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他在运动后不久这样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两种启蒙的困境——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

从五四的文明自觉到三十年代的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这段心路历程,意味着中国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紧张性。中国文化是普世的,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古老的人类文明,具有全人类的意识,然而,这种普世性又是从华夏-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升华而来,因而中国文化又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民初乱世中的”土豪“与“游士”

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二千多年之中,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成为国家官僚,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王权制度的崩解,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士大夫阶级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社会当中,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与出世

1938年7月30日,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上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知识分子为什么重建社会重心失败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外圆内方: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群像中,有一组形象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里,既未像有些人那样用生命点燃正义的烛光,以呐喊抗争人间的邪恶;也不曾如另一些人那般随浊流而上下沉浮,在屈辱中苛且偷生。他们不乏抗争的义举,但这抗争总是带有力度上的缓冲和节制;他们珍惜个体的生存,但这珍惜似乎又为了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为什么诞生在上海

近些年来,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一起,在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被尝试应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但也引起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虽然集中在经验层面,但背后蕴含着一个更深刻的理论问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公共知识分子(pub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 Continue reading

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从80年代文化热开始,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知识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话题。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在中国市场社会的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一部分学者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的性质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所 Continue reading