾植芳曾经说：“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现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王礼锡作为这场论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为推动这场论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王礼锡是世家子弟，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南昌心远大学，师从汪辟疆（国垣）学诗，心醉于古典文学。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主要得益于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共同运作的大革命。他的进步思想，来自大革命中反帝反军阀的主旨。1927年初，他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并以这个身份，与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李汉俊等人一起，筹备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并领导了江西全省的农民运动。3月，到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结识了担任副主任的陈铭枢将军，并在陈铭枢主持的11军任秘书。大革命结束后，与田汉主编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开始发表研究和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同时任教于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与徐悲鸿、刘海粟、邹韬奋、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交游3。王礼锡并没有因为大革命的结束而转变为国民党右派。他始终保持着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品格，同时又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品质。这是他后来主持社会史论战、尊奉马克思主义、身处国民党而思想左倾的基本原因。
1930年，王礼锡受陈铭枢委托，主持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部工作。“神州”原是晚清国粹派行政主脑邓实（秋枚，1877——1948）于1908年创办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团，主要印行碑帖画册和各种古籍，出版的《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美术丛书》等，曾经风走一时。但至30年代，由于政局动荡，经营不善，已难以为继，只好出让。时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与驻扎在上海的19路军关系密切，试图将“神州”接办过来作为19路军的文化事业，故决意出资购买，并委托曾给他担任秘书工作的王礼锡担任总编4。王礼锡接任此职后，即实行全面变革，使得这家国粹派的老店陡然间旧貌变新颜，成为30年代驰名全国的著名出版机构。
王礼锡向陈铭枢提出，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艺作品，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得到陈的支持。于是，他马上向郭沫若、鲁迅等人约稿，很快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先后出版了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斯宾诺沙与辨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理论书籍，出版了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王礼锡本人则出版了《李长吉评传》一书，并在《读书杂志》上做广告宣称，该书“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书中为研究文学史的人开辟一条正确的新路。”
很显然，王礼锡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对他积极组织社会史论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假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就不会对社会史论战提供阵地并积极介入。而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爱好，二是受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以及成为时尚的熏陶，三是由于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剖中国社会的最切实的理论工具。应该说，至少在主持“神州”时期，他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王礼锡却不是一位党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乃是基于民主、自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宣讲马克思主义，乃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必有之义。所以，他总是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争取言论自由相提并论。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对其他的主义（如胡适的）持批判的态度，言词也颇为激烈，却没有“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党派意图。
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作为他搞出版、办刊物的主导思想，所以，《读书杂志》具有很浓厚的左倾自由主义色彩。可以这样说，“辨证唯物主义”是神州国光社和《读书杂志》的一块招牌。无论是社里出版的书籍，还是杂志上印出的文章，乃至杂志中的书籍广告，都处处弥漫着唯物论的味道。例如，神州国光社还出版过钱啸秋翻译的恩格斯著《德国农民战争》，《读书杂志》作的广告说：“本书是辩证唯物论的大师恩格斯用自己的方法，写成的一本世界驰名的杰构。他以锐利透辟的眼光，纵横奔放的笔调，剖析德国历史上最繁复的事变。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当时各种党派的主张与活动，都有详细的论述。”对依据唯物史观写成的著作，杂志也给予强烈关注。公孙无量《郭沫若将有新著》就介绍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情况，说郭“正计划写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约一二十万字。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学术很有关系的书。他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认为是奴隶社会，根据这个崭新的见解去批判那时的思想，一定不少惊人的奇论。”王礼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则介绍了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中文翻译情况，还在《最近在抢译中的几部书》中介绍了《托罗茨基自传》的翻译信息，他还曾经计划编辑出版《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但恐益滋物议”，才未能实现。
王礼锡这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知识结构，使他敏感地察觉到社会史论战是个大有作为的热点。他及时抓住了这个社会思潮的热点。同时，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人也给他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使他的设想能够变成现实。
1930年12月初，王礼锡在日本广泛听取留日学生胡秋原、朱云影、贺扬灵、王亚南、汪洪法、梅龚彬等人意见，决定将“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寻求中国社会前途”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他很明确地说：“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将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这种研究和寻求必须从中国历史经济的演变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去了解它的规律和特殊性质，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质言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5这段话就是他组织社会史论战的指导思想。
1931年4月1日，40万字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由神州国光社（上海河南路60号）正式出版。王礼锡在《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中表白办刊宗旨和态度，即：“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编者不偏袒争斗的那一方面以定其取舍。”（写于1931年2月15日）后来，在结束《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告别辞中，他又重申：“编者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见想左右战场使为己用，并没有用任何型去范围作家，总之，并没有以任何政治目的作发纵指使的工具去处分一切作家的自由，要说有政治目的，那只是普遍的争取言论自由，为一切无帮口的作家供给发表主张的园地，即是起码的民主斗争。”6
实践证明，王礼锡的告白是真诚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其身份是一位编辑，而不是一位论战的参与者。他所谓“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与他确定的“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事实是，参加论战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所谓“唯物的辩证法”。在这个共同的大前提下，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提出的“公式”各式各样，作为编辑，当然不应该“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王礼锡的方针，用当代的术语说，就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针，客观上为共产国际派共产党人提供了言论园地，也为国民党的“新生命派”、共产党的“托派”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舞台，使杂志内容丰富而庞杂、热闹。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后来回忆，王礼锡“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刘仁静、李季、王独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吴季贤等都和他来往甚密。”7正因如此，王礼锡在中国大陆曾经被指责为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反动文人，这显然是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机械推演，缺乏事实根据。事实是，国民政府当局对王礼锡这种自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颇感头痛，曾设法予以干预，《读书杂志》在“黑暗所笼罩下”遭到“一班恶魔的毒辣的攻击，以至于体无完肤”，“谣诼交至，狂吠四起”，“不必检查即普遍没收”。
须指出的是，当时许多学者的生活处境非常困窘，写作环境极其艰苦，出版著作很困难，王礼锡客观上为这些学者解决了生活困难；不但使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通畅的表达，还通过稿酬解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造就了一批出色的理论家，出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为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甚至为中共“半封建半殖民地”结论的深入论证和定型，都作出了贡献。说他是社会史论战中的蔡元培，是不过分的。
当然，王礼锡中立、超脱、人道的立场是编辑的，限于组稿和编刊，而非学者的。作为有权利的编辑，他没有滥用特权，没有搞话语上的霸权。但是，作为学者，他却有自己“固定的主张”和“公式”。他本人也发表了一些社会史方面的理论文章，并且与胡秋原一起，形成独具特点的一派，后世称之为“读书杂志派”，直接成为参战一方，并不中立、超脱。不过，作为学者的王礼锡显然算不得优秀。他的论战观点，明显受胡秋原影响，基本与胡一致。例如王《古代的中国社会》提出：“中国殷代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进于氏族社会。不过氏族社会始于何时，这是无法推断的。中国有信史自殷代开始。殷以前，都是传说时代。殷代是正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而有初期封建社会之萌芽。”即来自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上）》。后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是：原始社会时代，殷以前；氏族社会时代，殷；封建社会时代，周及春秋战国；专制主义社会时代，秦至清末；专制主义半殖民地化时代，鸦片战争以来。可以说，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无多少创获。这同时也就可以再次印证，王礼锡具有双重身份：一是自由主义的中立超脱的编辑，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倾向性的学者。王礼锡对这双重身份的处理，相当成功。
二、王礼锡的同志胡秋原
王礼锡学术思想和私人感情上最投合的朋友是胡秋原（1910——），然而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个人经历，胡秋原都比王礼锡复杂得多。
胡秋原，原名胡业崇，又名曾佑，别号石明，湖北黄陂人。1929年赴日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普列汉诺夫等人著作，积极关注并参与国内的社会史论战，成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放弃日本学业，在上海主办《文化评论》，宣传抗日。1935年，受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赴莫斯科访问，对苏联深感“失望”，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等职。1988年9月访问大陆，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在史学、哲学、文艺理论等方面著述达两千余万言8，其中完成于30年代的《唯物史观艺术论》9代表了他早年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水平。
胡秋原是五四以后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许多人之所以知道他，首先是由于他曾经发表文章批评钱杏邨及左翼文学，提倡“自由文学”。正是由于他的文章，才有了所谓“第三种人”苏汶所作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也才有了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10。这场不大不小的所谓戳穿“第三种人”的论辩，是鲁迅生平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那时，胡秋原依仗着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谁也不敢显一显好身手的人群中跳将出来”（苏汶语），站在“自由人”的立场，批评左翼文学“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受到左联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击11。值得注意的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对胡秋原下了非常贴切的考语。他说胡秋原“是一个绝对的非功利论者”，是抱着普列汉诺夫主义“从一而终”的人，“是一个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学院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于“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胡秋原这种“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是“老喜欢从最遥远、最难解决的问题说起”，“分析到终极，是既不懂列宁主义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同时，胡秋原也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12。苏汶的这些话，恰切地反映了胡秋原当时乃至一生的特点。
胡秋原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曾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思潮卷进来的。通俗地讲，就是赶时髦13。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既难持久，又怀有强烈的个人爱好的色彩。他入门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既不是马恩的，也不是列宁的，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1986年，胡秋原曾经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普列汉诺夫来的，而他是反对他的徒弟列宁的，所以我从未相信’马列主义’。我主张’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4由这种立场出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主张与自由主义结合，二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与党派利益挂钩。这种态度和立场，既不为国民党喜欢，也不被共产党喜欢，而他对国共两党，也均抱着戒备的心里。另一方面，国共两党对他又不乏拉拢统战的意思。然而，促使他最终离弃共产党而倾向于国民党的，还是1935年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当时，他是共产国际中国部的客人，为中共做事。几个月后，他逐渐发现苏联不仅落后，而且没有效能，苏联人精神上尤其没有快乐自由可言。加上当时斯大林正在搞大清洗，俄人对我国满蒙新疆有野心，民族偏见强烈，等等，使得他因此而怀疑社会主义，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15。
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胡秋原逐渐成为一个反共分子。1954年9月，他曾经写道：”在中国，我是最迟的反共者，然而，我也是一个最无条件的绝对的反共者。”16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尽管在他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总是遮掩这一点。论战中，胡秋原发表《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17、《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18、《亚细亚生产方式论》19、《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20等论文，不仅代表他本人的见解，也从侧面反映了王礼锡当时的思想水平。作为学术史上既有的事实，胡秋原当时的本来面目，不是他后来在海外的反共立场所能掩盖得了的。
王礼锡在胡秋原等人建议帮助下创办《读书杂志》后，先是刊载了杨东莼、胡秋原、张竞生、王亚南、周谷城21等人的文章，鲜明地贯穿着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其中，胡秋原1931年2月20日完成于日本早稻田的《文艺史之方法论：欧洲文艺思潮史绪论》一文，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专列“唯物史观”、“社会学底方法论”等章节，明确写道：“能探着历史变动之中心动力，对于社会形态及精神文化形态之发生变迁作完全之解释者，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历史方法：唯物史观或社会学底方法了。至少，在今日，我们没有什么怀疑这科学方法的根据。……唯物史观实在告诉了我们以社会发展之秘密，有了这辩证法唯物论的历史方法，不仅使我们在一般历史现象社会现象之理解上，得到一个真确的途径，而且也使我们在文学研究上，得到一个最正确的科学方法。”这样的言论，表明了胡秋原当时对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真实立场。
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这期间胡秋原连同王礼锡搞的一个最大动作，就是共同发起对胡适的大批判。1931年6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出版，发表胡秋原《贫困的哲学》、王礼锡《活文学史之死》等文章，对胡适给以严厉抨击。王礼锡在文章中说说：“胡适之先生自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没有反对过帝国主义，且根本不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障碍。在去年的一篇‘五毒’的文章中，并根本否认帝国主义足为中国的障碍。口口声声嚷着‘贫穷’，而伏贴于帝国主义剥削之下口口声声叹息自己的不争气。实在是无出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可见，他们已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大批判。实则，在尊奉自由主义的基本点上，他们与胡适可称同志，只是在思想宗尚上尖锐对立。自由主义使他们能够容忍不同于自己的主张，阶级分析的方法使他们批评起别人来又毫不留情。像胡秋原、王礼锡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在社会史论战中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
三、朱其华挑战陶希圣
《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正式展开。
创刊号上，王礼锡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并在1931年2月17日写于东京的《编者的话》中表明开辟这一专栏的态度：“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第二第三几期对这个问题都有意见不同的文章发表。”专栏首期发表了朱其华与陶希圣讨论中国封建制度的通信，论战正式开始，尔后很快引起北京、天津等地学者的关注，还波及到海外。
这个期间的讨论，虽然也涉及古代历史，但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是围绕着现实问题展开的。在这个阶段，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社会问题、封建社会问题等等，都还是初步涉及。1933年9月，《读书杂志》停刊，论战开始转入第二个阶段。转年，陶希圣组织“食货学会”，创办《食货》半月刊，标志着第二阶段讨论的全面展开。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主要地不再围绕社会性质讨论问题，而是更深入地转入对社会史、社会形态理论的探讨，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一类问题被凸现出来。不论从人员构成上看，还是从讨论的问题上看，抑或从探讨的激烈程度上看，1933年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分界线。
朱其华，字亦明，原名朱新繁，抗战期间化名柳宁。著有《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22，《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没落》23，《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24，《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25，《社会革命之思想与运动的发展》26，《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27，《中国经济危机及其前途》28，《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29，《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30等著作。他的论著虽然数量很多，见解也清楚明晰，但在当时，却被许多人认为水平不高，甚至有人说他只会抄袭有关年鉴资料。
从归属上看，当时一些人认为他属于《新思潮》派，即中共斯大林派，或曰干部派，实则他只是《新思潮》的外围，只是拾取、抄录和综合一些与《新思潮》相合的观点来发表。目前，还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与《新思潮》派具有组织上的联系，在“社联”及与《新思潮》有关的人员名单中，均找不到朱其华的名字。此外，1931年10月29日，他给王礼锡写信说：“现拟作《再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论战对象，除陈独秀、彭述之、严灵峰外，复有李立三、沈泽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拟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对象为批评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氏此作，见解荒谬已极，矛盾百出，而此书销路颇佳，诚有痛斥之必要。”也证明他不属于《新思潮》派。因为《新思潮》派绝不会抨击李立三、米夫。不过，他的基本见解，确实与《新思潮》一致，所以，《新思潮》派对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评价，既无赞扬，也无批评。
朱其华在北京担任一个小职务，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上海，是前期社会史论战的一个重要角色。1931年2月16日，他在长江尽头一家医院完成论文《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对陶希圣、顾孟馀、陈独秀以及拉狄克、托洛茨基的封建主义理论提出系统批判。他提出：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即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但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主要作用。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肃清封建残余。
可以看出，朱其华是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说”的，这与郭沫若一致。他所谓19世界下半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破坏，但封建残余依然占主要作用，与中共所主张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说”一致。但是，他是从“封建制度”这一条线立论的，所以结论是“肃清封建残余”，而《新思潮》派是从封建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入侵这两条线立论的，所以结论是“反帝反封建”。这应该是他与《新思潮》派的一个差别。不过，总的来看，朱其华看到了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性，目光是准确的，值得肯定。与当时的论述相比较，朱其华的见解更接近中国历史之实际。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朱的见解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派别的重视。《新思潮》派固然对他保持沉默，其他派别的学者却对之毫不掩饰地予以嘲笑和抨击，说他根本就不是学者，大有不把其放在眼里的架式。例如，托派的严灵峰1931年6月13日在上海作《在“战场”上所发见的“行尸走肉”》一文，大骂他是“行尸走肉”。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的胡秋原在给王礼锡陆晶清夫妇的信中则骂他“挂羊头卖狗肉”，说他“骂旁人是机会主义，而他自己实在是机会主义者之一”。更令人奇怪的是，面对这种人身攻击性的谩骂，朱其华本人居然未作强硬的回应。尔后，更多的学者对他不屑置评，他便淡出了论战。
朱其华致陶希圣的信1931年1月23日写于南京。信中对陶希圣的“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提出质疑，重申他本人的“崩溃于十九世纪中叶，即国际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可是一直到现在，封建势力还占强大优势”说。
他认为，陶希圣关于“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的最大根据”，即“商业资本的发展，封建诸侯的衰落，君主集权国家的建立”，“都不足以作为封建制度崩溃的说明”。这一点，差不多是许多反陶人士的异口同声，确实比陶希圣合理并站得住脚，也很可贵。
可是，朱其华对自己的见解又很不自信。不久，他给王礼锡写信，便说：“第一辑所发表之拙作，系十个月以前旧作，现在弟之见解虽无变更，但对旧见解增加不少补充。为补救此缺点，故弟极愿在第二辑上发表新作。”
陶希圣当时已经俨然是社会史研究的权威，他没有正面回答朱的问题，而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认为朱的立论前提有问题。31日，他给朱回信，只简单指出：“商业资本固然没有转变新社会形式的作用，却有分解旧社会形式的作用。”这是陶希圣的一个核心性的见解，运用了他的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即商业资本，而“转变”与“分解”的差别，是他分析商业资本作用的核心方法。
陶希圣认为，朱其华的见解实际是以论带史，因而冷冷地说：“先定结论而后去求前提，远不如大小前提既定之后再定结论。”
到1932年3月26日，朱其华在香港写《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明：“在《读书杂志》论战号上所发表的著作，不足以代表我全部意见的万分之一。”接着，列出自己的论著名单，得意地说：“我觉得，我已经发表的意见已经把论敌的见解打得粉碎，论敌已再没有武器可以和我作战了，因此，我可以鸣金收兵了。这一封公开信，就是表示我以后再不参加论战，在论敌没有拿到新武器以前，兹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以朱其华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长篇短论，我对读者完全负责。全部是以外国译文发表，虽然美日友人的翻译都绝对可靠，甚至比我的原作更有价值。”至此人们才明白，他早前的许多稿件，原来都不是他本人写的。朱其华与陶希圣的论战就此结束，朱其华就此淡出，而陶希圣则继续占据着《新生命》派坛主的位置。
四、《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的热闹场面
由朱、陶二人的书信往来，社会史论战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先是1931年5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2期出版，陶希圣派的朱伯康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
朱伯康（1907——），浙江温岭人，时为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后留学德国，解放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朱伯康首先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社会形态连接公式。他说：“一切正常的社会，其发展的阶段恒是这样进行的：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底发展，也大致不外如此。”这段话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它与斯大林后来所钦定的“五形态说”是一致的。其次，他是在肯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的前提下来阐述中国问题的。再次，就当时的论述看，明确提出的五形态的论调，在《新思潮》派之外，并不多见，因而朱伯康的这段话显得特别突出，不失为社会史论战众多文字中简洁而有力的论断。从消极的角度看，后来五形态说成为一统天下的基本教条，朱伯康也算是前驱先路的人物之一了。
但是，朱伯康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各种异质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金融资本杂然并存，政治上武力割据而又含有封建意味，官僚主义的士大夫身分与教育相纠葛，宗法势力支配下的家族制度广泛存在。这些特质混杂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殖民地化过程中之前期资本社会”。
这是典型的陶希圣派观点。这个观点包含两个要件：一个是“殖民地化”，对应的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前期资本主义”，对应的是“封建势力”。
从第一个要件看，“帝国主义是中国经济上最优势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的重重束缚与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没有法子可以兴盛的，没有法子可以独立发展的，只有在不独立的、走向殖民地的条件下才有发展的可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就是说，“殖民地化”是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结果，同时又是摆脱这种统治和压迫的前提条件。
从第二个要件看，“前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其为“前期”，就是因为伴随着残余的封建势力。这两股对抗的势力胶着在一起，便使得社会成为一种过渡的形态。
因此，残余封建势力的挣扎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猛进，便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两个特点。由这两个特点，便很自然地引申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中国的革命，根本是反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同时，中国的革命又必须是反封建的。反封建的革命，必须在民权主义领导之下方能实现。然而，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根本推翻经济的组织，即改变经济基础，所以中国的革命，又必须在民生主义实现以后，方能收最后的成功。因此，中国革命实在是三者民族、民权、民生相连环的国民革命。其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以求实现国际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个革命责任的领导者不消说是中国国民党。”
很显然，这是地道的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和观点。这一主张，正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所要达致的革命目标，也是那个时期国共两党至少在台面上的共识。大革命失败后，朱伯康还在坚持那时候的主张，并试图作出理论阐述，为之提供理论依据。就时间上看，这是一种迟到的理论。从渊源上看，可以看出陶希圣一系实渊源于国民党左派，而非右翼。从与中共的主张做比较的角度看，它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张还是颇有契合之处的。
朱其华与陶希圣的书信往来以及朱伯康文章的发表，还是社会史论战的大幕拉开。真正将论战展开并推向高潮的，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的出版。
1931年8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即《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十天之内就销尽两版。至1932年5月10日，出版第4版，前后共印行约两万册。专辑还引起日本学者关注，很快被介绍到日本31。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将此辑看作是“论战时期”的开始。全书40多万字，发表论文12篇，作者左中右皆有，观点互相歧异，基本代表了各方的基本阵容。论战的激烈程度，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评称为“短兵相接，各位雄纠纠的战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得头破血流，各不相下”。在激烈的交锋和争斗中，却有一点是各派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指导是唯物辩证法或唯物史观，都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
处于论战组织者地位的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明确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辨证法做武器。”与他同属一个阵营的胡秋原也说自己“至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而“托派”分子更是当仁不让，觉得自己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杂志上刊登的李季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广告说：“本书以唯物史观作批评的工具”。镜园《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评论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说：“这两本书，都是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孙倬章则说：“在现在的中国，严灵峰和任曙两君，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声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我想用历史唯物论的解剖刀把纪元前的中国加以大略的剖析。”自称没有党派背景的孙倬章同样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经济的分析》声称：“著者近年完全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革命，常欲作一切实的研究，……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个战士，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从客观上，作切实的彻底的研究，不拘束于系统和成见。”在这种人心所向的氛围下，理论上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政治上却处于向右转过程中的“新生命派”，也同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出发，以至“极左”的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短论》中说：“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陶希圣《中国社会史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迁》，长野朗《中国社会组织》，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任曙《中国经济研究》，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各种杂志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多是依据历史的唯物论这根本的指导原理来的。”日本人田中忠夫《中国社会史研究上之若干理论问题：关于陶希圣、朱新繁、严灵峰》一开篇也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上，我们为求科学地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过程，正确地去把握去理解，也必须照在唯一科学的正确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之光下，加以观察。”实则，《新生命》杂志是地道的国民党右翼刊物，基本特色是反苏、反共、反马列理论。由此，经常出版左翼著作的“新生命书局”也就不能不受到牵涉，故当时即有人说，它并不是一个普通书店，而是“一个负有某种重大使命而力图发展的文化机关或宣传机关。”“在今日党国正统思想界”所占据的地位、“在训政时期所负”的使命，都使它显得很不一般32。其实，《新生命》杂志与“新生命书局”还是有区别的。由于陶希圣理论上站在左翼立场而政治上处于大革命失败后向右“转”的格局中，所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后人总是觉得他很“矛盾”。一方面，他在研究社会史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政治上的立场也不能不影响到他开始对这一理论进行“批判”。处在这样一种转型的过程和张力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身上也就越来越带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后来，他创办《食货》，大力倡导史料研究，未尝没有逃避这种政治立场和理论崇奉之间紧张关系尴尬局面的考虑，只是不便明言而已。理清这层关系，就会明白他何以“矛盾”。不管怎么说，《新生命》杂志毕竟不等于是陶希圣，也不等于是“新生命书局”。此时的陶希圣，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既宣称自己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指责论敌对马克思主义或唯物史观的掌握运用有问题。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就说：“在最近二年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现代经济分析，多半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进行，或至少是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然而这些参战者所得的结论互不相同而且彼此互相攻击，认其反对者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应用辩证法，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孙倬章《中国经济的分析》批评“新思潮派”主张封建经济，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是“陷于资产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同时又批评“托派”，说：“我与严灵峰、任曙迥然不同。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不自觉地陷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立于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的地位。”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则批评所有参加论战的人都是“将中国史实嵌进”历史唯物论，“但同时是不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直可以说他们是没有仔细的考究方法论的问题。有些简直是胡乱的应用他的所谓历史的唯物论，而有些如郭沫若、任曙应用起历史的唯物论来，也因没有考究方法，而不免失于不正确。”胡秋原致王礼锡、陆晶清的信函则批评孙倬章“甚至连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区别都不懂，政治经济的修养过于缺乏，只能抄几句笨书”。又在《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指责孙“不懂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谑画，和马克思主义开玩笑”等等。这些都真确反映了当时人们马克思主义水平还不高因而机械教条的实际。
在这种大家都号称自己是真马克思主义又都指责对方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情况下，有读者便产生了疑惑，给《读书杂志》编辑部写信，不满地说：“论战中各人都以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我们需要的是问题的解答，而不需要方法论上的诡辨。”33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尽管不能说在当时的整个思想理论界34，但至少在参加论战的各派之间，已然具有绝对的理论权威性，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式。对此，王礼锡有一个很公允而到位的评价，即论战“在认识唯物辩证法的价值上已经较从前的论争（像人生观论争）公然以玄学的唯心的方法来标榜时进了一步，但并不是谁都真把握了唯物辩证法。”35此时，“玄学”之类理论在论战者那里早已成为不证自谬、不言自明的明日黄花，马克思主义才是“时髦”。而那时学者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除《新思潮》外，大体上不包括列宁主义在内36，所侧重的方面也颇为不同。那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虽然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理论上却迎来了一个全面建设并走向成熟的时期，不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流行广泛37，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政治理论战线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当时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就说：“马克思主义在一般被压迫的群众中已是一种最有权威的学说，不仅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要研究它，力求了解与应用它，即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这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思想界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然而，对这一现象至今还没有十分圆满的解释38。笔者以为，要真正探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还得到“大革命”中去寻找。那个时候，以马列主义立国的苏联实行双重外交，既与国民党打交道，又积极扶植共产党，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这就使得不仅许多共产党人，而且许多国民党人也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讨。虽然说国民党内部派系重重，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始终就是分裂的，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契合之处，孙中山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孙中山本人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尤其不排斥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就使得极右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抬不起头来。相反，倒是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中间，得到越来越大的宣传和强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失败之后，并且受大革命失败的刺激，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更加深入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右派虽欲扼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一限于自身的理论力量的薄弱，二限于孙中山思想的“束缚”，三限于忙于战事腾不出手，故只能在阶级斗争理论上作些反扑，却无法全盘扼杀马克思主义本身。事实证明，后人严重高估了30年代国民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的封杀程度。远的不说，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如彭真），不是在别处，而是在国民政府的监狱里学习马恩著作的。监狱当局所禁止的，不是马恩著作，而是《水浒》之类造反书。相应的，当时国民政府所着重查禁的，是关于阶级斗争一类的书刊。
论战初期的焦点，集中在对中国当前社会基本经济状况的估计上，进而判断中国当下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详言之，就是当前的中国社会，到底是封建性经济占主导，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由此再进一步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中国革命”规划方案。《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专辑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朱新繁的《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继续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对此，胡秋原批评为“是将干部派理论与托派以及任曙理论‘机械地’凑合起来的一个杂种意见，结局无非是一句老生常谈：中国有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封建经济而已。”与此相对应的一类文章，则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甚至认为中国当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新从四川出来的”孙倬章（1932年溺死于普陀）用两三月时间，写了约20万言的一本书《怎样干》39，《读书杂志》的广告说此书“脱离党派拘束，立于客观态度，完全根据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于各党派作同一公正的批判。”他选取第3章发表，题为《中国经济的分析》，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差不多完全是资本主义在支配全社会的经济。”因此，“一切经济关系，都应受资本主义的支配。农村经济中如土地买卖、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等等，均应以资本主义的法则来说明，才算合于马克思主义，否则即算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切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才有根据，方合于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的历史任务。”在资本主义已经占支配地位的中国，“只残留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此即为半殖民的特征，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所以，应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民权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只有在“工农革命胜利后，中国的产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产力尽量发展的可能。”这种观点更多地是来自“逻辑推导”，而非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实际，严重忽略封建性，既机械，又教条，实不如朱新繁的“杂种意见”更切合中国社会实际。
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本来是“中国托派”的特点，但某些“新生命派”人员或其他某些缺乏派别背景的学者也这样主张。例如，属于“新生命派”的朱伯康在新发表的《现代中国经济的剖析》中提出：“中国的农村生产，已经是很普遍地商品经济化了。”“现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半殖民地的经济现象。”“我们在大体上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半殖民地的经济，或者说是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经济。”结果，他的文章被一位读者指责为“浅薄，自己尚未弄清楚，没有成熟，有些地方人云亦云，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有些地方自相矛盾，令人作呕。”。胡秋原则说朱伯康的文章是一个新的“机械结合”。不过，朱伯康对“商品经济”等等的强调，是为他的“前期资本主义”论断服务的，而“前期资本主义”是具有封建性的。所以，同样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其出发点以及强调的程度等等，是不同的。这一点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免一概论之。
相应地看，托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强调，则是最高的。例如，属于“托派”的王宜昌在《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的强调，就构成了他这篇文章的基本特点。他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封建制度是腐朽了，没落了。陶希圣只看见中国封建政治及上层建筑的存在，《新思潮》派只看见中国封建经济的庞大的存在，而没有看见它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正在完成。”可见，在“封建”这一最小公倍数上，《新生命》与《新思潮》还是有契合之处的，只不过一个看到的是上面的“封建政治及上层建筑”，另一个看到的是下面并且决定了上面的“封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没有什么派别背景的学者，居然也倾向于托派的意见。例如王亚南，就对所谓“干部派”的观点给予批驳。他在《封建制度论》中说：“论证今日中国尚有封建制度存在，尚为封建社会，那实在没有根据。中国近世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是被动的，殖民地的，但总不能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也许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颇不普遍的，畸形的，但大体上，全国确是为资本主义势利所支配。”“我不承认中国今日还存有封建制度和封建势力。”由此看来，托派的观点确实不容忽视，不然就很难解释何以那么多非托派成员居然在结论上与他们“殊途同归”。但是，这种主张显然站不住脚，让人觉得，作者只是生活在概念的象牙塔中，只会对理论概念作机械推演，对实际社会似乎没有一点接触。有些作者本人也很快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如孙倬章说其文章“最后的一部分”“是误会”，“本想删除，而杂志已印好，所以没有删”。王亚南文章印出后，忽然又给王礼锡写信，“希望暂缓发表”，“因为他认为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不过已经印好。”40
由上述焦点出发，引申开去，论战者或破或立，从现实到历史，从理论到实际，从派别外部到内部，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产生分歧。如同属托派的镜园，在《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中批评托派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否认帝国主义妨碍中国工业发展，否认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又指责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有两个错误：不注意指出中国现有的封建剥削形式；不甚注意帝国主义妨碍中国生产力之发展。此外，也不认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方面相当地发展中国工业，但也保存中国的落后关系。可见，同是托派，镜园比任曙、严灵峰就实际一些。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则从“新生命派”的立场批评郭沫若：没有正确的规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忽略了氏族社会发展阶段；殷周之际是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误为是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中国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东周时代已在崩溃的过程中，却说封建社会是东周以后形成的。这种批评显然不是出自公认的标准，而是出自自定的标准，故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
在论战中，一些共产国际派共产党人也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专辑中最值得重视的文章，就是1931年6月15日共产党人张闻天化名刘梦云自称完成于日本东京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41。
张闻天的文章写得干脆利落，清楚明白，给人印象颇深。他明确表达了中共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看法，对“托派”理论给予批判，反映了中共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深度。他在批判任曙时指出：“任曙缺乏政治经济的常识与正确的阶级立场。”“他是企图用各种各样‘左’的空谈抹杀统治中国经济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只看见商品关系，而看不见剥削关系，这是任曙君这类人的基本错误。”然后，他依据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以及基本社会现实，提出：“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只有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如任曙其人者，才会闭着眼睛梦想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就是处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的不安分，他们的起来做反抗的革命斗争，实是这种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以及长期的经济恐慌，所以一方面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使他们不能到城市中变为无产阶级，而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的冻死与饿死，使地主们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紧对于他们的剥削。”“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资本家、富农等重重剥削之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现在无疑的，是处在一个长期的恐慌崩溃的时期。”“然而这一切，在任曙等人看来，都是促进中国乡村中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在我们看来，要发展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资本家与富农的统治，只有消灭中国农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剥削。”看得出，张闻天立论的一个支点，是对“剥削关系”的剖析。“剥削关系”主要是基于阶级划分得出的概念，它虽然也属于经济的范畴，但主要地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但是，张闻天的文章是中共在社会史论战中推出的最有深度的理论力作，确实发人深省，刊出后胡秋原即给予高度赞扬，认为“有大部分意见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但也受到某些人批评42。
五、论战的深入
继第一辑专刊推出之后，《读书杂志》又于1932年3月1日、1932年8月1日、1933年4月1日先后出版三期社会史专辑，将论战引向深入。这个时候，刚刚发生过淞沪战争，论战与民族救亡的联系显得更加密切。到第4辑出版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国民政府文化专制得到强化，王礼锡被迫出国，接手的胡秋原尽管力图维持，但限于时局，举步维艰，杂志不得不于9月关门停刊。
尔后，论战的阵地开始分散，主要通过《食货》、《中国经济》、《文化批判》等刊物继续进行，讨论的内容由现实社会及近代社会向古代乃至上古社会延伸，讨论的热烈程度和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减弱，学术深度却得到加强。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33年之后进行的。所以，社会史论战的高潮虽已过去，但论战本身却没有结束，而是在1933年后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三个专辑发表的文章依然保持着强烈的论战性，依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表现出一个新特点，就是开始从方法论上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辩证掌握，对机械和教条的情况提出批评，对论战本身进行总结和反思。这表明，论战确实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掌握也在深化。
例如，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作于1932年3月10日）从方法论角度说明“唯物辩证法是不容易把握的”，指出：
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任曙的“代表论”，以帆船代表封建社会，以轮船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就轮船与帆船的消长的比较，以确定中国的社会形态。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
这话作为一种原则，是不错的。接着，他强调了正确掌握方法论的重要性，提出：“从方法论上的辩论是最正确的辩论。更明显些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的解决，还在于方法论的解决，也就是唯心与唯物、机械与辩证的争论。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谁正确地把握了这方法，问题的解决就在谁的手里。”“唯物辩证法是实践的方法。关于离实践而孤立的思想的讨论，那是经院学派的论争，唯物辩证法，是离不开实践的。如果问题还悬在空中，那就是没有把握住唯物的辩证法。如果谁把握了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谁就能解答中国社会形式的史的发展如何，中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并且还可以解答中国革命的路向如何？我们应当怎样走？”这种对方法论特别是对方法与实践相互结合的强调，确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表明王礼锡的眼光锐利而准确。
对论战本身进行及时总结和反思，主要是由“托派”进行的。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完成于1932年2月6日，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参考的宝贵材料。他提出自己的总看法说：“中国社会史的科学研究，只有立足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观点上才能完成。”就是说，只有“属于无产阶级见地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也对论战中的各家观点作了介绍和批评。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则着重对“新生命派”进行批判，总结了该派的行情涨落。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1933年2月19日）则从“托派”内部斗争的角度提出：论战文章有三种倾向：经验主义趋向，以刘梦云、钟恭为代表；观念主义或主观主义的趋向，以严灵峰、任曙为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趋向，以刘镜园为代表。这里以观念或主观主义来概括严灵峰、任曙，非常准确，但把托派刘镜园（即刘仁静）当作马克思主义代表，将刘梦云说成经验主义，则表明了作者的宗派偏见。实则，托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忽视“经验”，即现实与实践。但不论怎么说，总结虽然主要出自“托派”之手，还是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史论战的过程有一定的真实反映。
随着论战的深化，论战各方的相互攻击、甚至谩骂也更加升温。朱其华在《动力派的中国社会观的批判：中国经济现状的估计》（1931年8月5日写于普陀山中）中回击严灵峰的批评，说：“像严灵峰这样一味胡乱骂人，至多成了三家村的泼妇。严君说他要打我的眼睛，可惜他自己就是一个瞎子。我的眼睛没有打倒，反而打了他自己的额角。”孙倬章《秋原君也懂马克思主义吗？》（1931年12月29日）则回敬胡秋原“粗鄙武断，不懂马克思主义，实足骇人听闻。”说对方“不是一位信任真理的学者，只是一个依附势力的势利之徒。”陶希圣《汉儒的僵尸出祟》（1933年2月5日）骂李季写文章不严肃，“只见四万字、八万字、二万多字等数目的排列，一摇笔就是几万字，并且只需五六天或三两天就成稿，这是可惊的记录了”，结果“竟与汉儒握手”，成为“僵尸出祟”。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二续）》则讥讽陶希圣误“伐阅”为“阶级”，是“可笑之至，无识之尤”，说陶希圣是“江湖术士”、“江湖士大夫”。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1931年12月24日）也说陶希圣“只是本着混乱的思想，混淆地胡说不清”。这些，当然已流于意气之争。
尽管如此，论战的深入还是强化了唯物史观的地位，彰显了中共所主张的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逐渐克服教条与机械的毛病。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反对抑或赞成中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论”，客观上各派都对这一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因为，并非先有了一个中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而后大家进行讨论。实际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理论正是在讨论中形成并丰满起来的。中共早先只是对这一理论有些朦胧的认识，经过这场大论战，认识才深化和完整起来。到《读书杂志》的中后期，这一理论被突出出来。反对它的人，也必须严肃地从理论上正视它了。例如，胡秋原《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完成于1932年3月2日）本着“唯物史观者，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解释”的思想线路提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不仅要唯物地理解现代社会中之辩证的关系，辩证地理解中国社会之物质基础，还要追溯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唯物史观者，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者，是从辩证法唯物论之见地，认识人类之社会构造，历史发展的。”但是，他反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张，提出：
中国现在是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而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筑在封建式剥削之上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最高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最受剥削的是农民。而先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形式，还是封建式的剥削，帝国主义又要维持这剥削制度，所以现在中国社会经济，也可以说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会经济。近来有一部分人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语病不免，而且一半殖民地一半封建，也未免机械将两者分离，而不知对立物之统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进入先资本主义阶段，即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统制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社会，而为这社会之基础的，无疑还是农民剥削制度。
这里虽然不同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却表明，“两半”的论断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具有说服与影响力的理论。而且，胡秋原绕来绕去，实则也是在“两半”的旁边兜圈子，只是语气上还倔强、还不肯承认而已。就此而言，说中共的“两半论”得益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该文本人是我写作中的《社会史大论战：1927——1937》一书中的一章，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此为改定本。
注释：
1、《读书杂志》创办前，《新思潮》、《动力》、《新生命》已经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2、贾植芳：《〈王礼锡传〉序》。《王礼锡传》，顾一群、王士权、王效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3、参看顾一群、王士权、王效祖著《王礼锡传》。第33——34、39页。4、顾一群等著《王礼锡传》，第53页。5、顾一群等著《王礼锡传》，第60页。6、《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编后》。7、《双山回忆录》，第178页。另参看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第133——134页。陶希圣为《新生命》派首领，斯大林派即《新思潮》派，反对派即托派。8、参看李敏生《胡秋原著作目录提要》，载李敏生主编《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442页。9、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10、鲁迅：《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参看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291——328页。11、关于胡秋原主要见解的讨论，可参看张大明《胡秋原“自由文学”论的意义》，载李敏生主编《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0——245页。12、苏汶文章为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所附录，分见第303、305、307、309、323页。13、参看（台湾）姜新立：《胡秋原与马克思主义》。文曰：“社会主义既为新潮，则一切好学深思之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或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乃是潮流所趋，不足为异。”载李敏生主编《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14、转引自姜新立：《胡秋原与马克思主义》。15、胡秋原曾经这样说：“1934年末我受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到莫斯科，帮助他们宣扬全国合作对日抗战，我完全赞成中共新政策。但我看出苏俄所行者并非马克思主义，其社会主义甚为浪费。当时莫斯科大审开始，我极为惊异和怀疑。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将外蒙古划入苏俄版图。斯大林又片面将中东路卖与日本，而以欢迎梅兰芳和胡蝶到莫斯科表演，作为对中国之补偿，或塞住中国人抗议之口，而他是成功的。”“马克思曾说他的学说不能应用于西欧以外，不能应用于俄国，他也不曾主张苏维埃。恩格斯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巴黎公社还是多党制的。所以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是东西欧马克思派从来不相信的。”胡秋原：《答谢之词》，见李敏生主编《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第36——37页。胡秋原的这种改变，与1923年12月从苏联考察回来的蒋介石颇有类似之处。“对苏联的考察，蒋介石吸取了苏联政治和军事组织的某些经验，对苏联红军及托洛茨基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但总的来看，他对苏联的态度由向往变为疑忌、反感。苏联政府在中国追求特殊权益的外交方针，‘集中主义过甚’的社会政策及其以国民革命为过渡时期的中国革命思想都使蒋介石深为不安，回国后，他开始批评苏俄政权，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持保留态度。”蒋介石说，他这种变化，“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见黄道炫：《民国兴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78页。法国作家纪德《从苏联归来》之典型意义，在此得到切实印证。16、参看胡秋原：《我与中国共产党》，见《中国的噩梦》，香港自联出版社，1955年。17、《读书杂志》2卷4期，1932年。18、《读书杂志》2卷9期，1932年。19、《文化杂志》创刊号，1932年。20、《读书杂志》3卷3/4期，1933年。21、王宜昌认为周谷城是《新生命》派，这无庸讳言。按周谷城自称在关于中国社会方面著有三本小书，即《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均由新生命书局分别于1930、1931、1933年出版。写于1930年1月10日的《中国社会之结构·弁言》则说，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头一项政治制度，我因同陶希圣先生谈话，受了他的暗示，自己的见解变了，很想再写过或修改一下。”这当然只是最简单而表面的证据。22、上海联合书店，1929年。23、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24、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此书因“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鼓吹中国农工参加阶级斗争诋毁本党与政府”而被列入国民党的查禁名单。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181页。25、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26、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27、上海新生命书局，1931年。28、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年。29、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30、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31、见王礼锡1931年11月12日《第三版卷头言》。32、见刘英士对熊得山著《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的评论，载《新月》第2卷第3号，1929年5月。33、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34、那时候，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毕竟占多数。例如清华北大各大学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35、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36、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是胡秋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连用的是孙倬章。37、参看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丁珉《记北方人民出版社》。而1931年9月公布的国民政府查禁的228种书刊，大部分为“鼓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提倡布尔什维克”、“宣传共产主义”、“普罗文学”等。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38、郑超麟即说：“革命失败，但为革命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风行起来，这个离奇现象是颇难解释的。历史上没有先例。各国过去的革命，每次失败之后，革命理论总要消沉一个时候的。例如，西欧1848年以后的时期和俄国1905年以后的时期。”他解释这一现象的形成是由于”中国太过于地广人众而又交通不便”等特殊状况，”正是这个特殊状况，1929年后四五年间中国出版界才能风行马克思主义书报的，――因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学生群众，被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唤醒了，虽然来不及参加这个革命，但表示同情，并希望了解这个革命及其理论前提。”但他也承认自己的解释并不圆满。见《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07——8页。39、又名《中国革命问题批判》，共14章。另著有《社会主义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据《王礼锡致胡秋原》，此人“从前在法国和朋友发起中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中国已经没有发言的地位，他自从对于社会民主党不满意而退出以后，就再没有帮口了，所以类似这篇文章一样他还有二三十万言，终于找不着发表的地方。”40、王礼锡《编者的话·关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一些消息》，《王礼锡致胡秋原》。41、此文已收入《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张闻天早年曾在日本求学，此时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任中央宣传部长，该文完成于上海，特意寄往日本，再由东京友人寄回上海发表。参看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吕振羽1936年时曾说，这时期的史学研究“除去刘梦云等的少数几篇论文外，又大多不外是政治成见的扮演或诡辩。”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86页。42、见《某君致王礼锡》。
（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