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峰:历史数字化、认知与记忆

“历史数字化”“数字化历史”等观念的提出意味着历史学家正在以极大的热情拥抱着数字技术的到来,而根本的问题是反思这种热情的合理性。可以说,数字技术的极大发展为历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更为便捷的工具,而历史领域恰好需要新的方法突破以往的方法局限。但是这并不是历史数字化的实质。历史数字化意味着四个方面的规定:从 Continue reading

强世功:想起了黄宗智——本土化与法学传统

进入90年代,学术界虽然没有像80年代那样由于种种思潮不断而显得热闹非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平静或不经意中出现了一种“黄宗智现象”。可以说90年代中国的学术发展与黄宗智的论述有着密切的勾联。且不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海外汉学的涌入,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和《长江三 Continue reading

张宝明:大数据视野下历史学的双栖性

内容摘要 史学建基于史料之上,史料愈丰富,史学的基础则愈巩固,史学的话语权就会更加强势。“大数据”是新媒体、云计算、网络化带来的系统时代工程。“大数据”时代历史学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它一方面减少了传统以勤补拙之“笨”功夫治学的成本,让历史学处于最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无形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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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

——“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笔谈之一 【《史学理论研究》编者按】互联网不仅改变着当代生活,也在记录和创造着历史;它不仅改变了史学研究方式,也影响和改变着史学家。史学家不仅在文献和文物中研究历史,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悟历史,因为昨天的生活就是今天的历史。显然,互联网极大地丰富了史学家的历史感受,这种 Continue reading

钱乘旦:科学是个好东西,唯科学论是个坏东西

“民主”与“科学”(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话语中最常见的范畴。长期以来,我们对“民主”的起源和由来谈得较多,而对“科学”的这方面情况的介绍却较少。有鉴于此,笔者重点谈一谈“科学”的有关情况和问题。 “科学”是怎样兴起的 在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Continue reading

杜维明:人文学与知识社会——兼谈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

[内容提要]在知识与信息社会中,人文学与现代大学的理念关系甚紧,大学应承担文化的传承和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批判的角色;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首先应该是使其深刻地认识自己与了解自己,培养其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能力,即所谓的“成人”教育,或称通识教育,其次才是专才教育。人们对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不同选择,与 Continue reading

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 Continue reading

杜维明:全球化和文明对话

编者按:近来,学界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气氛十分活跃。我们特开辟“现场”这个栏目,专门刊登各地学者的学术演讲。我们希望这个栏目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非常荣幸能够到闻名全球的中山大学,又恰逢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不久的蜜月时刻,来和大家探讨近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 Continue reading

杜维明:儒学的机遇与挑战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