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史学方法治西洋史”。（《悼惜何柏丞先生》，《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作为史学家，梁启超与何炳松在20世纪前半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都为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纪念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想到何炳松。
梁启超与何炳松在史学研究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在史学理论上具有较多的贡献，都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史学理论，并力求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融汇贯通。
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是《中国史叙论》（1901年）、《新史学》（1902年）；后期的著作则有：《中国史研究法》（1922年）、《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中国史叙论》是梁氏计划撰著的新的中国通史的导论，《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叙论》的补充和扩展，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史学》所表述的史学思想以及在中国史学界起到的振聋发聩作用，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其2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虽然在历史观上有所倒退，但与世纪之初的“卤莽疏阔”相比，显然是更加成熟了，如对传统史学的态度，对西方史学的吸收，都比过去有了更多的辩证观点。
何炳松编译的史学理论及历史研究法著作有：《新史学》（1924年）、《历史教学法》（1926年）、《历史研究法》（1927年）、《通史新义》（1930年）等，这些著作虽不能完全代表何氏的史学理论，但至少反映了他的学术倾向。有的著作像《历史研究法》、《通史新义》，并不是单纯的翻译之作，在编译过程中，何氏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如《历史研究法》一书，在阐述西方史学理论时，“遇有与我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在《通史新义》中，何氏还叙述了“中国史学之发展”。即使是《新史学》那样的完全翻译之作，何氏也作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对书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评介，把其中的一些原理与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相对比。可见，何氏在编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把他认为是正确的西洋史学原理吸收到中国史学理论中来，使之最终成为中国的东西。于此同时，他也撰著了一些史学理论文章，如《论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上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怎样研究史地》、《历史教授法》等。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明显地带有西洋史学理论的痕迹，但已经过了何氏的消化，形成了他自己的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
梁启超早年宣传变法，变法失败后逃至日本，以后又到檀香山、澳洲、美洲开展变法宣传和组织工作。1919—1920年，他到欧洲游历，历时一年多。他前期的史学理论著作，吸收了日本史学理论的某些成果，如他的《新史学》与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在结构和标目上均有相似之处，就说明这一点。而他后期的史学理论又受到欧洲史学理论的影响，如郎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等。在巴黎期间，梁氏请留法学生李宗侗为他讲《史学原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虚怀吸收由此可见。何炳松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接受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所翻译的著作以这一派的居多。但对欧洲的史学理论，他也酌情吸收，如《通史新义》就吸收了郎、瑟二氏《史学原论》和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观点。由于梁、何二氏对中国传统史学均有深厚的修养，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相联系，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有那种生吞活剥之印迹。
第二，他们都重视编著中国通史。一般地说，通史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因此，也最能说明一个时代的史学成就。梁启超、何炳松都对编著中国通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梁氏来说，中国通史一直是他最高的治史追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与他编撰新的通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后写的有关地理、民族、年代等方面的文章，都是为编撰通史服务的。在《三十自述》中，他说：“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心之发达”。（《饮冰室文集》，卷十一）他还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并与章太炎通信，讨论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稿”。晚年著作《太古及三代载记》等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他讲《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在论述通史的做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重在论述专史的做法。因为他通过几年的编撰实践，清醒地认识到“做通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梁氏重视史学理论研究，但与中国通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相比，史学理论不过是他的“治史之器”。何炳松研究史学理论，其归宿点也是通史的编纂。他把自己编著的历史研究法著作命名为《通史新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阅读的通史”。他也论述了通史与专史的关系，说“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们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类社会进化史”。（《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01页）何氏以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拟了一个中国通史计划，预定请国内若干历史学者通力合作。全书分作200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第三，他们都对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怀有自觉的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作为近代意义的学科，中国史学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何炳松对此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梁启超最早明确地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把“史学史”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史学史的做法”。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要特别重视四个方面：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并围绕着这四个方面，第一次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何炳松1925年就与郭斌佳合作，翻译美国绍特韦尔著的《西洋史学史》，目的是为编撰《中国史学史》作资鉴。他对刘知几、章学诚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分期，撰著了《浙东学派溯源》，立志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虽然由于诸多原因，他的专著没有完成，但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热心提倡和有计划的探讨，却促进了这门专史的进一步发展。梁启超和何炳松，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创时期的代表人物。
从文献上看，梁启超与何炳松似乎没有直接的交往。然何炳松在给梁氏弟子姚名达的书信中，谈到过梁启超，他说：“足下得任公先生为师，诚大幸事。任公先生为吾辈先进，才高学博，素所仰望。唯其主张史事上有因果关系，尤未敢苟同耳。”他举出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说明“史家事业在于追溯源流，不在推求因果也”。并希望姚名达向梁氏陈述他的意见。此信写于1924年11月，当时姚名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师从梁启超学习，何炳松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姚氏是否将何炳松的意见传达给梁氏，不得而知，不过梁氏以后的确改变了他关于历史因果关系的看法。所谓历史的因果关系，是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的。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何氏上述历史不存在因果律的理由，梁氏在《研究法》中也谈到了，说自然科学的事项与历史事项的不同有三：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但他认为，不能把历史的因果律同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同等看待。也就是说，上述三点，并没有妨碍他承认历史的因果律。可事过一年，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中，梁氏即不再坚持历史有因果律了，他说：“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的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他检讨自己说：“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那时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这样，在历史的因果律问题上，梁氏与何氏又走到了一起。由于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和演化，是人类心理活动的结果，所以，他们对“心理研究法”都极为推崇，认为是“最正当的社会史研究法”，而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此，他们找不到历史的规律性，最终在历史是否是科学的问题上，陷入了迷茫和矛盾。
梁启超与何炳松，是20世纪前期在史学理论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史家，由于他们对唯物史观存有偏见，他们终于没有迈进历史科学的殿堂，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始终不能理直气壮地予以肯定，他们历史观的局限性由此也就显露出来。因此，继续将历史学向更高处推进，就不是他们的史学理论所能承担的了。史学呼唤新的理论。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