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中小学时代的师恩更加难忘。这是由于儿童和少年可塑性很强，中小学老师比大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我开始进的小学，在武昌胭脂路，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非如校名那么美好。抗战前，武汉的小学老师都执有教鞭，在课堂上除用以指点地图、板书外，还具有敲讲台乃至“接触”学生肢体的威慑功能。有位姓凤的中年女教师，语文课教得很好，但从来不苟言笑，极为严厉。我由于大字往往写出格线且溅有墨汁，时常有幸蒙受教鞭的“关爱”。凤老师出手颇重，特别是冬天酷寒，我们上课前都要在课桌边角上把手心摩擦得红通通的，否则冷手挨重鞭其痛更加难熬。但我从不怨恨凤老师，她确实希望我们有所长进，而每次上课她眼眶都有两个大黑圈，操劳已使她过早苍老。
1933年，我回到芜湖，随着哥哥、姐姐进入襄垣小学。记得抗战胜利后我曾旧地重游，看见1937年我们毕业时捐献给母校的纪念亭依然保存完好，碑石上还刻有我们全年级的同学姓名。这所小学当时小有名气，特别是文艺活动出色。可能由于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音乐教师。程主任曾把京剧《蒋干盗书》等折子戏改编成现代歌剧，演员、伴奏完全由学生担任，演周瑜、蒋干的两位主角都是我们同班同学，公演后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这样浓郁的艺术氛围，对儿童性灵的陶冶很有好处。
但对我影响更大的却是张校长。我才进入该校一年，他就因为校内人事纠纷愤而辞职。
父亲很敬重他，请到家中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帮孩子，仿佛是一个新式的家塾。课堂利用我家工厂接待外国工程师的“洋房子”（一座欧式小楼），大家围着长形的大餐桌听他讲课。他就住在楼上，星期六晚上才进城回家。为了表示尊师，每天中午由三哥开诚与我陪同进餐，无非是四菜一汤的家常便饭，冬天则把汤改成火锅。张校长文化素养很好，语文、数学、史地都能教，虽然在我家是客体，但对学生要求甚严。不过他从不打骂，总是温文尔雅地耐心规劝。他最看重的是开诚，据说有意把女儿许配给他。有次作文，开诚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校长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套语。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我都沿用“比欧文斯跑得还快”的比喻。张校长对此不以为然，正色告诫说：“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十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不久张校长另有高就，于是我又跟着哥哥姐姐，每天沿着漫长的石板路进城，在襄垣小学读六年级。这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我们小学至少有三位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我们语文课。他出的作文题目都结合现实，如《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之类，爱国救亡的热浪滚滚于课堂内外。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开始时，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欢聚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救亡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我们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随着辗转西迁的难民潮进入四川。父亲由于薪水微薄，难以养活众多子女，便把我和二姐、二哥送到江津德感坝读国立九中。作为沦陷区学生，既可得到“贷金”维持生活，又可免费继续升学，真是天大的福音。但从此也就与家庭长期隔绝，完全靠学校和老师照管，当然是极为粗放的照管，不可与现时“封闭式”贵族学校同日而语。
德感坝是一个乡下集镇，九中校部就在附近。我先后读过的初一分部、高一分部，却都在更为偏远的山上，借用两座很大的祠堂，另外临时搭建一些简易的竹篱茅舍，就算我们的寝室与教室，只能说是聊以避风雨而已。但九中的师资与图书堪称上乘，实验器材也能满足课堂教学需要，这在战时是很少见的。据说安徽大学部分教师内迁四川后无法复校，便降格以求大批转入九中。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访先，但他似乎从未来过，实际负责的是副校长邓季宣。邓原先是安徽大学教授，为清代怀宁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后裔，曾留学法国专攻哲学，是深受人们尊敬的一位学者。在他的领导下，九中学风严谨而又比较开放，经常请住在重庆或路过江津的学者专家为学生作报告，现在记得姓名的有魏猛克、马丝白等。他对蛰居江津的陈独秀也很尊重，不时过江前往探望这位同乡前辈，陈的儿子松年就在九中管庶务。
在我的记忆中，九中有许多好老师，特别是在高一分部。有两位语文老师对我影响较深。一位是姚述隐，河北或山东人，颇有慷慨悲歌的燕赵风格，教学深入浅出，讲元曲尤为精彩，听课简直成为美的享受。“枯藤老树昏鸦”之类意境，往往使我流连忘返。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是得益于姚先生的熏陶。他对我们的作文批改认真，遇有佳句则朱笔圈点，批语亦耐人咀嚼。另一位是朱彤（原名金声），南京人，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当时却已小有名气，曾把《红楼梦》改编成话剧《郁雷》，并且有著名的话剧团在重庆演出，引起不小轰动。但他对我们影响较深的，却是非常注意课外活动，曾带我们去附近的著名诗人吴芳吉故居参观，还去过一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煤矿。我们这些难民学生已经够苦了，但看到那些赤身露体、瘦骨嶙峋的工人，在黑暗且积水的洞穴中匍匐着掘煤或拖煤，有的工人两眼已经失明依然勉强背煤，这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简直是人间地狱！朱老师把我对文学的兴趣从古代吸引到现代，并且促使我更加关切与同情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我离开九中以后，朱老师仍然经常与我通信，教我如何读书与做人。
我们还有一位很出色的英语老师赵宝初。安徽人，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已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像朱老师那样热情奔放，课余与我们也少接触，但课堂教学却是非常投入。他的文化素养较高，知识面很宽，讲课时常能纵横比较，引人入胜。他的讲课仿佛缓缓流动的溪水，时时以知识的清泉滋润我们幼小的心灵。在他的启发下，我热衷于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强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了解；同时也酷爱做英语语法图解练习，虽在失学失业四处流浪之际仍乐此不疲。我的英语现今勉强可用，应该归功于赵老师诱导有方。赵老师课余爱好京剧，偶尔也唱几句，他的弟弟荣琛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程派青衣。1990年我在普林斯顿见到他的妹妹，据说当时也在德感坝教小学，谈到大哥（宝初）即不胜凄楚，原来已过世多年。
对学生课外活动关心更多的，应数音乐老师瞿安华。他也是怀宁人，瘦削然而精干，可能是由于指挥时习以为常，头总是稍微左偏做倾听状。他不仅把全校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弄得热火朝天，还物色一批有天分的男女学生组织合唱团，经一段时间强化排练后，正式以四声部演唱赵元任的《海韵》，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擅长二胡，常在课余辅导我们学琴，还指导我们做二胡。好在遍山都是竹林，琴杆、琴筒和制弓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蛇皮靠自己捕捉剥制，马尾（做弓弦用）从附近歇息的马屁股上拔。一时间几乎人手一琴，弦歌不绝。刘天华的名曲，诸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我都会拉，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可惜弓法习惯已坏，难以进一步提高。抗战时期的农村，连温饱都无保证，何敢奢望广播、电影，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为艰苦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与色彩。离开九中后，我与瞿先生毫无联络，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使我终生难忘。“文革”后我曾在报上看见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二胡演奏的导师就是瞿安华，职称是教授。我想这是他应有的归宿，好人理当平安。
学生时代很爱给老师起绰号，有位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被叫做“老马”，其真实姓名反而早已忘记。他对我们关怀得无微不至，且常以生活经验开导我们。有句口头禅常挂在他嘴边：“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遂以此得名。但我们当时却厌烦这位识途老马的啰唆，老远看见他便悄悄避开，唯恐被他拉住喋喋不休。半个世纪早已过去了，但“老马”那穿着俭朴的身影，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多年以来，我也常爱向学生喋喋不休，大谈什么人生经验和治学方法，年轻人礼貌地微笑听着，但他们是否也有点厌烦我啰唆呢？我觉得“老马”的基因似乎已遗传给我了。
九中老师中也有若干对我深恶痛绝，并号召大家“鸣鼓而攻之”者，现在唯一记得其姓氏的是教世界近代史的魏老师。魏老师是山东人，身躯高大，乡音极重，经常穿一身深黄色中山装，颇有军人风度。他非常崇拜俾斯麦，在课堂上大谈这位铁血宰相的文治武功，却又用浓厚的山东口音把俾斯麦念成Biesmarkai，所以我们背后就称他为“俾斯马凯”。九中本来宁静得像世外桃源，师生安于清贫而专心于教与学。但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连僻处乡野的区区中学也难以幸免。邓校长因遭受诬陷与污辱愤而辞职，教育部把原在八中当校长的邵华调来九中。邵华也是国民党中委，但不像陈访先那样无为而治。他长期住在校部并且带有一批亲信，与当地军、警、宪、特均有联系。高一分部多次发生学潮，更是他注意防范的目标。我本来是个循规蹈矩用功读书的学生，只是在比我高一年级的若干学生影响下，常为他们的壁报写点散文，偶尔也画点漫画。乡下见闻有限，写的画的都是校园内的所见所闻，免不了对校方有所讽喻。但就连这些微笔墨竟也引起某些人注意。1943年春，我已读高三上，“俾斯马凯”时任高一分部训育主任。有天上世界史课，他先不讲正课，却拖长声调宣读我的一篇周记（实际是课外作文）。大意是说一群白鸽在蓝天飞翔，悠扬的鸽鸣声惊扰了酣睡者的清梦。这些绅士们怒吼并持竹竿驱赶，但鸽群飞翔与鸽鸣悠扬如故。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可能是模仿鲁迅的某篇散文，但丝毫没有讥刺时政之意，何况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共之争。但魏老师却小题大做，厉声呵斥：“你要自由？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当时我还不满17岁，又昧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对“到莫斯科去”一语的险恶含义毫未察觉。但感到很委屈，因为完全没有这些念头，却又气愤得说不出话来。魏老师号召全班同学揭发批判，但无人应声，只有班长（姓王，以前在学校当过号兵，有20多岁）站起来编造一些情节坐实我确对党国心怀不满。我更愤极语结，当然也毫无认错之意，顿时形成僵局，课堂一片寂静。魏老师似不满意，但又无可奈何，大手一挥命我坐下，这才开始讲课。课后我冷静下来，恍然大悟祸源出于班长，因为周记一般是经由班长收齐交给班主任的，而兼语文课的班主任平时还常常夸奖我这些模仿鲁迅杂文风格的稚气作文和周记。班长大概是刚发展的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接受了什么特殊任务，因急于表功便把我当成牺牲品，其实平时我是把他当老大哥看待的。课堂风波以后，学校领导并没有找我谈话或立即给以处分，但学期结束时我却接到勒令退学的通知。
事后才知道，邵华认为高一分部乃是九中乱源，主张治乱世用重典，所以任命“俾斯马凯”这样的铁腕人物当分部训育主任。1943年上半年受处分的不止我一个，上一年级的学生多人被开除甚至被捕，有一人且病死于狱中。
田园牧歌似的中学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然而九中在我心中依然保持着永恒的美好回忆，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的梦。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